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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看见台湾,看见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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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3日 转载)
     转自推特
     笑蜀 2013年12月23日
    

    
    
    全台首部航拍纪录片《看见台湾》在台北上映,很轰动。我拖了很久才去看,就为避开高峰。结果去的当天依然爆棚,只买到一张最差的票。又过了一段时间,台湾朋友请我看电影,还是《看见台湾》。第一次看的不爽,不妨再看一次吧,我就答应了。不想爆棚依然,只是位置好了点点,稍得安慰。
    
    从影院出来,朋友边走边感慨:“哪个社会都有问题。这不,咱台湾也有很多问题。”
    
    他这么说,是因为电影的后半部,几乎全是台湾环境污染的镜头,都是批评人类的贪婪,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用主题曲来说,叫做“拿的那么多”。
    
    我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回答:“是的,都有问题,但性质不同。”
    
    朋友好奇:“怎么个不同法?”
    
    “你们这电影能公映。要在我们那边,连选题都通不过,”我说。其实,《看见台湾》岂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湾引爆了剧烈的舆论龙卷风,迫使台湾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诺改进。
    
    “应该是习惯问题。大陆政府还不习惯公共参与,公共讨论。但不急,慢慢会好起来的。”朋友安慰我说。
    
    “兄弟,哪是什么习惯问题。”我急了,连连摇头:“你们有问题但更有办法,所以不怕曝光。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招,只好捂盖子,结果越捂越烂。”
    
    朋友听了,长叹口气。他是大陆问题专家,何尝不懂我的话。两人默默无语,走到影院门口挥手告别。
    
    回头想想,觉得自己似有失态。大概是“慢慢来”三个字刺激了我。经常有外面的朋友那么劝我,我知道他们都好心,但听多了仍不免抵触。我不同意大陆很多问题是快和慢的问题,不是我们性急,不是我们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决,而的确很多问题都无解,都属于不可治理的问题。
    
    就说污染吧。有次半夜飞抵武汉,从半空望下去,我仿佛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巨盆,倒扣着整个城市。巨盆中的空气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脏的水。我当时就心凉:这是我栖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脏水中吐纳,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
    
    但是,亿万同胞,确实都栖息在脏水中,波澜不惊。以至于有外媒嘲笑:他们面对雾霾不是上街抗议寻求改变,而是宁愿天天戴口罩。有办法的人用脚投票,一走了之,没办法的人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都不否认必须改变,但谁都不相信可以改变。
    
    社会问题,社会危机,一定都伴随社会抗争。有争才有变,这本来是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这似乎不适合中国,中国简直就是规律的黑洞,抗争的量级跟污染的量级完全不对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问题倒逼、危机倒逼,但这在中国更多是幻想,不仅很难倒逼出改变,反而不断地压低底线,包括压低道德的底线和公众的承受底线。
    
    怒其不争,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情绪。愤怒的口水不仅喷向当局,也喷向民众。极端如烧死四十七名无辜乘客的厦门公车纵火案,都有人为之辩解,声称遇难者并非真正无辜,因为他们面对暴政没有挺身而出,客观上都是同谋,都有原罪。口水满天飞,几乎骂遍天下。
    
    “不争”固然令人扼腕,但追问不能到此止步,还应该再问下去:为什么不争?难道,真因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希望?“争”是需要的;但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完全不问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骂倒,众人皆醉我独醒,这除了盲目的发泄,对社会进步没有任何价值。
    
    “争”需要怎样的条件?还是对比台湾吧。蒋介石时代的台湾,民众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杀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吓倒,以至蒋介石镇压雷震组党时,没有任何镇压成本可言,因为民间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面随着经济腾飞和均富的实现,产生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再没有父辈的杯弓蛇影。总之社会已经崛起。有了崛起的社会作为植被,就形成丰富的生态。正是靠这整个的生态支撑,才有了美丽岛的大规模集结,才有了美丽岛被镇压后持续高涨的抗争。持续高涨的抗争宣告了镇压的无效,迫使统治者退让,也才有了解严,有了台湾的和平转型。
    
    抗争要有依托,依托就是社会;抗争要有掩体,掩体就是社会。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下中国不只政治腐败,更大的危机,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强调的社会溃败。溃败的社会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个人面对利维坦的无力无助,是人性的常态。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怯懦未可厚非,一概归为原罪过于苛刻。
    
    苛求个人不是出路,关键是保卫社会、抢救社会,而这已经刻不容缓。
    
    在我看来,六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损失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在以下两端:一是文化上,即中华正统文化被彻底切断,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性质的本土的流寇主义、痞子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与同样野蛮的舶来的斯拉夫专制主义杂交,生成畸形的红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难肃清。整个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丛林世界,距仁爱、宽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则愈来愈远。
    
    再一个,就是整个民间社会被连根拔掉。公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结果是窒息、扼杀了社会。本义上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为要义,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恰恰是反社会的。改革时代开启了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并扩大到社会领域,社会逐步生长起来,公权力有所收缩。但进入维稳时代后,公权力尤其专政机器全面反扑。不惜耗费天价维稳成本,对社会严防死守,恐惧一切社会自组织,恐惧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惧一切建立在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由联合。
    
    回头说到台湾。台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宪政体制问题、有司法体制问题,经济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个台湾依然安详、从容。奥妙何在?在于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甚至属于政府的很多职能,也让渡给了社会。比如办证和缴费,通常无须找政府,到家门口的7-ELEVEN,多媒体终端机上敲几个键,就全都解决了。市民办事再方便不过,政府却为此付出很大牺牲,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很多公务员就只好下岗了。
    
    这反映台湾鲜为人道的一个特点:台湾的民主没我们想像的那么好,但台湾的自由比我们想像的要好。政府该退出的领域,统统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还多。但政府退出后,社会没乱,反而越来越好。几乎每个来台湾的大陆同胞,都能感受到社会的井然有序;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贴;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极其强悍。所以台湾不怕有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不难及时发现,进而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解决。
    
    对比台湾,我们最大的短板就是社会。从来视社会为最大的假想敌,为了保卫政权,不惜糟蹋社会。社会自发秩序被破坏,自净机制难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则只在统治不在治理,社会问题也就不能不彻底失控,越来越逼近社会的承受极限,如悬河随时可能溃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公民运动应运而生。它不是像列宁主义那样,只有政权的视角,主张政权中心论,而坚信社会才是我们的主场。它不是砸烂,而是建设;不是破坏,而是生长;不幻想一夜而决一击即中,而是向下扎根,用权利组织社会,培植社会的元气。本质上属于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在任何时候都重要,民主化之前则尤其重要。因为民主化之后,社会建设水到渠成;最紧缺也最难熬的只在民主化之前。而亿万生灵不可能等到漫长的民主化之后再来安顿,现在就必须着手。
    
    这也是我认同新公民运动的原因。新公民运动发起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实际地涉入,只想做一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把我逼到墙角,我别无选择。受难者很多是我的兄弟,仅从江湖道义讲,都不能壁上观。更何况在我看来,新公民运动代表一种价值、一种希望,必须守护。不因镇压而溃散,而是开始新的集结,抗争才会持续;唯有持续的抗争才会让镇压失效,也才会给公权力勘定不可逾越的边界。所以,镇压不应是终点,新公民运动必须接力下去——这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史,或更有助于认识社会的重要。20世纪中国史,政治上往往是一部瞎折腾的历史。无论在朝在野,都是惟政权论,缺乏社会的视角。在朝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社会百般钳制;在野的急于乱中取胜,见猎心喜,巴不得社会越乱越好,苦难越多越好,以至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所有中间道路、所有社会建设,都当作“帮闲帮凶”加以冷酷的攻击。双方都不惜以社会为牺牲品。结果是神仙打仗,社会遭殃。
    
    这一切,我们受够了,对社会的糟蹋该到头了。政治之外,更有社会。社会是我们的失地,社会是我们的原乡。所谓抢救社会,无非从政治手中收复失地,找回我们的原乡而已。这一切,且从凝聚权利共识,从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开始。告别私语,告别怨妇情结,告别政治乌托邦,回到社会,回到生活,从真实的大地上找到力量。这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也是所有权利运动、所有社会建设的意义。彼岸同胞早就看见台湾,回到他们的原乡,无论怎样深重的哀愁,都是他们能够改变的。那么,我们的原乡有多远?改变有多远?
    
    ——写于2013年12月13日,许志永被正式起诉之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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