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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高级宗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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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看到的佛教与道教,都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洋化”,那么,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胡化”;如果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西方化”,那么,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西域化”;如果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基督教下面的意识形态”,那么,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佛教下面的意识形态”……
    
    一、
    
    道教假托先秦的老庄思想,加上两汉的神仙信仰、通俗的民间传说,但主要还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形成的,其基本动机是“老子化胡”。所以道教虽以老庄思想为旗帜,却与老庄思想有明显差异——先秦道家重在“逍遥生死”,而东汉起出现的道教却重在“长生不老”,用中国神仙的世俗主义对抗西域佛教的出家主义;先秦道家重在内心的“道德”修养,后来的道教重在外在的“术法”修炼……这是因为道教在发展中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等观念以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神仙信仰的前提下,对民间各种神灵精怪信仰也收罗而后改造之,所以古人说道教“杂而多端”。
    
    第二期中国文明在高级宗教方面,体现为佛教的传播、道教的起源与发展、佛道之争、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概述于下:
    
    
    1、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道教始自东汉的张陵,至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乃集大成。道教的教义是以道家对儒家的反动思想,也就是“无”的世界观思想为基础,此外又由于不满东汉王朝的政治,转而以宗教表现其志向。道教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除各种行事外,又在各地建立义舍,以便利信徒,于是逐渐成为庞大的反儒家、反佛教的宗教。然不可否认者,其对儒家、佛教的义理又多所吸收。至北魏寇谦之,完成道教丰富而组织化的教理体系,信徒也扩展到上阶层。经隋、唐、宋三代,佛、道、儒三教之间互有离合;其间,道教在理论、实际两方面皆得均衡发展。有宋一代,道教与佛教给予儒家哲学有极大的影响。
    
    关于道教的发展,最早是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及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复融合阴阳五行、谶纬、咒术等,成立道教思想系统,并导入佛教思想而发展之。东汉顺帝(125——144年在位)时,张陵倡导五斗米道,尊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至此,道教已经逐渐形成。
    
    汉灵帝(167——189年在位)时,张角的太平道为早期道教另一重要派别,奉《太平清领书》为主要经典,以“善道”教化徒众,并以符水为人治病,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等八州,与张衡、张鲁的五斗米道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基础。
    
    其后有《老子化胡经》出现,鼓吹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佛为道教弟子的“老子化胡说”。到了东晋建武元年(317年),葛洪撰《抱朴子》内篇,整理并阐述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理论,将道教的思想内容体系化,成为道教的基本典籍。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等人也曾利用五斗米道组织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魏太武帝(424——451年在位)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参考佛教的仪礼而制订乐章,诵诫新法,确立道教的国教化,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未久,南朝宋的庐山道士陆修静与梁的陶弘景等人整理经书,编著斋戒仪范,道教的理论与组织形式因之愈臻完备,称为“南天师道”。
    
    至唐代,道教的发展愈加隆盛。陶弘景的法孙王远知融和南北天师道,成为唐代道教兴盛的重要基础。唐代的历代君主,广建老子庙、道观,并于科举考试中加入《道德经》一科。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下诏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此种“道先佛后”的政策于是成为唐代一贯的方针。唐高宗(649——683年在位)以老子为唐代王室的祖先,并封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令诸州各建道观一所。玄宗(712——756年在位)之时,更进一步令士庶每家皆藏《老子》一本,推崇玄学,并以《老子》、《庄子》、《列子》等诸典籍为“真经”。唐末五代,杜光庭致力于整理道教典籍,集道教仪礼的大成。吕洞宾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又以断除贪、瞋、痴取代对剑术的研习,对北宋道教教理的发展影响颇大。宋真宗(999——1022年在位)时,敕令王钦若、张君房等人编辑道藏,其中以《云笈七签》一二二卷为代表作,此外也大建道观。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曾自命“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校定镂板,刊行全藏,又于太学置《道德经》、《庄子》、《列子》等科之博士,一时道教大盛。
    
    唐宋以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各宗派逐渐合流,至元代归并于以符籙为主的“正一派”中。金代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立“全真教”,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大道教”(后称真大道教),萧抱珍创立“太一道”,均行于河北,然历时不久,唯有全真教仍盛极一时。在当时,全真教与天师道同为道教的二大主流。王重阳极力调和释、道、儒三教的说法,去除咒术、迷信的要素,强调佛教(尤以禅宗)的教理与出家主义。他的七大弟子称为“七真人”,其中以丘处机尤见重于元太祖(1206——1228年在位)。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时,由《老子化胡经》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佛道论争,道教失败,于是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令禁断道教。由是,道教发展大受打击,教团势力也逐渐衰微。此后,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教派,明代仍继续流传,至清代则渐次式微。在早期,道教势力兴盛时,教团组织每与国家权力相互结合,因此形成特殊阶层及专事修道者的宗教;及至道教逐渐衰微时,则转而注重民众的宗教欲求,处处以民众生活与日常伦理为基础,于是有“民众道教”之称,同时大量的善书与宝卷等也应运而出,这就是所谓民众道教的经典。
    
    道教主张人类的根本希望在于获得现世的幸运、幸福、长寿、繁荣,为达此一理想,乃积极劝人为善,举行除灾招福、祈祷咒术等的仪式,所以道教信仰特含通俗色彩。由是,不仅其顺应性、适应性的幅度扩展,就是信徒阶级也因此而增广。道教的派别虽多,然一般而言,其基本信仰与教义仍在“道”,认为道乃“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并谓宇宙、阴阳、万物皆由“道”化生。所崇拜的最高神是由“道”人格化之三清尊神,其中“道德天尊”即老子。然宋代以后的民众道教则或为自然星宿的神格化,或为历史人物的神格化,如文昌帝君(学问之神)、吕祖、关圣帝君、北斗神君(北斗七星的神格化)、玄天上帝(北极星的神格化)等。又道教修炼的具体方法,有:服饵(服用仙药)、导引(一种柔软体操)、胎息(又称服气、行气,系将宇宙的元气吸入体内,以期不老不死的呼吸法)、符籙(符咒等的秘文)、房中术(采阴补阳之法)、辟谷(避食由不纯之气所长成的谷类)、内丹、外丹等。宗教仪式有斋醮、祈祷、诵经、礼忏等。
    
    2、佛道之争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惟道家对于佛教的输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于是与之发生冲突,历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的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也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然争论的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的宗教教团;南朝宋的陆修静、梁的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他们论争焦点是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佛教的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道士顾欢着《夷夏论》,引致明僧绍着《正二教论》、慧通着《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着《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在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宫中也有佛道二教的论争,即清道观的道士姜斌与融觉寺的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的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流放到马邑。其前,甄鸾的《笑道论》与道安的《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的重要论着,此二书都是以强烈的论点大力论难道教的低劣。然于北朝,佛道的抗争不仅为双方的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的大浩劫。
    
    隋代统一南北,唐祚代兴,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的席次,成为唐朝一贯方针,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621年),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的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的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的顺位。
    
    唐太宗在位期间,道士凌越僧侣之上,智实法师向皇帝上奏,极力申论佞道排佛的不当。皇帝命令宰相岑文本下谕谴责,智实和尚竟抗执不受诏令,皇帝大为震怒,当廷用杖责打了智实法师,并令他换上百姓衣服,流放岭南。有人讥笑智实法师自不量力,不懂进退之道,智实法师慨然叹说:“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智实法师要后世的人知道,即使在佛教蒙难的时代,大唐朝还是有僧格在。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662——663年),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的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的教理,制作种种经典来对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元时,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1255年)令二人对论,志常败论,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以后二教之争依旧相续不绝;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下诏弹压全真教,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于是平息。
    
    3、佛教对道教的影响
    
    早期道教的思想体系是“三一为宗”,即“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从这里演变出“长生不老、肉体飞升、气化三清”等观念,其所追求的目标是“长生不死”和“养生成神”。道教本来也有“善恶报应”、“天道承负”的教义,后来部分道士逐渐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思想来充实和调整道教的理论,唐代道士吴筠在《玄纲论.长生可贵》第三十中说:“夫人所以死者,形也。其不亡者,性也。圣人所以不尚形骸者,乃神之宅,性之具也。其所贵者,神性耳。若以死为惧,形骸为真,是修身之道,非修真之妙矣。”他认为人的形体是会死亡的,应当重视神性的修炼。后来全真道更重视心性的修养,认为色相世界是虚幻的,若不能认识到这点,而执着外物为实相,必将为其所累,不得解脱。在道藏里有“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则是仿照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见佛教的佛性论与禅宗明心见性说,对道教的道性论与修心炼性说有很深的影响。
    
    道教的戒律包括“道诫”和“斋戒”两种,学道不受戒则登仙无缘,其种类很多,有三戒:皈身戒、皈神戒、皈命戒。五戒:不得杀生,不得茹荤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盗,不得邪淫。八戒:不得杀生以自活,不得淫欲以为悦,不得盗他物以自供给,不得妄语以为能,不得醉酒以恣意,不杂卧高广大床,不得普习香油以为华饰,不得耽着歌舞以作倡伎。另外,还有十戒、老君二十七戒等,大体上也都是仿照佛教戒律而立。
    
    道教对于天界及地狱的论述,在佛教宇宙观的影响下,更丰富了其内容,在《云笈七签》里就有“四梵三界三十二天”之说,即:欲界六天、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三界之上有四梵天。又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据说是上天派遣群仙统治的地方。佛教对天界的看法则有“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修行十善及布施、持戒、禅定等三福行,则可生于天界。
    
    东岳泰山“峻极于天”,在战国时代,人们便以泰山为人天沟通的地方,所以每当君王平定天下以后,就要到泰山去向天报平安,即“封泰山”,又要祭地之功,即“禅梁父”(梁父是大地的主宰)。后来泰山逐渐有了阴府的意味,《后汉书.乌桓传》说:“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岱山就是泰山。死后魂归泰山,与佛教地狱的说法相结合,成了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代,道教吸收佛教地狱报应等说法。佛经说有八大地狱,有阎罗王;道教则称阎罗王充“冥官之任”,由上帝任免。
    
    道教的道藏仿照佛教“三藏十二部”的组织与分类而有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总而言之,道教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
    
    4、佛教与道教的比较
    
    佛教的佛像身金色,朴实无华,相好庄严而无胡须,象征佛教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宗教。道教的神像则挂衣披袍,穿金戴银,长髯飘飘,体现了中国的敬老传统。
    
    佛教讲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是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道教则以神仙信仰为中心,追求“长生不死”和“养生成神”,故重视炼丹、养气、五行八卦、符咒之术,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宗教。
    
    佛教的僧尼剃尽三千烦恼丝,身着“粪扫衣”,脚穿罗汉鞋,三衣一钵,生活严谨简朴。道教的道士不修边幅、长髯长发,其服饰晋以前无定制,至南朝刘宋陆修静,道服才开始制度化,有一定规格,如《仙鉴》里说:“立道士衣服之号,月披星巾,霓裳霞袖,十绝灵幡,于此着矣。”又道教法服有品第次序凡五等,以区别贵贱,不同仪式着不同道服,也有定制。现今道教服饰有褂、袍、戒衣、法衣、花衣、冠巾等,亦可见其抱朴守素的风格。
    
    佛教僧尼居住的地方称为寺院、精舍、讲堂等,日常所使用的法器有钟、磬、木鱼、铛铪、铙钹等。道士们修行的场所称为宫、观或庙,他们所用的法器中,宝剑和镜鉴是除邪禳灾的重要法宝。镜鉴有所谓三元宝照,即天照、地照、人照三种金属镜鉴,有固定的尺寸,需依法铸造。
    
    道教从汉朝立教至今,始终跳脱不出“中国的宗教”,而无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究其原因,乃是迷信色彩太浓。晚近的道教,更只剩下了以斋醮符籙来应付民间的迷信,更显没落。在台湾的宫观中,庙公是有,但要找道士就难了。虽然道教的历史及其内容,多涉作伪及荒诞,然而其在养生医药上、冶炼铸造上及对民间劝善上,也有贡献。所以,我们在研究道教之余,仍不得不以尊重的态度来看待它。
    
    
    
    二、
    
    佛教的平等精神促成了中国平民社会的诞生。
    
    这体现在大乘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上面。
    
    相比以前的世袭制、举荐制、九品官人法,科举制显然更具平等精神,说“科举制创造了中国唐宋以后的平民社会”也不过份。
    
    我把科举制度视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明,不仅因为科举及其塑造的“官本位”影响了唐宋明清的整个社会形态,而且由于科举制度的形成和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具有密切关系。而佛教元素,正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当我用“科举制度与佛教”这一主题来说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时,我的友人也就一下子接受了。
    
    佛教《涅槃经》里有一段经文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这段文字可以看作佛教众生平等主张的集中体现。
    
    本来,“众生”一词在佛教中既指人,也指生物。那么依照后者的角度,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意味着不但是人,而且连同其他的所有的生物都是具有佛性的。在佛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与其他的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按照佛教的教义,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只是在生死轮回中的不同际遇造成的。生灭的性质,适用于是人与其他生物,人的生死只是生物生灭或万物有无的表现形式。日本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这样说到:“耳闻山鸡鸣,疑是先考妣。”诗歌不禁表达了原始的万物有灵思想,也表达了佛教关于人与一切生物平等并休戚相关的情感。实际上,我认为,佛教和其他印度宗教的轮回思想,就是来自原始的万物有灵思想,是高级宗教中的低级残留。
    
    佛教主张轮回,由于众生永无休止地循着“六道”(即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和天道)有此生到彼生的轮回,所以,一只鸡有可能在前世是某个人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不论这种思想多么原始,但对促进平等意识确实发挥了莫大的效果。因此,对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句经文,不论佛门中有过多少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放弃万物平等的立场。例如,日本著名僧人道元曾把此句读作“一切即众生,悉有即佛性”。佛教家阿部正雄这样解释,“悉有即佛性”中的“有”,在道元那里囊括了宇宙间的一切实体与实体所经历的过程,不仅指人、指生物,甚至包括无生命存在,即“无情有性”,从而达到了“草木国土皆能成佛”、“山河大地悉现法身”的意境。用禅宗牛头宗的说法就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阿部正雄认为,这些说法在一个彻底的宇宙论的领域里找到了人类解脱的基础,它们提示了一种最彻底的佛教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万物平等主义”。根据道元的见地,人类只有具备“有界”即宇宙的宽广胸襟,带着对“有界”即天地万物的关切心怀,才能最终解决自己的生死之忧。佛教正是从万物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善待万物,把“勿杀生”奉为自己的“五戒”之首,显示出了极为强烈的生态温情主义的色彩。
    
    许多高级宗教的教义中都含有平等思想,但由于轮回思想,佛教的平等思想就相当极端了,宋代高僧清远因此说:“若论平等,无过佛法,惟佛法最平等。”佛教明确了“平等”观念。其“平等”一词,是梵文Upeksa的意译,简称“等”。《佛学大辞典》的解释为:“对于差别之称。无高下浅深之别曰平等。”“平等”一词是佛教的常用名词,在佛教经典中使用十分广泛,是佛教经典的基本术语之一,而这也是对于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的反动。
    
    早期印度分为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姓之间等级森严,前三个种姓都是雅利安人,他们都享有宗教生活的权力,他们能够通过宗教仪式而获得除父母所生第一生命外,还能够从宗教方面得到第二生命,因而称“再生族”。首陀罗被剥夺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的、人身的一切权利,他们不能为神所救,故称“一生族”。以出身来决定人的地位是很不公正的,出于对这种不公正的制度的反抗,在佛陀在世前后,以颠覆婆罗门制度为目标的沙门思潮盛行,佛教即是沙门思潮的一种。早期佛教认为“四性平等”,任何一种姓的人都能够通过修行而得解脱,证得阿罗汉果。如佛教早期经典《杂阿含经》中言:“……但使堪运重,不问本色生。人复亦如是,各随彼彼生,刹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旃陀罗下贱,所生悉不同,但使持净戒,离重担烦恼,纯一修梵行,漏尽阿罗汉,于世间善逝,施彼得大果”,这里说的是无论是哪一个种姓的人,只要他信佛教并修行,即可得解脱,可见早期的平等观主要是强调人在修行和解脱上是平等的,当然,佛教的僧侣之间也是平等的。佛教在信仰和修行上的平等突破了婆罗门教在信仰上有等差的观念,在教理上显示了更大的公正性,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不平等的种姓制度。
    
    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出身论。佛教也讲业报轮回理论,与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理论与种姓制度紧密结合不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则与四姓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个体,不管其生于何种种姓,也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总是依据其自身的意识和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即业力在六道(指天、人、畜生、饿鬼、地狱、阿修罗)中生死轮回。“业”原义是指“造作”,泛指有情众生的一切身心活动,在活动中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这种力将导致众生生命运动的趋向,而形成一定的结果。随着业力的不断积聚,在一定的时候和条件下,它将作用于行为者本身。可见佛教的业报轮回所依据的是个体的行为来确立业报轮回的结果,它给予了行为主体选择的权利,因此具有更大的公正性。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把业报轮回理论作为重要的教义。业报轮回理论有助于加强人的自律意识,为佛教伦理提供了一种现实性的依据。
    
    印度的《涅槃经》及《如来藏》系统的经典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在中国自竺道生首倡之后,后来的天台、华严、禅宗各派都接受了这种观点。众生皆有佛性的主要依据是“真如遍在”、“佛性常住”,因为佛性非内非外,非常非断,即使断善根的一阐提,其佛性仍在,如《大般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说明了佛与众生的差别仅仅在于觉与不觉,保证了所有的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赋予了人们人格与人权。同时这种思想在心性论的层面上保证了每一个人的平等,给予了所有的人向上的机会和动力,这样就使人们能够超越阶级、出身、财富等各方面差别,实现平等。
    
    既然人人都有佛性,当然也就人人都可以参加科考、人人都可以成为进士和状元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平民社会;这是佛教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大贡献,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区别之一,并使得第二期中国文明不再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老路,形成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世族等级社会。但是,佛教的影响下的平民社会,也使得中国丧失了尚武精神,从而一再沦陷于军事贵族领导的蛮族入侵。
    
    登基称帝后,朱元璋在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确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同时,更是大搞神道设教,扶植佛教和道教。他不仅拨出巨资,修缮、重建一批寺院和宫观,并授予大量田土、芦荡,免除其税粮和差役。还多次召集名僧举办法会,自己头戴皮弁,腰插玉圭,亲率群臣顶礼膜拜;或征召道士,举办祈雨斋醮,自己“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明太祖实录》卷53)。他还应僧道之请,设立善世院、玄教院,后改为僧录司、道录司,以名僧、道徒总领全国佛、道事务。为了扩大佛、道的影响,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点校《大藏经》即《浩武南藏》,令宗泐等僧人重新笺释《般若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亲自为《心经》作序;并仿效唐宋君主,亲为《道德经》写序,撰成《御注道德经》二卷,还撰写《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众多子孙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明孝宗都崇信佛、道,明武宗佞佛,明世宗佞道。也就因此,明朝官方还多次组织刊刻卷秩浩大的佛藏与道藏。
    
    可以说,明朝在宗教上扮演的佛道并重的双重焦色,推动了佛道的融合,再加上官府供奉的程朱理学,最后形成了所谓“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只是,这样在野蛮政权玩弄下的“三教合一”,使得“儒释道”变成了粉饰的坟墓,变成了危害文明的“入室盗”。中国先是亡于满清的萨满教和喇嘛教,后来又亡于西方的真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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