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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四五一代背水一战/陈永苗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08日 转载)
    
      应该这么说,我们从结果来看,话语不是战斗,而是被战斗。被抓被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并不是一定是胜利。不能拿当局是否注意,是否被抓,当做力量力度的标准。我们不能没有主体性,以当局对我们的镇压,为我们是否有力量,能否造成胜利的标准。
        早在世纪初,王炳章看到改良不可能,革命没办法,此时他在突破一种困境。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需要去体验这种困境,去进一步寻求突破。

       我们必须把讨论问题设定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怎么战胜它。 在我们怎么战胜它这个领域内,几乎所有政治定律都失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切历史可能性的例外。
    革命语境不成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如何突破没法革命的限制,革命的迫切渴望没法通过不断的呐喊来突破限制性困境。简单地说,革命没法爆发,怎么办,没法革命,怎么办。光是信号,光是冲锋号干吹,信号多得没信号了,冲锋号响得大家都睡着了。
       我们遭遇的中共给了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处境:革命的执照被吊销了。所有革命的路都被堵死了。革命的呐喊,发革命的信号,我们以为可以发动革命或者影响,其实毫无关系。两条根本不交叉的河流。 底层的革命是按照农民起义的逻辑走,大规模死亡或者危险造成爆发。任何一个火星都灭掉。
        在中共的磁场格局里面,我们是彻底的暗子,动物性。改良和你没关系,你也革命不了,告别革命与你无关,你支持与反对,起不了半点涟漪。这是一个彻底被放逐的虚无空间。他们的话:这里没你们的事,你爱想随便。换一句话,在中共的磁场格局里,我们没有任何主体性,允许你认为自己有。
       革命立场当下没法革命时,还是虚无主义与口泡。立场就只能民国当归,这是革命之外最后一层保障。民国是被窒息的。我们的反击,是必须从虚无的黑暗地带开始的,从没有主体性的主体性开始,从没有历史的人们开始。从农民工,从民国,从蚁族。从体制磁场所囊括的力量,是没有反击的力量的,包括知识分子。
       政治反对绝对不会为大众接受,成为主流,不管在改良与革命中。我认为革命的政治反对立场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使爆发底层生存危机,那么驱动底层的还是基于生存的斗争,也就是其革命的逻辑,与你们所阐述的革命立场的逻辑,还是格格不入的,除非有一大批夹在你们和民众中间的人。
        除非有一大批夹在你们和民众中间的人,而且能长久地启蒙影响民众,在他们身上,也就是,如阿伦特论革命中说的社会问题打扮成政治问题。然而今天农民工与蚁族地位与知识界民运脱节,注定走生存伦理抵抗的逻辑。
       四五一代以降持精神性立场的,嘲笑八零后九零后的物质性立场,而我却在前者身上看到专政,后者身上看到宪政。前者所谓精神,毫无精神性,不外乎在成为毛神的金字塔中攀升,无止境攫取的利益渴望,成为人上人的宗教渴望,把权力政治当做信仰救赎的渴望。自我保存是宪政的,无限攫取的权力意志是专政的。
       随着洗李等四五一代走上历史和权力中心,中国人与毛泽东的毛左毛右儿子的冲突全面紧张,政改是四五一代最后的救赎,没政改他们就是历史耻辱柱上的罪人。我们必须不接四五一代的棒子,而且断他们后路,背后捅刀子,迫使他们背水一战,要么战胜,要么殉葬。
        从成功学的权力政治分赃视野来看,四五一代肯定是幸运但无能的文学青年,权力与话语权都在手中。你充满今生的情欲与分赃的渴望,没有民国视野,你肯定膜拜他们的成功,把他们作为巅峰,你要模仿攀登。你没加入现体制分赃的渴望,就可以藐视他们:四五一代是人类最脏最邪的怪物一代,比他们红爹更胜。
       有个小伙子说:民意已够,只是人们没有地方可以站队。所以人们只能当带路党。没有地方那个站队,开拓不出地盘来,却只能威逼民众怎么不站出来,愚民,被压迫活该。但是实际上是是有地盘的,是民众在后极权缝隙里自己抵抗创造出来的敌后根据地,精英有不削一顾,觉得没法夺权不下沉。
        在今天没法有更高的突破,都被中共网格化控制而有的抵抗缝隙,都是暧昧的。更高的突破,是行动,维权或者民国。尽管还是有一定暧昧,因为在中共引力场,但有能力突破。
       四五一代话语的抗争,极为暧昧,所以我否定中共的反对派,赞成民国的反对党。如果不能做到只骂马英九,不骂习近平,那么就成了中共的反对派。
       不断开拓话语之外战场。这样启蒙被边缘了。屠夫们的出现,造成摄像头方向扭转。维权用来压倒启蒙,把有限的话语资源放在创造根据地上。不仅要有反启蒙的鞭子,更要有梯子和楼上楼。
       大部分普通人其实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法有场地让他们站队。 维权运动算给被迫站出来的人,加上网络,算找到了一块不那么安全的场地。 现在至少要有个站立的地方,立锥之地。
       启蒙是有了讲台这块场地,但是是贵族的,少数人的,门槛很高的,而且成本很大的。维权提出来,一个很大原因是为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提供一个社会运动的场地,他们已经没有可能成为启蒙精英了。 不给他们场地,他们就极端了,而且没政治训练或者社会运动的经验,起来了革命就胡来乱搞。
      我还是重提一下做民国的反对党。以我们大陆人的声音,向民国议会与政府发言,能影响他们的。针对大陆政府说话,那是大象屁股推不动。目前我们的力量只有只有话语,我觉得应该用在刃口上。大陆这边只能等他瓦解死掉。做的事情影响不了专制,只是为将来预备。传统大陆民间想的转型路径,都是虚空。
       都在革命性也就是打倒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的目标渴望支配下,八十年代启蒙也没破了共党什么,只是沉淀下文人精英,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只是获得一定物质独立,沉淀下实务民主人才,二十一世纪维权只是为挣回一些利益,沉淀下法政维权律师。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有沉淀。
        我2006年论述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不是去摧毁过去的建设性沉淀,而是继承的前提下往前走,八十年代的以来民主启蒙运动,有着对人民舆论主权的信心,也就是美国那样人民通过舆论掌握主权,不需要通过暴力,类似于希腊通过说服而统治,这种信心需要帮助维持下来,民主化后有用。所以我想把改良的努力,推向民国,在民国之内改良,来继承这种信心。
       民国是可以改良的,而采取了革命,共国是不可以改良,偏偏要求告别革命。知识分子对民国还是提出革命要求,如国军光复,不肯在民国法权内,向民国政府要求改良,逐渐的制度变更光复大陆。而偏偏要求中共改革制度变更。我的立场是在民国要改良,在共国要革命。
       就是立足大陆,因为民国国体还在大陆,大陆人民为主体,向民国政府要权利,这是一种宪政化的革命。如果抛弃党国思维,依赖宪政思维,找民国政府要权利,正是立足大陆。以大陆沦陷区人民为主体的反对党。你不找你国家要权利,难道你还找你的敌人要权利?何谓一个民国的反对党,是说我们自己的。
      民国当归对于将来革命而言,有着一个避免无政府混乱恐惧的作用,另外一个避免对陷入革命带来专制循环,新专制的恐惧。 目前对和平转型的信心逐渐灭绝,民间暴力革命的呼声逐渐强大,人心趋于暴戾和极端冲动。如果把改良能避免无政府主义冲突和平转型当做一个非常渴望的目标来看,也只有民国当归,例如相信国共合作或者民进党登陆,也就是只有民国国体再次降临,才能帮助改良之火不灭。对于改良还是革命,民国当归都是很重要的,改良派找到了改良,革命派找到了革命。
       用民国当归将自己革命暴力立场隐藏起来。举恐怖分子做一个不切当的例子,现在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受过高等教育的,哪一个会在嘴巴上那个扩音器喊打喊杀喊杀全家的。民国当归就意味着最彻底的,势不两立的革命立场。是保守主义之下最激进的革命。看起来很温和,但对体制确是最大杀伤力的心里武器。驾驭住革命暴力,为革命立法。
       政改就是中共的安乐死,本质上就是革命,也就是说改良与革命被囊括于中共的张力之内。改革与革命本身就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在二者的立场冲突中被当做了目的,都道德化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和绝对尺度。封神演义中圣人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并没有指定姜子牙要革命还是改良。民国当归将改良与革命下降为手段,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二者冲突,且盖过中共的张力。
    几乎无法提供路线图,谁都无法担保自己提供的路是会成功的,我强调的是在路线的无数,党派与思潮的多元,然而必须在其上有一个拱顶石或者压仓石,那就是民国宪法。必须行动以及在行动中遵守宪法,至于策略与路径,不同的党派可以认为自己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宪政底线。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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