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某些消极走向/丁咚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04日 来稿)
作者：丁咚
研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可以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即面对中国发展各类潜在危机集聚的危险格局，中共试图化危为机，主动因应长期执政道路上的障碍和挑战，在确保执政权力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回应民众诉求，继续推进和加强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打牢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并成为新一届领导层的强烈意愿和集体意志。
这份“决定”，是自邓小平南巡后在中国掀起第二波改革浪潮以来，中共从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抱着“最后一搏”的姿态，提出的一份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体现了新特点的改革方案。
它不仅是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全面施政纲领，更是着眼于保持千秋万代执政权力，提前预应，谋篇布局。正因如此，它又是一份充满内在矛盾性和局限性、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危险趋势的改革方案。
从前者而言，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改善民生，以此保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民意支持，是中共致力的主要目标，所以在经济和民生方面改革举措最多、最实，占到了估计一半的篇幅。
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决定”分别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七个方面改革措施；而在改善民生领域，则分别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论述。
除此之外，“决定”对民众一段时间以来呼声甚高的“废除劳教制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优化自然环境”、“削减军队文艺兵”等具体吁求，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反映。
从后者而言，与积极正面的“改革”和“调适”因素相比，在“决定”中体现出来的“收缩”乃至“倒退”趋势，更引人注目，令人忧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决定”显示，党权在国家政府权力架构中仍处于超级地位，且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制约，在强调政府“简政放权”，为经济松绑的同时，强化党权却成为一个替代性选择。
“决定”内文中共有10处以不同方式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除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最高表述外，还分别在“协商民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发挥纪委作用”、“监管国有文化资产”、“军队建设”、“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和 “干部管理”等数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这表明，除了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外，中共特别在意上面几个重点领域保持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强化它的存在。在现有国家政府架构之上，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其具体表现。
而与此同时，对党权的制约和监督，只体现于内部的一些机制设计和较低层次的监督上。比如“决定”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虽然在各级纪委的运行中，强调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推动纪律检查工作的双重领导，在纪委干部任免上采取新的举措，但纪委的独立性在党委的领导下并不名副其实，毋宁说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制度设计。对执政党超级权力的制约，主要取决于自律。而这种自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党出于自利需要会自然而然地趋利避害。举个例子说，在“决定”中，仍未提及公众呼吁已久的官员财产公开和公示制度。
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领导国家的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色彩愈加浓厚，关键领域的重要权力集中于党，集中于中央，特别是集中于党的领袖，成为一个鲜明的趋势和特征。
面面俱到，又面面不到，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两个标志性的会议相比，“决定”并没有重大的和原则性的突破，却在每个关键领域都进行了趋向保守的制度设计。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抛弃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十四届三中全会，则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飞跃上，取得了突破性重大进展。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徒有虚名的“全面性”以外，在每个领域的关键方面，均无突破性改革举措。
“决定”从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执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领域提出全面要求，几乎涵盖了中国发展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所有方面，但在每个领域的改革都有所保留，有的甚至更是收缩和倒退。比如在经济上，提出“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但又人为规定“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不可侵犯”，这是与市场导向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在政治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却以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架空了公民自由选择政府、全面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的实实在在权利；在社会领域，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却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排除了政治性公民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在文化建设方面，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在实际内容上却是“加强管理”和诸多限制，包括确定发展方向和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强调对公共舆论的管制等。
“决定”的出台体现了妥协精神，但主要是向利益集团、党内保守势力进行妥协，而对人民的吁求则未进行充分的吸收，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充满内在矛盾性，开了一些空头支票，或者局限性很大，以至于其改革措施相互抵触，相互消解。
中共拥有对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建设与管理，进行全面指导和规定的权力。而在党权享有超级地位的情况下，“决定”中提到的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根本无法有效落实。
“决定”着重使用中国公民所熟知的具有强烈的普世意涵的词汇，并保留自定义的权力，对其进行偷梁换柱式改造，而对公民和社会权力的某些关键方面几乎只字不提，表明其对这些方面的改革深为忌惮，因此采取了回避乃至抵制的态度。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国庆64周年社论里所提到的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等词汇，在方案中均得到了具体反映，但与其普世意涵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比如民主化，仅限于推行所谓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及人民有名无实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然而，在洋洋万言的“决定”中，对自由、公民权利、舆论监督等重要词汇未予涉及，当然更谈不上在这些领域有什么改革举措了。
如上之例，在改革的名义下，“决定”中塞入了为数不少并不具有“向前看”意义的“私货”，使得“决定”的改革形象变得面目模糊，更缺乏质的深度，某种程度上使其成为按照维稳思维模式制订的一份超级维稳固权方案，也会使一些改革在具体施行中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对改革形成新的阻力，破坏改革逻辑自然发展的成果，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近代以来，通过竞争性政治、政治的内部制衡与制约和广泛的社会监督，竭力防止某种权力获得“天命”地位而免于受到定期的竞争性政治选择，或者在国家政府中一家独大、甚至处于超级地位，并失去来自社会和公民的制约，是世界政治发展中一个超越国界、具有普世意义和内在规律性的重要特征。中共建政后按照共和原则，将国家权力分解为人大、政府和司法等几个部分，也是适应世界潮流的体现。而被视为中国转型关键期，中共推动改革的重大举措的“决定”，却有意对其曲线 “解构”，不知是“三自信”作祟下的“智慧”，抑或冥顽不灵？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42191901918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