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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见胡锦涛乡弟回绩祭祖有感/程干远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26日 来稿)
     最近,从网上看到胡锦涛主席退休后回安徽绩溪县龙川村老家寻根祭祖的详细报导和照片,回忆起我们两家父辈交往的乡谊,和我亲见锦涛父亲增玉叔叔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夜不成眠,思虑再三,决记之文字,以为历史见证,供后辈人从中更深刻地瞭解中国社会。

(一)
     事情要从我们两家父辈的交往谈起。中国皇曆把六十年作为一“甲子”,这是上个“甲子”的1947年初春,我还是一个十一岁小学六年级学生,刚随父亲调职从老家绩溪转学来南京不到一年,(父亲程宗潮早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抗战前曾任南京市教育局中教科长,安徽省教育督学,抗战时在后方一所大学任教育系教授,抗战胜利随国府还都到原任市府教育局任督学室主任)

    我和父亲当时住在白下路私立安徽中学后面的徽州同乡会的三开间屋内。这是一座明清徽式建筑平房,门窗均为木质材料,上面还有木刻的凋花。空间很大,没有天花板,不密封。那时正是春寒天气,室内温度和室外差不多都是零度以下。我穿着厚实的长棉袍,脚下踏着一个安徽老家常用的火筒(是一种外面用竹编成的篓子,中间装上铁皮做的圆芯,放进炭火盖上灰,可以长时间的不熄取暖)。我手中拿着一本曹禺的戏剧作品在阅读,此时已到下午四、五点钟,只见一个高高个子的中年人轻轻地用手推开中厅的房间,探身问道:这是宗潮先生家吗?我起身答话,并请进客厅入座。只见来人穿一件长长的灰色棉袍,还围着一条澹粉红色的围巾。他眉清目秀很帅气。现在想起来,胡锦涛年青时照片和他父亲年轻模样十分相似。他接着就用绩溪家乡话和我交谈,问宗潮哥什麽时候下班,我说爸爸要到六点左右才下班,他告诉我从苏北来,一定要等到他,说着他还把随身带的包袱打开,拿出两包用黄色草纸包好,中间贴上红纸的两包荼叶放在桌上。接着又问我学校的学习情况,问我母亲何时来南京。(母亲于半年后带着两个姐姐从老家迁来南京)我一一作答。
    大约 二个时辰后父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像老熟人似的叫增玉,热情握手,互致问候,并要我叫增玉叔(绩溪话“叔叔”为单音只称“叔”),询问家人安好。原来我父亲比增玉叔大近20岁,而且过去曾和增玉的父亲(即锦涛的祖父)胡炳衡有过交往,他在谈话中不时谈到“炳衡公”为人宽厚,善于助人。
    为什麽家父与锦涛父亲要以兄弟相称,后来我才知道这涉及到我们两家祖上的缘亲关係。原来我们家祖居是绩溪的仁里村,和龙川村相隔有五华里,现在都属一个乡—灜州乡。我的太祖母程胡氏娘家就是龙川村,我的四姑妈从小给龙川村当童养媳,可以说有些表亲关係。从两个村族群的辈份排名来看十分的相近,龙川村的胡姓辈份排名为“朝、允、炳、增、锦”,而我们仁里村则是“兆、书、秉、宗、干”,其中“秉、炳,宗、增”都同声。我父亲和锦涛父亲均有学名,家父称砚含,锦涛父称静之,但他们的正宗名号都是按照族谱,程宗潮、胡增玉取名,而我和胡锦涛都按照家族辈份取名,属同一辈,我可以当之无愧叫锦涛老弟。
    此时已到晚餐用膳时光,父亲就带增玉叔和我一起到安徽中学附近一家绩溪人开的饭店进餐。这家老闆也姓胡,和爸爸很熟,我们经常会在他家吃饭,父亲叫了两样炒菜,两个冷菜,还要了半斤绍兴酒。父亲不会喝酒,从不吃烈性酒。两个绩溪老乡用家乡话无拘无束,就象兄弟热烈交谈,父亲有时还发出爽朗的大笑。从他们谈话中我得知,原来增玉叔是个小学教师,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其泰州的茶叶店,虽挂名是老闆,但具体经营的是一位泰州亲戚在做。他此次从泰州专程来找我爸爸,是想在南京寻一个小学教职。
    他们龙川村的胡振华先生原在家乡任小学校长,后通过家父的举荐在南京江心洲小学担任校长职务,故增玉叔也想请父亲推荐来南京市区任小学教员,当时首都小学教员属国家公教人员,月薪有六、七十块银元,可以养活一大家子,待遇不错。当增玉叔和父亲在谈到苏北地区的民风和当地教育状况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认为,和绩溪老家比起来,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差距,不像徽州商人赚了钱就投资子女后代教育,因之乡民的礼仪教化,诚实守信、道德民风比不上徽州人经长期儒家教化那样的纯真、质朴。加上当时已是解放战争淮海大战在即,一些地方土匪武装,乘游击队出没之机,打家劫舍,弄得人心慌恐,治安不良。由于家父和增玉叔都是老家走出来的知识份子,从他们身上,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徽州士大夫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清高自傲,重名节而轻世俗,那样一种传统的精神美德。
    从饭店回家后,父亲立即一口气写了三、四封给小学校长的推荐信,并和我一起送增玉叔到不远的白下路小火车站,乘车到下关江边码头旅馆,因为他第二天一早要乘汽车赶回苏北。我们在小火车站迎着寒风匆匆向他道别。这也是我和增玉叔唯一的一次会面。以后听说他的求职活动进展不顺利,可能是他的学历有点问题。因为当时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高师与简师,而首都的小学教职要求较高,一定要高师(相当高中毕业),有不少人都有大专文凭,而简师(中专四年制)的就挤不进去。
    南京市一别,中国历史也发生重大变化,不久苏北解放,解放军渡江南下,父亲在1948年离开教育局,担任市立师范校长,一年后又辞职回中央大学教育系任教。解放后则运动不断,大家生死两茫茫,但父亲念念不忘乡亲故旧。1970年,文革期间,父亲退休后被迫迁回老家绩溪仁里居住,他仍不时向胡振华先生打听增玉叔一家情况,听说增玉长子锦涛已清华毕业在甘肃水利部门工作,甚感欣慰,他还说:增玉家族,乃积善之家,必有后福。那知锦涛老弟,日后竟登上中国权力之最高峰。家父1976年过世,不到二年,增玉叔也仙逝,不知两位老人若地下有知将作何感想。

(二)
    人生如梦,时光飞逝。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2000年,我从法学教学和科研单位退休来到美国,亲身在一个世界上科技、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生活,对比祖国存在的种种社会落后现象,心灵受到很大震憾。2003年初,正当胡锦涛当上国家主席之机,出自对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我决心给锦涛老弟写一封信,说一点进言。为了使信能交到胡本人手中,我选择了由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朝转交,根据我多年来在体制内生活的人事知识、判断李源朝不久将上调到中央,他的团派出身背景应是胡锦涛的最佳得力人选。由于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和我是校友,从年龄上来说我可称他为学弟。此时李兼任省人大主任,我就托一位国内好友,其在省人大担任厅级主管,请他亲自交给李源朝。再请李通过内线直接交到胡锦涛手中。
    信中,我一开始就讲述我们两家父辈的世交,而我自己也曾是十五岁就为毛泽东打江山拼过命的“老兵”,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将自己来美国二年多的深切感受,向锦涛老弟进言,希望他做一个开明国君,清史留名,为子孙造福。我在信中讲述自己来美后所见所闻,深深感到毛泽东执政中国二十多年,他的个人专制,闭关自守,对国家体制、人民思想都造成极大危害。政治制度的缺失带来文化、科技的差距,以及人民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美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再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美国这个国家。美国立国之初,一批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传承了人类先进文明思想,建立了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虽然这个国家并不尽善尽美,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有不少是历史遗留的包袱,种族问题,枪支问题等等。但总体来说,她仍然在民主政治的运作层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提倡仁爱的思想,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包容和理性的社会道德,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决不是美国所独有,应该是全球各国所共用。中国一百年来的民主革命,都在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表现),可惜找错老师,在左倾思潮的大浪中,连自己固有的“以民为本”、“仁爱”传统的儒家思想美德,也一股脑弃之垃圾,改革开放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政改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今全民疯狂追求物质,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趋使下,文化、科技、教育体制都出现畸形发展现象。如果国人对此没有清醒认识,如果不深入政治改革,中国将会出现历史的大灾难。
    我在信中理性地对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制度性障碍,给胡带来的巨大的困境作了客观的分析,中国在“六四”后出现的经济调整发展,而政改停滞和倒退,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大量吞吸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形成以贪腐治国为潜方针的代替过去的威权统治模式,牢牢控制着党、政、军各个方面的前朝后制。如果没有“背水一战”的勇气,很难突破这样的困局。出路何在,我在信中说到,胡适先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为中国人民指明一条光明大道,那就是实行“宪政民主”,胡适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先进思想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仍然对中国人民具有现实意义。我提到,中国人民应该诚心诚意地放下愚昧和偏见,虚心地向美国人学习。
    我在谈到自己感受后,也理性分析胡执政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我说“高处不胜寒”,中国面临最大危局是一个以技术官僚为代表的特权利益集团正在精明地利用制度的缺陷疯狂地吞夺改革带来的红利。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无法缓解,人民的不满如星火燎原,没有义无反顾的大无畏勇气是很难冲破“前朝后制”的罗网。即便能“浊流自清”,也只能保残守缺。
    出路何在?同是我们绩溪走出的世界名人胡适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给中国人指明了答桉,他说“主义是不能入宪的”不要被主义牵着鼻子走是至理名言。历史实践证明走宪政民主改革的法治之路,才是强国的光明之路。锦涛弟登上大位,这也许是上天给有深厚积攒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徽州人以展示其才能的历史舞台,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结果如何,只有历史才会作出回答。送出这封信,我没有收到回应,但我可以肯定,李源朝先生一定是看到了,至于绵涛老弟能否阅读,我就不得而知,我在信中还用玩笑的口气说,一个学弟,一位乡弟,作为代表平民百姓的老兄,祈求上天能让你们在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平等、富强的中国事业中,清史留名。

(三)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弹指之间,我已去家离国十馀年,而锦涛老弟也从中国这个政治大舞台上,从最高主持人到谢幕的过客。岁月无情,多少辉煌?多少精彩?多少悲情?又留下多少遗恨?什麽马克思主义工程,什麽科学发展观,什麽“三个代表”,都将成为后人的政治笑话,如浮云飘散。恐怕几十年后,在百科全书的词典中都很难找到。而真正让胡锦涛老弟为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他最后谢幕的悲情裸退,这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君王理性让权的首创者,为中国君王权力的制度性更替打下了基础。国家元首制,通过选举有秩序地更替,本身就是国家实行宪政民主的重要前提,胡老弟义无反顾,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这行为的本身就是对反宪政民主的“毛左”吹鼓手们狠狠的一记耳光。为什麽对胡锦涛这种开历史先河的创举,中国媒体却一片沉默,禁若寒蝉,则可见他们的是一群成不了气候的侏儒小丑。俗话说“一打口号不及一个行动”,国人理应为此事大书特书,因为“一国之君”以身体力行,率先为实行宪政民主做榜样,应该是清史留名的。
    综观胡锦涛执政十年,是他人生事业走上最高峰的十年,当然对整个中国来讲,一方面是经济繁荣发展,一方面是天灾人祸连绵不断,社会矛盾趋向深化和尖锐的十年,用所谓黄金十年来评价,实在是文过饰非。对胡在十年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种种表现,国人都有目共睹。绩溪人有句俗话叫“十年媳妇熬成婆”,成婆的条件也受限于自然淘汰,大观园的贾母耳聪目明,再能干的王熙凤也不能全当家,“忍”与宽容都体现绩溪人的坚忍、顽强和做人的美德。
    中国人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这种“皇权史观”往往根据当权者的需要来歪曲历史的真相,而真实的历史都是历代正直的士大夫们用血和泪写成的,司马迁就是最好的典范。
    史记告诉后人,真实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看他的出身、家庭背景,成长道路,也就是瞭解历史,才能深知现实,进而推断其未来。胡锦涛先生在政治舞台谢幕表现,决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和他成长环境所受父母文化理念薰陶有很大关係。这也是为什麽一些西方所谓中国通们,由于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浅薄,对中国问题只能是雾里看花。
    绩溪县自宋、明以来就是儒家礼教最为深化的地区。徽商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创造过光辉业绩。而徽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了一批从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知识份子,明朝的胡忠宪,胡富都是官至“尚书”的胡锦涛的先祖。从近百年历史来看,胡适和胡锦涛应该说都是绩溪载入中国历史,必须书写的代表人物。这两胡并不是胡姓同一脉(绩溪胡氏家族有四个支脉),两人成长也是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时代。
    胡适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伟大思想家,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属世界名人。不管毛泽东如何对其贬低,他的历史地位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却越来越彰显其不朽的光辉,现在中国文化界有人称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而胡锦涛虽然权力地位高过胡适,但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仅仅是为共产党政权持守的一个过渡性领袖。综观其成长过程,可以说,他是在共产党教育、塑造出的最标准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他循规蹈矩,一言一行都洋溢着党文化的代表形象,有时到了让人感到机械、刻板的程度。他这次返绩溪祭祖,遇到家乡父老,甚至不知如何和人寒暄,而问村书记,你们村有多少党员?好象时刻没有忘记党总书记的身份。全程就是一个大首长下乡视察表演。看到他的这些表情真让乡亲父老内心涌现出莫名的哀歎。反之综观回顾胡适返乡,他一身布衣,为了和乡民亲密交谈,他自己不吸烟,却特意买两包烟带在身上,见年长者嘘寒问暖,送烟敬荼,谈的都要是孩子上学,年景收成,丝毫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处处显现人性的光辉。我不知道中国的父母亲是否都愿意把自己孩子按照“接班人”标准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的模式化的高官,还是让孩子成为多一点人性、亲情、乡情的普通人。
    邓小平在谈“六四”教训时曾说“教育出了问题”,我不知道他讲的教育是指党的阶级斗争教育不够,还是人性的道德伦理教育不够。胡锦涛先生在最后退位时的表现,恰恰是宣告“接班人教育”的失败,而使他作出这一明智抉择的却是其父辈幼年时所接受的绩溪文化人的士大夫精神。这种教育来源于徽州文化中千年儒家礼教的不朽。像我父亲和锦涛父亲都是从徽州走出的知识份子,他们从小受到士大夫教育的薰陶,也就是做人要诚实、正直、守信,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孔子讲过:“五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者畏天敬天,而不作逆天之作为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去私心而养正气。这和毛泽东那种战天斗地的逆天而为的罪恶人生观是完全相反的(家父在逝世前几年还奋笔直书,写了十多万字“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一书)。“天命观”对为政者来讲是最起码的人生观,否则,治国者只知有“权”和“钱”,不知什麽叫“天道民心”,将成为危害国家民族的历史罪人。
    知“天命”并不是件易事,孔子说人要到五十岁有了丰富的历史阅历,才能领悟其中真谛。而有些人心术不正,致死都不知“天命”。毛泽东自以为可以主宰一切,“人定胜天”,一旦执掌政权后就胡作非为,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危害,但他内心却十分惧怕受到“天命”谴责,他怕历史的审判,这叫最后的审判。就是他到老年,内心的恐惧已经到了变态程度,故时刻不忘批“孔”,他把任何反对者都和“孔子”连在一起。林彪出事后,他大搞批林批孔,这反映出他内心十分惧怕孔夫子用“天命”这一招来向他“索命”。
    现在,中国政局出现乱象,其根源恰恰是一些掌权者不知“天命”,自以为聪明,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当前,一些毛“左”愤青和海内外自由派的“左”倾人士,他们内心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逆天命”毒素的吸收者,这些人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是人民救星,挥舞着革命的大棒,口号震天响,谁要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把你打成“敌对分子”、“汉奸”、“卖国贼”。
    事实上,宪政民主所标示的人民主权思想和孔孟所讲的民本主义都属于人类的普世价值。那些批判西方普世价值的文人,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他们还把国外孔子学院搞成贩卖马列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私货,真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大变革的转折时期,对现在当权的一代来讲,应该抛弃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认清世界的大趋势,“前朝之鉴,不可不察”。历史是无情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作为一个绩溪同乡,世交,带着对父辈情谊的怀念,以悲欣交集之情,目睹锦涛老弟返绩情景,有点遗憾,有些感伤,也有些赞许,内心的感慨真是难以自表。谨以几句小诗,作为此文的结束。
    衣锦还归日,乡亲落寞时。天命人难违,清浊史自知。
    
    写于二○一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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