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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我看一、二、三期的中国文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0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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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一)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分为:1,本土文化时期,从先秦到东汉,前期是王国时代,后期是帝国时代;这是“第一期中国文明”。2,传统文化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到清末,可称帝国时代;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3,近代文化时期,从清末到现今,可称过渡时代。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始,过渡时代指向了一个宪政时代的出现;所以尽管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章法,但都还是以“宪政”、“宪法”作为招揽人心的招魂幡。
    
    此外,我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等,归入了“假帝国时代”,意思是指它们名为统一帝国,实为封建王国的集合体,类似于殷西周春秋战国,名为天下共主,实为分庭抗礼;而唯有秦两汉与元明清,才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帝国。    
    
    “第一期中国文明”,先秦两汉吸收西域佛教文明以前的中国本土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吸收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
    
    “第三期中国文明”,是鸦片战争以后吸收了欧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文明。
    
    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初期,并从这初期去反观第二期中国文明;我们在第三期中国文明之中,反观并总结第二期中国文明,来使得今后的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可以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定位,从而不至于迷失了历史的航向。 
        
    (二)
    
    在我的理解中,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是吸收了西域佛教元素的中国文明,正如从鸦片战争或是辛亥革命开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吸收了欧美基督教元素的中国文明。
    
    当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西汉末年〕,当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佛教开始流行〔魏晋〕;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萌动的时候〔南北朝隋唐〕,佛教兴盛,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成形的时候〔两宋〕,佛教僵化;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明代〕,佛教腐朽;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清代〕,佛教异化。
    
    精神的历程,似乎总是要比社会的历程早上一步……
    
    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兴盛于从旧文明走向解体的野蛮化历程,衰落于从新文明走向全盛的世俗化过程。”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中国的佛教衰落是一种文明史上的周期现象。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吸收印度西域的佛教文明的元素;正如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使吸收欧洲美洲的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下面,我们不妨套用第二期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的关系,来思考一下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关系,就可以对第二期中国文明获得更为清晰的见解:
    
    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基督教开始传入〔明朝末年〕,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基督教开始流行〔清末〕;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萌动的时候〔两个中国〕,基督教兴盛。    
    
    如果说,佛教元素及其平等精神,促成了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形成,从而塑造了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那么,基督教元素及其各种世俗化精神,正在中国并且已经在中国促成各种新制度的诞生则也是毋庸置疑的了。例如共和制度、议会制度、宗教自由、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之类的制度设计。例如两个中国〔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采纳了共和制度和议会制度,但是宗教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还有待于第三中国在中国全境予以推行。
    
    由于上述欧美基督教文明的化合作用,我们预期第三期中国文明必将大大差别于第二期中国文明。而由于“现代化过程”的普世特性,第三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差别,应该要大于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差别。
    
    我们期待,在第三期中国文明一步步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奉行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文明、吸收基督教元素,而且也能像第二期中国文明发明了“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那样,有所创立。    
    
    (三)
    
    回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题:
    
    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不仅是分离的周期,而且还有几个相似性可资比较:
    
    (1)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两汉经学,从西汉到太平道,前206至后184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明清理学,从明朝到太平天国,1368-1850年。但是官学的统治,无论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造成了艺术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而魏晋志怪萌发,到明清小说大盛,可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头一尾两个收获。
    
    (2)官学窒息下形成的“革命组织”如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是在一元化社会(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东汉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朝)的压力下出生的;但又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交互压力遭到扼杀。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下的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儿子于扶罗入关增援汉军镇压黄巾军,臣服于匈奴的鲜卑独孤部也随从作战;第二期中国文明下的盘踞上海的华尔洋枪队和常胜军则支援清军镇压太平军。
    
    (3)外来思想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大乘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马列主义;外来武力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时代的五胡部落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八国联军,后来居上者则是日本军阀、苏联党棍。本地社会的瓦解:古代南北朝的中原士族流亡江南,现代南北朝的大陆难民逃往港台。
    
    (4)新型的政治实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古代是外部无产者入侵建立了“蛮族国家”,现代是内部无产者翻身建立了“人民政府”──二者共同的背景是内部贫乏的思想和外部庞大的武力。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都是触发于“人民起义”的危机,以印度佛家为引信的太平道和以欧洲基督教为引信的太平天国,分别是在后汉末期和“后明”末期爆发的。清朝连宫殿都是从明朝窃取的,这在中国历史是上可是史无前例地“不怕晦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满清就是用旗人取代了太监进行统治的“后明”。难怪满清能够通过直接统治或藩属形式来统治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所及之地,因为社会统一及精神统一的双重成熟已经来到,得以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全备的帝国。同时作为“熟透了的苹果”,也就丧失了任何生长和调节的能力,故其末期朽木可雕,不堪一击,实为“福兮祸之所倚”的例证。这并非因其满人主宰而故意贬抑它,很显然,后汉也是如此:瓦解后汉与“后明”[清朝]的这两个“太平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天国],都不仅引起全面内战,而且导致社会解体,把全社会变成了“太平间”。
    
    (四)
    
    太平道与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就了后来居上的军阀,军阀最后完成了起义者的未竟之业,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两个不同时代却有同样一个戏剧,其中的角色与个性可作以下的比较与思考:
    
    (1)[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张角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洪秀全;
    
    (2)[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灵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道光;
    
    (3)[第一期中国文明]镇压者皇甫嵩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镇压者曾国藩;
    
    (4)[第一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董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袁世凯
    
    (5)[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末三国魏晋时代的“部曲兵”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清末两个中国时代的“领袖部队”:袁大头兵(北洋军)、蒋帮(国民革命军)、朱毛(人民解放军)。    
    
    (五)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汉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清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宿命论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斯宾格勒就持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反对这一假设,那么就需要指出:第一、如果避免这一崩溃?第二、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才能满足这一避免?第三、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出现?
    
    用现代人的观念[当然,我们只能用现代人的观念而无法用当时人的观念],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那么,
    
    1、要解决绵延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在结构与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途径是“让地方代表甚至商人代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以利协调。但是,汉末的形式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这可能只会引起革命,而无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2、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建立大规模的、有效率的社会救济与失业保险制度。按照《礼记·礼运》的概念,建立某种社会民主制度。
    
    3、为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免“流动性过剩现象”,防止社会游资向奢侈、腐化与土地兼并方面转移,结果形成的爆炸性局面,迟早会摧毁人各一个巨大的帝国,不论它是两汉还是明清。
    
    明眼人可以看到,不论上述这些“避免文明社会走向崩解”的方案,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行,其实行结果其实都会“导致固有权力结构的结束”。因此上述方案其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在理论上的好处,十可以避免一个全面崩溃的暴乱结局,使社会文明的破坏程度大为降低;但是它在实际上,给既得利益者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比世界末日还坏,因为这不是共同毁灭,而是单方面的剥夺。从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来看,玉石俱焚的结局也要更加好些;何况还可能不是玉石俱焚,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再说,无权者被牺牲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既然从来如此,这次一定仍旧。谁知,这次压断了骆驼背的那根草,出现了。    
    
    (六)
    
    作为分裂者和重建者的中外压力集团:
    
    (1)[第一期中国文明]“蛮族”与[第一期中国文明]“洋人”
    
    (2)[第一期中国文明]新兴的士族和世族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革命的政党与组织
    
    (3)[第一期中国文明]外来王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外来党国
    
    (4)[第一期中国文明]士族政治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党派政治的双重面目:1、专政与腐败[“清浊分别”、“成分好坏”,近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2、文化因子遭到粉碎,流离分散到各个角落,造成整体的混合重组,社会荒漠化悄悄完成了结构的更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机运终于出现。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可以得出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
        
    (七)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至高境界是“仁”,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至高境界是“涅槃”,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至高境界是“进步”。
    
    仁义礼智信是“仁”的境界的具象,致良知和立地成佛是“涅槃”的境界的具象化,“进步”的境界的具象化则是进化与运动,“现代化”不过是其表面文章。
    
    谭嗣同的失败,就在于他是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仁”(《仁学》),去推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进步”,最终力有不逮,半途而废。后来者,都是以“运动家”的“进步方式”去从事活动,甚至在追求仁与涅槃的活动中,也是如此。
    
    那么,在这所有的“三期中国文明”之间,有没有共同之处呢?细细捉摸之下,也许还是有的,那就是汉字所呈现的道统、官本位体制、连续的历史感。
        
    (八)
    
    第一期中国文明(先秦到两汉)为什么会比后来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显得辉煌而富有独创?
    
    按照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不是因为先秦人聪明,而是因为人的语言能力基本上是天生的,所谓“生而知之”的,后来的学习不过是把语言具体的社会形态和语言抽象的先验能力结合了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先秦人的所谓独创,不过是把人的语言精华给记录了下来,从而构筑了思想的辉煌,使得后人很难企及;其实不是后人很难企及,而是先人已经把话说尽了。即使孔子,也只能“述而不作”。这不是他谦虚,而是他实事求是。
    
    那么孔子为什么最有名气呢?因为孔子所租书的尧舜禹汤,并无成文的东西留下,即使文武周公,留下的也是只言片语,因为那时的文字还不成熟。
      
    孔墨显学,和其他民族的轴心时代一样,都是文字初创或实际运用不久的时代之产物,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逻辑的必然——第一批得到记载的思想,因为涵盖了大部分人类思想语言的领域,而成为永久的典范:因为语言的本能或语言的结构,自古以来,始终如一。
    
    下面我们通过历史年代的列表分头巡视一下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概略。
    
    〔一〕西周/唐:西周时代大约295年;有唐一代大约289年
    
    〔1〕成康穆之世 贞观──天宝
    〔2〕恭王──历王 肃宗──武宗
    〔3〕共和──幽王 宣宗──哀帝
    
    西周与唐朝这两个时代具有以下共同点:除了开国初年约百余年的稳定和繁荣以外,其余将近两百年实际上都是在地方割据、战乱及骚乱中渡过,并不断遭到外部的蛮族入侵。同时,这两个时代极大的文化温床。更加奇特的是,还有“周天子”与唐朝“天可汗”这两个骈生的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可说具有创造性,都是“超越民族”和超越部落主义的概念。后起的汉、明皇帝虽然承袭了“天子”之称,却没有统领游牧民族的头衔?是不屑为之,还是游牧异族并不拥戴?由此可见,西周与唐朝二代的种族界限相对不严,是新型的“大同世界”。西周与唐朝这两大“天子──天可汗”时代,各自都有一个“中兴”,中兴期里还出现了真正强有力君主。
    
    〔二〕平王时代/唐后五代:平王时代50年左右;唐后五代50年左右
    
    表面看来,这两个时代大不相同:一为统一,一为分裂;一为分裂之前奏,一为统一之前奏;可谓截然相反。然而作为一个新的文化过渡期,二者的作用有其相通之处。
    
    〔三〕春秋/北宋:春秋时代250年左右;北宋时代150年左右
    
    承上之论,这两个时代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由于“中原本位主义”的正统观念所蔽。自从石敬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北宋并非中国文明的“统一国家”,只是中国文明内系列国家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中国文化体,当时分裂为宋、辽、西夏、高丽、大理、吐番〔这在唐中期已开始〕以及蒙古及金的前身等等。北宋只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体的一个部分而决非全部。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就更为明显了。实际上,这种分裂状况在唐中叶以后就已开成:五代十国的分裂比之五胡十六国犹为彻底。五十三年竟裂开粉碎,岂是一种偶合?
    
    〔四〕战国/南宋:战国时代250年左右;南宋时代150年左右
    
    金的骚扰揭开了“第二战国”的序幕。原先,自从石敬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故可与之比作春秋时代。实际上唐中叶以后,多国政治就在中原本身形成了〔且不谈南诏、吐蕃、回纥等“边疆民族”〕。辽灭之后,宋-金之争也逐渐稳定下来,直到双方同归蒙古铁蹄。战国与南宋在“国际格局”的意义上相似,且都是从“周天子──天可汗”的共同体中产生的“分裂国家”;所不同的是,
    
    〔五〕秦/元:秦兼并各国后“统一”了十五年〔前221—206年〕;元兼并各国后“统一”了八十九年〔1279—1368年〕
    
    虽然秦的十五年统治似乎短促,而元的八十九年则相对较长,但其实蒙古比秦“多活了七十四年”却是由于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忽必烈以后的统治者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政策,正如毛泽东以后的中共政权也同样采取了让步政策和“台湾化”策略,其结果是明显延长了自己的政治寿命。另外一面,这也是由于元代和现代的中国人都比秦代的中国人更加习惯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外,镇压工具的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代已经有了火器,而现代则更可以放手使用坦克来压制街头抗议和地方起义。
    
    “现代化的经验”使我们特别能理解代中国交通效率的提高以及蒙古骑兵与火器的威力,如何使得元朝及其后继者能够“不合理地延长其暴虐统治到如此荒谬的境地”。例如,元朝实际上的制度化是迟至1315年才告成的〔恢复科举制〕,这是在它征服整个中国的三十六年之后。这种蒙古式的粗野,使得明朝建立之前二十年多,中国实际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扣除这前后两端的五十六年,蒙古人对中国的有效统治,其实也不超过四十年。而唯有忽必烈时代〔1279──1295年〕的十六年,其残暴性才可以与秦相比。
    
    〔六〕两汉/明清:两汉时代430年左右;明清时代543年
    
    中国在地理上的幅射扩张──已在乾隆时代达到它可能的极限。以后就是中国文化的“癌症转移”──下南洋。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成就,而是文化上的某种堕落,一盘散沙式的宿命。但是在外观上,在“政治”上,这是“真正统一”的时代。而且两汉与明清都有一个自己的间歇期:绿林、赤眉起义与李闯、张献屠戮。起义和屠戮不仅没有妨碍两汉与明清各自的两个片断〔两汉之间、明清之间〕贯通一气,而且使它们变得更加紧密:两汉的皇室是共同的,明清的皇宫是共同的──这两个共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两汉与明清时代的共同点还有:1、文化的定型;2、社会的僵化;3、皇权的专横;4、政治长期稳定;5、创造力的消失等等。
    
    反观为人称道的“大唐”,在上述“真正统一”的意义方面却是空白:新罗三国、渤海、南诏、日本、吐番等多国并列;这一分裂国家系列的长期存在到了北宋更加明显,上述诸国〔除渤海〕外再加上西夏、契丹、安南。而南宋本身则沦为一个明显的区域国家而不是“中央王朝”,成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碎片之一。其实早在北宋,这个只有汉人自己承认“中国”〔中央王朝〕就已经向契丹〔辽国〕纳贡称臣了。在文化上,南宋是一块较为精粹的碎片;但在力量上却是一块较为脆弱的碎片。很快,忽必烈像秦始皇一样“统一”了中国文化圈。在这意义上,他是第二中国也就是“中王国时代”的始皇帝。所以后来元朝的结局也与秦朝相去不远。明成祖是汉武帝式的罕见的对外征服者,集超级权力与长远战略包括文化战略于一身。后来,统合游牧游猎部落然后进击中原的满清,其扩张性则强于明朝,不像东汉逊于西汉。    
    
    (九)
    
    古今两个南北朝的信仰对比及其文化要素如有下表:
    
    〔1〕传入时间:
    西汉与东汉之间:大乘佛教和西域方术;
    明末与清初之间:基督教义和西欧科学。
    
    〔2〕潜伏滋长:
    整个东汉时期,佛教都在社会基层的渗透过程中,纯粹的佛教依靠方术的铺垫进入上层社会;
    整个满清时期,基督教的渗透使得教案频频爆发,正宗的基督教通过科学前导进入上层社会。
    
    〔3〕开始流行:
    太平道的黄巾起义之后魏晋玄学登上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长毛起义之后新学伪经登上历史舞台。
    
    〔4〕扎根深入:
    五胡乱华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八国联军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5〕开花时期:
    公元300年-600年前后古代南北朝格局导向唐宋文明;
    公元1900年──2050年前后的现代南北朝格局导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现……
    
    〔6〕结果时期:
    八世纪盛唐过后,百年之间禅宗──本土化佛教蔚然成风,为明清以后的居士佛学奠定基础;
    
    2050年以后,最快也要到二十二世纪初叶才可能出现成气候的中国的本土教化。
    
    在长约两百年的古代南北朝420──618年间,整个社会佛教化的深度,在其中第一阶段〔420-520年,即刘裕登基、南朝野蛮化开始,到六镇革命、北朝进一步野蛮化〕,超过第二阶段〔520-620年,即北魏衰颓到唐朝确立〕。与佛教化退烧同时并进的,是汉化进程加剧、儒学的开始复兴、道教获得极大发展。《周礼》一书在北朝颇受重视,大到北魏官员班禄、三长制、北周官制,小到孝文帝置夫嫔之列、北齐明堂制度,均受到《周礼》的影响。当时通晓《周礼》的儒生不少。《北史?儒林传序》称“诸生……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是因为《周礼》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特性。在现代中国,《资本论》代替《周礼》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蓝图──甚至连反共的国民政府,也是服膺《资本论》的,不但主张限制私人资本,而且是其政治结构也是由苏联一手培训的。这表明近代中国的野蛮化、苏联化,深入到了何等地步。连反对派和“反动派”都是野蛮化、革命化的了。
    
    按照古代南北朝的演变模式,现代南北朝〔1950年-2050年〕的百年格局,其前半的精神主轴为外来意识形态,其后半的精神主轴应为传统的复苏、民族意识的兴起。接下来,外来信仰会发生一个本土化的同化过程,尽管目前无法预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神曲──由谁来谱写”。
    
    〔第一期中国文明即百家争鸣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董仲舒〕佛教化过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于朱熹;基督教化过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全球文明的思想精华,其凝聚点何在?按照现代南北朝的成熟进程与事变频率,其可能的出现也将在两百年之后,即公元2200年以后。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古今两个南北朝格局有无更大的背景?如果有的话,则其更大的背景为何?
    
    在我们看来,两个南北朝格局分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瓦解后的产物,并分别埋下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可能正在出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种籽。现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所吸收称许的“西方文化”其实还只是其文化灰尘而非其文化精魂。西方文化的精魂──科学精神及航海民族常有的“海盗魂”,仍是现代中国人极度欠缺的。作为欧洲人最大特点的“异化”──为科学而科学,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中国人迄今还是门外汉。多数中国人模仿西方人的科学、信仰、艺术,其目光还是停留在功利使用的水平,这就是所谓“吃教者”。而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只有走出吃教者〔包括吃科学、吃信仰、吃艺术〕的动物水平,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古代中国人的人类精神。
    
    现代中国的基本统一,是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4/1/03)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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