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谢选骏:从政治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1日 来稿)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作者:谢选骏

    
    秦朝到清朝的两千两百余年,虽然都有“帝制”的称号,但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只有秦——两汉和元——明——清,其节奏是一个短暂而残暴的预备和开路(秦和元),两个带着中期变奏(前汉的“赤眉”“绿林”、后汉的“黄巾起义”,明朝的“农民起义”和清朝的“太平”“捻军”)的两三百年的稳定结构(前汉后汉,明朝清朝)。这一明显变换,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胡说。
    
    而在秦——两汉和元——明——清之间的那个千年(220年后汉瓦解到1279年元朝确立),那个“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掌权的并非实质性的大一统皇帝,而是封建诸侯的自治(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宋 辽 金 西夏 西藏 云南 越南 朝鲜 日本等)或周天子的精神领导(如唐朝之作为“天可汗”)。实质性的皇帝、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独裁者,是到了忽必烈君临四海的时候才重现的。
    
    1980年代,中国大陆曾经流行“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说,旨在为中共的现代极权主义辩护;其实这也是利用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混乱认识。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就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干扰下,陷入了长期纠纷,御用文人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捏造了中国历史也有欧洲那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胡说(真正意义的“来自西方的真理”)。
    
    但是,只要看一眼上述的“中国文明的周期”,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分析,就不攻自破了——
    
    中国文明的周期,以统一帝国为其结局:其节奏是一个短暂而残暴的预备和开路(秦和元),两个带着中期变奏(前汉的“赤眉”“绿林”、后汉的“黄巾起义”,明朝的“农民起义”和清朝的“太平”“捻军”)的两三百年的稳定结构(前汉后汉,明朝清朝)。其中的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帝国制度的转化——殷代的方国制度、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西周的“天子”封建制度,隋唐的“天可汗”封建制度,春秋战国的多元列国、北宋南宋的多元列国,秦和元的大一统,两汉和明清的统一帝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的开始)。
    
    这一明显变换,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的胡说。
    
    如果按照中国文明的周期节奏去观察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化,中共政权应该不是相当于一般认为的秦的暴政、元的征服,而是接近南北朝末端的北魏。未来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才接近那个消灭了古代南北朝格局的隋或唐。
    
    以前人们都说唐宋的皇帝文明、儒雅、克制,其实不是唐宋的皇帝们文明、儒雅、克制,而是因为他们都非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独裁者,没有完全彻底地君临四海,因为他们身边还有足以分庭抗礼的外部敌国或内部藩镇(类似于先秦的诸侯),唐宋的皇帝们才不得不表现得文明、儒雅、克制。用现代语言说,他们是受到了“权力制衡”,而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文明开化”;甚至连北宋“皇帝”的“皇宫”,都是前朝节度使的居所,再看看黄河沿岸的宋朝的皇陵,也都是小里小气的。如果说唐朝皇帝还有周天子那样建立在诸侯和藩镇之上的虚架子,那么宋朝皇帝的中央集权其实就是一个特大的诸侯国内部的秩序,远远达不到“平定天下”的要求——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朝的汉人复国后,除了衣服以外,都是沿着蒙古人的元朝的路线,而不是沿着汉人的宋朝的路线”发展的。如此看来,宋朝对待辽金元的卑躬屈膝就可以理解了,因为那并不是“中国皇帝”的作为,而只是“中原诸王”的作为。
    
    上述实情,为历来治史者所忽视,殊为可惜。
    
    一、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政治体制上可分成“王国”和“帝国”两个时期。
    
    传说中夏禹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开始王位继承制,从此中国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王国时期。夏、商、周都属于王国时期。夏的情况考古学上还没有定论,商已有分封贵族的制度。西周初年,更是大封同姓和异姓诸侯。这种封建贵族政治基于宗法和血缘关系之上。通过层层的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手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高级官吏都是世卿世禄,世世代代传下去。
    
    秦灭六国,推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帝国时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及其官僚政治,呈现了这样一些趋势:
    
    一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特别是六部的行政权越来越大。例如,唐朝六部没有直接的发令权,到了明清,六部就有了直接发令权。它所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而宰相的很多权力,下放到行政部门。明太祖所以能够取消宰相,就是因为行政权扩大以后,宰相所要决定的事情跟皇帝所要决定的事情差不多。取消宰相,从政治制度发展上是很自然的。
    
    二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制度化。汉朝也有廷议,是皇帝临时召集的,人员和时间不固定,决定的事情仅供皇帝参考,不是一个法定程序。唐朝宰相在政事堂议决政事,这是一个法定程序。到了宋朝,宰相以外还有执政,就是副宰相,这个人数比唐朝要多。宋朝是由宰相执政议决大政。到了明朝,实行朝议制度,这是沿政事堂和宰相执政议决朝政的路子走的。参加朝议的人数进一步扩大,是决策中不可缺少的程序。
    
    三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古代,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主要是控制农民和土地,保证国家的税源与兵源;维持社会治安,实现社会保障和生产保障,并且进行教化,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些职能从秦汉到明清基本没有变化,变化的主要是对农民的政策。西汉初年,农村以小农人口为主,控制和保护小农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要防止小农分化。唐宋以后,土地集中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面。国家一方面要控制小农,同时要协调地主、农民和国家之间关系。另外,在社会职能方面,秦汉以后,地方政府很多事情都要直接管。唐宋以后,很多事情地方政府不直接管了,往往是由政府出面号召而由民间操办。比方赈灾、修水利,有些由官督民办,有些由地方上或者宗族来办。地方政府主要从事各项政务,政府成为纯粹的政务机关。
    
    有人主张说,唐宋以后尽管皇帝的权力好像更加集中,但是由于行政权的扩大,皇帝本身要管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在决策中,皇帝虽然是最高负责人,但也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议决的基础上。学界对唐宋以后皇权是加强还是削弱有不同意见。依上所说,表面上是加强,实际上是削弱,而且,在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随之加强。例如秦朝为三公九卿制,汉朝加以发展,并建立刺史制度;隋唐时为三省六部制,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清朝设南书房及军机处。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可以形成这样几点认识:
    
    其一,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事务日益增加,原有的机关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这时候就需要设立新的机关,这是政治制度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有些学者把内廷、外廷,决策、执行这样一些矛盾以及皇帝跟宰相、官僚之间的矛盾,作为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原因。我不同意这样一些看法。这些政治斗争对政治制度的变化可以起一些推动作用。有些制度迟早是要变,但因为政治斗争需要,可能提前或推迟出台,也就是起一种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制度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制度变得好不好,又受到制定制度的人的素质的影响。
    
    其二,政治制度的发展走势是决策行政的合理化、分层决策的发展和行政权的不断扩大。它的目标是要不断扩大政府部门职责的弹性,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
    
    其三,制度不是万能的。有些制度颁布以后,由于理念上的不同,素质上的差异,实行的结果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唐太宗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一要破除私心,二要有责任心,要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另外,不同的集团,不同利益的代表者,还可能利用原有制度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像九品中正制、察举、辟举,都有过这种历史遭遇。
    
    其四,政治制度的调整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政治体制变化,都会受到旧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各个利益集团有的反对,有的支持。比方说,北魏实行三长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还有祖宗之法的影响,或者说传统思想的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就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再者,即使在不存在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也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有很大作用。我们今天经常看到,有的制度好,比较切合实际,能够顺利实行,有的则不太好。这决定于制定制度的官员对现实是否有广泛和深刻的了解以及他们的素质。唐朝为什么很多制度比较好,这和唐朝初年官吏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是从隋唐开始的,《唐六典》说:“隋文帝着拓黄袍,巾带听朝。”在唐贞观四年(公元 631年)规定官员袍服的色彩,十三品以上为紫色。因此从服装颜色也可分辨出官级品位和庶民的地位。
    
    二、
    
    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制度的历史就是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线索之绵长、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无与匹俦的”。
    
    这种连续性的存在,就使得真皇帝(秦两汉与元明清的君主)与假皇帝(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的君主)的界限有所模糊,也使得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后期(秦两汉)与整个第二期中国文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连成一体。因为,专制制度上的这种继承性质,在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跨越文明的周期,甚至蔓延到了现代的“民国”和“人民共和国”。
    
    简单说来,
    
    秦朝到清朝的两千两百余年,虽然都有“帝制”的称号,但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只有秦——两汉和元——明——清,其节奏是一个短暂而残暴的预备和开路,两个带着中期变奏的长期稳定结构。
    
    而在秦——两汉和元——明——清之间的那个千年(220年后汉瓦解到1279年元朝确立),那个“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掌权的并非实质性的大一统皇帝,而是封建诸侯的自治(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宋 辽 金 西夏 西藏 云南 越南 朝鲜 日本等)或周天子的精神领导(如唐朝之作为“天可汗”)。实质性的皇帝、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独裁者,是到了忽必烈君临四海的时候才重现的。
    
    以前人们都说唐宋的皇帝文明、儒雅、克制,其实不是唐宋的皇帝们文明、儒雅、克制,而是因为他们都非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独裁者,没有完全彻底地君临四海,因为他们身边还有足以分庭抗礼的外部敌国或内部藩镇(类似于先秦的诸侯),唐宋的皇帝们才不得不表现得文明、儒雅、克制。用现代语言说,他们是受到了“权力制衡”,而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文明开化”。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朝的汉人复国后,除了衣服以外,都是沿着蒙古人的元朝的路线,而不是沿着汉人的宋朝的路线”发展的。
    
    下面就从“是否大一统帝国”这一区别来通观“整个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的沿革。
    
    秦汉两朝的“三公九卿”
    
    秦汉两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度,组成了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和监察于一体的庞大的中央政府。
    
    所谓三公,初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西汉成、哀年间(前32——前2年)至东汉,三公改为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办公场所称为“府”。丞相府掌管行政;太尉府掌管军权;御史府负责监察及皇帝的秘书办。“三府”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九卿指奉常(后改太常)、郎中令(后改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几度改为大理)、典客(后改大行令、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后改大农令、大司农)、少府。这是在周代“六卿”基础上扩增的。卿的地位次于公。
    
    九卿的办公场所称为“寺”。“九寺”成为中央行政执行机构。如太常寺,掌管科、教、文、卫等方面,相当于“大文化部”,为九卿之首。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廷尉,掌管司法审判;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少府,掌管专供皇室用的山海池泽之税。
    
    “汉常置十二卿”(《西汉会要》)。与九卿地位相当的中尉(后改执金吾)、将作少府(后改将作大匠)、大长秋及太子少傅等。这些官员与九卿和在一起称为“列卿”或“诸卿”。将作少府掌治宫室;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事;中尉掌巡查京师;王爵中尉掌列侯;内史掌郡军队。大长秋,又称将行,掌管皇后居所,为皇后近侍官首领,多由宦官充任。太子少傅,掌太子教习。
    
    三公九卿,虽然各有执掌、分工清晰,但当时职无常守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职与实际责任有很大的区别。
    
    汉代的中央行政体制至汉武帝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外朝官开始区分,中朝的尚书组织与外朝的三公九卿组织一起,形成既有分工又相互制约的双轨行政管理体制。
    
    至东汉,尚书台正式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双轨行政演变为“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的管理体制。东汉后期的政治家仲长统评论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省”取代“三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其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从总体上看是沿袭了东汉的制度,但有较大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权力构成和职权分配形式也有一定的变化,逐步形成“二相”即相国、丞相;“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诸省”(三省)即尚书省、门下(侍中)省、中书省(监);“诸监”即秘书监(省)、殿中监;“诸台”即御史台、符节台、谒者台、都水台;及“诸卿”、“诸卫”等顺序排列的中央行政组织。“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官”制并存,形成两套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机构重叠,管理混乱。至此,三府九寺,名存实亡,官员成为“闲职”。
    
    尚书省,曹魏时从少府寺独立出来,扩大行政职能和内部结构,下设吏部尚书、左民尚书、客曹尚书、五兵尚书、度支尚书、祠部尚书等“六官”。东汉时,尚书省成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中书省,设中书监,负责皇帝草诏谋议。门下省,原为侍中寺,服务于皇帝。形成“三省六官”制。
    
    隋唐时期始设“六部”,“九寺”降格降级
    
    隋唐时期,国家机构的设置比较严整。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调整,机构的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三省六部为主干的新的中央行政体制,一般称之为“三省六部制”,其政府机构包括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
    
    三省是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隋朝三省,行政级别相当,功能各异。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督。
    
    唐朝明确,中书、门下二省决策,尚书省为中央行政核心。将决策与行政分离的制度设计,十分科学。
    
    六部是指尚书省所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从秦汉时期“九寺”缩简而来,名称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官”改成。如“工部”掌管农林牧副渔、土木、水利等领域和行业。六部下各设“四司”。形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格局。
    
    九寺,相当于秦汉九卿,唐代改卿为寺,即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太府寺、鸿胪寺、少府寺。从表面上看,某些官职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秦汉的少府改称“太府”,掌财务收藏;廷尉改称“大理”(汉代也这样改称过)。但实质上九寺降格降级,职权较汉代九卿大为缩小,其地位大大降低,成为管理具体事务的机关。
    
    五监,国子监、掌学校教育;少府监,掌手工制作,由汉代少府演变而来;将作监,掌宫室营造,是由汉代将作大匠演变而来;军器监,掌兵器制造;都水监,掌水利。
    
    此外,宫廷事务主要归殿中省、内侍省和詹事府。西汉的御史府,魏晋以后发展为两个独立的中央官署,即御史台为最高检察机关,秘书省为掌管图书典籍的机关。
    
    宋代的中书门下、枢密院分掌军事和行政大权
    
    宋代,除内部机构增设枢密院等新机构外,中央行政机构仍然沿袭“三省六官”制。因而中央政府机构雍肿。中央政府主要由枢密使及其领导的枢密院、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导的中书门下省和“三司使”组成,即所谓“二府三司”。枢密使、平章事、三司使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省是平行的,分掌军事和行政。三司使,独立掌管财政。中央机构中虽然保留了三省制的形式,但成为虚位,仅存其名。“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三省之事,各有临时委派的官员判治。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也各另派官员一至二人判本部事。各司郎中、员外郎等只表示官阶位次,并不过问本司之事,“居其官而不知其职”。六部不再属尚书省,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中央行政机关,但权力和作用在下降和减少,职权转移。如兵部的兵权转给枢密院,户部的财权则分给“三司”。
    
    与此同时,一些新设的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事权。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核、选任;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部、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审核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
    
    直到元丰改制,宋神宗撤销中书门下省,恢复“三省”制,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在中央负责管理一般事务的,还有“九寺五监”。
    
    元朝的“三省制”改为“一省六部制”
    
    元朝“遵用汉法”,其中央行政体制的主要变化是将以前的三省制改为一省制。“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从全国政务角度来看,元代中央政府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组成。元朝一中书省,一省制代替沿用已久的三省制以后,尚书、门下两省取消了,机构有所削减,但中书省内部官员却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
    
    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有尚书、侍郎、侍中、员外郎等官。其他从属于六部的行政管理机关,如院、寺、监、府等,也在唐朝“九寺五监”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和增加。
    
    明清时期六部制沿袭不变
    
    明初,朱元璋废除中书省,终结中国历史上自秦设立的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和元代的中书省制度,创设了“四辅官”,出现了“内阁”制,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清代研沿袭“内阁”制,使之成为权力中心。
    
    六部制自明至清末沿袭不变,六部之上无统属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新出现的中枢部门,主要是明代的内阁和清代的军机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实际上行使秦汉以来宰相的职权,但内阁和军机处都不过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此外,还设有太医院(掌医药)、通政使司(掌接受奏章等事)、翰林院、理藩院(掌少数民族事务)至于九寺、五监,至清代精简为五寺、二监,即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以及国子监、钦天监。
    
    综上所述,自秦汉至明清,虽然文明的性质改变了,但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循着“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一台、五监和九寺”制——“二府三司”制——“一省一院一台”制——废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制之轨迹演变的。当然,秦汉至明清封建国家中央行政体制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上述内容。虽然历代行政体制从总体上看体现了专制和集权的原则,但也不能一概抹煞其对国家管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看到其弊端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一面。
    
    三、
    
    “统一帝国”的假象之所以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前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继续存在,是因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后期秦汉帝国已经铸造了“大一统”的观念模式。
    
    “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不可行,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共识,清朝乾隆皇帝更明确表示:封建、井田“必不可行”(《清高宗实录》卷1220)。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汉朝文景之世,中原统治者也不得不致书匈奴单于,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武帝时虽北击匈奴,然数十年后,又不时为患。降及魏晋南北朝,北方更陷于分裂混战状态。唐宋时期,中原和边疆民族的统一问题仍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元朝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统治者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方将历代未能很好解决的蒙古、新疆、西藏等问题,均予以比较圆满的解决。是时,中央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民族事务,边疆驻军设防,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时人论及国家统一之历史时指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世宗实录》卷83)
    
    官僚政治讲的是职务分等、权力分层,主张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统治,并利用行政监督,保障政府各部门的有序运行。官僚政治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一方面服务于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又对皇权发挥着某种制约、监督和补充作用。像明朝中后期,皇帝往往不理朝政,世宗、神宗、熹宗均高拱深居,将朝政大事委诸臣下,而成熟的官僚体制则使明朝统治在相当时期得以维持。至于清代,官僚制度更空前严密,服务于政权建设的著作大量出现。特别是清廷通过对《大清会典》的多次修撰,对政权的机构、职掌、建置、制度等主要方面,根据形势需要作了完备而且系统的规定。成书于乾隆后期的《历代职官表》,是清廷关于国家机关建设的重要文献,“将本朝文武内外官职、阶级与历代沿袭异同之处详稽正史,博参群籍,分晰序说,简明精审,毋冗毋遗。”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在清代也逐渐完备起来。随之而来,清朝官僚机构运转的规范化程度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臻于“纪纲整肃”、“化成天下,礼乐制度精意具存”的境界(《清高宗实录》卷1500)。
    
    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一支专职的文官队伍。秦汉以后,随着时代的变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健全,官僚队伍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也就是说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社会阶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可以流动的。像本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其子弟在宋元以后也有不少人挤入士人队伍,进而为官。所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社会流动的常态化,官僚队伍向其他社会阶层的开放,不但有助于增加官僚政治的活力,而且对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治,即以文教治天下,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礼记·祭法》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普通百姓道德修养程度、文化建设的发展程度,是中国儒家衡量一个时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准。《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等景象,即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高度发达、人民的充分自律。这也成为后世统治者、儒士精英的重要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通观两汉以后的文治建设,其核心内容是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一过程在汉武帝时就开始了,所谓“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1)。文化专制主义构成中国古代文治的精神实质,在具体操作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这一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通过对社会实施系统的、严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历代对所谓“异端”思想的严酷镇压,不时发生的文字狱、禁毁图书,即属此类;二是对百姓实施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主体的教化,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宣讲儒学,表彰节义,即属此类;三是编纂典籍,既为了彰显文治武功,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装点盛世。像清乾隆朝就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启动一系列文化工程,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被清人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3,《纪昀传》)。
    
    但是,如从“是否大一统帝国”这一区别来通观“整个帝制时代”的官僚制度,当发现“大一统帝国”的秦两汉与元明清,与“非统一帝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在“宽容精神”的表现上完全不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的“假皇帝”们,再怎么残暴也还是秉持了文化多元的心态;秦两汉与元明清的“真皇帝”们,再怎么开明也还是秉持了文化独裁的心态——至于其他方面,都可以据此类推开来。
    
    2008——2013年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7191900124
分享: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谢选骏:从高级宗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谢选骏:从白话文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谢选骏:再论《新约圣经》中的进化论
·谢选骏:《新约圣经》中的进化论思想
·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宣战/谢选骏
·谢选骏:通缉、逮捕、监禁、流放“新浪”老板
·谢选骏:素王论
·谢选骏:基督教创造了西方音乐
·谢选骏:新母系时代的降临
·谢选骏:委内瑞拉代表了小国时代的趋势
·谢选骏:全世界主权国家联合起来
·谢选骏:中国崛而不起 同志怎么努力
·谢选骏: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谢选骏:从皇帝外衣看中国文明的存在
·谢选骏:中国收留斯诺登、实现大国崛起
·谢选骏:我对1989年“六四屠杀”的预感
·谢选骏:1989年“六四”屠杀掉的书籍(之一)
·谢选骏: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
·请注意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谢选骏
·谢选骏:莫言-张艺谋《红高粱》秘辛
·《南风窗》揭露孙中山卖国得罪了谁?/谢选骏
·谢选骏谈中共政权的民意支持度/RFA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