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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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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牛津基督教史》

作者:谢选骏
    
    《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这不是一本站在教会的立场或以信徒的身份写作的书,而是站在史学的立场并以学者的身份写作的书。
    
    根据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对于基督教的历史过程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一共有三位:
    
    1、作为人子的耶稣,他宣讲的福音构成了基督教的灵魂;
    
    2、作为使徒的保罗,他组建的教会构成了基督教的规范;
    
    3、作为帝王的君士坦丁,他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支持基督教作为社会与文明的主流。
    
    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对君士坦丁大帝(又称君士坦丁一世,)有很深的误解:
    
    1、君士坦丁一世只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发动内战的军阀,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2、君士坦丁一世自己并不信教,也不受教义的约束,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模仿第一位罗马元首奥古斯都的榜样,尽其表演的义务,装模作样地受了洗;
    
    3、君士坦丁一世通过官方化、国教化败坏了基督教,使其从穷人的福音变成了统治的工具。
    
    但是,根据《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提供的史料,上述有关君士坦丁一世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看法,可能是失真的,是基于无神论者的推测。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众所周知,孩子受母亲的信仰影响往往超过父亲的,这种影响到人生的危机时候,会发生决定性的力量。(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如此。)
    
    其次,君士坦丁一世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并不如以前人们估计的那么多,远远不到人口的半数;君士坦丁一世在大战之前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这在政治上十分冒险,很可能引起军队叛乱。种种迹象表明,他自己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真的相信,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具有神奇的功能,可以帮助他击败敌人、战争获胜,带来基督的和平。因此,当他看见天空中出现了十字架的图像,就毫无犹豫地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要他改弦更张、靠主得胜。
    
    最后,君士坦丁一世本来早就准备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只是由于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纷争,使他延误了自己的受洗;他推迟受洗下,可在情况混乱的时候使自己拥有一个相对超然的政治地位,以便进行教义上的裁决。
    
    还有一点,说明君士坦丁一世还是具有真心信仰的,那就是他把自己的墓地安排在“十二使徒教堂”里,希望自己作为“第十三个使徒”忝列其后。如果他只是一个并不信教的“大帝”,那么,“第十三个使徒”这个地位,在他眼中就不会这么珍贵。(例如,毛泽东这个伪马列主义者就不肯老实就范,老是想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顶峰”,虽然他是一个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那样的历史次角——在中国发展苏联的“红军”统治。)
    
    君士坦丁大帝的活动,对基督教造成根本的影响,使得在他之后的基督教多多少少变成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也使得他本人可以作为“大帝”名垂青史;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的关系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到什么程度,从时间上看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至少超过了列宁的二十五倍;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汉武帝(对儒教的影响)和印度的阿育王(对佛教的影响)。
    
    事实上,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都是在政权的支持下,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甚至连“和平的佛教”也离不开“武力的护法”;而传播最快的马列主义和伊斯兰教,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基督教在中国的平等地位,也在呼唤一位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如果没有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出来护法,基督教在中国永无出头之日,无论罗马教廷如何努力也是枉然。因为罗马教廷的权能,本身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那里延续下来的,虽然他们声称是从彼得那里延续下来的。至于所谓的“新教”,更是在各国王公或“共和国”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正如,要是没有列宁违背马克思教义的政治赌博(“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只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或是让其追随者暴尸街头,而不可能入住克林姆林宫和中南海。
    
    “1990年5月11日,在莫斯科红场,反对克林姆林宫统治者的游行中有基督徒,一个拿着和人一样大的十字架的神父对戈尔巴乔夫说:‘基督复活了,米哈伊尔·瑟基耶维奇’。”——《牛津基督教史·大事记》
    
    2013年12月27日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12/2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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