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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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牛津基督教史》
作者：谢选骏
《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这不是一本站在教会的立场或以信徒的身份写作的书，而是站在史学的立场并以学者的身份写作的书。
根据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对于基督教的历史过程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一共有三位：
1、作为人子的耶稣，他宣讲的福音构成了基督教的灵魂；
2、作为使徒的保罗，他组建的教会构成了基督教的规范；
3、作为帝王的君士坦丁，他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支持基督教作为社会与文明的主流。
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对君士坦丁大帝（又称君士坦丁一世，）有很深的误解：
1、君士坦丁一世只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发动内战的军阀，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2、君士坦丁一世自己并不信教，也不受教义的约束，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模仿第一位罗马元首奥古斯都的榜样，尽其表演的义务，装模作样地受了洗；
3、君士坦丁一世通过官方化、国教化败坏了基督教，使其从穷人的福音变成了统治的工具。
但是，根据《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提供的史料，上述有关君士坦丁一世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看法，可能是失真的，是基于无神论者的推测。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众所周知，孩子受母亲的信仰影响往往超过父亲的，这种影响到人生的危机时候，会发生决定性的力量。（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如此。）
其次，君士坦丁一世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并不如以前人们估计的那么多，远远不到人口的半数；君士坦丁一世在大战之前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这在政治上十分冒险，很可能引起军队叛乱。种种迹象表明，他自己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真的相信，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具有神奇的功能，可以帮助他击败敌人、战争获胜，带来基督的和平。因此，当他看见天空中出现了十字架的图像，就毫无犹豫地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要他改弦更张、靠主得胜。
最后，君士坦丁一世本来早就准备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只是由于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纷争，使他延误了自己的受洗；他推迟受洗下，可在情况混乱的时候使自己拥有一个相对超然的政治地位，以便进行教义上的裁决。
还有一点，说明君士坦丁一世还是具有真心信仰的，那就是他把自己的墓地安排在“十二使徒教堂”里，希望自己作为“第十三个使徒”忝列其后。如果他只是一个并不信教的“大帝”，那么，“第十三个使徒”这个地位，在他眼中就不会这么珍贵。（例如，毛泽东这个伪马列主义者就不肯老实就范，老是想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顶峰”，虽然他是一个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那样的历史次角——在中国发展苏联的“红军”统治。）
君士坦丁大帝的活动，对基督教造成根本的影响，使得在他之后的基督教多多少少变成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也使得他本人可以作为“大帝”名垂青史；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的关系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到什么程度，从时间上看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至少超过了列宁的二十五倍；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汉武帝（对儒教的影响）和印度的阿育王（对佛教的影响）。
事实上，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都是在政权的支持下，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甚至连“和平的佛教”也离不开“武力的护法”；而传播最快的马列主义和伊斯兰教，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基督教在中国的平等地位，也在呼唤一位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如果没有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出来护法，基督教在中国永无出头之日，无论罗马教廷如何努力也是枉然。因为罗马教廷的权能，本身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那里延续下来的，虽然他们声称是从彼得那里延续下来的。至于所谓的“新教”，更是在各国王公或“共和国”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正如，要是没有列宁违背马克思教义的政治赌博（“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只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或是让其追随者暴尸街头，而不可能入住克林姆林宫和中南海。
“1990年5月11日，在莫斯科红场，反对克林姆林宫统治者的游行中有基督徒，一个拿着和人一样大的十字架的神父对戈尔巴乔夫说：‘基督复活了，米哈伊尔·瑟基耶维奇’。”——《牛津基督教史·大事记》
2013年12月27日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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