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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胡翔:给中共中央和习近平的信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尊敬的博讯新闻及尊敬的各位先生:
     先祝大家万事安好!
     我想借媒体的力量帮我一个忙,附上我给中共中央和习近平的信及其附件,有劳各位审阅后或能帮忙代为转呈,或可全文发表在贵媒体上。我认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改造中国的历史文化积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而改造历史文化必须面对现实,以最小的代价找到最佳途径。用强力打破旧秩序,总还要有强力来建立新秩序,这个过程只要一乱,不但中华民族就会付出倒退落后的惨重代价,还会累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步伐!而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一直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造历史文化积弊就必须考虑。在这个前提下,我提出的途径,就是搭建一个从现在跨上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经济民营的中级台阶——让程序正义渗透整个社会。我认为这是最佳途径。但我的努力需要各位的帮助。我相信凡是愿意人类社会都走上和谐发展道路的人,或凡是有上苍大爱的人,定会理解我并给予支持的。因为这就是大功德的修为之举。我就是在这个信念基础上给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写信的。

    大爱无疆!得回佳音!愿聆教诲!
    非常感谢各位先生们的审阅!
    我的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胡翔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各位尊敬的领导:
     先祝大家万事安好!
    寄上我给总书记的第八封信,有劳审阅后代转呈习总书记。我就我对党科学执政问题的观察思考结论,从不同角度陆续给中央写了有几十封信了。家人和朋友也从支持转为反对。支持的是我为党、为国之心。反对的是,看到我所寄之信已杳然,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以来上达天听就没那么容易,何况现在谁都以自我为核心。劝我别再“吃饱了撑的”,操空心。我却坚持认为情有各异。如果谁都自管门前雪,不理国家瓦上霜,中华民族苦了几千年,又逢难得的“危”也“机”也的时刻,难道真无人兀立物欲横流之上、看到并担起责任?为我转呈?!那晚年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呀!
    人生能有几度秋,数载风霜已白头!我离开工作岗位已十几年了,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在“庐山之中”,才能从不同的社会视角,看全理政治国被不科学因素捆绑的释解之点的“真面目”。中央如能作为一次调研来听取我的汇报也行,肯定没有任何坏处。现在,历史留给中国人犹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坚信我谈的问题,是惠及子孙的历史文化血液更新的枢纽和关键问题,所有为此出了力的人都是功德大业的修为。
    非常感谢领导们的审阅!期待得回佳音!胡翔
     亟需在全党明确确立“循序定度”
    管理观念,必能步调一致、长治久安
    
    尊敬的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
    您好!
    我叫胡翔,中共党员,是湖南省法院系统早已离岗退养的高级法官,法学博士。革命的家庭背景,使我读博士时选定研究依法治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科学转变问题。离开法官岗位十几年来仍然不断结合实践观察思考法治与党的统一领导的科学契合。因为我看到这既关乎每个人的现实幸福,更关乎每个人的子孙的幸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勇于改革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又给我予鼓舞;而全会对国内外稳定问题的压力的警惕,给了我坚持向您写信的信心,坚信我关于程序科学化的研究结论,一定能在您的智慧集成下,彻底解决我国稳定的基础问题,使我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做到步调科学而一致地大步迈进,实现中国梦。
    
    一、我认为我国稳定问题直接、关键的原因:根本在于稳定的基础——管理程序不科学、不稳定。党执政中,党与人民的根本要求一致,但要求在实现过程中常被各级管理者走歪,使党与人民的联系渠道不畅,无法形成统一的步调一致的和谐力量。这是我国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致命的问题。从执政就是将执政者的想法与社会联系起来的过程的角度,我观察思考最后集中在这个联系过程的唯一途径——对社会管理的程序。我看到的是,管理程序的不科学和不稳定,是我国所有问题都步履艰难的直接、关键的原因。因为人类社会的最本质特征是人之争在利,利之益在度。度内为利益,度外为利欲。而度之明在序,现代社会管理(行政和司法两大体系)中,要求程序将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序定度,以适应现代生产力的需要。因此,格序方能明度的现代社会管理,管理者必须具备先循序而后定度的明确的管理判断理念。程序一旦不科学或被破坏,与程序相匹配的法度就错位,社会管理就会陷入序乱度失而可以浑水摸鱼的境地,不管白猫黑猫就被演绎成不管是不是猫……等等等等,一切都将剪不断、理还乱。我认定管理程序科学化问题的解决,是解开中国复杂社会矛盾的钥匙,是中央令行禁止的基础,是国家可持续(核心是社会科学可持续而不仅看自然资源)和谐发展而长治久安的枢纽。
    二、管理程序不科学、不稳定的根源:是历史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文化积弊。我的结论是,因为历史沿革,造成我国社会管理程序的纵向和横向构架都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有构架科学性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程序使用人的思想意识问题。简单讲就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对公权程序既决定对事实的准确认定、更决定对事实的性质判断的本质看不清的状况,也就不重视,常以稳定需要、改革需要、大局需要、抓住老鼠需要等等为理由,打破、修改、摒弃既定的程序,甚至以此作为“改革创新”的业绩向党邀功。程序在实施中的易变,“事”之度便错位,实际是非标准被搅乱,让谋私者有了制造“真做假时假亦真”的条件,这对社会各个层面危害都是致命的。以官员履职为例,中央一放松的方面,官员就做乱事甚至能够乱做事,发展到公权私化。中央一抓紧的方面,官员也能够躲着事,不做事,发展到事事推脱。不作为和乱作为两个方面交织而恶性循环。就是不能按中央要求勇于担责任、敢于做实事。最要命的是,每个官员乱做事或不做事时,都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中央政策和策略就是走在这样因“序”不清而“度”不明的“泥泞”的路上,这是我国法立而不行、中央政令不畅、全国步调不一致而致社会矛盾百出、人心不聚的根源。
    三、根本解决的办法。因此,程序问题是中国历史以来没有解决的致命积弊,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必须从哲学层面形成系统解析,构建出适应中国特色的崭新社会管理程序理论,才能在实践上真正以科学视角高度重视每个具体程序的价值。程序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意识上的革命来解放思想,从而科学认识程序并落实到位,任何执政过程都易变异,任何好的想法都会走歪,任何“改革”就是只打破旧框框但立不稳新秩序的“改革”,任何稳定措施都会变成积累社会矛盾的“维谷”……任何事都是万万不能连贯相谐而持续的。正是这个问题让中国历史陷入“周期律”的泥淖,现在仍然严重制肘着中国社会向可持续和谐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程序如航道和船舵,决定是千帆竞发还是千帆无序乱撞,程序也象精密轨道,决定着高速列车是稳健飞奔还是阻滞倾翻。
    随信附上我在内部期刊发表的文章,及文章提举的实例简况(略去了地点人物,是表明重点关注矫正国家机器本身,比矫正国家机器产生的次品更重要)。在此实例中可初步看到正是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是现代科学管理中实施上不允许有丝毫挪移的核心程序,是社会序与度的纲领性基础核心,但现在的现实中却恰恰最易被变异)先被冲破,形成基本事实和法度错位,制造了“真做假时假亦真”的迷惑之“局”,司法才能以“正义”的名义造假,将被中央多年屡次命令查禁的“定向开发”腐败之利变异为“合法权利”,使中央政令的法律效力在实际中被完全否决,使依法维权中维护中央政令的力量被压制甚至被强制惩罚,是非颠倒而全部本末倒置。引起系列严重后果蔓延不绝。
    总之,高度重视并系统解决管理程序问题,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现中国梦的亟需解决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我一直在基层通过解剖“麻雀”,思考解决问题的步骤、方法、社会理论、哲学解析等等。如果给我向您或您派的代表仔细解剖如所附实例的机会,我将解析出我国所有各个层面和方面矛盾复杂化的来龙去脉,以此佐证程序问题,是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源头和基础问题,同时提供我的思考设计,供中央决策参考。
    从2007年起,我就陆续给中央写信。您提出中国梦以来,为夯实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我这已是第八封信。期待您回佳音,使我实现系统全面呈报的良愿,使我这日渐多病的共产党员能为党的事业尽好力!
    祝总书记身体健康!
    
    附:《远观》刊登的我的文章及文中实例简介
    我国怎样才能确保法律
    成为中央政令统一正确贯彻的保障
    ——我国亟需从认识和落实法律程序科学化开始,疏理、贯通并夯实“序”立“度”明的党与人民联系的科学路径,政权的稳定才有坚实基础而有望复兴。
    
     法学博士 胡翔
    
    党中央一直着重强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的确是“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笔者在社会基层实践中经过长期观察思考认为,步调一致是政权稳固的表现。政权稳固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统一于国家的根本意志,政权可持续的基础是国家根本意志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要求,政权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础性保障条件则是执政程序的科学化。
    在政权稳固基础的问题上,中央政令和法律都集中代表国家的根本意志,但法律代表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国家最核心、最稳定的根本意志,因此法律必须成为中央政令统一正确贯彻的保障,法律程序得到稳定实施也就至关重要。
    在政权可持续基础的问题上,执政的过程,就是执政者将执政意志与社会联系起来的过程。在我国,就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能够与人民的共同利益需求产生互动联系的过程,这个联系过程不科学,就阻断了人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紧密关系。这个联系过程,唯一路径就是执政的程序。而法律是党和国家最核心最稳定的根本意志的集中表达,法律程序则是执政程序稳定的核心,也就是党与人民科学联系的核心路径。法律程序得到科学和稳定的实施,党与人民才能建立科学联系,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群众路线就能科学地落实到位。
    现代法律程序,适应日益丰富的社会行为和发达的生产力的要求,对适用对象科学地分类、区质,格之以序,分序依质定度,形成系统化的程序科学体系。由这个科学体系来有序有度地集中人民的智慧,构成国家根本意志,再以国家根本意志为核心,循序明度地系统而和谐地实施,以实现国家根本意志,满足人民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格序定度,循序明度,是法立而能行的前提。科学地构成的序与度,序是最关键的政权稳固的梁与柱。笔者将其总结为,人之争在利,利之益在度,度之明在序,不格序无依定度,序之谐在核,核之立还在序。对社会管理,程序不是万能的,但缺乏程序或程序不稳定必然是万万不能的。任何忽视或轻视程序的观念,都是政权稳定的致命祸根。
    而程序是通过各级公权机关实施的,因此全国人民步调一致的关键是国家各公权机关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要严格尊崇党中央既定的法律程序来行使公权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充分证明党中央治国决策的正确。但,因为各个公权机关因轻视程序导致常忽视甚至冲破既定的法律程序,已渐让法律程序形同虚设。而法律程序易变不稳定,法律由是不能成为中央政令统一正确贯彻的保障,全国也就无科学稳定的路径统一于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路径被切断。各公权机关才无法做到与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才使社会各种矛盾出现无序难解的趋向,已经在不断直接肢解党中央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定。而轻视程序的深层原因,就是我国文化中对法律程序的本质等社会科学观念的认知缺失,已使国家面临步调不一致而走向混乱的严重危机。
    为什么?怎样解决?
    笔者为此解剖了许多“麻雀”,其中笔者在2008年起亲历了一个司法造假为私人 牟利“做了嫁衣裳”的典型事件,对照中央政令和法律,仔细研究其中每个程序环节的变异过程,可全面解读中国社会矛盾无序化的症结。某省某些人以国家机关名义,实施党中央多年屡次发文明确查禁的某种公权私营的腐败行为。权利受到侵害的银行和企业,依照中央政令抗争以求维护市场公平原则无效。于是,通过诉讼获得调解法律文件,维护自己合法权利同时,遏制了该腐败行为,也维护了中央政令。但,在腐败行为受阻后,法院突然“奉命”越过法定程序规范,无端撤销企业的合法诉讼调解后再审。司法维权不行,企业转向中纪委举报该腐败行为,中纪委批示导致该腐败行为的组织者被双规。奇怪的是,检察机关又“奉命”越过法定程序,动用侦查权调查法院正在审理中的企业的诉讼民事法律关系,以违反民事法律程序和实体规范的造假方式,制造了企业的诉讼有“伪证”的伪证。检察机关以此方式,将被中央政令指明查禁及中纪委已批查领头人的这个腐败行为,列为被有“伪证”的诉讼 “侵犯”的 “合法权利”。并针对法院正在再审的民事诉讼,再次越过法定程序发出《检察建议书》,“教导”法院办案。各法院则再次“奉命”,放弃职权,认可检察院为了造假而“创新”的符合民事诉讼程序和实体规范的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可以随时被侦查权否定的(与我国诉讼科学体系相悖的)逻辑,放弃了对民事法律关系合法性的法定审判权,形成民事审判权必须先服从侦查权才能保障判决效力的悖谬。法院按照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多次越过法定程序,扭曲法律法度,以驳回各企业有“伪证”的起诉,来确认中央政令查禁的腐败行为是“合法权利”。演绎了以司法“正义”否定中央政令的法律效力、保护腐败行为的“创新”。对照法律解剖细节,总结起来,无非是该腐败行为欲牟取的非法私利在民事诉讼中无法胜诉时,便驱动公权先冲破法定程序约束,让法律程序错乱,来动用刑事手段,在制造了“序”乱后法“度”必错位的“真做假时假亦真”的环境条件下,方便任意扭曲法律法度,以搅乱我国民事诉讼科学程序的方式,获得民事诉讼中依法则无法获取的非法私利。这种搅乱我国民事诉讼科学程序牟利的“创新”,不仅让党中央的政令无法贯彻,更破坏了我国司法科学体系,使其无法保障市场经济中的平等自愿公平交易基本原则下的合法权利。这个严重后果不仅表现在当时社会舆论的哗然上(虽有地方的压制,从地方《家庭报》到《财经》杂志至凤凰网等媒体,都对此间牟利者因牟此利被双规后仍然能够继续驱动司法保护所牟之利的奇异现象,发出“人脉关系广泛,在司法界能量巨大”等慨叹和质疑),更突出地体现在数年后,一“美国人”在我国争取抵押权的诉讼中,通过三级法院五次民事诉讼均败诉后,借用前述事件作为铺垫突破,驱动检察机关,“依样画葫芦”,制造大楼买卖款有“伪证”的伪证,“创造”出是大楼买卖法律关系消灭了大楼原已设有的抵押权即债权消灭物权的奇怪“侵权法律关系”,用刑事手段帮助“美国人”牟取在中国民事诉讼依法必无法牟取的抵押权。整个冲破法定程序使用刑事手段牟取非法民事私利的搅乱我国诉讼科学体系的事件(该事件已作为典型案例以参阅件的方式呈报中央),各方相关领导和专家审阅中,感到惊诧的重点是司法人员会有种种公然在司法中“做”案的行为,甚至强行讲“壹加壹就不等于贰”。如,为什么司法机关始终不适用依法必须作为法律组成在本案适用的中央政令?为什么对如此明确的腐败之利,不列任何法律依据就直接将其认定为“合法权利”?为什么敢于捆绑依法没有法律关联的法律关系做为“侵权”关系?为什么能够制造不存在谈话过程的谈话记录作为“证据”?甚至敢于在判决书证据上列出根本不存在的“证人证言”?等等违反基本常识的造假“司法”行为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这些,仅用非法私利让人利令智昏很难解释。因为驱动司法谋私的人可获得的私利,具体实施的上述行为的公务人员并无法获得。在此案中,确有不少正义的检察官对这样“做”案提出了各种质疑。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司法人员或不作为或乱作为,最终不遵守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办案,却以司法造假方式做“案”制造“真做假时假亦真”的“局”,来对抗中央政令和帮助“美国人”牟利?宁愿放弃职责“为他人做嫁衣裳”?
    笔者注意到,很多人关注到本事件中,各级公务员的行为统一于“奉命”即个人意志,而没有统一于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所以让个人意志肢解了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使公权私化,是动摇政权稳固基础的病症。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总结司法公正问题时谈到“奉命”司法的危害时的指向。但,几乎很少有人重视此间不遵守法定程序的司法行为。笔者认为,正是传统文化中轻视程序科学功能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缺失,使我国形不成实施法治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观念,导致既定程序在实际中失去作用,如本事件,打开了可一切利用公权暗箱操作牟取私利的方便之门,从而能够制造“真做假时假亦正”的局,才造就了堂而皇之以“正义”名义牟私、危及中央统一和市场公平的恶果。
    万物运行,本无对错、是非,唯独运行规则先有“序”再依“序”有“度”,可构成平衡或和谐的状态,这是任何事物得以形成稳定发展状态之“根本”所在。旧中国法律一直走在“以礼入律”的“人与人的等级服从关系”构建的“序”上,服从大于程序,而服从具有听直接上级的话比听执政者的话更重要、更安全的特质,造成中央既定程序常被“奉命”肢解的支离破碎,社会科学方面形不成系统的程序科学。执政者尽管早已意识到法律因代表执政者的根本意志而在社会平衡上有核心作用,发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呐喊,但因法律之序常被代表个人意志之“奉命”冲破,无严格之“序”可循,对各类社会矛盾也就无法准确定“度”,执政者的根本意志也没有与社会联系的稳定程序作为路径,法律也无法有序有度地发挥上通下达的社会平衡功能。作为表述执政者根本意志的社会规则基础即法律不稳,有“法”之标,却无“法”为准,整个政权建立在执政的根本意志服从个人意志的状态上。于是,在执政中的“管人”方面,为了保证统一,执政者不得不花大精力来监管中间各级左右社会的实际力量,防止这些力量以权谋私。但又没有稳定程序路径,于是监管的本质成了以乱制乱、越制越乱的恶性循环。在执政中的理事方面,执政者只有“管人”式的吏治治国方式,基本没有“理事”式的法治核心治国方式,造成不尊崇客观规律、不懂用分“序”方能定“度”而统一于“核”的科学方法编织稳定执政基础“序”与“度”、社会无法统一于执政者的根本意志、没有执政者与社会联系的稳定程序路径而“看不清”“听不见”等等历史积弊。执政人异事变,周而复始。在社会方面,社会没有统一的“法”之准,也就没有“理”之辨,“德”就没有根植之土壤,整个社会形不成统一于执政者根本意志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法”“理”“德”三个层次和谐的社会系统化规则。所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陷入“周期律”,走不上否定之否定的社会进步大道。
    这种历史积弊仍然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深处。因而董必武提出“有法必依”却挡不住“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风暴。邓小平推动下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后,又有“程序正义不能妨碍实体正义”等悖论盛行。在这种环境下,轻视程序乃至随意冲破和更改法律程序不以为然,致社会核心之“序”不稳,既无法让整个社会尊“序”知“度”地统一于中央之“核心根本意志”,也无法循“序”明“度”地上下通达。本文列举之以司法造假对抗中央政令等实例表明,法律“序”乱,法“度”必错位,“序”乱“度”错,为私利乘乱驱动公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也给中央了解基层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制造了障碍。在这样的“序”不清“度”不明而可以“真做假时假亦真”的条件下,不仅因判断上的阻碍形成难以及时纠正错误的局势,相伴的恶果是,即使是简单明确的错误也难以矫正。本文提及的实例中,就有一个极端的表现:检察院为了证明维护中央政令的法律工作者是维护了“不正当利益”,没有任何一个字的证据,就空穴来风式地杜撰出有人从开发商的法定代表人处拿了十万元“送”给法官的“情节”;更奇怪的是庭审中并没有开发商拿出钱的任何证据,法院判决书还是按照检察院的杜撰“依样画葫芦”。这样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而杜撰并强制“被必须有”的司法现象,非亲历者难以置信。其实这种情况与乱“序”曲“度”而“真做假时假亦真”的司法造假,在现实中,就是共生的“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可见,法之离“序”而必“立而难行”,法之不行必理难明,理之难明必德难兴。司法杜撰不断,社会假货泛滥,都来自执政的基础“序”与“度”没有夯实。而执政之“序”与“度”夯不实,则源于几千年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积弊的陈腐理念惯性。
    因此,走出困境,解开症结,首先要社会科学观念的更新,这已是中国百年复兴梦的最后、最艰难的课题。笔者认为,解开这个课题的枢纽,首先必须明确“序”决定万物之质、亦决定社会之态。在缺乏循“序”定“度”等社会科学理念环境中,所有的为民“创新”都会变成“说谎的孩子”。因此,有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基本概念必须重新认识(如离开既定程序去谈“事实”等),使国家管理体系符合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在哲学层面上形成系统的解析,建立和完善源于国情现实的理论体系。同时从认识和落实法律程序科学化开始,疏理、贯通并夯实“序”立“度”明的党与人民联系的科学执政路径,让法律成为中央政令统一正确贯彻的有效保障。以此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真正做到党与人民步调一致地抑制各种乱政的滥权行为,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这次历史性的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领域的科学革命,政权的稳定才有坚实基础而有望复兴。
    
    
    
    
     反映中国问题总症结的典型“麻雀”
     ——中央政令被私利借公权以“正义”名义否决的事件
    引:这是一起乱法中借“法”、改“律”、扩权逐欲事件(简括:2005年XX省XX 局原局长XXX组织非同一单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建超低价“集资房”,与开发商签订“定向开发”合同。因违反中央政令未被批准,便阳奉阴违,强行要超低价购买开发商的商品房,并恃权、弄权禁止开发商按市场价销售其要“买”的商品房。致使开发商无法还银行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引发众多纠纷。开发商因纠纷遂与债权人在区法院达成“以房抵债协议”。2009年,“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弄权驱动各司法机关“奉命行事”,通过屡屡越过法律程序禁区、偷梁换柱地“修改”法律的法度的方式,在造成法律的“序”与“度”都被搅乱的条件下司法,将所有妨碍“定向开发”的其他“以房抵债”民事法律关系“非法”化、“刑事”化,编造所有“以房抵债”诉讼有“伪证”、是“虚假诉讼”的法律谎言——司法造假,并指责依照中央政令和法律回答银行和企业疑惑的法律界人士提供了“帮助”,由此让司法“废黜”了所有“以房抵债”的协议,且不列任何法律或政策依据即强行给违反中央政令的“定向开发”戴上“合法权利”的帽子。从而低价“拿回”了已抵债的商品房,使本属于中央政令查处的“定向开发”实现了牟取低价之利的目的。演绎了我国司法科学体系是如何被搅乱而成为对抗中央政令、破坏市场公平机制、肢解支撑政权稳定的社会科学的“序”与“度”基本秩序的工具的过程),手段为“乱序弃度”。即以出卖国家公权信誉做筹码,先冲破法定程序束缚,即切断执政集团与社会联系的主体核心路径,乱“序”而制造让法“度”错位的条件,在“序”移“度”乱中改“律”造“法”做“案”,制造“真做假时假亦真”的乱境,然后以各种理由抽空法律程序,剥夺人民的话语权,实现排除人民对中央支持的力量而对抗中央政令谋私的目的。如果本文能启示人们冲破旧观念束缚实现观念更新,认清“循序方能定度”的社会和谐真谛,从意识上确立并推而成为民族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人才能彻底走出几千年“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泥淖,走上以党和国家根本意志为统一核心标准来科学“循序定度”的规范大“道”,不再以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的保障体系(即理事的程序)为代价去力造各种“大局”之“术”来掩盖不同“特定需要”中不断破坏国家稳定全局却仅换取蝇营狗苟的窃喜,是为功德一件。
    本文佐证中国问题症结枢纽点是,党的执政程序(即科学路径或通道)被私化的公权不断扭曲。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一直着力布就适应科学发展的“先循序后定度”的有“序”明“度”新国家机器的运转“程序”,这个过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跃。但因为这台崭新的国家机器一直燃烧着中国人旧文化的能源,等于装着旧思维(如,中国旧文化一直就没有释清什么是“事实”,因不能深刻理解而不敢面对所有发生的事实具有不可复制的绝对性这一现实,人们思维意识中也就难于接受唯有按既定科学的程序做,得到的相对“事实”,对人类社会和谐才是最具价值的“事实”——这实际上也已是我国现实法律体系框架设置追求的目标。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讲法律程序是法律的生命所依。本案不断冲破和错乱法律程序源头在此。正是我国法律的科学体系与旧思维冲突中导致国家机器“序”移之后“度”乱而非规则式异化。而任何以非规则化的机制行为方式力图去纠正社会非规则行为的努力只会有一种结果——整个社会更加非规则化)的芯片驱动国家机器具体执行,于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又被渐渐开进了“真做假时假亦真”的旧机制泥淖。为此,本文分为以下几个个部分阐述:
    第一部分 事件概况
    第二部分 整体逐点对比法律的解析
    第三部分 社会根源简析及实现“中国梦”的具体障碍
    第四部分 历史沿革与文化革新
    第五部分 思维困惑与观念破解
    ......(略)
     第一部分 事件概况
     ......(略)在本事件中最应直接关注的是,因为旧思维导致国家机器的“格式化”不断非科学化,主要表现为普遍没有程序第一意识、证据严格合法意识、严格庭审为依据意识、法定职责意识,检察权正异化为“指挥权”。更为严重的是,前面条件具备后,检察权必然易受蛊惑而加速私化,形成对贯彻党和国家根本意志核心渠道——审判权的强大破坏力。我国存在的个人意志常常可随意修改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的各种现象,基本都是类似的原因和模式。这使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因此逐渐不再以党和国家根本意志为标准及核心而“乱”!个人的“私心”不是社会矛盾的乱源,执行人思维“芯片”引起的国家机器“格式化”非科学异化,导致无法遵循既定的“序”去精确确定既定的“度”的方式运转而不能稳定,从而无法将各种“私心”“循序定度”导向统一核心标准——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整个社会这才因标准不一而混乱。由此开始可解读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找到症结,破解改革进步难题。此为解剖此事件之要义。
    .........(略)
    各司法机关“奉命”“做”案对抗中央政令的事件:
    2005年,XX省XX局原局长XXX组织一定级别的(非同一单位)干部以XX局的名义与甲公司签订“定向开发”合同,用划拨地建最大面积270平方米/套的超标集资住房,约定价1700元/平方米。取名“XX佳园”(用领导的名字取名,X局长因此事引发被中纪委指示查处后,该房现改名“XX景苑”),因违反中央政策(依照中央文件,省委省政府2002年就已联合发出《关于禁止党政机关组织职工新建住房的通知》60号文件)未被省建委批准。X局长等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为由再报,省建委以《X建房函【2005】58号》文,要求依照市场方式按商品房价格交易。X局长等要求甲公司将按市场方式开发的商品房按原未被省建委批准的“定向开发”合同履行。开发商不同意(理由主要有,一是现在建的是商品房;二是全国房价开始飞涨导致建材飞涨,原价难支撑成本;三是原合同违法违规且未被批准已没有法律效力)。X局长等利用权力“人脉”,使省政法委领导批字给房地局。房地局接到批字后,遂以查该商品房与“定向开发”合同有关系而该“定向开发”合同违法违规需要“审查”为由,内部冻结了开发商的房产销售权利。开发商对这种以明知“定向开发”违法违规却以“查违法违规”为借口来保护违法违规的“定向开发”的方式很无奈,加上因“定向开发”参与人既恃权限制开发商依法行使对商品房的处分权利,又不按承诺付款,使开发商无法收回款项而无法及时还贷款和其他欠款,已引发众多债权诉讼与各种矛盾(包括农民工资而引起闹事、开发商违规操作“筹资”等)。开发商原本与债权人协商好的按照市场商品房价格“以房抵债”以解决纠纷的办法,也因房地局的冻结无法实施。开发商只能多次与X局长等协商并愿意以低于成本价(已有第三方审计的2600多元/平方米的成本评估报告,房地局08年也对此商品房有销售不得低于3800元/平方米的强制规定以保证国家税收)以24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将开放的商品房卖给X局长等。但X局长等坚持必须要1700元价格买房。
     X局长等采用的上述各种特别手段使开发商无所适从,也迫使开发商的债权人给开发商压力同时面对现实,与开发商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第一,若开发商与X局长等再协商不成便向中纪委等中央举报X局长等违法违规行为。因为,依据省纪委、省发改委等九个省级厅、局委《关于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组织职工新建商品房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即《X纪发【2006】11号》文,认为X局长等坚持以各种方式要求开发商履行“定向开发”合同,严重违反了建设部等多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即《建住房【2006】196号》文关于再次明确查禁“定向开发”等方式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的要求(该文明确指出:“对利用职权及其影响,以‘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等方式变相搞集资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单位的责任。”)。第二,举报后,由最大的债权人代替开发商归还银行贷款,以解除银行的抵押权。然后按照商品房价格(即是中央政令的要求和省建委文件的要求),由开发商将房屋依据原欠债权和新替开发商归还银行贷款额度合计总额,由开发商“以房抵债”给债权人,并由债权人完成商品房的收尾工程。第三,鉴于现实,与X局长等协商,将房屋仍然愿意按照2400元/平方米价卖给X局长等,以获得解除房地局内部冻结销售的条件。2400元/平方米以上的差价再由开发商补偿给债权人。对于以上决定,由银行牵头进行了法律咨询(后仅依照中央政令和法律回答了咨询的人后来也因此致被强“罪”)。
    开发商遂依照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通知》送达即产生法律效力等法律规定,给X局去函,指出“定向开发”合同违法违规且未被批准而不具法律效力,而且,X局也未再遵循合同关于按照工程进度付款的约定支付款项,即使认为可以依照该“定向开发”合同办,依法X局也已经根本违约。因此,通知X局终止双方买卖房屋的法律关系。依法,在“定向开发”合同未被建委批准后,该合同就没有产生法律效力,此后,X局再未与甲公司即开发商签订过任何合同。这就很明确,甲公司即开发商与X局从来就没有生效的合同关系,只有依法无法生效的“定向开发”合同的结算关系。而X局长等个人从来都没有与甲公司有过任何合同,甲公司对自己依照市场方式合法开发的商品房如何销售,销售给谁,依法很明确完全有合法自主处分权,而且一直就与X局及“定向开发”参与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法律关联。开发商给X局发这个函,依法其实多余,只是鉴于X局长等人的特殊身份,想在法律上彻底让任何人无话可说(随后结果证明,还是不行。可见法律仍然立而难行,步了旧中国之法的后尘)。
    X局长以X局的名义复回函件的强硬态度,迫使开发商最终决定向中纪委举报。同时迫使开发商的各债权人依据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债权集中到有法律资质能完成建房收尾工程的乙公司,由乙公司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按法律规定总债权金额已属省高院管辖范畴)起诉开发商。因区法院有要求各庭各审判员完成诉讼费的任务,区法院通过省高院后,促成乙公司与各债权人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拆分各债权到区法院诉讼。2008年4月在区法院达成由乙公司代甲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并由甲公司按市场商品房价以房抵偿全部债务的调解协议。同时,还另有其他债权人亦就其债权起诉甲公司,也在区法院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随后进入执行阶段。按照法院调解协议,乙公司先替甲公司还了壹仟万的银行贷款,并同时将第一批98套房产备案到乙公司名下.......。
    不久,按中纪委指示,省纪委对X局长等“定向开发”的组织人实施双规,并查出这些人更为严重的腐败问题。
    但“定向开发”的其余参与人认为他们要求1700元/平方米的“合法权利”必须实现。于是,与此“定向开发”有利害关系的人推动各公权机关(包括省纪委)纷纷从“维稳”而不是“合法权利”的角度,要求将开发商已经以房抵债的房屋拿回来按照“定向开发”参与人的要求“卖”给“定向开发”参与人(还包括X局长等),以“维稳”。各司法机关“奉命行事”参与了“维稳”。引起X局长双规的、借公权牟取超低价腐败之利、对抗中央政令、导致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定向开发”行为,从此成为各司法机关(用各类法律文书直接强行公开宣称)作为“合法权利”保护的对象,并为此随意(按照私利的“特定需要”)“修改”法律法条。以削法律之足去适应“特定需要”之履为手段,有碍此目的实现的一切“以房抵债”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强行“非法化”,为遵循中央政令而实施的维权的诉讼,被公权机关“做”成“错案”和“虚假诉讼”。在此间依照中央政令和法律履职的法律工作人员成为“应被究责的对象”。对其间的真实事实和是非,尽管被相关部门扭曲,各种正义之声也被压制,但2010年2月省报社的《家庭报》还是透露了“购买者均为XX方面的大小领导”的事实,并概叹这些人“在政法界人脉关系广泛。能量巨大......”能创造出让刘万清等因组织“定向开发”处于被查时让反腐系统逆转来保护腐败、对抗中央(不仅是中央政令,还包括中纪委的指示)从而获取“定向开发”的腐败之利的“奇迹”!给社会造成恶劣、弥久的影响.....
    首先是省公安厅于2008年中期立案侦查开发商与其债权人“合伙诈骗属于定向开发”参与人的“房子”的案件,因为发现纯属民事法律关系,遂依照公安部多年反复强调禁止用侦查权插手民事法律关系的禁令,停止了侦查。使得“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只能选择由法院来“帮忙解决”。
    2008年7月,“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选择用X局的名义起诉,按未生效的“定向开发”合同,起诉要求开发商履行“定向开发”合同17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将房“卖”给“定向开发”参与人,合同汇总十万平方米,就合同诉讼标的计,依法显然应向省高级法院起诉。但这样二审就会在最高人民法院,超出省级“人脉”可控范围。于是,起诉书以直接写明“此致中级人民法院”的方式,驱使市中级人民法院越级替省法院直接“管辖”了这个诉讼。但对于X局与甲公司既没有合法合同关系更没有物权关系而提出的低价购房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无法判决支持,又不敢按中央政令要求抗“所奉之命”并遵法驳回,遂以拖延方式等待“定向开发”参与人参加区法院的再审来提供合法依据。
    区法院因此“奉命”要撤销甲公司与其所有债权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再审此类案件,以便利“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能够横插入该已终结的诉讼程序,为参与人主张“合法权利”,解决在中级法院起诉遇到的难题。但面对当事人一致无任何异议又找不到违法之处的调解协议,没有使该案再审的启动理由。区法院只能不顾当时法律明确的院长不能启动生效调解案件再审的法律程序规定,2008年8月以“院长发现”为由,下达了(因列不出而)不列任何原调解协议违法的事实和理由(说明院长什么都没“发现”)的裁定书,撤销所有“以房抵债”调解协议使案件再审。但遇到与中级法院同样的法律原因,对于X局与甲公司既没有合法合同关系更没有物权关,且无法找到甲公司与其债权人一致认可的以房抵债法律行为可以影响毫无法律关联的“定向开发”参与人“权利”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区法院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定向开发”参与人在中级法院审理中取得房屋“权利”的结果,作为“合法”依据。
    中院和区法院找不到满足“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特定需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而相互的“等待”,促使“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另辟蹊径。鉴于检察院与X局的业务关联,检察院被驱动,没有法定程序启动依据就动用侦查权(已经有公开报道),开始强行审查甲公司与其债权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帮助“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寻找甲公司与其债权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违法”点,因为公安部关于禁止非法动用侦查权插手民事法律关系的禁令“管不了”检察院。同时,按照“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检察院被驱动,不再理会法律不授权检察院对法院正在审理案的民事案件插手审查的相关明确规定,越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并再越过“独立审判”等法定程序禁区,2009年7月向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指教”法院办案。该《检察建议书》指出甲公司与其债权人以房抵债法律关系有诸多“违法”之处,并不列任何依据将“定向开发”定为“合法权利”,更没有说明与甲公司以房抵债法律关系无任何法律关联的“定向开发”如何因上述“违法”而被侵害的法律依据,就直接认定甲公司以房抵债行为侵犯了“定向开发”的“合法权利”,以“属于你的电视机不卖给我而卖给了别人就是侵犯了我的合法权利”的逻辑,捆绑了两个不相关的民事关系。特别是该《检察建议书》列明的所有“违法”点都是将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用直接扭曲的方式“非法化”的,这在法律专业人士,据法律基础常识就一眼即明。如,检察院称经审查双方债权债务实有六千多万,其余有计算“错误”和高额利息等“虚假”债权,对这类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至今没有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又不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强讲损害了“定向开发”参与人的利益是没有依据的)的自治问题“越俎代庖”,把高额利息这种法律上真实的债权列为“虚假”债权,将属不同法律范畴的债权的真实性与债权的有效条件进行混淆捆绑,并将民事行为的民事效力与刑事伪证概念混同并捆绑,将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又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且不违反民事法律禁止性规定、依照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属于受民事法律规范保护的证据(《债权转让协议》等)列为“伪证”,将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诉讼列为“虚假”诉讼。又如,指责《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是“非法”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合同约定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时以约定签订地为合法有效签订地的明确规定),以此指出区法院所属区是《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签订地,因此区法院无管辖权(对比中级法院真正无权管辖时却可以直接受理X局的起诉,公权力为保护对抗中央政令的“定向开发”,如此对法律任意“修改适用”,有谁还能够相信依法是可靠的)。再又如,称乙公司转让了一个曾经在其他法院诉讼结案但未执行的债权后又将其放到这次诉讼中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款的“一事不再诉讼原则”。法律专业的基本常识非常明确,诉讼是法律关系的诉讼,相同的法律关系再起诉才有“一事不再诉讼”问题。而民事法律关系有三要素构成,乙公司受让债权后再起诉,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主体”要素已经改变,乙公司也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款中称的原诉讼“当事人”。因此,乙公司的起诉与原债权转让前的起诉,涉及的根本不是法律上的同“一事”。.等等,等等.....总之,只要是法律专业人士,都可以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明确看出《检察建议书》提出的每个程序和法律实体适用“违法”点,都是违背法律明确的规定和法律基本常识按照“特定需要”随意“修改”法律的结果。检察院就这样以没有法定程序依据的“检察权”去指挥审判权直接对抗中央政令而认定“定向开发”是必须保护的“合法权利”。
    但区法院不想认可《检察建议书》的“引导”,坚持等X局在中级法院的诉讼能否获得“证明”X局对甲公司开发的商品房有“合法权利”的依据。而中级法院仍然无法在诉讼中帮助X局找到其对甲公司开发的商品房有“合法权利”的证据,也没有像《检察建议书》那样以“虽然属于你的电视机但你不卖给我却卖给别人就是侵犯我的合法权利”的逻辑来下判决书。为此,区检察院就对区法院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再次发出违反法定程序的《检察建议书》,“教导”区法院按照第一份《检察建议书》审结案件,不必等待中级法院的结论。区法院仍然不愿意走得离法律太远。
    “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只好请省纪委帮忙:传话给因X局长组织“定向开发”问题需甲公司配合而处于“配合调查”中的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X,要求王XX签字同意将已抵债的商品房全部按照X局请人评估的2200元/平方米(做假也再做不下来了)的“市场价”“卖”给“定向开发”参与人。否则就追究他行贿给X局长两百万元的责任(已查明,也有公开报道),那就会使王X在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就只会有一条路:“死!”。但如果配合签字,就马上解除“配合调查”并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王X选择全面“配合”,要甲公司与X局“达成卖房和解协议”。随后王X被解除“配合调查”,便立即至今不知所踪。
    “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将“达成卖房和解协议”交中级法院要求下达调解协议书。鉴于调解书是“自愿”而非法院判决,中级法院认为可以完成“所奉之命”了。但为了这样“维稳”,中级法院还是冲破至少三个突出的(依法不允许跨越的)法律障碍而签发了调解协议书:第一个法律障碍是这些商品房已在法律上不属于甲公司(至少有98套房屋已备案到乙公司);第二个法律障碍是这些商品房已被甲公司以房抵债方式处理完毕,X局起诉时就已经涉及了第三人的权利,依法中级法院必须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但现在没有任何有效法律文件确认这些房产又回到甲公司的条件下,中级法院不仅不追加乙公司等参加诉讼,反而认可X局与甲公司对法律上已不属于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其他人的房产进行交易是“合法”的;第三个法律障碍是按法院依法审查的法定职责,不能将该调解协议房价比市场价低两倍的事实作为市场“公平”交易价而以“平等自愿”予以确认,等于直接将中央政令查禁的“定向开发”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的非法之利确认为“合法权利”,用司法行为直接修改中央政令。中级法院的调解书就是这样越过(依法不允许越过的)法律障碍,将涉及案外人(其他人)权利这些商品房所有权直接划归包括尚在“双规”之中的X局长等“定向开发”参与人。
    “定向开发”在中级法院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中央政令的管束,戴上了“法律”给予的“合法权利”的帽子。随后,“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戴着这顶帽子,拿着前述检察院给区法院的第一份《检察建议书》,以按照自己“需要”从各个资料中断章取义并以特定词汇渲染向相关公权机关告状:有人“虚假”诉讼使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引导省政法委做出【2009】1号《会议纪要》:责成区法院按照《检察建议书》维护参加“定向开发”的“群众”的“合法权利”以“维稳”,并要求追究相关法律工作者“制造不稳定因素”办“假”诉讼案的法律责任。
    区法院由此“奉命行事”要按照《检察建议书》的要求办,其中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不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完全否认债权人与甲公司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审理中双方坚持原以房抵债,最少98套房产已经备案在乙公司无法“还”给“定向开发”的“群众”,如果按照“无管辖”的理由,依法应该移送其他法院,还是存在同样的难题。为了彻底完成“维稳之命”,2009年9月区法院创造性司法:以无管辖为由裁定驳回债权人的起诉(实际废黜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十五天内不提异议由法院继续审理的法条、废黜了约定管辖的规定、废黜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约定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则以合同约定签订地为合法有效签订地的规定),同时在裁定书中按照《检察建议书》大篇幅对债权人实体权利的真实性全面否定(连担保之债也列为不真实之债),否定不了之债则的创造了两个逻辑予以否定债权人获得甲公司房产的合法性,一是指责《债权转让协议》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理由是当事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不是转让债权,而是为通过诉讼获得法律文书达到以房抵债的目的(由前述可知,以房抵债是合法行为。区法院这种逻辑相当于说,你买电视机的意思表示不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你是想通过买电视机的意思表示获取购买许可证达到看电视的目的)。二是以X局已在中级法院诉讼中与甲公司达成“买”房协议并被法院确认为由,推出此前所有被他人买走的房产都没有法律效力(这种逻辑是,甲将房屋合法卖给乙后,又不经过乙将同一房屋再卖给丙,那么甲乙之间的买卖行为就没有法律效力)的奇怪逻辑结论。
    各债权人鉴于这种势态并不同程度受到与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面临的同样性质(具体事不同)的压力,不敢再维权上诉,将房产拱手让出。“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实现“拿回”房产目的后,检察等司法机关也无“可奉之命”。强行“做”出的“虚假诉讼”被搁置未再追究。各公权机关偃旗息鼓。
    “定向开发”利害关系人的“维稳”要求是实现了,但中央政令落空了,我国科学的诉讼秩序被搅乱了,法律被“修改”了,市场公平交易秩序机制被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被架空了......。这是一起乱法中借“法”、改“律”、扩权逐欲的典型事件,其改变党中央布就的我国科学发展方向的后果,影响广泛、弥久、深远......
    2009年有《史上最牛的集资建房》等网贴,2010年凤凰网有《XX景苑(即本事件的XX佳园):藏着官商勾结遗案下的黑洞》,《中国青年报》有“XX景苑的前世今生”,以及《财经》杂志等都从不同侧面对本事件各司法机关各种法律文书公开保护的“合法权利”的非法黑幕进行披露,当然随即都被“稳定”的借口压制了。
    .......(略)
    上述通过搅乱诉讼程序、破坏民事诉讼权威的乱序弃度的司法造假,来牟取正常民事诉讼无法获取的私欲的创新,造成恶劣的后果。就在两年后,上述乱法牟欲方式又被模仿。“美国人”因收购中国不良资产,欲在其中添加“抵押权”使利益最大化,在通过三级法院五次民事诉讼均失败后,看中了上述通过不按法定程序约束,将民事法律关系“刑事”化的司法方式,蛊惑驱动检察机关,将“美国人”对“做”出“抵押权”的“需求”再次搅乱各种司法程序造假炮制,“做”出新案。
    ......(略)
    检察等司法机关被蛊惑,煞费苦心地为“美国人”创造“抵押权”的司法杜撰,再次基本达到搅乱我国科学诉讼体系牟取非法之“欲”的目的。法院五次民事诉讼中对事实和法律的坚守已可能付诸东流。从本质上讲,中国人不是输给了“美国人”,而是思维跟不上已建立的“循序定度”的现代法律科学体系,自己把自己“弄”死了。
    只是至死也不知所以然,从乱序中谋得蝇头小利的人还沉溺于乱“序”之“术”的窃喜中,全然不理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中国人真正悲哀之处。
    这一切都是私利通过旧思维来挣脱现代法治序与度的科学定位,先乱“序”后弃“度”才能“做”到。而这种旧思维的顽疾只寄生在一种文化土壤:在社会科学领域,仍然没有建立起循序方能定度的科学理念的文化。所以任何“序”都易变而失去“度”的支撑,任何“度”都易失而没有“序”的依靠,建立的任何“序”与“度”都不可能稳定地围绕“核”,所以难于在现实中实现预定的统一明确的科学标准——于是可以“真做假时假亦真”,所以“核”与“序”被肢解分离,所以“政令(因无稳定之序可走而)不出中南海”,......
    法定程序变异,原定正义必荡然无存!
    ......(略)
     现实中,我国的法律体系虽然按照“循序定度”的科学体系建立,但总是主要通过“管人”去“理事”而不会通过“理事”来“管人”的中国历史文化先天缺乏理事中“序”与“度”的概念及“循序定度”的定位之“道”,只熟悉“管人”之“术”。每一个中国人基本完全没有“程序第一”是法律生命所依的科学司法理念,将司法之车从“轻序失度”现在又已开进了旧司法的“乱序弃度”中,即,因无“序”而不可能准确更不可能精确定“度”则必分不清道不明真假是非的泥淖,程序虚无化、开庭形式化(有开庭却无庭审——不依法逐一示证质证、无交锋式法庭辩论、不以庭审为判断核心依据等等,开庭往往只是将“煮熟的饭”打开锅盖让被告吃的一个过场)、法律文书(因此有条件)“糊弄”化(如前述区法院“院长发现”而下的再审裁定)......已经越来越普遍而严重,法律已没有“立而能行”的公平、公开、平等话语权的科学程序平台和沟通渠道(也即党和国家根本意志与社会及广大群众双向动态联系的科学渠道被切断)。所以,几乎每个经历过诉讼任何一个阶段的人或“听过教训”的人都已形成这样的认识:每个案件如果不建立诉讼外的沟通渠道(权力?金钱?于是“双规”以待?这似乎正是人们容忍用非规则方式去纠正非规则行为的困惑处,但这是饮鸩止渴!一切企图用非规则方式去纠正非规则行为必然使社会更加非规则化的结果正在毁灭性地祸害者我们的政权和国家、民族!),一切都会等于零。可见,中国社会矛盾之乱,本质在于中国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难在革命的对象处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内。必须严格依法!“宁可错放,不能错判!”就成为最直接强有力的正义之音。
    ......(略)
     第二部分 整体事件逐点对比法律的解析
    通过解析可以明确,.....(略)司法行为由办案已变异成为私利“做”案。办案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司法的行为,而“做”案,仅是借用公权的外表,从程序、取证、文字编辑都是按照既定目标取舍、裁剪甚至无中生有,法律程序和法条要件的严谨和科学要求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略)
    一、......(略)期间,没有那个公务员不知道“定向开发”是中央政令查处的对象,同时每个法律工作者都知道这是违背基本法律专业常识“削法律之足”、使法律“立而难行”的司法。但,因为“奉命行事”比听中央政令和遵从法律更安全、更易获得好处的现实意识和“轻序失度”的机制,已经没有人将中央政令和法律看得不可逾越。
    二、因为从来没有对司法程序的敬畏和遵循,所有的法律文书用词都既没有合法的证据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略)。面对这样基本不受程序约束的“做”案,连明确的中央政令都没有话语权了,除了“人脉”之外,就算再有法律依据和理由,争辩自然常常都是不起作用的。
    三、明知,但宁愿错上加错而不愿纠错,不仅在于“奉命”和小集团的“利益平衡”,还在于只要保住“人脉”平衡,法律上错不错无所畏惧的现实,执行中央政令上做不做也无所畏惧的势态。基层有不少人在这种势态下坚持宁愿继续扭曲法律也要维护办案人、办案单位不能错!这已经是品质很好的公务人员了。现实中,几乎没有司法公务人员有自己是在为国守度为社会定序的概念和理解该概念的使命感、光荣感、责任感.......
    下面开始逐点对比法律法条解析
    ......(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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