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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农业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0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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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一)
    
    北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二十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三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三起、运输工三程三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七起、运输工程八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中国各个地方国家人口加起来约有一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这是因为宋朝不是一个统一帝国,而只是地方王国。到了大一统的元代则完全不同了。
    
    1368年至1840年,即明初至清朝中叶,除明清交替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全国性战争外,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统一和安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尤其是清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兵争,有利于农业生产沿着精耕细作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农业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为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
    
    《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曾雄生)一文指出:麦子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农作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国人的主食。它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的延伸过程,逐渐本土化的过程,适应中国风土人情的过程。
    
    在麦子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被认为是有毒的,吃了麦子,容易得上“风雍”之症,还要煮小米粥喝来解毒,而南方人习惯吃米,也认为吃麦子吃不饱。所以麦子最初在五谷中的排列并不靠前,但是它的环境气候的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所以在长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中,最终和稻子并列,成为国人的主食之一。麦子的本土化首先遇到了一系列的障碍,但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淘汰了中国原有的一些农作物,比如大麻,就在这个过程中最终退出了主食作物的行列,麦子成为数一数二的粮食作物。在中国的农业历史中,麦子是本土化最成功的外来农作物。
    
    《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李根蟠)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一度把部分农田改为牧场。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中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站稳了脚跟。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隋、唐、宋、辽、夏、金、元诸代,由北魏开始的均田制在隋唐时代继续实行,个体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到宋代租佃制度全面确立。农业生产出现又一次高潮。与租佃制确立相伴随的我国封建经济的另一个历史性变化,是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转移魏晋南北朝发其端绪,隋唐继续发展,到宋代最后完成。
    
    这一时期农业工具继续有重大的发展。例如包括十一个部件的结构完整、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适应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盪、龙骨车、秧马和联合作业的高效农具如粪耧、推镰、水转连磨等。旱地、水田农具均已配套齐全,在传统农业范围内,已达到接近完善的地步了。王祯《农书》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
    
    由于人口增加(尤其是在南方)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地不敷种”的情况有所发展,出现了“与山争地”和“与水争地”的浪潮。在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除沿用保留了原始刀耕火种习惯的“畲田”法外,适应水稻上山的需要并具有保持水土意义的“梯田”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起来。在江南水乡,则出现圩田、涂田、沙田、架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这一时期水利灌溉工程南北各地均有所发展,但建设的大头在南方,而南方又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在太湖流域,五代以后形成了治水与治田相吉合的墉浦圩田系统。珠江三角洲也获得了开发。在耕作制度方面,这一时期轮作复种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南方以稻麦复种为主的一年两熟制已相当普遍。
    
    这一时期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继续有所发展,但比较缓慢,农业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水稻育秧、移栽、烤田、耘耨等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一年两熟的需要,更重视施肥以补充地力,肥料种类增加,讲求沤制和施用技术。南宋陈旉在其《农书》中对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作了总结,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作物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小麦种植面积继续上升,并向江南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进一步发展,并向北方扩展,终于取代了粟而居于粮食作物的首位。原来为少数民族首先栽种的西北的草棉和南方的木棉传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取代了蚕丝和麻类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在农区的牲畜构成上,马的比重由大而小,耕牛进一步受到重视,养猪继续占居重要地位。
    
    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代以国营养马业为基干的大型畜牧业达到极盛;中唐以后,由于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侵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传统牧场沦衰,大型畜牧业走向没落,小农经营的小型畜牧业成了畜牧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多种经营有所发展,如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的栽培有较大发展,花卉业兴起了。在传统的牧区,农业经济的成分有所增长。在这一时期内,原以游牧为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进入中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这一次没有出现中原农区大规模农田改牧场的情况,相反,它加速了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方摹地区的伸展。蒙古帝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最后一个威震世界的大帝国,但它在统治了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区后,仍然不能改变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随着元蒙帝国的崩溃,北方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迫使人们进一步向边际土地、向传统的牧场进军,这一时期山区和海涂的利用又有所发展;而在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的条件下,解决民食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熟种植的迅速发展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突出标志。在江南地区,双季稻开始推广,在华南和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在北方,二年三熟制获得了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菜间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十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又获得发展。深耕被进一步强调,耕法更为细致,为了弥补耕具的不足,出现了套耕、转耕等方法。肥料的种类、酿造、施用继续有长足的进步,接近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极限。作物品种的选育有很大发展,地方品种大量涌现。各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有不少新创造。在传统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开始传进。这一时代不但出现象《农政全书》这样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大成的著作,而且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地方性农书。
    
    作物构成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新大陆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马铃薯等耐旱耐瘠高产作物恰好适应了人口激增的需要,获得迅速推广,为中国农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解决民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烟草、花生、蕃茄、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引进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作物构成的总体上,高产的水稻的优势进一步加强。相比之下,牲畜结构的变化是不大的。
    
    由于人口的增长,中唐以后农区大畜牧业衰落的趋势在明清时代继续加剧,但多种经营却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明清是农业区获得相当大的扩展的时代。如明代对内蒙的屯垦,清代内蒙、东北的开禁,新疆、西南边疆、东南海岛和内地山区的开发等。在这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获得一定的推广,尤其是东北开辟成重要农业区,意义特别重大。但森林资源由此遭到进一步破坏,传统牧区面积缩小,畜牧业在全国国民经济中比重再一次下降,出现了某种农林牧比例失调的趋向。
    
    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汉唐盛世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现今人口二十倍于古,而版图并无大的变化。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和垦田数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还有14.6亩。谈不上人多地少。但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确实早就出现了,那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地兼并造成的,有真有假。例如早在战国初年,三晋地区就被人称为“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篇》),但前此不远的墨子说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楚晋越,若使此四国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入战国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是事实,但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三晋“土狭民稠”当是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产”,类似的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情况历代都是有的。但不管是真是假,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是从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产。
    
    到了清代,地主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西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有关)。而这时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种植及与其相关的农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农业的精耕细作化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
    
    民族问题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民族的特征之一是有共同的经济生产,而农业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许多学者都把种稻作为古代百越族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从事各具特色的农业,各有其独特的创造,这些创造汇合成中华民族光辉的古代农业文明。农业的发展包括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生产内容的丰富、生产领域的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横的方面是先进技术的推广,农业地区的扩展等等。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以致我们很难把各民族的成就截然分开。例如代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汉族,本身就是由许多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就是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黄炎集团和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并包括了南方苗蛮集团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夏、商、西、周、春秋以迄战国,它融合了进入中原的诸多游牧民族和游牧部落,融合了苗蛮系统的楚族和越族的一部分,奠定了汉族的基础。汉族形成后继续不断吸收其它民族成分而日益壮大。因此,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住区互相交插和彼此杂居的局面,即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由于起义、逃亡、戍边、屯田、经商等原因,各少数民族地区无不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人和其他族人,有些甚至融化到这些少数民族中去。他们一方面学习、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经济和生活方式,同时又传播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华人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分别是百越族和西方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跃居为主要粮食,与从东北部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原料是铁,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族。最初的水利浇灌溉,大概也是在楚越等地发展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游牧民族传进的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的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各族人民兴办的。总之,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成就,是各族人民在其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有关,也与多民族的状况有关。因为虽然各民族的农业成果汇合为光辉的农业文化,但由于存在 着封建统治,由于各民族情况与条件的悬殊,它的推广必然要走曲折的漫长的路,而且封建压迫总要把一些少数民族排斥到边远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在民族关系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游牧部落是在原始农业发展的较晚阶段出现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之中或之后,在游牧部落的基础上形成了游牧民族。由此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和以农耕为主的两种经济类型的民族,这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所称的“行国”和“土著”。农耕民族需要从游牧民族地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游牧民族则需要从农耕民族地区取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形成了两类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尤其是游牧民族,由于种植业基础的薄弱,这种需要更为迫切,形成对农耕民族的经济依赖。在正常的经济交往受到阴碍或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诉之于战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土地利用上是有一定矛盾的,加上游牧部落的这种掠夺性,往往构成对农耕民族的威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这种区分,它们的经济联系和矛盾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带着遍性的现象。中国的特点是游牧民族统治区和农耕民族地区明显地分隔开来,在经济上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此消彼长。这成为我国古代农业布局和农牧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以至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两者长期的联系和斗争中,促进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各自发展,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不断扩展。因为在人口增加的条件下,农耕方式能在一定的土地上能养活更多的人。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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