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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夏:毛泽东搞人民公社错在哪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03日 来稿)
    发了那篇《我们离大农业有多远》后,看见有不少疑惑的帖子,这才想起是忘记了发《廊下模式与农业生产方式》的下篇,现在补上。
    
    四、 我们的错误
    
    建国以后,计划经济的体制导致了我们不再研究生产方式。以至于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我们在机械化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这样的很形式主义化的口号。后来,他又发现规模小了机械化就不容易实现。于是,又一句“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就把所有农民个人的土地统统规模到了人民公社。
    
    问题是,人民公社的规模虽大,但是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的。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买,自己干。比如播种、耕地、施肥、打药都是自己干,甚至所需要的机械也是自己买。这与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场面大了一点,最多是“放大的小农经济”而已。加之分配上的“大锅饭”,最终导致生产力严重倒退,中国农业不得不再回到个体生产模式(家庭联产承包)。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可能就能悟出些什么:
    
    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个体小农生产”发展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发展到“人民公社”;最后到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
    
    新中国的农业正是在上述生产方式的转变中以螺旋形式发展的。如果单单从“生产的规模”角度去看,这4个阶段在生产规模上的变化是:从“个体”到“小群体规模”,再到“大规模”,最后又回到“个体”。在前三个阶段,发展的动力都是源自于这样的理念:“规模化能够提高生产力”。
    
    我的老家在山东半岛,是老解放区。我的老父亲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农民就分到了土地,当时最主要的农活是运土。因为没有化肥,农民先要把田里的土装运到自家的猪圈,等猪又拉又撒了以后这些土就成为肥料被再运回到田里。最初大家都是自顾自的运输。可是张三家只有一头毛驴,往地里送肥时效率很低,要来回无数次,毛驴也很累。于是张三就向李四、王二借毛驴,一人赶3头驴送土。这就有了互助组。又由于各家的木轱辘车装的土少,于是大家就合伙买了胶皮轱辘大车,这就有了初级社和专业户的概念。再到后来大家发现,如果合作的规模再大一些,还能买拖拉机和汽车,效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于是出现了高级社。
    
    至此,发展还都是农民自愿的,因为规模扩大所提高的效益还是建立在农民个体受益的基础上,农民劳动的对象还都是自己的耕地。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都没有导致农民失去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没有改变农民的劳动对象。因此合作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农民耕地的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农民当然非常欢迎。
    
    可是,人民公社导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了人民公社(实际就是交给了政府)以后,收入不再与自己土地的产出直接挂钩,而是与劳动时间就是“工分”挂钩。于是,农民从关心土地的产出转而关心劳动时间的长短,就是“工分”的多少。这就使农民的劳动对象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为自己的耕地劳动而转向为时间劳动,为“工分”劳动,为团体劳动,为政府劳动,为社会劳动。由于农民为社会劳动的积极性远不如为家庭劳动的积极性,于是人民公社的劳动效率大大降低,其规模增大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被劳动效率下降的坏处全抵消还不够。最终导致了连续三年的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历史悲剧。我国的农产品生产从此供不应求,被迫实行配额供应。直至1978年,邓小平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变相把土地再次归还给农民,使农民的劳动对象从“为社会劳动”(就是为别人劳动)再次回归到“为家庭劳动”(就是为自己劳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粮食持续增产,从30年供不应求一举转变为今天的供过应求。
    
    综上所述,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遵循这一原则,而且我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知不觉中又要去重复过去“人民公社”的错误。比如,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幻想通过“土地流转”去实现所谓的耕地规模化。
    
    其实,所谓的“土地流转”,就是向农民租地,然后再雇农民干活。它和“人民公社”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把农民从土地使用权上剥离出来。让农民再次从为家庭劳动改变为为时间劳动。当农民的劳动不再与自己有关系,它又怎么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对此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2004年我在这里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我雇农民给地里拔草。可是农民自己的地里拔一次草就干净了,我的地里拔三次草还在长。最后发现,原来农民把草根留在地里了。我雇农民晒谷,情况也一样,他们自己的谷2天半就能晒干,我的谷5天也晒不干。过去人民公社发生的事,现在又在“土地流转”中重现。何况,现在的“土地流转”各方面条件还不如人民公社:一没有行政权利,过去的人民公社因为有行政权力,你不好好劳动它还能组织大家批斗你;二不能无偿使用土地,过去人民公社集中土地是一分钱不用交的现在要先交土地租金;三不能搞年终结算的工分制度而要按月支付农民的工资,等等,等等……。不仅如此,从成本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仅仅土地流转费这一项,就足以导致“土地流转”在粮食种植上不可能成功。以上海为例,土地租金平均在 800 元/亩,可是每亩地的稻子还卖不到 800 元,种粮食又怎么可能赚钱?而离开粮食种植谈农业又有多少意义?
    
    六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上一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会儿以为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一会儿又以为在科技化,在规模化。就是不知道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上找方向,就是不知道应该先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我们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什么都喜欢替农民做主。远的不说,就说最近这几年,一会儿是“工业返哺农业”(几乎没有企业自愿支持);一会儿是“土地流转”(几乎没农民支持);一会又是建设“新农村”(其实是应该发展“新城镇”,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这里不多展开);最可恶的是“取消农业税”。
    
    政府说,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减负了300个亿。其实300个亿折合到1万亿斤粮食里,只不过相当于每斤粮食的成本降低了3分,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可是,制订这个政策的人从来没想过,取消农业税有很多坏处:
    
    首先,它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农业税过去是各级乡政府的开支来源。所以农业不好,税收不上来,政府就没有开支。因此乡政府们过去都很重视农业。免了农业税以后,政府的开支与农业无关了,于是注意力就转到工业或者招商了。这对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其次,我们上海是早就减免了农业税,所以这次的减免上海农民是一分好处都没有。可是,国家昨天宣布了减免农业税,今天化肥价格就从85元涨到100元,农药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减免农业税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农资生产商,农民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只是农民没想到农资的涨价是取消农业税的结果。
    
    第三,过去我们向农民租地很容易,因此搞规模农业和土地流转相对比现在容易得多。2004年的时候,安徽定远县蒋集乡的乡长就求我去种地,因为他那里的农民都去上海打工,没人种地,农业税收不上来。他甚至提出土地租金一分都不要,只要我能交农业税。可是免了农业税后,他再也不来找我了,因为那里的农民宁愿土地抛荒,也不出租,因为来年还能节省肥料钱。
    
    第四,农业税实际是资源性质的税种,征税能够保护资源。当你不使用,就会产生费用上的损失。所以现在更没有人好好利用土地了。
    
    第五,如果我们不是减免农业税而是允许粮食价格上涨3分,对农民的意义尽管相同,但是国家就不会减少收入,而居民的生活开支只不过增加6角/月,是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犯了无数次错误,从“人民公社”到“机械化出路”、到家庭联产承包的“长久不变”再到“土地流转”和一相情愿的“合作社”、大力发展“新农村”等等,等等……。总之,我们是一错再错但就是不回顾不总结,许多错误甚至是周期性地犯。追根溯源,就是我们的思维是“计划经济”的,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于强迫农民去执行自己“想”出来的政策,这又怎么会不出错?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领导居然至今还不知道我们的农业基本体制是“计划经济”的。
    
    五、我们的农业实际是“计划的小农经济”体制
    
    2008年11月2日,在央视《对话》节目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在回答四川农民嘉宾的问题“国家能不能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时说:“农业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能插手”。一周以后的2008年11月9日,还是在央视的《对话》节目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主任党国英同志在与我对话时也说:“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的”。陈锡文同志是中国农业的行政最高主官;党国英同志则是中国农业学术理论界的最高权威,连他们二人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的,起码说明官方认为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了。
    
    情况果真如此?众所周知,一个行业是否市场化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
    
     1、生产资料必须能够自由交易。比如,工厂的设备甚至工厂都应该能够自由买卖;
    
     2、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还必须打击垄断市场价格的行为;
    
     3、生产什么应该由生产者决定而不是由国家计划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
    
     1、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是不能自由交易的;
    
     2、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是国家定价的;
    
     3、国家严厉执行“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70%以上的农田被国家指定为“粮食主产区”只能种植粮食甚至连玉米都不让种。连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每年还必须保证有200万亩耕地种粮,因为国家每年向上海下达20亿斤粮食的生产指标。
    
    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业你把它当成是市场经济的行业来对待,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在产品销售上应该承担的责任。而销售恰恰是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困境。你的一句“农业是市场经济”就让你解脱了对农民收入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农民按你的计划种植,但是农民种植的东西能不能收回成本你却没计划。甚至可以说,农民按照你的计划种植,但是你却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收入“计划为亏损”了。因为粮食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2元/斤,但是你给粮食的定价只有8角/斤。这就是我说的“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农民的收入计划为亏损了”。
    
    我们不妨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算算粮食的种植成本:
    
    1、劳动力成本: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0亿农民,5亿劳动力。粮食的总产量约1万亿斤。假设这5亿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亿人在种粮食,那他们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呢?按现在最低工资标准1万元/年(每月800元)计算,1亿人的工资应该是1万亿元,因此这1万亿斤粮食的人工成本应该超过1万5千亿(还应该加上劳动保险的成本)。所以,这1万亿斤粮食里,每斤粮食仅仅人工成本就需要1.5元!
    
    2、生产资料的成本:我们有近20亿亩耕地,年产粮食1万亿斤,平均亩产500多斤。可是每亩地所耗费的种子、肥料、农药、锄草剂、柴油、保险、灌溉、水电和农业机械的费用,起码在500元以上。南方的耕地一年2到3季,生产资料的成本还应该加倍计算。因此每斤粮食的生产资料成本起码应在1元以上。
    
    显然,两项费用合计应该超过2.5元!可是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平均价竟然只有8角!更有甚者,2008年小麦国际市场价格突破2元/斤,我与外商签订了1.8元/斤出口自己种植的小麦,可是国家发改委突然宣布粮食出口实行“配额”,我因为没有“配额”,最后只能以8角的价格卖给有“配额”的公司,然后再由它们以2元的价格出口。
    
    所以,中国农业怎么能说是“已经市场化”了呢?当然,她也不是完全计划经济的,确切地说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因为它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它对农民的收入不“计划”。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不管企业是否有钱赚,但是工人的收入是按计划领取的。我73年刚刚工作的时候,只要上班,无论企业是否赢利都有工资36元。可是今天农村,不论你按照国家计划种粮食累死累活,国家都不给你收入计划。所以不管怎么说,既然还存在计划经济的成分,政府就不能推脱自己对农民收入应担当的责任,尤其是必须保证农民按照“你的计划”生产的农产品能够养活得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你事实上在强制规定农民种粮食,那你在确定粮价的时候就必须保证农民种粮能够有利可图。今天,粮食的种植成本既然超过了2.5元,那你的粮食收购价格就不能低于这个数。你没有权力以城市居民的感受或者长期用“维稳”作为借口,使粮食的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事实上,粮食价格提高1倍(相当于大米的价格从现在的1.8元涨价到3.6元),种粮的农民就能够靠种粮养活自己了,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去打工了。同时,这个价格也是城市居民能够承受得了的(仅仅相当于每月多支出生活费20元)。这不仅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也比城市汽油、交通、水电煤气教育等开支的涨价的幅度要低多了(它们都已经涨了10倍到50倍)。虽然有些下岗居民家庭的生活会出现困难,但是一方面他们人数不多,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解决。比如粮价上涨后中粮总公司的利润起码会增加上千亿,政府足可以用此开支城市贫困居民的补贴。另一方面,这对减少城市贫富差距(因为不必补贴富人),城乡贫富差距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对农产品价格一涨就过分紧张,更不能连大蒜、茄子、绿豆、玉米这样的非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涨价都能绷断我们的神经。我们一定要明白,压低农产品价格导致农业亏损,最终会破坏农业的发展,这才更可怕。
    
     。。。
    
张炎夏:毛泽东搞人民公社错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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