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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西方民主制只适用于中产阶级社会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最近发生在泰国的频繁震荡,再次证明了以多党制、普选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泰国自1992年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以来,虽有国王这一“定海神针”在,政局仍动荡不休。自2001年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他信当选以来,泰国的民主制度更突然全面失灵。按理说,下层民众占据人口大多数,民主制以人数决定选举胜负,下层民众的代表者当选属于正常情况,不当选才不正常,但这种结果,为什么反而加剧了政局动荡呢?
    
     现实的政治过程与粉丝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想象截然不同。在泰国,代表所谓“中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其支持人数虽不如下层民众,但占据的资源却远多于下层民众。这些人不甘心选举的失败,千方百计要用选举以外的手段来否定选举结果,而他们又确实有能力这么做,这就是泰国政局动荡不已的根源。于是,军人起来政变了,宪法法院出来指责总理不应该主持电视台的烹饪节目而要求下台了,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了......手段不一而足,军队、宪法法院、舆论,纷纷站在“中产阶级”一边,反对民主选举的结果,将他信及其继任者一个一个拉下马,甚至投入监狱,流放海外;现在,又轮到英拉了。

    
    讽刺的是,几乎所有被“中产阶级”以非选举手段推翻的总理,在执政方面都不是无能之辈。相反,他们往往政绩卓著,在经济、民生、禁毒、内政、外交诸方面成效斐然。但是这没有用,不符合掌握更多财富、资源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纵然你做得再好,纵然有民主制度支撑,照样要被拉下来,附带后果是政局动荡不已,社会秩序受影响,经济承受损失。
    
    这种情况并非独见于泰国。实际上,拉美引进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大都发生过军事政变及政局的反复动荡。原因也和泰国一样,都是代表下层民众的政治家上台,遭到富裕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他们按人数、按选票不行,于是改变游戏规则,让枪杆子说话。这类政变、动荡频发的根本原因,是选举结果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不相符,按人数对比的结果与按财富、资源对比的结果不相符。拥有更大政治能量的那些人,不能容忍自己的利益被一个票选程序否决,而他们又有能力扭曲这种程序——要么直接扭曲制度,操纵选举,即所谓“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的“伪民主”;要么动用军队、法院、舆论,推翻选举结果,一次次从头再来。在一个财富分化严重、力量对比悬殊的社会,人数对比与实际力量对比的不相符,永远是民主制度的硬伤,也是政局反复动荡的病灶。这一病灶不清除,动荡不会终止。清理的方式,只有改变财富和资源的分配状况,要么像左翼主张的那样“均贫富”,要么让社会进步到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但是,代表下层民众的政治家上台,政策稍不如富人之意就遭政变之难,哪有可能真正推行“均贫富”的政策?在一种社会反复动荡、阶层冲突不断、经济发展受阻的状况下,又如何发展到中产阶级社会?所以,西方民主制度对大多数贫富悬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就像一个魔咒,成了社会长期停滞、动荡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西方民主制度只适用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数的对比与实际政治能量的对比相一致,社会经济的结构支持票选制度,民主制度才得以顺利运行,并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助力和积极因素;而在上述对比不一致的国家,民主制度往往成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阻力和破坏因素。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真正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战”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才推广开来的。在此之前,西方所谓民主制度,其实是对投票人范围作了许多限制、使选举成为一种政治特权的等级制度。例如美国规定,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白人男子才有投票权;大多数国家还有必须满足某种收入标准的规定。种种限制,目的都是为了避免一人一票的格局,使选举结果与现实的资源分配、力量对比状况相一致。正因为这样,民主制度才能给西方带来长期的发展和稳定。
    
    现代社会已失去对选举权利实行限制的观念土壤。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使选举制陷入某种尴尬中:要么不搞,要么就只能搞一人一票。鉴于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表现,鉴于它对非中产阶级社会的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在改进自己的政治制度时,不能盲目服从由所谓普世价值所界定的“政治正确”,而只能服从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从具体约束条件出发,寻找和创造适合自己国情、能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组合。在这方面,近几十年的中国是做得最好的,这也是中国这30多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奥秘所在。
    
    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独惠资本”;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独惠资本”、其他国家却不能,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其实,单论政府相对于民间社会的强大,中国并非第一。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至少还有几个,例如朝鲜。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环境下保持强大政府及其对社会的控制力的。这才是成败的关键,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终极秘诀。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方面,它没有放弃,而是继承、利用了改革前的社会控制体系;另一方面,它又对这一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性改革。通过不断学习、应变,“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能够在开放的市场化环境下保持政府强大及其对社会控制力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保留了原来的政权组织框架,继续强调内部的集权和统一;它对社会的控制虽有所放松、收缩,但在鼓励社会多元的同时,保留了对重点领域和宏观层面的绝对控制,例如它坚持对信息、舆论、意识形态的基本控制,坚持对结社、集体行动的控制;通过直接掌控重要资源、发展国有企业、宏观调控、行政干预等手段,它也保持了对经济的一定掌控......这一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1,既开放,又控制,而不是一切都放开,2,虽引入市场体系,政府体系并未完全退出,而是在重点领域和宏观层面发挥主导作用;3,坚持政治的一元化,政府和执政党只允许一个声音,以政治的一元来掌控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后一点可能最重要,它是这个政治体系的关键和核心。所以,中国政府坚决拒斥多党制,因为这损及了它存在和效率的根本。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套政治体系,中国才有了这30多年令人惊艳的表现。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既优越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优越于发达国家;从政治和社会稳定而言,优越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前几年还有人预言印度将很快赶超中国,这两年已经没人提了。印度的短暂崛起、然后复归沉寂,与采用西方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之反复折腾一样,都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不相适应的后果。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拿中国的官员腐败说事。然而,官员腐败并非中国这种政治体系的独特现象,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常见病。在同等规模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老牌民主国家如印度,新兴民主国家如俄罗斯,腐败的严重程度都在中国之上。在近几年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中,中国都排在这两个国家前面。
    
    当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多,许多方面都需要积极改进。中国无须照搬与自己的经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必须积极推动自己国内的自由、人权的增进。在发展经济、维护稳定的同时,中国应该从自身国情出发,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增进自由、人权之路。然而,国人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自由、人权并非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和成果的唯一指标,它只是指标之一;对它的追求,应该在考虑其他目标的轻重缓急的同时进行。更重要的是,不要以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增进自由和人权。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拥有的自由已不可同日而语。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中国人应该有信心,我们既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之路,也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增进自由和人权之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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