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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能解决中国的污染/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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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能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造成污染的现代产业及其依赖的科学技术,是从基督教文明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相较于其他文明,同源一体的基督教文明对现代产业及其依赖的科学技术较具免疫能力。
    
    
    (一)
    
    2014年1月10日,BBC科技事务主编大卫 舒克曼发表“记者来鸿”质疑说《中国“末日大雾”有治吗?》,指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一路滑坡。
    
    中国希望扭转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空气质量成了中国人特别关心的一大问题。有中国官员表示,对改善空气质量“很有信心”,但是也有评论人士不甚乐观。BBC科技事务主编舒克曼前往中国,呼吸北京的空气,听官员表决心、专家谈看法、市民吐苦水。
    
    末日降临般的大雾,让包括北京、上海、哈尔滨在内的中国主要城市陷入近乎停滞。而中国的首都北京,污染经常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安全极限。
    
    中国政府投入1.7万亿人民币(约合1800亿美元),清理电厂和交通废气。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大气处副处长王斌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如何成功治理空气污染。他说,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和日本东京等大城市过去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比如说伦敦,就曾被称作雾都,这是快速工业化造成的后果。
    
    除此以外,中国也在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风力、太阳能发电等,取代成本最低、但污染最严重的燃煤发电。不过,至于这些措施是否足够严厉、官方的乐观有没有道理,许多人还是不能肯定。一位母亲告诉记者,她非常担心七岁的双胞胎女儿的健康。污染严重的日子,她坚持要求女儿吉祥和如意戴口罩,“北京人太多、车太多,影响孩子的健康。我认为,北京不是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果不影响孩子上学,我宁可搬到空气和环境更好的南方去。”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长期致力于研究空气污染。他说,个人感觉是,过去两年,北京雾霾日频率上升,“我们有数字可以证明。”另外,雾霾的浓度也提高了。潘小川表示,“这就是说,北京出现严重雾霾的时候,PM2.5和PM10读数非常高。”PM2.5和PM10是肉眼看不见的颗粒物。这些颗粒物可能包括燃烧不完全的燃料,直径小到可以进入肺部、甚至血管的地步。
    
    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对PM2.5安全上限的规定是,24小时平均值为每立方米25微克。大多数中国城市PM2.5经常超过200,有一次,北京甚至达到800。鉴于空气污染可能给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造成危害,潘教授说,定期发布污染数据“有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价值。”直到不久前,中国当局并不公布PM2.5数据。不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此类监测数字。这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2011年北京发生严重雾霾期间,后来当局被迫改变政策。潘教授认为,(发布数据)可以警示公众,何时适合出门,何时最好不要出门,老人和儿童如何注意健康。
    
    空气污染的威胁如此严重,以致于一家国际学校采取极端措施,“封闭”部分操场。“北京国际学校”现在拥有“绝缘空间”,安装了巨大的充气穹顶,室内空气过滤、用正压将污染拒之门外。这所学校的运营总监格里克·蒙罗(Gerrick Monroe)说,一次,空气污染迫使学生连续20天不能出门。之后,学校购置了穹顶。他说,考虑送孩子来上学的父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经常是空气质量怎么样?“这是卖点之一,我们非常重视室内空气质量。”
    
    从长远来看,人们希望,政府推出的措施会开始见效。但是,著名环境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世秋说,在经济发展、脱贫和公共卫生之间寻求平衡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张教授说,这“高度依赖于”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实施重组战略,中国是否能够转用清洁能源,中国消费者能否改变行为。
    
    一些评论人士对近期内环境改善前景不甚乐观。张教授还说,从前,如果政府计划放缓经济改善环境,公众可能不能同意。但是,经历了2011年的PM2.5事件之后,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意识提高了,迫切希望改善环境。“但是,尽管中国的总体GDP增幅巨大,人均水平依然很低。所以,中国应该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解决贫困问题。”现实是,减少中国的污染问题,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公众意识、绿色技术双管齐下,也许有助于加快进程。
    
    ……
    
    英国BBC的报道似乎跟中国的政策一样浅薄,这个鸦片战争的发动国似乎完全忽略了中国和发达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发达国家只有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和日本东京等少数几个超级都市一度存在严重污染,而没有中国现在流行的全国性的严重污染。
    
    而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背后,还隐藏着支配这些“上层建筑”的“看不见的手”——宗教观念。
    
    现在统治中国的宗教是马列主义的无神论,这种马列宗教不仅视人命为草芥,而且把其他一切生命(当然也包括人命)都看作物质,可以按需分配、随意处理。
    
    而在中国民众心灵中,潜藏在马列主义无神论宗教背后的儒释道三教等传统信仰和文化沉淀,又缺乏对于现代科技力量恶性膨胀的免疫力和抗衡力,根本就不是对手,或至少不像基督教那么具有免疫力。甚至,和基督教同为“亚伯拉罕宗教”的回教,在这方面的免疫力都强过儒释道三教。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完全没有可以制衡科技力量恶性膨胀的精神要素。
    
    基督教能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造成污染的现代产业及其依赖的科学技术,是从基督教文明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相较于其他文明,同源一体的基督教文明对现代产业及其依赖的科学技术较具免疫能力。
    
    基督教和现代科学表面上南辕北辙,但实际上都是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精神产物,具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质,也有献身精神和异化倾向;甚至连现代科学的“进化论”,也来自基督教的“拣选论”,“自然选择”不过是“上帝选民”的通俗版。
    
    “马太效应”不仅是神的法则,也是西方社会的法则;这与中国的“患不均”、“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基督教社会可以发展出企业家精神,中国却发展不出企业家精神。
    
    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却是相对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世俗功利的。从第二期中国文明之中,是绝对产生不了现代科学的,正如却基督教化的中国社会也无法自己发展出一套资本主义的玩意儿。
    
    早在百年之前,梁启超等人就作出过比较,指出中国人凡事不认真,得过且过,而西方人即使在从事破坏的时候,也十分认真努力,这是他能够轻易击败中国的内在原因。
    
    确实,西方具有“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为企业而企业”精神,中国人则没有“为什么而什么”的精神,结果导致中国人凡事都要问“有没有用”?也就是“能不能换取金钱权力”?这样的人群就像低级动物那样“讲求实际”,女的没有浪漫情怀,男的没有骑士精神……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中国人的这些特点就是因为没有受过基督教的教化。
    
    “为什么而什么”的精神,都是从“为信仰而信仰”的精神中衍生出来的;“凡事都不问有没有用也不问为什么”的精神,都是从“为上帝献身”而不是“向上帝祈福”的宗教——基督教里派生出来的。这宗教不是空谈高尚,而是从耶稣基督血淋淋的受难中,获得了最高的示范、终极的安慰。基督教精神把现世的失败看作上帝的恩宠,从而使得自己的信徒成为不可战胜的殉道者。获得了这种精神的欧洲,从蛮族入侵的黑暗走向了中世纪的光明,丧失了这种精神的
    欧洲,从地理大发现的光明走向了后现代颓废的黑暗。
    
    现在中国大陆有些流行作家承认:“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其实,这个答案是清楚的,就是中国缺乏基督教。
    
    基督教和现代科学的这层母子关系,还体现为现代科学与希腊科学的差异,现代科学虽然建立在实验证实的观察基础上,但其出发点却是超验的神学、动态的能量,是对基督教圣灵观念的经验化与世俗化。而希腊的科学观念却是机械的、静态的;所以若无基督教的哺育,欧洲人永远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以上种种说明,中国单方面地引进基督教哺育出来的现代科学,却拒绝引进哺育了现代科学的基督教,一定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相形于未来的大灾难,现在的“雾霾”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二)
    
    回溯高级宗教的历史,其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文明人类的灵魂诉求,但最终却归结为对于野蛮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不难发现,它在野蛮人中间扎根深,在文明人中间扎根浅。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创社会依然茂盛,因为前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并不能见容于它们的“原产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终只能在外国流传。其中传播到文明地区的,相对都比较肤浅,如佛教在中国(包括中国化了的“熟番”如朝鲜、越南、日本、鲜卑、西夏、辽、金、元、满洲),基督教在希腊(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都不如在它们周遍的生番和蛮族地区,扎根得那么深。例如,佛教在拒绝汉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汉化不及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的成功,显然更为深入,它们都拥有了稳固的国教地位。同样,基督教在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等蛮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和这些蛮族在欧洲海外开拓殖民地时征服的(无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显然更加稳固。而在有文字的亚洲各国,基督教的传播其实十分有限:因为这里的基督教更多是作为灵性的载体而非文明教化的载体来发挥作用。更多渗透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无法征服文明社会的上层,即使在印度那样的“三百年殖民地”,传道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在希腊文明圈和在中国文明圈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彻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中国社会还几度发起排佛运动;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质,中国得以避免了罗马遭受的解体和希腊遭受的外来宗教的二度征服,后一次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带来的伊斯兰教……而希腊之所以被基督教完全同化,可能和希腊文明本来就不是独立起源更有关系。至于埃及虽然独立起源,但毕竟版图太小。
    
    修道院也有类似现象。以往人们看到修道院起源于东方(如埃及),多为冥想团契,只是传到了西方,才变成生产基地,其中也包括文化生产,尽管只是复制,缺乏创造。当人们谈论何以显示如此区别时,多从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懒惰的东方人”在创造金字塔、亚述兵团和空中花园时,其实并不懒惰。在我们看来,修道院制度的区别,其实是东方的文明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在宗教追求之上的性质差异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脱离世界,野蛮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对于后者,高级宗教其实就是文明开化,是与字母、文学、生产技能、社会组织、哲学观念一同输入的。所以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退隐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并不设立在城市里,而是设立在荒野,也就是设立在接近蛮族的地区。表面上是脱离城市,其实在开化危险的蛮族。开化的结果是教会与蛮族共同创造了尚未形成的西方文明,而不是像余英时院士误读的那样是教会“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
    
    在文明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是作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则被全盘接受,如罗斯人接受东正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连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蛮人那里,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体的,宗教等于文明的生活方式,离开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种堕落。但对文明人则不尽然,宗教与文明是可以分离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说文明之后的那种灵性的生活,离开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并没有脱离教化。
    
    如此看来,社会救济和福利传教可以帮助野蛮人确立信仰和信仰基础上的文明教化,但这对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却较难发挥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为文明社会具有复杂的文化传统,无法全盘移植外来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会的巨变造成了文明过程的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和秦汉帝国之后(西晋)所发生的事件那样。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很难在中国生根的缘故。但是,正因为基督教很难在中国生根,所以为了更好地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元素,就更需要列基督教为国教(哪怕一段时间),让中国文明可以完成第三期的充分生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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