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有关“南明”和“东汉”的历史比较法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0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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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明”和“东汉”的称呼是依据其首都的位置，相对于“北明”和“西汉”而言的。但由于“南明”为期甚短，所以一般人不把明朝成为“北明”，也不把南明的替代者叫做“满明”，而是叫做“满清”。在这种意义上，清朝与其叫做“后金”，还不如叫作“后明”。
所谓南明（1644年──1664年），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遗留在南中国的朱姓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流亡政权的统称。这些政权如果经营得当或是碰巧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本来有望成为“刘秀东汉”的翻版。可惜朱元璋当年造孽太深，没有给子孙留下余地，所以“南明”就不得不让位给了满清。但即使如此，满清在总体制度和基本文明方面，也承袭了明朝的东西，甚至连皇宫就是用的明朝的旧货，这是汉人绝对不会承袭的。此外，就连“清”朝的国号也几乎是模仿“明”朝的；当然比明朝还占点便宜：汉语中从来是“清明”连用（政治清明、清明节等等），而不是“明清”连用（“明清”一词仅限于对这两个朝代的称呼）。
这说明了什么？
这再次证明了谢选骏关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两个文明周期论断的正确性。
正因为这个周期力量的强大，即使把南明灭亡的1664年展延到晚年反清的汉奸吴三桂病死的1678年，满清的十万部队也不过用了三十多年就彻底消灭了汉人的反抗──这不仅是因为，在元蒙再度沦为亡国奴，对汉人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好像说：“世界上只有‘有过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因为在接纳了两个男人之后，这个女人将开门迎接无数的男人列队进来。）；而且因为“统一帝国”的强大惰性足以克服短暂的分裂：在两汉之间是如此，在两明（明清）之间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把清朝叫做“满清”，还不如叫做“满明”：就是“满洲人重建的明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明清之际发生的一起系列“不对称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
我注意到：在明清的中间环节李自成、张献忠与两汉的中间环节赤眉、绿林之间，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他们的“非宗教性”、“无意识形态”。同样，我也注意到：在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性”、“意识形态化”。
这又说明什么？
谢选骏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两点：
1、明清的中间环节李自成、张献忠与两汉的中间环节赤眉、绿林，所体现的主要还是政治危机；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所体现的除了政治危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
2、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所体现的“新的精神”，说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政治周期的结束，也是文明周期的结束：张角的“太平道”代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解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代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解体。两者都是“外来灵感的胜利”。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1、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2、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3、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4、西汉与明；
5、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6、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7、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8、皇甫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三）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摘自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第二章第三节〕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1、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2、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3、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4、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5、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6、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7、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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