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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中国需要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02日 转载)
    
许章润:中国需要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

    
    嘉宾简介:许章润,男,1962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研究方向: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 。
    
    主持人:袁训会,共识网编辑。
    
    一、大部分政体距离“优良政体”都很远
    
    主持人:“优良政体”这一话题比较偏于学术,其中包含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知识理论,所以先请许老师给我们对此做一个引题式的介绍。
    
    许章润:前年和翟志勇教授一起编了个文集,作为“历史法学”系列出版物之一,标题就是《优良政体》。立足当下,之所以还要讨论这个话题,而且,可以想见,还将会有更多人的更多讨论纷沓而出,至少,原因有三:
    
    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建设“优良政体”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特别是学界、政界和商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可能,也是当下中国最为重大、核心和棘手的问题。毕竟,“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构成了绵延百年的“中国问题”的核心主旨,则时移世易,流变跌宕,而构成“现代中国”并且促其“政治上轨道”、实现国族的政治成熟之优良政体,蔚为时需,可谓百年转型之最后一役也!
    
    二是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是并且历来都是邦国政治的头等大事。古典中国的诸子学说和希腊以还的西方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其基本问题意识,均不外乎此。在此,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是以全体公民分享一个政治空间为前提的,而这个共享的政治空间及其公共性,则需要一个优良政体来组构、拢括和运作。就此而言,这一问题可谓非古非今、恒旧恒新,而当时时重温,需要处处警怵。中国恰处转型关键时刻,实际上,百年转型到了一个即将收束的时段,各种矛盾紧绷,大家发现诸多具体、现实的问题,其症结,其解决,最后均需追问到政制和政治身上,则“分享”与“和平共处”,不仅是理论话题,更是紧迫的现实难题了。
    
    三是当下中国,朝野上下,包括知识界和官方,对于政制腐败和权力滥用之舆议愤然、全民讨伐,对于权力之不作为、乱作为、越位和缺位现象之越来越难以忍受,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考问:为何现有政制无法恪尽清廉之望?权力的自我制衡和权利对于权力的制衡,如何铺展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从而,中国当下的政体究竟为何?其之德、勤、绩、能何在?这一政体能否完成中国转型最后一役之担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当如何?等等。而凡此论题,均不外最终指向优良政体这一问题也。
    
    凡此三点,其实解决的就是“凭什么你来统治?”或者“你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核心追问。基于这三点原因,“优良政体”的讨论显得尤为必要。另外,如前所述,关于政体和优良政体的讨论不仅是当下中国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的关键命题,自古以来,从希腊诸贤和中国诸子时期开始,它都是一个核心问题,盖在于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无法离开政制和政治来组织群居生活,则对于政体和优良政体的追问,势将与人类相始终,而共存亡矣!
    
    主持人:既然有优良政体,它究竟应当大致包含那些指标呢?那是不是也存在一个作为其对立面的拙劣政体呢?哪些类型的政体必无法归属于您所说的优良政体?
    
    许章润:希腊古典哲学对此有较多讨论,而从希腊时代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其政体论发达,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过去谈论的共和政体、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各有利弊,但其所设定的“优良政体”的标准却是必需而普适的。
    
    概而言之,但凡得谓优良政体,则德性、效能和程序均不可少。从而,“有德有方”,蔚为纲领。所谓“有德”,标榜的是政体的德性伦理,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威从何而来与政权往何而去的“大是大非”。局中之人,进而据此展开政治统治的建制化努力,实施操作系统,铺陈理论说明。因而,它关乎政治的正当性,说明的是政体之内在义理结构。所谓“有方”,关乎政制的合法性,特别表征为对内最大限度地提供秩序,保障自由,实现公义的国家能力,对外有效维护国族利益,捍卫集体尊严,秉持文化自觉和政治尊严。一定意义上,所谓有方就是有效率,能够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和公义在内的基本公共产品。
    
    换言之,任何一个政体都必须具有合意性,不仅在于其权力的获取基于公开的竞争性程序,而且,其政治决策必需获得特定地缘政治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合意性立基于合法性,秉具合法性的政制才是优良政体。
    
    关于合法性,要考虑三个向度的问题。第一是程序合法性,权力必须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性程序获得,这是民主政治的交易性特征,也是关于权力授受的普世价值,所谓“授受以公”也。
    
    第二是绩效合法性,即这一政体是否能够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能不能保障基本的民生、秩序、法制和公正。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保障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认同,就是一种绩效合法性。
    
    第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即政体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取向,蔚为“先进”,不仅不致忤逆普遍人性,而且,符合当下多数国民的认同,与公民理想契合无违。常常可以看到,某一政权力量强大,甚至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程序上也未尝不合法,遵循合法的政党政治的选举程序。但是,其所信守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和思想理念,却与时代潮流大相违背,更与基于普遍人性而来的公民憧憬恰相刺谬,则即便程序合法、绩效昭彰,也不一定会被多数人所接受,大家也不买帐。
    
    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宽容、多元和公正,以及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信爱和平、仁义理智,等等,既是普遍人性的人心之所向,而构成常说常新的普世价值,也是一种常识、常理和常情。前面曾说,良好的政体应该“有德、有方”。这里或可增加一句,所谓“有德”,就是它秉持为全体公民谋福利的政治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主义,将天下归诸天下人也;而“有方”,就是它能够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作为守夜人、看门狗,满足多数人安宁和平生活的现实要求。无心无力于此,大话满天飞,中饱私囊,则“先进性”云乎哉!
    
    主持人:那是不是也存在一个作为其对立面的拙劣政体呢?哪些类型的政体必无法归属于您所说的优良政体?
    
    许章润:是的,古往今来,各种坏政体、窳败政体横行霸道,甚难一言以蔽之。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说“无德”、“无方”的政体就是坏政体。具体而言,可能包括三种类型的政体:
    
    一种是流氓政体,不仅权力的获得与公开公平的竞争性程序无关,而且,其义理结构和施治行政缺乏政治美德,比如撒谎、封锁信息、贪污腐败,等等。其之“命令”无度而乖张,一如索取无度,完全无视国家的公共性质,更无有关统治正当性的道德省思,将家族利益和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等同于邦国利益,更且凌驾于全体国民的公共福祉之上,国家实际上沦为惨遭绑架的政治人质,如同国民在此不过是国民经济学上的统计数值。看看近邻金三胖一家那副德性,则一切一目了然矣!
    
    另一种是霸道政体。这类政权依仗的是所谓“丛林规则”,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改朝换代的帝制一统、王朝体制之下,它基于“打天下,坐天下”的原理,好像还是有说服力的。但是,置此民主政治和人民共和时代,依据丛林规则所缔结的霸道政体,其之不具任何正当性,可谓人心所向,其理昭彰。再以此说辞而强辩,无异于自毁前程。所幸现在至少在桌面上,已然无此公开叫嚣了。曾几何时,此种特定政制将自己等同于政治体的最高利益和全体利益,以“历史规律”的方式宣称自己的正当性,或者以“国家核心利益”的名义定位自身,加冕自身。此种宣示、定位和自我加冕,基于历史决定论,属于典型的独断话语, 其之劫持“历史”和“国家”,盗用“人民”,可谓政体腐败的顶峰。
    
    最后一种政体是窳败政体。这种政体没有力量,结局是难以整合社会,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秩序,更无论相应的法制环境,也无法满足民生需求,捍卫集体尊严同样是一句空话,甚至于连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都不够。而且,其怯于道义责任与道义担当萎缩,“历史观”阙如与内在义理结构逐渐侏儒化,以及不思进取、迟暮沉沉、沉湎于颟顸无效的官僚惯习,等等。比如巴基斯坦,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其社会动乱,暗杀、爆炸频发,社会秩序难以维持,这个政体不能算作一个好政体。虽然以民主的形式出现,却没能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形态。
    
    任何一个政体,哪怕是优良政体,也都有政治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另类的政治腐败或者腐化,比方说“人民的腐化”。因为,归根结底,“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总得化约为具体的市民、国民、公民和选民,变成“可计数”的存在,方始有政治法律意义。但也正因如此,则人民成为可以收买的对象,事实上也屡屡发生过人民被收买的事情。所以,“人民的腐化”如同权力和政制的腐败,并非耸人听闻。毋宁,弄不好,势成常态呢!看看今日拉丁一系民主的窳败,可见所言不虚。优良政体有腐败的问题,其腐败表现为政治市侩主义和小市民式的政治近视,缺乏博大刚健的历史观和道义追求,也缺乏刚劲果断的政治决断,凡此均为政体腐败的征兆。因此,今日讨论优良政体,首当辨别窳败或者次劣的政体如何从外围侵入到优良政体中来,辨析其发生过程和纠联机制,也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刚才的解说条分缕析,但似乎更多地是从学理层面归类,不知道您能否举一些实例来加以说明?
    
    许章润:例子很多。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政体距离我们理想的优良政体都很远。就当今世界而言,有120左右的国家是民主政体,说明民主政体已经是普世的政治形态,兑现和坐实着现代早期启自地中海文明的现代性内涵。
    
    历史而言,各种政体,包括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内,均存在腐败、腐朽或者败坏的问题。在此,因着奠立于不同的基础之上,又因着政体和政制的分梳,使得政体的腐败呈现出不同的景象,需要分别论列。就基于“同意”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立论,政制和政体的腐败,通常是从违背“同意”开始的,不论背约的是哪一方。情形常常是,只要“背约”启自一方,刹车装置失灵,必将早晚延展至双方,经由恶性互动,终至集体沦陷。统治和被统治相互腐化的故事一直循环上演,无论中西,史不绝书,说明人性脆弱晦黯,政治之不可靠。不过,此间历史经验表明,首先背约的一方多半是权力的受托者,而非授权者,因为现实政治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总是受托者,授权者作为主权者,除非以“人民出场”的方式表达自己,否则,永远是以选民或者公民这种个体形式面对组织化的权力,一种孤独的个人与法权体制的不平等关系,因而,总是“寡不敌众”。就晚近历史来看,曾经存在和依然存在的极权政制就属于这类糟糕的政体。二十世纪中晚期普遍开花、半个世纪后衰颓的集权主义政制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左翼极权,一个右翼极权。曾经存在于苏东和东亚世界,至今依然存在的左翼极权,都是些过渡型的政体。右翼集权则包括中国过去的两蒋时代,弗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等等。它们在提供短时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有一定力量,但从长远来看,都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具有合意性。
    
    
    政体的核心是权力政治,如果要使全体公民能够在政治上和平相处,必然涉及到统治与被统治、命令与服从的问题,它的前提是民众的政治同意,即具有合意性。优良政体就是通过合意性支配下的权力授受所形成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但凡不符合这个的都是流氓政体、霸王政体、窳败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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