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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3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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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決定》,乃是中国“红二代施政纲领”。对于这个红二代施政纲领,世人见仁见智、分歧很大。有人对它的“新突破”赞不绝口,称之为“中国改革升级版”的纲领性文献,甚至于将十八大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也有人对它的“了无新意”深为失望,斥之为“政治收紧、经济放开”的陈腐老套。
平心而论,这份以“改革”为主调的文献,列举了洋洋大观的整整60项改革任务,确实确立了一些前瞻性的施政目标,诸如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财政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等;它也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益措施,包括近年来社会上呼声高、期待迫切的那些事项,诸如放宽金融、交通、电信等部门的市场准入,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等。
但是,2013年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不可同日而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是“拨乱反正”,它所实现的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方向性转变和历史转折,从而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尽管它并没有提出多少重要的具体改革事项。相比之下,十八大三中全会的“改革纲领”整体上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和原有路线下的小修小补,特别是延续近年来祸国殃民、深受诟病的“维稳体制”,根本没有开创新局的气魄。

“改革开放”三十来年之后的中国,需要新的突破性变革。“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极权主义的中国,社会完全被国家吞噬,公民的自由权利完全被剥夺。“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是后极权主义的中国,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仍然支配着中国,但社会(包括公民社会)已经复苏并不断摆脱国家的控制。在这个新时代中,改革、开放、市场化和全球化等方面的红利,使得多数中国人得以脱贫致富,得以在经济和私人生活方面享受到部分自由权利,得以形成和发展权利意识以及与这种意识相应的行为模式。

但是,由于极权主义(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没有及时改变,“改革开放”已经发生病变。垄断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通过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等方式掠夺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全面毒化环境和人心,将中国引上“党国资本主义”的邪路(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要避免在“党国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中国早就该启动宪政转型。任何以强化现有社会权力框架而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的片面“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1992年以来随着片面的“改革和发展”而恶化的权力异化、贪污腐化、两极分化、社会溃败、人权低下、人心堕落、生态残破、资源枯竭等种种弊端。水土被毒化、空气被毒化、人心也被毒化,发财何益?毕竟,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绝不是“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的片面“改革”,而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和全面转型。

1989年之后的中国进入了相当于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停滞期,政权在政治停滞中加速溃烂。1992年以后中共选择与马列毛原教旨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中共政权创造了新的财富与给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党国意识形态的极端虚伪性、进一步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也意外地为中国的宪政转型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宪政转型成为中国的大势所趋和当务之急。但是,红二代主导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没有回答宪政转型的时代课题、远远不足以应对政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远远没有找到中华民族出路。

实际上,这个“红二代施政纲领”,包含着深刻的自相矛盾和内部张力,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比如,它决定要在洋洋大观六十个方面厉行“全面深化改革”,这足以表明现有社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但是它的出发点又恰恰是要维护现有社会制度;它扬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却又要继续依靠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来“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它信誓旦旦要完善“市场经济”,却拒绝健康的市场经济所须臾不可或缺的宪政,拒绝承认所有公民和社会经济实体的同等国民待遇;它针对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一前现代社会弊病而提出“去行政化”、“减少政府审批事项”等措施,却又偏偏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以党代政,从而使政党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的痼疾更加恶化;它明确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以改进“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却偏偏将市场纳入党的领导、让市场为党国服务。

在笔者看来,“红二代施政纲领”的自相矛盾和内部张力,根源于政治信仰和思想认识方面的落伍和混乱。这不仅体现他们治国理念的陈旧落后,而且体现了红二代的信仰和认知错乱(Cognitive Dissonance)。我们知道,心理学上的“认知错乱”或“认知失调”理论认为,陷于“认知错乱”或“认知失调”状态的人,竭力避免那些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的信息,以至于刻意回避和否认客观事实。在一些掌权的红二代身上,政治信仰与认知错乱纠缠交织在一起,其精神世界呈现诸多困扰。他们的认知错乱,最集中的表现是迷信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体制而颟顸地排斥宪政民主。

在当今世界,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体制对现代人类造成的巨大祸害,普通人只要不是中了邪,都已看得一清二楚。这种体制是列宁等人揉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东方专制主义”毒素而造就的大毒物,严重干扰和延缓了俄国、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也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许诺一个工农大众能够享有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天堂,许诺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极乐世界,并且“科学”地预言这一极乐世界必然经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实现。这种美丽的诺言和预言曾经激励千百万左翼人士和边缘人群为之赴汤蹈火、浴血奋战。
但是,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人类经过逻辑论证和反复的实验所得到的系统知识。既然红二代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能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被实践检验的结果吗?在其极盛时期,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经拿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实验,结果带来人类的大灾难,包括上亿条人命!所有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成为专制而贫困的人间地狱。

以中国为例,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社会主义” 指导下的“革命”,将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定为“地主富农”灭掉了,也将近代通关之后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精英定为“资产阶级”灭掉了。但是,“工农大众”的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甚至超过“万恶的旧社会”。在毛泽东时代,且不说地富反坏右及其他们的后代成为任人凌辱的贱民;且不说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成为被剥夺了土地产权、被剥夺了择业和交易自由、被剥夺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被排斥在国家福利之外的二等公民(有人称为“集体农奴”);工人成为被工作单位全面控制的雇工,他们甚至被全面剥夺了罢工、示威、成立独立工会以与国家这一唯一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实际上,在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中,真正得利的是由“革命干部”组成的“新阶级”,正像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
由俄共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创的共产主义党国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也最精致的专制主义统治,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统治。这种专制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极权专制,是因为它不仅彻底铲除政治反对派,而且消灭政治、经济、文化一切方面的多元因素,包括以往其它专制制度从未消灭的私有产权。这种曾经罩着美丽的光环而极为歹毒的制度,最初勾引了亿万民众,但由于实践中的惨烈恶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受到普遍的质疑。这种质疑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分裂,出现了体制内外对极权专制的反抗和“修正主义”。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成为共产主义世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也称“异见分子”或“异议人士”)和“修正主义”运动最蛮横凶狠的大本营。

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保权固位而推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图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最极端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来挽救陷入困境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他本人坐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第一把交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歹毒之处在于,它以欺骗鼓动民众“奉旨造反”的方式来从事民众的“自发革命”,以愚民术和运动群众来从事“群众运动”,以制造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来“提高革命觉悟”,以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无法无天对其他人任意“专政”的特权来“反特权”。以“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为底色的文革,使整个中华民族都疯狂地陷入相互折腾、天昏地暗的大漩涡,以至于几十年之后还有很多卷入这一漩涡的人们,包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人们,仍然保存着文革往日的疯狂与迷惑。
如果不是发生“认知错乱”而无法面对事实,稍具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人们都会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化和失败。如果说马克思试图创立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体现十九世纪的有忧时之士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病而提出的一些美好愿望;那么,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理论则是为了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和巩固党国专制制度,被实践证明是对人类文明的大破坏和对人类的严酷压迫。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至今仍然得到一些人的追捧,认识论方面的根源在于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诱发“认知错乱”的内在因素。从思想方法上说,列宁主义辩证法是一套扰乱思想的诡辩,故意制造逻辑混乱以自欺欺人,危害至大。在人性和真理这些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以人的阶级性来否定人性,用真理的阶级性来否定真理,用立场、观点、方法的阶级性来否认事实,扰乱人心、贻祸无穷。正常人都知道,“观点可以不同,事实必须尊重”。马列主义者却往往通过“阶级分析”来否认基本事实。根据事实和正常逻辑,个人和整体人类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个人”和“人类”这些概念的指称对象非常清楚。以具体个人为指称对象的具体人性和以全体人类为指称对象的普遍人性,相互贯通、相互包含、相互统一。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也是在承认个人的具体人性和人类的普遍人性的前提下来谈论人的“阶级性”,并且期待克服“阶级性”之后的“人性复归”。然而,按照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诡辩,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具体的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因而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本来,正像“人类”这一概念一样,“阶级”、“人民”、“敌人”也都是抽象概念。所不同的是,“人类”这一抽象概念十分清晰地指称人类全体,而“阶级”、“人民”、“敌人”等抽象概念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内涵和外延界线模糊不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正是故意用“阶级”、“人民”、“敌人”等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来既否定具体的个人、也否定整体的人类,从而可以纵横捭阖、浑水摸鱼。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最高领袖之外的任何个人都可能被定为“阶级敌人”而没有基本安全,到处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剥夺具体个人的权益。
红二代自幼受到不良教育和畸形社会化、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融入血液、深入骨髓,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错乱症。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系统接受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深入到思想和灵魂深处的系统反思等“再社会化”和思想转变过程,才能克服其认知错乱。他们的认知错乱,加上现实利益的左右,使他们严重歪曲历史、曲解现实、误判和断送未来。
人类认识和接受真理,靠的是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在社会历史领域,除了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有时还要加上基于事实认知的价值评价。人类与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和优势正在于人类有历史,有文明演进的历史。人类可以依靠理性知识的积累而得到进步,而其它动物则只能依靠本能。
那些没有转变思想的红二代,对中共建政以来的所犯下的那些不利于党的形象的一系列罪错特别敏感和烦恼,因而本能地颠倒黑白,将揭示历史真相的探讨斥为“历史虚无主义”。笔者经常受到红二代及一些思想僵化的中国现代史同行们义愤填膺的质问:你还讲辩证法吗?难道毛泽东全错了?难道“土改”、“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全都错了?对于任何人历史上的是非善恶,必须根据历史事实来判断,当然不能用诡辩的“辩证法”来歪曲和掩盖。罪犯就是罪犯,做了一些好事的罪犯仍然是罪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民众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也有所改善。但是,中国周边没有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没有付出中国那种人文代价的国家,不都在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等方面做得更好吗?

毛泽东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为错误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累,受无法满足的权力欲驱使,建立和推行极权主义统治,倒行逆施、滥杀无辜、陷害忠良、践踏人道、侵害人权,当然全错了。不仅如此,“改革开放”时代的党国,仍然顽固地坚持那些歹毒的毛泽东思想,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所作所为,也全都错了,包括取缔民间刊物、“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杀”、镇压中国民主党、镇压法轮功和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时下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镇压维权运动、镇压新公民运动、为打压不同政见而封网删帖,等等。现代国家严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准则,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国家政权机关为了维护某个党派的特权而拒绝承认全体公民的同等国民待遇、将公民划分“人民”和“敌对势力”、将社会矛盾划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使用国家暴力对政见不同的公民进行专政,都是违反人类文明的罪错。
红二代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东欧地区政治变革的曲解,也同样荒唐。原苏联东欧那些推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各国特色的党国社会主义)的国家,经历了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的演变,在党国日益疏离广大民众的同时,统治集团也在“修正主义”的长期冲击下分化出一批厌倦维护专制政权的谎言与暴力、人性复苏而富于历史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庙堂和民间的健康力量终于联手促成从后极权社会到民主社会的和平大转型,各国政府通过选民授权而获得现代的的执政合法性,公民主权及基本人权得以落实,经济在经过一段波动激荡之后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告别邪路而向人类文明的正轨和主流回归,可谓水到渠成、功在千秋。可是,一些红二代却将这种千秋功业视为奇灾异难,并且将这一剧变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归罪于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把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公民选择当成叛卖行为,把鼠目寸光、抱残守阙、顽固不化当成信仰坚定,这些红二代的认知错乱和价值混乱达到了极点。
红二代自以为是根正苗红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他们深层而言其实都只是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究竟激活人性的哪一面,是评判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标准。好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激活人性中的善良的一面,与人为善;坏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则是激活人性中的不良的一面,奉行丛林规则、害人害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几乎是同义词,本以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伦理基础,极力反对民族主义而推崇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甚至于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

但是,从苏俄首开恶例,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将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精神支柱之一,将马克思学说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抛弃殆尽。苏联推行俄罗斯沙文主义,一方面对外侵略扩张,一方面将苏联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中共建政之后,同样对内推行大汉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对外则恶性地利用中华民族曾被西方列强及日本欺凌的历史,几十年来一直千方百计制造对西方的仇恨,特别是通过教育、媒体、影视等一切手段灌输仇美反日思想,严重影响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友好交往、对世界先进文明的学习吸收、对国际文明准则的充分尊重。
对人类文明主流的误判,使红二代在最求进步时也陷入误区。十八大以来由红二代主导的治国理念,正在显露饮鸩止渴、试图通过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极权主义思想和战略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危险倾向。十八大以来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展现了一些新气象,比如向“既得利益”宣战、在反腐中“老虎苍蝇一起打”、在言谈举止和生活作风上拉近与民众的距离等等。但是,这个领导层也继续严厉打击全国各地公开要求公示官员财产以利于从制度上反腐的民间人士,继续严酷镇压各界自由人士,甚至于在封网删帖、打击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等方面变本加厉。更为吊诡的是,习近平等人居然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而且明目张胆的恢复毛式话语、权术、习俗和气派。他们似乎真的不懂得,在世人眼里毛泽东是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二十世纪三大极权主义魔头。
当今进入政权高层的红二代,大都有过其父辈受到毛泽东迫害修理而全家落难、饱受极权主义之苦的惨痛经历,他们迄今仍将毛泽东奉为精神教父,乃是极为可悲之事。红二代们在一些方面要将从后极权社会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显示了极权主义的神奇魅力。极权主义专制制度,有纪律严明、万众一心、整齐划一和步调一致的壮美,有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英勇献身和高尚信仰的阳刚,而且还披着为穷人某利益的外衣、许诺一个尽善尽美的乌托邦。正是凭借这样的魅力,中共党国极权主义专制制度战胜了以富人为社会基础、处处显得凌乱涣散的中国国民党威权主义专制制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极权主义社会,当然也比当今中国思想多元、纪律松弛的后极权主义社会威武雄壮得多。但是,极权主义万众一心的威武雄壮是以剥夺领袖之外一切人的一切自由、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残忍无道的杀戮为代价的,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毛泽东的中国都是如此。医治当今中国后极权主义复合症的良方,决不是退回到极权主义,而是前进到宪政民主。
红二代似乎拒绝承认专制和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今中国的结构性腐败,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权力,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或者以专制权力反腐败,最终只会是闹剧。在我们中国,依靠明君和清官“铁腕治吏”的把戏已经演了几千年,哪一个王朝不走向病入膏肓的腐败?世界各个共产党国家通过专制来反腐败,也总是以失败告终。腐败的确切定义是“以权谋私”,无论所谋之私是权力还是金钱女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腐败就已经相当普遍,既表现为利用权力来整人泄愤、升官晋级,也表现为“走后门”来谋取工作岗位和紧缺商品。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全面崩溃和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巨大机会,腐败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反腐行动,总能博得民众的拍手称快。

当今中国排斥公民参与、排斥法治的“铁腕反腐”,也可以达到短暂清平、树立威严、清除政敌等目的,但对疗治普遍到如此程度的制度性腐败,恐怕无济于事。当局一边连“网络反腐”这种轻而易举的事都要严厉排斥公民参与,一边高调恢复和强化“群众路线”,很有讽刺意味。且不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群众路线”早就演化成矫揉造作的陈规陋习,在政治身份上区分“干部(领导)”和“群众”,这本身就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必须彻底革除的腐朽观念和做法。不是依靠公开透明的法律程序,而是依靠黑箱操作有选择地肃贪、有选择地执法,这也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其实,现代人类早就找到了真正尊重民众的途经,那就是落实民主选举,使执政者必须经过公民的授权、必须对选民负责、能够被选民替换。现代人类也早就找到有效治理腐败的宪政民主制度,依靠公民授权、定期选举、党派竞争、独立司法、媒体监督、官员财产公示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证执政者的基本清廉。
红二代们挑战“既得利益”,值得嘉许,但需要动真格挑战自身,才有实质意义。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当年反特权、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如何?难道不是造就和扩大了一个口含天宪、以整人为业的特权集团?当年从人权民主角度反对这个特权集团的真英雄,都遭到灭绝人性的摧残。在当今中国,强征地产、强拆房产以鱼肉百姓、搜刮民财的地方政府是特殊利益,垄断资源、欺行霸市的央企及其它特殊企业是既得利益,贪赃枉法、左右逢源、黑白通吃的权贵家族和特殊部门是特殊利益,都在该反之列。但是,由一个党来全面垄断政治权力而形成的专政党,本身就是一个恶劣的巨无霸既得利益集团;那些得势的红二代,集体世袭权力和财富,更是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的挑战,由这样一个专政党和既得利益集团来主导,如意算盘大概是“抓大放小”、牺牲部分人的“小特权”来维护和强化专政党的“大特权”。“利益固化的樊篱”,是专制党国体制的衍生物。专政特权的对立面是普世人权,只有实现宪政转型、落实普世人权,才能真正消除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
总而言之,红二代最大的认知错乱,在于拒绝承认共产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彻底破产这一基本事实。共产主义党国专制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已经被人类的实践所否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而不再是人类向前发展的选项。在这样的历史格局和时代格局中高喊对这种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自信”,只不过是蒙昧愚顽的表现。高踞庙堂的红二代带着权力的傲慢炫耀这种“自信”,透露出来的是他们在思想知识方面的严重缺陷,是他们的双重无知,也就是对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大趋势的无知和对自己这种无知的无知。只有陷入这种双重无知的人们,才会将自己锁定在极权主义的陈旧世界里自我陶醉,才会继续向往苏联帝国那样的大国梦幻,才会否认苏联帝国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纳粹德国那种“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专制精神纽带。
是的,当今中国的专制政治是旧病老症、沉疴痼疾,已经积重难返。党国领导对维稳体制的路径依赖,令人窒息。我的一些朋友一直劝我彻底放弃对红二代的任何希望,断言红二代舍不得既得利益,不会割舍世袭的专制权力和世袭的专制思想,只会在专制本能的驱使下一条巷子走到黑,在专制的绝路上走到底、撞到南墙也不回头。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红二代失去权力的恐惧与日俱增,守护权力的强烈愿望也与日俱增,划地为牢、恶性循环、不可收拾。没有反省能力的集团,不可能有大智慧、大气魄和大手笔。

但是,我仍然坚信理性的力量、理念的力量和历史使命感的力量。毕竟,由少年失学的不幸和党文化熏陶而形成的认知错乱,并非不可救药。只需要回归常识,就可以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结束一党专政既是大势所趋也已迫在眉睫,只有依靠公民投票授权而上台的政权才配称“人民的选择”,马列主义党国不是中国特色。政治停滞使中国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集体世袭的党天下和独家世袭的家天下一样是被历史淘汰的落后制度,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期许和努力既徒劳而又邪恶,将红色世袭的江山保存下去并“中兴”起来的愚蠢之举会导致相互杀戮、玉石俱焚的恶果,符合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理所当然地符合中华民族,维护一个违反人类普世价值制度而自外于于人类主流是无知和野蛮,而绝对不是勇敢。执意要与世界潮流及中国进步力量为敌只会失败得很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都是符合普世价值和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只有同时超越极权主义的毛泽东和后极权主义的邓小平,中国才有出路。

胡德平、胡德华兄弟直接赞成宪政,秦晓等人热情拥抱普世价值和现代性,陈小鲁等人站到人权之上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为文革罪错公开道歉,都显示了红二代觉醒的新趋势。当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主要施政目标归于失败、当经济增长及社会矛盾的积累都逼近极限、当中国公民的宪政诉求势不可挡,一些良知未泯的红二代是否会在在时代潮流和历史使命的召唤下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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