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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共“三中全会”怎样“壮士断腕”?(上)/巩胜利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08日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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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巩胜利(独立学者)
    

    ● 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桎梏却依然在市场经济地位国最低端挣扎;
    ● 中国经济的质量、等级、品位、兼容性等,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阻抗;
    ● 中国经济领域,不仅需要对外开放,更需要国民待遇的对内开放;
    ● 中国历史上“三中全会”都以开天辟地性推进改革决心方略;
    ● 更重要的是,推进改革有决心、更要有民心,才能惠及13亿中国人。
    ●“胡温十年”式经济改革,有体制死结、更有利益决定现实的根,但已成过去式……
    ●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2013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年度峰会上说,中国“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在这种“重大利益”表象则是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经济决策、人生价值观、法律保障体系等根源的问题。中国与全球90%以上的国家、社会正面临经贸发展转轨的“十字路口”。

    
    要想真正推动中国领导层所提出的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和目标,仅靠经济层面的改革是不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例如被称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指的是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上存在64年至今很大差距的根源问题,造成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和农村划分开来的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户籍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64年的弊端之一,在于农民对土地只有耕种的权利,而不能通过在市场上买卖来取得适当的收入,全球国家几乎都是公有与私有制度并举;这些都是触及中国社会基础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表现出了希望打破这种二元结构的愿望,但要具体实施却并不容易。
    
    还有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也应被提上历史日程,与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很不适应、甚至悖论。要想发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根源作用,离不开值得依赖且具有高透明度、文明的各种规则,但在现实中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却根深蒂固加剧。习近平一上任开始就反反复复强调要实现“司法公正”,但中国司法公正是中国社会一直偏颇、64年至今的一种社会惯例。10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APEC演讲称,改革是“难啃的硬骨头”,打破既得利益藩篱成最大看点。党报媒体透露了三中全会改革路线图,即从以往的经济改革倒逼其它改革开始,发展为政治、行政改革推进深度经济改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G20峰会、亚太领导峰会,都强调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经济兼容的决心。现在,新领导层已经启动大半年时间,2013年也只剩下不到有60天。中国倡导扩大内需等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升级的李克强总理能否确立中国未来稳定增长的新路线?而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推动者?在预测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的中国经济前景之时,全球都密切关注的是将于11月9-1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在将未来中国确定中长期改革路线上,中国领导层是否会对改变中国35年来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动真格、建树起一种长久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将当然得到根源的印证、怎样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地位国”(又称“高收入国家”,全球约40个左右,却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兼容、融合、共同发展?
    
    将于11月9—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引起全球各界关注。10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APEC演讲称,改革是“难啃的硬骨头”,打破既得利益藩篱成最大看点。党报媒体透露,三中全会改革路线图,即从以往的经济改革倒逼其它改革开始,发展为政治、行政改革推进经济改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G20峰会、亚太领导峰会,都强调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经济兼容的决心。现在,新领导层已经启动大半年时间,2013年也只剩下不到100天。中国倡导扩大内需等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升级的李克强总理能否确立中国未来稳定增长的新路线?而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推动者?在预测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的中国经济前景之时,世界密切关注的是将于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在将会确定中长期改革路线上,中国领导层是否会对改变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动真格将当然得以印证。
    
    10月23日,习近平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再次表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从中可以看出“习李新政”与“胡温十年”不同的是,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大前题下,中国“经济改革”只能矛盾重重、蹩脚曲折的一瘸一拐前行了……
    
    本文题目及中共领导人“壮士断腕”词语考证:出自唐朝•窦皐《述书赋下》:“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原意指勇士手腕被蝮蛇咬伤,就立即截断,以免毒性扩散全身而不保性命。比喻作事要当机立断,截断手腕,也要成就大业,决不可迟疑、姑息。这与原任总理温家宝任上所说“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出自一辙。但“胡温十年”在过去经济改革上又有多大进展?值得国人来认真反思考。

“国家经济总管”传递的信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从第一任、终生总理周恩来开始至今,一直都是“国家经济总管”的角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1日出席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经济形势报告”(见11月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04/c64094-23421964.html)上指出,眼下中国经济复苏乏力,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期待政府会再出台某种形式的刺激措施,但李克强显然决意与此前的“刺激模式”告别。一是他把GDP增长底线从今年稍早提出的7.5%,再次降到7.2%,显示政府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进一步提高;二是他明确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3月末超过了100万亿元(作者注:到6月末,中国央行公布广义货币(M2)余额达105.45万亿元人民币。见7月13日央行上半年的金融“中报”),已经是GDP的两倍了,‘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一表态基本排除了放宽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首先要明确的是,相比于此前几届政府,习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并没有明显区别,只是把“增速目标”变成了“增速底线”。相比于上届政府的“四万亿”,这届政府更倾向于小规模且有针对性的“微刺激”。但从第三季度数据看,投资对中国反弹的贡献度仍然偏高,国内消费、出口等依然萎靡(统称: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显示旧有增长模式依然顽固、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其次,李克强在调低增长下限的同时,仍然强调“保就业”。他表示,今年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也就是说,虽然7.5%降到了7.2%,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不危及就业和社会稳定。
    
    从李克强“经济形势”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思路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虽有微调,也是受限于现实情况以及在改革中遇到的的阻力。中国经济改革仍然停留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最低级、初端阶段,而高质量、高品位的“市场经济地位”服务业、而瞄准高级别TTP、TTIP规格经济之路,中国还没有启步。
    
    有鉴于此,投资者、发达国家和地区似乎不应对本届三中全会寄予过高期望。历届三中全会一般都会被看作中国发展进程上的“节点”,但中国的重大经济变革并非都出自“三中全会”,比如中国WTO就没有写进任何三中全会决议,而即便写进决议的改革举措,更重要的也在于之后的落实。比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早已提出“中国经济需向更平衡、可持续增长的模式转型”,但“胡温十年”过去,中国经济模式转型仍停滞不前、国企垄断甚至更甚。全球各国最关切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能带来实质性的、可操作的经济制度性突破(如中国上海自贸区就不符合中国系列经济法规的规定)。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35年、WTO等的红利已经用尽。那么,怎样释放中国与国际接轨的红利?如果有,那么改革红利才会真正对中国股市构成长期稳定的重大利好。不过从现在流传坊间的各种改革版本中,似乎看不到任何实质性新突破。

党政已看到要害待决
    
    中国经济政策的总指挥、李克强于9月11日在辽宁省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的演说中表示要“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是温家宝时期政要实施的继续。但中国新领导层提出的“兼顾增长和改革”与世界各国“分享红利”(李克强10月8日在东盟年度峰会上特别强调)的口号,但与他国分享中国红利、保持平衡并非易事。 中国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利用市场力量提高效率,改变依赖过剩投资的经济体制。如果不推进这些改革,中国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感也很强,但意见往往容易偏向于要推进改革需要保持增长。
    
      在李克强发表演说的10月5日后,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其中包括建设完成污水管网7.3万公里、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1000公里等截至2015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方针的具体案例。内容没有提及新增财政支出,显示要与经济刺激政策划清界限,但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减速日趋明显的7月以后,中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支撑经济增长。
    
      当然,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依然是投资本驱动,要保持经济增长,投资必不可少。实际上,在中国的内地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十分落后,应对地震和洪水等灾害的设施还不够完善。但是,由于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庞大的投融资资金流入了国有企业,结果导致了设备投资过剩、钢铁业依然巨亏和房地产价格暴涨。而钢铁和造船等中国重工业企业的设备开工率目前仅为7成左右,一些产业和设备过剩问题仍未得到根源解决。而依赖投资的政策运作如果稍有偏差,将导致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资金大量流向中国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反民间的技术革新和新商业模式无法得到扶植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回想起1978年举行的中共的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1993年的会议则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三中全会一直以来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承担着历史性的责任。囿于中国由政府主导进行监管的金融、城市和农村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缺乏透明度的财税制度等……。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根深蒂固。李克强表示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虽然渗出些许悲壮,但也表现出了要推进改革的不易和坚决的态度。

打造公平正义社会,民心是唯一标准
    
    目前,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000美元,基尼系数高达0.47的中国而言,新一轮改革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事关国家根基的稳定,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无疑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据中国智库的一项课题研究建议称,“新一轮改革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习近平也在讲话中明确表态,“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有评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第四次发展时期,期待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把握新方向,能够给国家带来一个巨大的推动。有观点认为: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格局”,但“两强”同步“双头鹰”则是艰难实施的一种怪胎。还有分析认为,强势中国党政绝不是指强势干预市场,而是强势的服务市场;强势市场也绝不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市场,而是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但很多经济学家担心“胡温十年”,致中国国有企业太强势,也无法与法治国家以及TTP(TPP已经明确规定用3-5年将国有企业改制)、TTIP游戏规则兼容。
    
    而要衡量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客观标尺应该是民意和民心,而不是政府机构上级对下级的考评。中国新领导层习近平、李克强都是党政主张的倡导者,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应该是思想意识的转变,是从把持权力管理人民转变到放权服务民众,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简政放权。

对内:经济敏感问题成焦点
    
    这是11月上中旬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等待解决、尤其可能触及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5年来、甚至是60多年都从未触及的一些敏感经济问题。
    
    经济结构调整动真格。在中国,30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为提高GDP以创造政绩,中巩党政的地方政府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政府又不得不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使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起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规模扩大,因此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覆,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经济宏观调控,是以市场经济之手还是以64年至今的党政之手?仅以中国楼市房地产为例,10年来中共出台43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而房价却在10年上涨10倍,致国策成一纸空文,也架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中国房地产业,已经无所谓“市场经济地位”,更不堪“商品经济”时代,“信心总理”温家宝信誓旦旦,但中国房地产依然毫不动摇攀上一个有一个历史之巅峰!谁与争锋、谁敢与争锋?!中国房地产唯一的法则,就是用市场之手,而不是用政府之手,否则就永远悖论全球各国的房地产、投资市场、市场经济地位。
    
    人民币改革,依然没有找到出路。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的大背景下,原本准备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汇报筹备工作的上海自贸区试验田,但“摸着石头过河”是过不去深水、大江大河、大洋的……被中国总理李克强高调推出的这项重要经济改革的举措,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试验,受到中共体制及利益集团的抵制。 人民币真要国际化?中国经济真要兼容全球主要国家经济?
    
    中国土地改革怎解“死结”?中国土地与房地产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恰恰是动了中共地方政府的“奶酪”,势必导致中共各地方政府激烈反对。2013年10月5日,新华社评论厉声发问:中国《房子70年后怎么办?》“70年后土地使用权怎么办,不仅是购房者10多亿中国公民关心的一个根源问题,同时也是这个国家、中国土地制度64年至今、改革继续发展完善所必须给一个历史的回答”。
    
    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两元”户口继续?这牵扯中国特权、权力阶层60多年的利益。目前中国已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享受国民待遇,债务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双轨制“党政”下——全球成本最高党政,因此中国改革计划可能最终被大打折扣,还要永无止境的一次又一次不停的改革下去。
    
    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地方政府怎样施政?自中国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共地方各级政府的规范税收收入减少。为满足自身开支的需要,中共地方政府热衷于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收入、卖地等政府行为。

对外:兼容主要国家经济体改革
    
    中国对外经贸经济“三核心”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到2013年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颠覆性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巨大新变化。
    
    首先,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中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中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其次,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对内对外都严重开放不足,管制过度,极大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中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要求。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整体、良好的外部环境,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协调不力,不利于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中国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也不利于建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长效、持续的投资环境。
    
    (一)、是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在160个服务部门中,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开放的部门为100个左右,但不附加条件完全开放的部门不到30个。要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内要放松规制,对外要扩大开放。未来重点要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负面清单)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进而向全中国深化辐射和延伸。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另一个重点是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第三个重点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担部分出口退税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出口退税。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最后,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兼容的问题,有规则、货币、产业布局、服务业领域等等还应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经贸游戏规则的建树能力。
    
    一是改进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对外人事制度,在中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有重大瓶颈),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参与、遵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和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给内、外资以国民待遇;允许设立外商或独资金融机构,取消对外资进入的数量限制和兼并、收购限制;允许外资介入本国的支付和清算系统,为金融服务的跨境贸易以及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并允许外国企业在其境内提供新的金融服务。这是于2013年末运行的TISA服务业成员协定达成的基本规则,中国也面临着法律调整和兼容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已超过工业,就业人数超过农业。但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服务业不到国民经济的40%,低于世界平均70%左右的份额;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2012年服务贸易逆差高达906亿美元。为此,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服务业作为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这预示着包括金融在内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与主要发达国家(指年人均收入12476美元以上者)兼容性也面临前所未有难题。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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