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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一生愧姓党”——纪念党治国老师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11日 转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9/2013
    
    

    作者: 古川
    
    “‘陕北民营油田事件’第三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党老师也来参加了会议。当主持人介绍党老师的名字时,党老师接过来说,中国的问题就在我身上——党治国。”目前,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出在共产党身上,也就是根源在于“党国”。对此,党老师在2007年撰写了《家天下、党天下和反右运动》的文章表示,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储安平先生用“党天下”三个字,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它的本质。“党天下”是“家天下”的继续和发展,不但垄断了一切权力和经济资源,而且垄断了真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党天下”之缺乏合法性显而易见,因此反右派运动就更加是它的基本原则。“家天下”的反右派运动,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党天下”那样的规模。
    
    2008年4月23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所尊敬的党治国老师因为肺癌而在西安去世,享年只有72岁。让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党老师去世的时候,我和妻子李昕艾因为回四川老家举办婚礼,而未能到西安去悼念党老师。
    
    
    在此之前的4月18日,我和李昕艾一起从北京出发,途径贵阳回四川古蔺的老家,一路走走停停,到老家时已经是4月21日。4月23日那天,父母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后来第二天就接到好友李智英发来的信息,说党老师已经去世了。当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但后来因为各种事情,一直未能撰写文章,向党老师表达哀思!
    
    第一次与党老师见面是在2004年10月底。在此之前,好友李智英曾多次向我提到党老师,并介绍说党老师是他的政治顾问。2004年8月20日,党老师到北京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第73次)——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大会》。这次会议是专门为陕北民营石油维权事件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于光远、朱厚泽、江平、何伟、杜钢建、巫昌祯、张曙光、谢家道、孙琬仲、顾海兵、管益忻、袁钢明、冒天启、曹守晔、晏智杰等人。党老师专门从西安来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政府》的主题发言。
    
    会议结束之后,党老师立即参加到陕北民营石油事件的维权行动中,于8月31日赶往陕西榆林市靖边县,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在进行20多天调查之后,党老师开始撰写《陕北民企调查》一书,最终党老师于十月底来到北京定稿。此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党老师。
    
    对于此书,党老师表示,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就是中国所有民营企业的命运在不同程度上的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现时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营经济、改革与反改革、保护私人财产与侵犯私人财产、法律与长官意志、真理与权力的较量,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陕北油田事件上,可谓“决战在陕北油田”。
    
    2005年2月,《陕北民企调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然而,此书出版之后,同年8月18日,榆林市公安局两位警察在西安两位警察的陪同下,到党老师家里,要调查了解有关《陕北民企调查》一书的问题。
    
    对此,党老师当即明确表示:“为了对朱久虎律师和冯秉先维权代表被非法拘捕表示抗议,我拒绝回答与《陕北民企调查》有关的任何问题。”党老师并给他们写了一份书面声明。当时,一位警察说,如果党老师拒不回答,他们就会把他请到榆林去,意思是对他实行非法拘捕或绑架。对此,党老师表示,非常欢迎他们这么办。这位警察还问党老师最近是否出去?党老师回答说:“我本来要出去。但你们这么一说,我就不出去了,专门等着你们。”
    
    后来,党老师想:“我现在能为陕北人民做的最好事情,莫过于为他们去坐牢受难。我在他们面前,将不会为自己辩护,也不打算请律师和他们说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耶稣为拯救人类而被钉上了十字架,没有一句话为自己申辩;我为了陕北人民,为什么就不能忍受苦难和冤狱呢?”
    
    党治国又名党载渭,1936年出生于陕北韩城的党家村。党家村有670多年的历史,现在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被称为中华“民居瑰宝”,也被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青木正文称为:“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但与其他地方等级森严的地主大院不同是,党家村的所有宅院都几乎是差不多的。游客观赏着一座座院落,却看不出哪一家是地主的宅院。此外,党家村村巷交错,却没有十字路口。巷道或直或丁,门不对巷,门不对门,保持着各家的独立性和隐私权。
    
    对此,党老师解释说:“党家村的建筑风格却浸透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平等观念。党家村以党姓为主,源于一对共同的祖先。再一个大姓贾,祖上原为党家外甥,遂在党家村落户繁衍。党、贾两姓,辈份有序,俨然一家亲族。……富裕也好,清寒也好,做官也罢,为民也罢,在氏族内部你都是平等的一员。莫张狂!在长辈面前莫张狂,你是晚辈嘛;在平辈面前莫张狂,都是兄弟嘛;在晚辈面前也莫张狂,要像个长辈的样子嘛!谁家的房子既不比别家高上一截,也不比别家富丽多少。却不是统一规划的结果,自然也没有统一规划的古板,而是氏族村社内部的平等观念使然。”
    
    党家村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却在清朝末年拥有四、五名秀才。据统计,清末道光到光绪这60年间,村中就出了1名进士、5名举人、44名秀才。党家村又名“油坊坡”,因此俗语说: “下了油坊坡,秀才比驴多”。
    
    党老师的祖上是党家村的望族,其曾祖父党蒙就是党家村在清末的唯一进士。党蒙在光绪丙子年京城殿试考中二甲进士,后又参加殿试,考中翰林院庶吉士。党蒙曾担任云南知府、刑部尚书,在山东传统戏《党蒙办案》中留誉至今。现在去党家祠堂,还可以看到正门上方悬挂的“钦点翰林”,就是光绪皇帝赐给进士党蒙的。目前,在党家村最宽最长的主巷道“大巷”中间墙上还有一个“福”字,是慈禧太后御笔赐给党蒙的。据传,党蒙中进士之后,因不愿贿赂上司,一直赋闲在翰林院。一次,慈禧太后游宫中碰见党蒙问:“你中进士几年了,怎么还在京城闲着?”党蒙如实相告,慈禧便钦点党蒙为刑部尚书。又一次,慈禧与党蒙下棋,党蒙给慈禧讲自己父辈如何艰苦创业建设家乡,慈禧听后说:“这是你的福气。”便提笔写了个“福”字赐给党蒙。
    
    党老师祖父党文孙,深通周易。在党文孙八十岁时,党老师出生。党文孙得长孙极喜,随推演命格八字,知此孙晚年有大成,于国于民有益,即起名载渭,以取姜太公垂钓渭水之意。党老师的父亲党玉峰,出生于1916年,曾与民国政府元老于右任有交往,1945年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审计部工作,后来却因为与中共地下党交往而入狱三年。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党玉峰却在1955年被中共当局打为“反革命”并入狱三年。目前,党老师的父亲已经97岁了,他在十年前曾对朋友表示,他相信他能活到“共贼”垮台那一天。党老师母亲刘秋芙,生于书香世家,其祖父也是进士,在满清末年曾任四品知府。
    
    党老师幼年聪慧异常,凡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乃至诗词歌赋等等,几近过目成诵。1954年,党老师以陕西省高考榜首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当年,陕西的高考结果在当时的《群众日报》上发榜,党老师被列第一个。
    
    到清华大学之后,党老师师从黄万里和钱伟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黄万里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中共当局打为“右派”。在清华大学组织对黄万里进行批判时,党老师站出来为黄万里辩护了半个小时。钱伟长也被打为“右派”,党老师也站出来为钱伟长辩护。
    
    不仅如此,他还用大字报的形式为对胡风被打为反革命提出质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若是,为什么逮捕后至今不判?若不是,为什么又至今不放?胡风是1955年5月16日被捕的,当时羁押已经超过两年!为此,党治国老师被定性为“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张目”。此外,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党老师还以水利系学生会主席、其所在的水94班团支部书记和班长的三重身份,带领水94班14名同学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理论,指出清华的“反右”斗争已严重扩大化。此举被说成是大闹党委会,反对“反右”斗争。
    
    为此,党老师被打为“极右分子”,并在1958年2月大学未毕业就被发配到北京西部门头沟的木城涧煤矿“劳动观察”。一年九个月之后,党老师于1959年12月中旬被“减轻处分”回到清华大学。原以为回到学校是继续学习,不料却派他担任水利系实验室实验员。不仅如此,原以为回到学校就会摘掉“右派”的帽子,不料却要带着“右派”帽子继续接受“考查”。
    
    因为带着“右派”帽子遭人歧视,加上不愿意说谎表态,党老师于1960年3月,毅然抛弃清华大学的工作,带着被“追捕”的危险,回到陕西潼关。在潼关的黄河边上,党老师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跳进黄河自杀。为此,他给其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他自杀的想法。后来,因为想起父母在1959年春节给他寄了两元钱的事情,而放弃自杀的想法,回到父母的身边。
    
    在那样一个中共控制着一切的时代,放弃了在清华大学的“铁饭碗”,是十分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正是因为饭碗的问题,导致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各种屈辱的生活,却不敢选择与中共体制决裂,甚至还因为饭碗而参与作恶。
    
    对此,党老师后来表示:“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1960年冬,党老师被从西安遣返回党家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党家村在黄河滩种庄稼。1961年,他被安排为留守黄河滩的成员。后来汛情告急,村里让其他留守人员全部撤回,唯独留下他一人看守。其用意就是,万一大水下来,冲走的不过是一个“右派”。直到1962年春,在韩城副县长孙瑞祥的力主之下,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
    
    1963年,党老师到铜川煤矿当一名井下掘进工,发明了逆向爆破法。他还认真研究了风钻的最佳轴推力,并改写了苏联学者介吉斯朵夫的最佳轴推力公式,建立起党治国最佳轴推力公式。后来,党老师甚至成了当地煤矿先进技术传播团的一分子。长达十年在煤矿工作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最终导致党老师因肺癌去世的原因之一。
    
    “文革”爆发之后,党老师开始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打着批“右”的旗号来批左。为此,他于1970年2月11日被捕入狱,导致妻子被逼与他离婚。不仅如此,党老师还被铜川市判处死刑,并上报省里。但那次省里共有七个死刑犯名单,只枪毙四个,而党老师排在第五,因此而没有被执行死刑,将其改判为20年徒刑。
    
    在狱中,党老师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资本论》等著作,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狱中,党老师还完成了许多重大技术革新,包括完成锯末渗炭和水淬钢球的软点的消除,为此他获得二年减刑。在1977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老师还完成了《钻眼理论》和《爆破方法》两篇论文作为献礼。后来,陕西省劳改局令他从其劳改的庄里钢球厂赴杏树坪劳改煤矿完成一项技术革新,派一名狱警和一名武警执枪押送。1979年7月,党老师被改判出狱。此时,党老师已经坐了将近十年牢。1980年,党老师被“平反”,供职于西安市民用煤研究所。后来,清华大学也补发了他的毕业证。
    
    此后,他的研究方向本来在经济方面,但他的社科论文却锋芒毕露,蜚声国内。1986年,党老师被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以《理论狂人——献上一位无名经济理论家》为题在该年度第七期的《人民文学》上刊出。此文后来还入选到当年的《新华文摘》第四期。陈祖芬在这篇长达近两万字的文章中说:“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随后,党老师被调到西安市社科所,担任经济室主任,后来西安社科所更名为西安市社科院,准备让党老师担任院长。但由于党老师在“六四”时,带领西安社科院的人进行游行,声援学生,并还提出“军队要做人民的子弟兵,不要做暴君的屠刀!”“军队要站在人民一边,要和人民保持一致!”等口号。“六四”后,中共当局进行清算时,党老师不仅没能担任院长,甚至连他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也被撤销。
    
    1994年,党老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误》一书,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之逻辑错误进行批判,提出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对西方福利制度和共有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005年,党老师出版了《埋没的思想》一书。这是一本研究隋朝大思想家王通的专著。党老师说,王通是我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王通把儒家的“仁”发展为彻底的人权思想。在人命轻于蝼蚁的隋末乱世,他喊出了“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历史强音,意即不应牺牲一个老百姓的生命,换取对天下的统治权。这一个真正伟大、光辉的思想,其份量超过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王通一系列杰出的思想被埋没了1400年。
    
    但是,现在知道王通大名的人却少得可怜。不过,人们都知道王通的孙子王勃,也就是“唐初四杰”之首。王勃那脍炙人口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却流传千古,妇孺皆知。王通的门人弟子迭为将相,著名的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温大雅、温彦博、李靖、杜淹、陈叔达、王圭、窦威等,皆为唐初名臣,其中大多数人也比王通知名度高。但他们却不是王通的一流弟子,他的四大高足是董常、仇璋、薛收、程元。但四大高足却都短寿早夭,没有赶上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因此,党老师感叹:“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虽然位极人臣,却只能辅佐唐太宗成就短短23年的贞观盛世,而不能使中国历史出现崭新局面。”
    
    实际上,不仅是王通的思想被埋没了,甚至党老师的思想也被埋没了。党老师在晚年专心投入《〈资治通鉴〉选评》,原计划选评出五卷,到党老师去世时已经完成了三卷六本140万字,却一直得不到出版。这是一部全面反思中国历史的思想性兼故事性的重大著作。
    
    由于司马迁是党老师的老乡,当党老师1960年被遣返党家村时,路过芝水河入黄河河口南边崖上的司马迁祠时,他题写了《回乡过司马庙有感》,以宣泄其远大抱负:“追随司马到龙门,独自徘徊向黄昏;妙手不着一代书,铁笔誓扫千年尘。”
    
    党老师的祖父党文孙,给他取名叫载渭,取的就是姜太公垂钓渭水之意。意思就是,希望他日后能成为帝王师。对此,党老师的儿子党崇光在党老师七十大寿时,书写了李白诗句“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贺寿。然而,党老师却在72周岁辞世,实在令亲友叹息!
    
    党老师逝世之后,我的好友李智英撰写的挽联说:“一生愧姓党,常怀治国病!”“一生愧姓党”用在党老师身上确实很贴切。记得2004年11月21日,“行政权力对司法公正和依法维权的干预——‘陕北民营油田事件’第三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党老师也来参加了会议。当主持人介绍党老师的名字时,党老师接过来说,中国的问题就在我身上——党治国。
    
    目前,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出在共产党身上,也就是根源在于“党国”。对此,党老师在2007年撰写了《家天下、党天下和反右运动》文章表示,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储安平先生用“党天下”三个字,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它的本质。“党天下”是“家天下”的继续和发展,不但垄断了一切权力和经济资源,而且垄断了真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党天下”之缺乏合法性显而易见,因此反右派运动就更加是它的基本原则。“家天下”的反右派运动,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党天下”那样的规模。”
    
    这这篇文章的最后,党老师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民主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潮流。不仅暴虐的专制政权如今已经丧失了合法性,任何专制政权都从根本上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在此之前的2006年,党老师曾写过一篇《气数已尽》的文章表示,“产生着贪污腐败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可能被当作清除贪污腐败的体制来利用。这个专制腐败体制的气数已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同归于尽,就应当抛弃这个必然灭亡并且正在走向灭亡的体制。当人民彻底清除腐败及其根源的希望一次次破灭后,他们就不再对官方所谓的‘反腐败’抱什么希望,而变得冷眼旁观了。一旦体制内确实产生不了彻底改革的健康力量,那么,就体制内而言,就只剩下‘只有腐败能够救中国’这一条路了。让腐败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吧!紧随其后的,必是人民无所不在而又义无反顾的自救运动!”
    
    也正是因为党老师长期以来反对中共的“党治国”,导致亲友对党老师的追思会都被中共当局冲散。在党老师去世一周年时,其亲友原计划于2009年4月18日在西安的陕西省政务大厅一楼餐厅举行“党治国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会”。然而,在纪念会当天,大批西安市国保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将通向会场的三个路口全部把守住,将会议组织者及本地、外地一些参会人士予以带走,并中途拦截参会人士,致使纪念会最终未能如期举行。
    
    党老师去世二周年时,亲友们又准备于2010年4月18日晚上六点在西安小南门内的人人居酒店举行追思会。然而,当亲友们到达酒店时,却发现门口有20多个国保警察。国保警察强行将组织者郑宝和、孙东峰强行带到莲湖分局西大街派出所。直到郑宝和给其他朋友都打电话告知取消本次活动后,郑宝和、孙东峰二人才被结束“传唤”,先后回到家中。
    
    中共当局肯定也不喜欢“党治国”这个名字。而据《杂文月刊》执行主编吴营洲在搜狐博客撰写《党治国先生“轶事”》中说:“有一年,我所编的杂志,选了党治国先生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和内容都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将这篇文章呈给有关领导‘审读’时,某领导在党治国的名字处画了个大大的感叹号,并质问:‘党治国是什么意思?’该领导以为‘党治国’这三个字暗含了褒贬。后来,竟生生地把‘党治国’的文章给撤了下来。”
    
    对“党治国”这三个字都不喜欢的中共政权,当然也不会喜欢党治国老师这个一直对其进行批判的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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