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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郭飞熊与中国维权运动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05日 转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4/2013
    作者: 陈永苗
    

    在郭飞熊行动的身影中,同时伴随着一个巨大轨迹:民运如何转化为维权。对维权的命名也很重要,就相当于广告,酒好也怕巷子深,是不是?有利于话语权和舆论焦点转移到行动中来。社会运动不能是单纯自发的,还要有自觉之心。上访与反拆迁这十来年,正是与维权挂钩,才获得巨大道义支持,而之前就没有。2003年之前,民运是主要的民间政治表达形式,而其发动机和原动力——维权则在藏在幽暗处。但民运在现实中遭遇到极大的瓶颈,如组党的扼杀与自我摧毁,如只是高高在上摘桃子的启蒙,如何进一步下沉,扎根于大地岩石间泥土处,是十年前我们刚加入者首先遭遇到的问题。民运如何转化为维权,这是李智英、李柏光们探索过的和贡献的智慧,我们后面的理论书写实在受益于他们的努力,而观察判断郭飞熊的十年维权历程,也有同样的助益。
    
    这篇文章是郭飞熊的辩护律师隋牧青嘱咐我写的,标题也是他起的。作为维权运动中的一员同时是跳出圈子的旁观判断者,我认为与郭飞熊认识的十年,可以看出郭飞熊行动的身影中,同时伴随着一个巨大轨迹:民运如何转化为维权。这是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为维权命名时在李智英、李柏光处说的轨迹。
    
    对维权的命名也很重要,就相当于广告,酒好也怕巷子深,是不是?有利于话语权和舆论焦点转移到行动中来。社会运动不能是单纯自发的,还要自觉之心。上访与反拆迁这十来年,正是与维权挂钩,才获得巨大道义支持,之前就不是。
    
    我把维权这词,从工会和妇联手中借用过来,发扬光大,形成了“人人咸与维权”的局面。官方如国家海洋局,觉得用“维权”在去政治敏感中可以有所维权,在东亚海洋国际关系中提维权——“海洋维权”。
    
    不断回到维权运动的自觉意识和命名的原初时间,并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鉴别和判定我们这十年的维权道路走的对不对,有什么偏差,为了保持对往往发生偏差主流的批判,为了更正宗的更原初的原则和精神,在不远的将来,更快地变为现实。2003年之前,“民运”是主要的民间政治表达形式,而其发动机和原动力,维权在藏在幽暗处,而且“民运”在现实中遭遇极大的瓶颈,如组党的扼杀与自我摧毁,如只是高高在上摘桃子的启蒙,如何进一步下沉,扎根于大地岩石间泥土处,是十年前我们刚加入者首先遭遇到的问题。“民运”如何转化为维权,这是李智英、李柏光们探索过的和贡献的智慧,我们后面的理论书写实在受益于他们的努力,而旁观判断郭飞熊的十年维权历程,也有同样的助益。
    
    这个问题,争论一直在延续,转化也一直在进行,2005年与郭飞熊关系密切的高智晟律师身上,发生了维权政治化与否的争论,我以《他们心中没有人民》等文章介入争论,力推维权的去政治化,知识分子下沉民间帮助民众维权,并且努力指出,应该通过维权运动,把过去海外民运作为重心,扭转为国内维权运动,使民间政治的重心和主副战场发生转移。淡化民运色彩与去海外化,就意味着“民运”转化为维权。
    
    然而这是一种双向交汇运动:民运维权化和维权民运化。这样的过程就像太极一样阴阳鱼相抱,王雪臻在推特上说,正是这种维权民运化方式,使维权和民运还是偶有交叉若即若离的两条线,没有足够的缠绕融合,都不能深入持续。
    
    “民运”转化为维权确是通过一个我很不满意的,一直吐槽的“维权民运化”方式进行,这十年的历史面目是,维权借鸡生蛋,借助于民运的运作手法,渠道、道义资源,经常把维权搞成“维权秀”、“维权表演”,一定程度上与民运一样,只是依附于路径依赖于“维护精英的权利来间接带动民众权利”,而不是直接帮助民众降低抵抗成本。我的吐槽是,正确的东西,总是要借助于错误的历史前进。
      
    维权的民运化,让人悲欣交集,悲喜交加。维权律师走向了街头,就是身体的对抗,其身份不外乎是增加了身体对抗的影响,成了附属物。不过中国律师很多,还有很多替补,前面的维权律师民运化了,也能带动制造出一个范式,让很多中间的后面的律师,或也冲进民运化领域,更多的还是在结结实实地做维权,这是一种流动与演化的动态结构。
      
    手段的采用,肯定会沦陷必然的有限性和路径依赖当中。但我一直想保持一线清明。对于我来说,这样的过程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我不满意,它是无数次试错,无数次浪费与失败,才会回到比较好的原初设想。正确与原初的,总是通过错误进历史,获得实在性。如果没有高智晟的泛政治化,维权运动就没办法一下子获得国际声誉。
    
    从燕南网批判焦国标超越人的底线开始,参与策划2005年宪政爱国主义抗日风潮,再到与高智晟一起维权,再到太石村维权,白宫排郭门时间,以及多次入狱,郭飞雄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与争议。我在这篇文章无意描述郭飞雄和我的交往,一起参与的公共事件或者维权运动,而是把他的十年放入时代大背景中来看,粗线条勾勒郭飞雄与这十年维权运动的纠葛。正是其充满争议,才是对维权运动重要的,才有郭飞雄与维权运动这个题目,如果他在争议之外,那么对维权运动就没有多大的重要性。
    
    八九一代立场的骑墙与维权转轨
    
    得从四五一代与八九一代的代际关系来论说郭飞雄。他实现了八九一代从主义到维权运动的转轨,但立场还是四五一代影响的。八九镇压之后,他们的身体是受迫害的,但是这种受迫害体验无法深化到主义层面,与其所信奉的思想和转型路径有着一定的分裂,一愤怒继回到广场血泊中,但是一思考,就立即回到四五运动,来回穿越。
    
    陈子明说,八九一代他们身体参加了,脑袋没参加,至今都没变。他们至今还骑墙在四五一代和八零后九零后两个不同世界之间,暧昧的存在,自己身体没有产生坚实的体验,人活在过去的高峰记忆中,没有当下和主体性,除了被专制打一下疼的时候,不疼的时候就糊涂着。八九一代已经具备彻底撕裂的心理能量,为什么又让四五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给遮盖了冷却了呢。因此八九一代即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中。绝大部分已过半百,还是找不到自己为何物?
    
    如果谈八九,就会陷入各种乱糟糟中,而且乱了二十来年。故快刀斩乱麻,只谈六四对后面的作用,如对维权的,对社会,对政治走向的。这也是对六四的发酵。把八九交给改革,把六四交给改革已死。我说过,没有六四镇压,八九是毫无历史价值的。讨论六四,那我们都是被卷入其中,能代言无数的后来人。以六四以起点,发酵六四的意义,也可以说成是浴火重生的凤凰。
    
    就我这十年印象而言,四五一代在政治身体上已经僵化,再变为绝望,也总是把寻找的眼光,放在中南海的同一代人与革命倒逼的改革之上。不管如何劝说,他们不会从庙堂之高下降为江湖之远参与维权。他们的岁数已经靠近退休年龄,中国没有政改的话,他们的最高和最后救赎就消失了,注定没有写入青史的机会。年龄和地位注定他们是没有能力下降到民间,像八九一代中的转型者这样辛辛苦苦搞维权。
    
    如果中共不政改,四五一代将在历史上一文不值,所以他们如何都不会放弃政改的幻想,没有也要无中生有,展开求雨的希望工程,在改革遗迹废墟上考古。当然肯定不会政改的,宁可毁灭也不会给家奴的,所以四五一代注定是一文不值的。
    
    诗人王藏说,不要以为只有亲历,六四才与你有关,就有更多发言权。这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我自己也随时尝着镇压持续的各种恶果,为了我的儿女不再持续受害,我必须重申我的抗议。新浪微博“一个乡村必须同时存在多个聚会”说,其实你现在要呐喊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顾忌就是六四的后遗症,所以六四是所有中国人的灾难。
    
    六四精神在维权运动中流淌。八九学生领袖除了要人缅怀他们,知道八九崇拜他们外,智力已经被枪打残了。而当初边缘的,基于六四为起点,转而向维权运动,抛弃启蒙,如李智英、李柏光、郭飞熊、范亚峰、莫之许、王德邦、浦志强、隋牧青、朱久虎等等,就维权运动的精英力量而言,还是八九学生。但这些人与当年那些知名度很高的八九学生领袖后来的作为已大为不同。
    
    当我写《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排在第二的李智英和第三的李柏光,都是写成八九学生成功转型为维权人士,并带动维权运动的典范。后面也在理论上一直沟连六四与维权。不断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然后宏大之,扩大之,这就是我的维权理论背书。我预备这些脉络和龙骨,都是在做十年砍柴的功夫。
    
    八九学生启蒙与维权分野,背后影藏着一个巨大政治问题,那就是出路与希望,到底是在体制内还是民众中间。记得八九一代《人民论坛》徐谦因看不到希望而自杀,当只把眼光固定在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的体制内,觉得民众没资源黑乎乎的,当对体制绝望,就等于对全部绝望。转向民众的和维权的,对体制绝望,能建起不朽之城的。
    
    八九一代,注定被四五一代人压迫。八九一代已届四、五十岁。八九一代没戏了,除非几年之内现政权垮台,但是即使垮台,八九一代不在民间政治中预备投资,去参与帮助民众维权,未来参与历史洪流的筹码,也太少了。八九一代手上的资源积累太少了,又不像农民工失去的只有锁链,敢于血酬。
    
    没法转型为维权人士的八九一代,有的人保留着那种空空荡荡的姿势,有的人则选择了被招安和背叛。八九让专制与人民的关系做出敌我之分,之后的各种顺服立场,都是忍受的被收买分赃立场,右派赞同经济改革,新左派神话自己的屈从,都是各种坦克后的苟且。这各种苟且都有着黑暗而强大的背景,它被这各种苟且明白地反驳,并被加入分赃而不得的怨恨所滋养,这就是专制与人民关系敌我性。
    
    八九后人民与专制关系再也不可能修复,政改本来就是为了恢复党与人民的同一性,于八九死去。之后一切风云,都是总体敌对与部分临时的反反复复的,没有固定性的投怀送抱。所以专制集团也放弃了八十年代曾经所试图的关系恢复,一心维稳,保住权贵官僚集团的内部团结。对人民不要求忠诚,只要求不反抗不闹事。
    
    八九于后面的总体塑造性,只有汪晖一人有所论述。我曾论述说他们新左派的根基是对广场的偏离。从新左派到今天太子党上台的红二代共识,是一条线路的,但都基于八九。我不认为太子党执政意识形态基于文革或四五。汪晖曾对外媒说,是他们影响了“胡温新政”,我看他们至少铺垫了太子党上台的共识。
    
    要么内心移民,作暂居此地的流民,要么成为背叛者。正因为八九一代背叛者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必须从自己对广场的偏离,做出一套虚幻的家园来。以对四五一代批判和超越,以知识更多更靠近西方水准,乃至于财富更多盖过,是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眼里,四五一代与西方一体。我曾说中国模式等中国例外论,不外乎仅仅这一代人身份危机的呓语,与其他阶层无关。
    
    八十年代很热衷读存在主义,但不久就被资产和知识身份吸纳,就像孙悟空的大闹天空与归顺,虽然还有一点对革命初恋般淡淡惆怅。整体被纳入体制。八九一代忠诚者同样历程,但其身体纳入现体制,是暂住是临时工,更多被否定现体制的将来权力体系吸纳。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这二者是有归属感的。
    
    八九一代背叛者曾经的革命,是身体欲望的革命,类似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六四镇压之后他们通过顺服来征服专制,因此,征服了专制,也就是其心理冲突消失了,最为重要的首要问题消失了和解了。体制和专政问题,被扭曲为个人道德与承认上升问题,当获得上升的机会时,也就是欲望满足的时,就达到了和解。
      
    八九的背叛者,比忠诚但没有转型为维权的人,有着更高的主体性渴望,我是谁,我们是谁,有着更深的身份承认的危机。因为承担“怎么办”重负,他就会看到在共党和毛那里,对“怎么办”的思考和行动,浩如烟海,于是自己们泥牛入海。不想怎么办,你就优越得很,我在他们身上体验到的东西,要比四五一代多多了。
      
    他们通过道德性批判的巫术,来拉平四五一代拥有的话语权,把问号当多了感叹号,把超越的渴望当做了现实。八十年代理想受到打击的背叛者,与中国模式,中国梦,民族复兴的主张者是吻合的。看看李泽厚,满嘴法西斯主义的狼奶味道起来了。莫言获奖是对他们一次很大的激励,沐猴而冠是可获得西方主流承认的。
      
    有特色的啊,终于开出新路了,中国模式了。若干年前,我去采访《学习时报》的主编,他曾是八九时党校的学生领袖,他说的一个给也已经成功的改革创造出一种文明价值模式印象太深了。
    
    既成事实的权力政治差序格局的身份,给我们种下心魔,几乎都留下被收买的心理价位,都有价格,只是够不够大而已,或者有没有机会而已。心魔我们都有,成为既有利益的分赃者的诱惑,都会在心中闪念。幸运的是他们的利益分赃注定没我们的份了。批判者的“孙悟空模式”,就想在当下中证明自己的重要,手段是真理感上身。解决的是在既成事实权力政治差序格局内的身份承认的危机。即使打着反对超越当下专制的未来民主格局旗号,只要体制提供身份承认,就投降,裹着主义的旗帜卖身,并且说别人不卖身就不对。
      
    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都是仅仅关乎八十年代背叛者这一代人的冲动。例外论与普世性,这关乎这一代人的话语权与人生实现的问题。这是身份承认的政治问题,把个人的生命冲冲动,当做普遍的全体人的。把普遍性的问题内在于我们,垄断于我们的历史终结。
    
    八九一代,没有出路,在体制内的虚无,什么都不是,一丝重量也没有。又舍不得把赌注全部压在民众身边,认为体制内才是中国。改革是一种历史终结,一切希望都被吸纳入改革。想一想徐怀谦的自杀。可以类似王国维的自沉。在徐怀谦等八九一代看来,体制攫取了一切可能和能量,也因为恐龙版的体重窒息了一切可能。那是个黑洞。我在对改革的认识洞悉不同立场的人位置,对其希望和绝望的决定性影响。位置高低与权力大小,决定了改革派的改革希望大小。非改革派如移民者倒是彻底清醒。位置低的人,就会寄部分希望于民众革命。  
    
    我写文章,说过1968年是东欧转型的后改革,自此改革成为脏词,八九那么惨烈,都没有办法让改革成为脏词,实现后改革转型,把八九的改革已死含义高抬出来。
    
    只有基于生存的斗争,才是彻底的,八九不是。像八九这样,起作用和积累下的,并不是目标,而是关于目标的追求体验,参与的人和目标的关系。不彻底,如果非开枪,八九与四五一样没价值。八九的价值在于被开枪而带动的。也就是八九与49年的任何一场抗争一样,其价值在于被赋予。但是有没有超越被赋予格局的渴望与内在反身,也就是八九有没有超八九的意义,是开枪之后活下来的人,必须干的。
    
    当八九学生的老师四五一代仅仅从目标来批判,丝毫不考虑其中语境中“怎么办”时,当然对党妈有着绝对的优越感。可是坦克面前,谁都要想“怎么办”,这是头位的。当你怎么办时,批判的优越感根本没有用。所以我的“改革已死”论述,是站在忠诚八九的一边,与背叛的论战,四五一代老师是次要的。没有弑父渴望。
    
    五四学生除了陈独秀,其他老师看不起,因为陈独秀与他们一样有“怎么办”的自我反思与行动。八九学生与老师比较,有“怎么办”的思想冲动,但其后忠诚于八九的,没法形成自觉的思想运动,背叛的,在回到党妈怀里来解决。但是他们就像自杀,不择手段通过解决失范的自己,投射放大为解决整个世界。
    
    发挥政治参与作用的代际继承,靠现代性中年轻人革命与弑父渴望推动,新陈代谢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然而这与精神历史领导权的变迁和时代中关于目标追求的共识嬗变,二者并不同步甚至不连带。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认识解释世界总在改造世界快终结快完成的时候,八九都1/4世纪过去了,解释还没开始。
      
    上街还是往下沉
    
    郭飞雄这次被指控参与策划南方街头运动,如南周事件,与湖北街头举牌。
    
    我在郭飞雄们身上都看到一种矛盾性和冲突性,他们又想摆脱上一代的,但是最后的问题,他们没有勘破。郭飞雄们总是渴望把来自民间的压力,最后还是用于呼吁政改,促成转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不可能的。在专制瓦解之前,没有可操作路径,所有认为可操作的,都是臆想。这是一个永久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八九一代的问题意识被急迫形成广场革命,干掉专制这一渴望所驱动。然而心急吃不了豆腐,也泡不上美女。想不断往上带动,但经历了敌基督统治之后,断裂鸿沟很大,你们在国内殖民的另一边,已经没法带动民众。即使在广场上,也是萍水一夜情。有次我去蹭郑旭光的饭,他说到八九时学生与民众之间没有同质性。
    
    我和郑现莉、凌风雷等人聊过一个打工者教会,说团结在一起博弈,谈判的,不一定要工会,只要团结在一起的,如同乡会,打工者教会都行。在瓦解之前,都是星火,注定在我们之外燎原。向上走推动独立工会,还是往下沉放弃独立工会诉求,去推动打工者教会或同乡会。
    
    1848年现代化以来,帝王集团知识分子民众三层寄生关系,因为启蒙与阶层流动革命,帝王消失,传统格局延续到今天的权贵知识分子民众三层寄生关系,这也与国内殖民,把农民当做战俘虏吻合。与把民国当做征服的战利品,而镇反压制边缘灰色地带吻合。
    
    过去的民主运动,往往被寄生阶层流动所带动,民主就是想成人上人,宋江造反招安模式。为克服这一点逆水行舟,往下沉程,下沉到民国农民这一被殖民地战俘战利品层次,不被收割入知识分子层次。也就是说维权运动有着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治乱循环周期率渴望,面对国内殖民这被知识分子主导话语忽视的问题。
    
    民主运动往下沉,符合老子的《道德经》,弱者的武器。基督教也是弱者武器战胜的典范。我们2003命名维权就在在东欧转型哈维尔米奇尼克那里汲取弱者的武器力量。民运往上,往庙堂,维权往下,处江湖,维权比民运因此有当下性。更低的层面是更高的,低处容纳更大。热衷主义与立场,不往低,就不能更高。
    
    去年三月我和游精佑等到金门岛对面沙滩举牌“示威”:高喊“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结果被喝茶写保证书。同时广州南方街头运动有人上街举牌“官员财产公开”,没被打压,《苹果日报》做了一个对比性报道,认为官方要改革,打压反改革运动,第三天举牌者被捕。我接受fra采访,我说支持广州举牌行动,但对其内容不支持。理由如下:
    
    第一是官员财产公示等制度性,只会给民众将来的间接的遥远的不可预期的不确定的抽象利益,甚至比不上反腐败,没有直接受益的,拉不动民众上街支持。就是不给你,任你要求,上街就抓,怎么办。既然对中共要求不动,怎么要求都是空气,那么起的作用就是启蒙,可是还启蒙一些抽象的,民众的没有具体利益的。
    
    第二是奉圣旨举牌,拿着官方话语,给小资安全感的幻觉,风险没变小,却丧失绝对高度和民间主体性,红帽子损害了民间,只能奉圣旨造反,还是体制的延伸。
    
    第三,就像莫斯科红场举白纸被抓警察说我们知道上面写什么的故事,所显示的,凡是想利用官方话语奉圣旨抗争的,没超过人民文革高度,写什么都是白纸,其意义发酵不取决于写什么,而取决于被官方搞大。其内容在当下只有广告意义,没有产品用途性质。上街举牌,内容要奉圣旨的话,写什么和不写都一样。
    
    第四月,当下上街举牌可以为将来广场做工作,为燎原大火准备星星之火。虽然每个火星不要想首义权。这时上街举牌的内容要有意义,就得举广场上会举的,请问憋了几十年才上广场,还会举“财产公开”这种奉圣旨造反的吗,在当下内容就要向广场靠拢,实现内容与行动的统一。我推荐现在就举广场复国的民国牌子。
    
    八九一代的人老劝说我,放弃维权这个标签,他们觉得已经过时,应该升级出现新词,能更高度牵引吸纳总揽各种维权运动,以搭上将来广场革命。其他人则以为用来搭上政改,如新公民运动。我对此拒绝,我要坚持这个词到广场革命爆发。往我宁愿做一个流动的金字塔最底盘的工作,做一个接引使者或者开门的人。
    
    凡是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的,如维权,如公民饭醉,都是坚硬的。野火烧不了多少,春风一吹又更多。十年来我就没见维权倒下。这是我一开始就点明的游击队精神,从毛那里模仿来的。刘晓枫写了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我读了几十次,想借点东西装饰,就弄到:游击队是来自公民社会土地本身的力量。
    
    辛亥革命首义,是不是革命知识分子拉动的,我对此深深怀疑。我更认为是底层火山地火自己喷发的。邓时代把等级制度,把知识分子主导的模式搞得无所不在,成为微软视窗,我认为上街主导模式,绝对是幻想。临界点一定在我们之外,首义权属于不特定涌现的底层民众。为此我们没有流血,也应该为之流汗。我虔诚地相信,不断下沉,把底层的搅上来,把上面的翻下来,翻烧饼才熟透。海德格尔说,极权体制只会死于总体动员的恢复。往下沉,就会把人民战争的力量恢复起来。奉行人民主权原则,我对人民战争的政治救赎力量深信不疑。
    
    这是在行动中直接回归把底盘做大做实,这样塔尖去从政的不外乎底盘的发言人,没有垄断代表权。就像民进党的政客与底盘关系。底盘大了,才能实行党内民主和制衡,各派系之间制衡,股东派出董事。有五毛钱就赌一下,希望因此带动民众堤坝撕开形成洪流,有首义权。
    
    我没有上街的渴望,因为这还是启蒙运动的。不断下沉,才是路径。我认为上街还是在启蒙框架内。为了自由理念的行动,意义不大。那是一段盲肠,没有出路的。只有最短板处,才是最大的生产力之处。那是错的方向。抽象意义上的道理及其宣扬传播,已经如电视频道,已经泛滥成灾。
    
    上街主导撕开堤坝转型模式,之所以说成启蒙的,它是八九一代超越四五一代,广场的记忆与模仿,夹在启蒙与维权中间。它永远是底盘弱小时往上提。就像教育平权与合肥张林女儿抗争显示的,是提不动普通民众的。当然同时带来严酷打压,并不是有力量有效果的政治运动,而是新闻事件,只能起新闻事件的效果。
    
    抗战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游击队的战略是,以空间转移换取生存,发展壮大和歼灭敌人的时间。维权运动同城饭醉,广交友,“广积粮”,不组党,以时间换取力量壮大空间,在网格化维稳的缝隙中成气候,不断下沉就不断潜入极权统治的内部深处和末梢,要维稳他就得“刮骨疗伤”,恢复总体戒严动员,如最近成立国安委,自我摧毁,借他自己的手杀他自己。每下沉一步,就是他自我摧毁一步。
       
    基督教信徒也要对付此世身份承认渴望的,处在耶稣与凯撒关系中,写在旷野试探一节。当推到未来彼岸,此世与当下不受身份承认渴望统治,形成多中心秩序,民运老争老大,维权解决这,随时自己搞地盘多中心。往上塔尖集中,下沉塔底多中心扩散。维权当下起作用缓解焦虑,不需为未来不确定性,而在当下争个死活。
    
    向下再向下再向下,把道义资源或者已有的民间资源,往下分享,才是出路。往上即使通往美国,都不是出路。大部分人是处在黑暗中植物。如今的语境,与民初当年到民众中间的民粹主义宣传时期差不多。只是我们已经有了把民粹改造为民权的条件。
    
    对于上街要求政改,财产公开这种表达的行动,也是放空炮,有胜于无,哪比得上为具体维权事件而做出的表达行动,如香港数万人为李旺洋。对这种表达的行动,我认为比公知的公车上书高一点,也高不到哪里去。基本上支持其行动,否定其内容:不管扛着什么上街都好,即使抗着毛像。
    
    从广州街头来看,必需有突破性的政治符号,突破这三十年的常规的,如民国的,才能免于被利用被抹杀。非常规的,如毛左打个毛像,就万众瞩目。我看转世党喊要新闻自由,要宪政,就别喊了。人类历史上,市民与小资产阶级从来的稳定的力量,专制的时候他们维稳,民主了他们也维稳。在转型中是靠不上的力量,不是民主力量的社会基础。如果光依赖于舆论,他们的是非会起主导作用,所以转型比必需依赖舆论之外的,高于舆论的力量。
      
    改变不了根本格局,除非大规模死亡降临于权贵身上,那就需要武器的批判。不管是南非还是印度,之所以可以顺利转型,在于有暴力抗争作为非暴力的后盾。中国只有非政治的抗争力量,所有政治性的努力,都会被当局和非政治的抗争力量所打击。这样得的进程来看,至少还需要三十年才能转型。
    
    人民忽悠不了,当他们不搞暴炸的时候。人民不用忽悠,当他们要搞暴炸的时候。你们想搞的,当局绝对不会怕,不让你搞是因为不让你搞,而不是怕。事情可以去做,但不要存有乡愿。
    
    所设想民间行动导向政改的通天大道,根本就是一段盲肠。渴望会让人变为近视眼,看不远,远处矗立的是自己渴望幻化的乌托邦。最为关键的事情,并不是压倒民众,要到暴力途径,而是帮助民众,帮助暴力途径通往宪政。难道美国独立,英国光荣,辛亥没有暴力?
    
    诉诸于舆论和启蒙没正当性和政治情势,如推翻专制的条件成熟,是政治力量的运作的结果,并不是通过讨论和启蒙形成的,当你有了力量或者形势有利于你时,舆论和启蒙才有大用。如不是专制和网络制造了大规模的敌人,依靠主义与舆论,没用。当把解决问题的压力,全部压在舆论这个地方,才会觉得激进或者保守是什么大事。当有了舆论之外的广大天地时,就是如何说效果最大的话事情,是权宜的小事。
    
    李智英曾说,看我们的影响,是否是领袖,不要看你发表多少文章,而要看当你被抓,有没有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为你上街。我一直想着如何有一种不依赖于舆论,不从属于舆论,相反能利用舆论仅仅作为麦克风,具有民间主体性的抗争方式。很难想像只有宣传机器,没有政治局的民间主体性和政治运动。
    
    有枪才有话筒。有民众暴力才有势力均衡。说话为革命预备有用,用来政改一丝丝用处都没有。民众起来说话那已经是拳头或者隐藏的枪支了,当权者并不是怕广场上人的话语,而是怕众多人的力量,说话之后隐藏着群众暴力。
    
    微博上说的话,还少么?说话对一些问题一点用,那是因为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势力均衡。现政体和知识分子话语霸权把民众驱除出政治,说话有个什么用。不让你说话,并不是害怕你说话,而仅仅是不让你说话。
    
    往上走的公知启蒙为什么老骂老百姓愚民,是因为启蒙中自己的欲望在被打击和开始获得承认中无止境膨胀。这种欲望,在宏大叙事中自我膨胀的,没有规训的话,破坏性极大,干一点事情,就要获得天大的回报,没获得,就怨恨。用真理在我为出发点处理人际关系,明显或者暗中建立统治关系。
    
    如果把民间维权当做胁迫当局改革的目的来看,民间增长的速度,也比不上被压倒的速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底层不是被发动的,而“上层”是被发动的。千年等一回,好像平常的积累,就为了爆发的那个时刻。此外平常的积累,如果不是为了建设公民社会,而是为了推进政改,就没有任何意义,改良的努力,唯一的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暴力血腥,因为改良越改越凉,问题越多。
    
    越在政治上强调革命的,甚至把政权的根基建立在革命权之上的,就越能改良,例如美国在议会和法庭就革命了。越在政治上去革命,去人民(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就是革命),越强调保守改良秩序维稳的,就越会血腥革命,例如当代中国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这是倒着来的,越讲革命的国家越优良,前者例如美,越讲改良的国家死得越快,后者例如法国德国俄国中国。
    
    统治者越来越不耐烦使用胡萝卜解决问题了,改用刀枪和镣铐了,“国力”越强大,越肆无忌惮受众的思想不需要影响,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手段,凝聚人。网络算其中一种。不需要启蒙,而是凝聚。
    当你没有武器的时候,通过舆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说服了他人,他们都同意你,有何意义。这个问题,不要诉诸于舆论来解决,他是超善恶的。凡是涉及暴力与开端的问题,并不是公共舆论能解决的。舆论抗争对体制性疾病几乎毫无作用,甚至有着修补现体制的作用。如有人被罢官了,就会说有心改革的。
    
    我一直想着如何有一种不依赖于舆论,不从属于舆论,相反能利用舆论仅仅作为麦克风,具有民间主体性的抗争方式。很难想像只有宣传机器,没有政治局的民间主体性和政治运动。从广州街头行动来看,必需有突破性的政治符号,突破这三十年的常规的,如民国的,才能免于被利用被抹杀。非常规的,如毛左打个毛像,就万众瞩目。我看转世党喊要新闻自由,要宪政,就别喊了。
    
    茉莉花革命是一种泡沫。话语泡沫,把有限的,当作无限的,意义放大。上街当然好,可是不要幻想一定带出广场革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既然对中国没有推动力,也不能带出广场革命,那么就要想一想,提什么样的口号,让上街如何为将来广场革命提供最大的预备,当下就加速广场革命,这是唯一的目的,财产公开的都是浪费时间。
     
    都不要以将来的大规模形成,路径的不正确,都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局面,只有经济危机与中共本身能够制造大规模,这个大饼并不是我们画出来的,而是自己产生的,那么我们是否能对大饼产生影响,是不是局外人,我们的努力,与大饼很隔膜,凭什么就觉得我们能抓住或者有资格抓住,不投资鲜血,至少为他们出汗水。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力量,没有主体性,不成为其中坚固老百姓的手。
    
    在专制瓦解之前,绝不容许形成社运组织,或者强有力地压制着。所以我们所遭遇的问题,要比人类历史所有的抵抗都难都复杂。因为网格化控制与隔断准政治力量的社会根基,广场革命一定在底层以偶然不确定性的方式发生,爆发前各思想流派,除了曾经分享道义资源对加入广场革命的主力有影响外,并不是思想带来了革命,因此持不持有革命立场不关键,关键是开明官员与改革派公知,以及我们愿不愿意参与维权,把道义资源往下分享。
    
    如果能够对参加广场革命的底层主力,有过传帮带的作用,我们的靠天吃饭,总算可以靠,专制洗脑人民好歹给饭吃,总不能饿着肚子接受启蒙,所以为了一场会胜利的广场革命,从体制内就不要往下传播思想了,而需要往下漏资源。像王功权这样给出10万块,起的作用比他在一千万粉丝中说公知话大了一千万倍。
    
    我2006年以来写过很多文章,论证思想立场不带来政治革命,反响寥寥。八九是需求党妈的学生运动,打不破这个谎言。将来的广场革命,一定是以民生问题为主导的,没有围绕民生的,都是打酱油的。不直接解决民生问题,如埃及革命,则不断革命和动荡流血中。一切不靠谱的知识分子路径,在广场革命中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将以民生为标准重估一切价值。
    
    知识分子路径在德国,除了制造出道义高压电和无数社会问题被拖延浪费时间外,真正有效的推动,不得不依靠俾斯麦和希特勒,也就是枪炮,伴随着带来更大问题的铁血政策,病上加病,以毒攻毒。而且它的限度也仅限于改良,而革命遵守的是勇气与血酬定律,驾驭不住革命,又想攫取革命成果,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影响重大的社会行动,都由是网络发动的。那也就是社会革命的发动权,已经由高校老师学生,转移到公民社会。中国最顶尖的高校北大复旦,其思想灵魂人物趋于拥护保皇,学生混沌,丧失了领导发动能力。知识分子倾向于政治革命,而民众倾向于社会革命。
    
    初中生高中生以及二三流大学的毕业就是失业的大学生会成为抵抗的主力军。而进入211大学的大学生与老师,就算逑了,成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大人就算了,读了书,有了家庭,没了血气,也没了彻底撕裂的能力。90后肯定会成为抵抗主力,所以帮助他们如何抵抗,是我们要干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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