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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辞职,民国政治舞台的一大传统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28日 转载)
     说起中国古代的引咎辞职,我们就会记起春秋时的李离,其实李离最终的结果是引咎自裁,很是悲壮。中国古代辞职的很多,一种是实在不愿意干或者干不下去的,比如明朝的那几位内阁首辅,几十次、上百次的辞职,有的最后不得不挂冠而去;一种应该算是致仕,属于告老还乡,因为体弱多病、老态龙钟,不能不辞职;还有一种是引咎辞职,其中常见的引咎辞职出于天灾,古代的天灾常常要由皇帝下诏罪己,也就是说把自然灾害都算在自己头上,而一些宰相和朝廷重臣也会因此辞职或被免职。将天灾算作人祸,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可惜,这一优良传统后来恰恰没有被承继,还反其道而行之。
    
       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引咎辞职也由来已久,到了近现代,更成为必须,否则,议会不答应,舆论不答应,民众更不答应,当然,当事人自己也没颜面继续赖在那里。引咎辞职率非常高的那些国家,例如意大利、日本,貌似政局动荡,实则是一种政治文明,这种文明一旦成为社会习惯,或者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就不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只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必然环节,起码宪政、社会秩序、行政机关的日常运转都不致因此遭到破坏或瘫痪。

    
      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下的引咎辞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决不会触及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很可能正是“咎”的最大责任人。
    
      引咎辞职成为社会的习惯、政治的必须、现代文明的内容,需要有几个先决条件。一是道德的力量巨大,面对罪过,不辞职就惴惴不安,心理压力难以承受;二是舆论力量强大,面对悠悠众口,面临指责和质疑,无论是否直接负有责任,都没脸面继续占据着职位;三是官的利益极其有限,当不当官对个人和家庭的出路不存在决定性影响,生存、致富、出行、医疗,一切的一切,不会均系于此。假如大家的脸皮都很厚,道德的标准很低,舆论又常常无法发声,没有形成压力,做官的诱惑却极大,丧失了职务就丧失了一切,那么,主动引咎辞职就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撤职、免职和被辞职才是去职的主要形式。
    
      一
    
      1912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宪政、共和的各种特点,或强或弱,几乎都在这个时代有所显示。辞职更是此伏彼起,常年不断,上到总统、总理,下至部长、次长和地方大员,有几次甚至十几次的辞职经历的不在少数。任职短命,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一大风景。尽管不停地辞职不利于当时中国政治的稳定,但在一个缺乏民主共和的经验、素养和环境的社会里,也确实无法避免。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类辞职中,引咎辞职也是常事,被议会弹劾、受舆论抨击、自认难辞其咎,都可能导致总统、总理、部长、次长这样的高官辞职。以许世英为例,这位横跨清朝民国两代政治舞台的活跃人物,可以说,遭遇过所有最难堪的政治场面。1912年,袁世凯任命许世英为大理院院长,此后历任陆征祥内阁、赵秉钧内阁、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尽管他也是国民党员,但在宋教仁遇刺案的审理调查中,依然被黄兴严词纠弹。在津浦铁路租车舞弊案中,他又被控受贿而辞职,并遭到京师高等检察厅的传讯。1923年时任安徽省长的许世英又因坚持裁撤安武军而被迫辞任。1925年底,许世英任国务总理,在组织内阁时,未能获得国民党的支持,而且还遇到公务人员和国立学校教师包围国务院索薪,只得很快辞职。不过,宦海沉浮近70载,他最后还是善终,作为“总统府资政”,以90多岁高龄病逝于台北。
    
      报人林白水揭露高官营私舞弊最为著名,逼人辞职在他的历史中也是最得意的一笔。林白水自称:我还记得合肥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这些,都使内阁总理段祺瑞狼狈不堪,林白水也颇为自得,自称: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
    
      二
    
      民国的引咎辞职习惯,体现最明显的是政府首脑的辞职。这些辞职与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完全一样,原因毫无二致,一是政治事件引发的危机,二是沸沸扬扬的丑闻,三是与议会、与总统的矛盾所致,权力无法施展,意图不能实施,只得辞职了事。当然,最后一种并不都属于引咎辞职,多数是无奈,也无所谓对错。
    
      五四运动和“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前期轰动中外的政治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极其深远,而两任国务总理也因此辞职。钱能训在清朝时就官任陕西布政使,1911年又护理陕西巡抚职;袁世凯时代当过北洋政府内务次长、政事堂右丞﹐任过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袁世凯之后又任内务总长﹐还做过代总理,1918年底任国务总理。这样一位历经几朝数代的不倒翁,却因五四运动而辞职,辞职前还特意免去国人矛头所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人职务。出身行伍的贾德耀始终在军队中任职,最后官至陆军总长,这样一位曾经握有兵权的军人也难免引咎辞职的结局。1926年初,他先是代理总理,随后又出任第39任国务总理,但在“三·一八”惨案后就不得不率全体内阁总辞职,以承担责任。结果,从代到正式担任,贾德耀任期前后仅仅64天。
    
      因涉及丑闻而辞职的总理在民国历史上也不少见。1912年8月,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9月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虽说他是袁世凯的心腹,身为阁揆,有权有势,但在刺杀宋教仁案中,有主谋之嫌,饱受舆论抨击,还被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只得称病辞职,显示出民国初年政治舞台的崭新气象。1913年11月底, 《群强报》第二版报道称: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之古瓷器、书画取去二百余件,现被世续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而《新社会日报》,则每天都有种种有关“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新闻见报,还配以“时评”;《神州》报也在头版的显著位置,极力渲染“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事件。作为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而热河行宫盗宝的事实也并非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丑闻渲染下,他也只能被迫辞职,下台了事。
    
      总理与总统失和,尤其是总理的施政方针常常遭到议会否决和攻讦,这是近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虽然有弊,但更有利,最大的利就是防止独断专行和一言堂。所以,在民国,无论袁世凯还是其他意图实行独裁的统治者,其权力都是有限的,多方掣肘是民国政治的基调。“府院之争”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关键词,而事实上,早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与袁的矛盾就已经彰显,曾以辞职表示心意。他与黎元洪的矛盾,其实恰恰表现出总理和总统的权力都受到制约,没有独裁的可能。唐绍仪是首任内阁总理,只做了3个月,他敢于辞职,一走了之,正表明袁世凯这位大总统的权威也不是无限的。靳云鹏在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后,两次出任总理,又两次被迫辞职,也是因为权力实在有限。1922年7月,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颜惠庆因屡遭国会反对,不得不率内阁全体辞职;1926年5月,他再度组阁,竟然无人入阁,再次下台。有人喜欢称这些权力有限的人为“傀儡”,其实,民国历史上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也没有过重的权力,段祺瑞就是典型,什么事情都有人公开反对,最后当个类似总统的“临时执政”,连自己也近于“傀儡”,而且,“傀儡”与幕后的实力派往往还能相互制约,起到了限权的作用。宪政就是限权。
    
      三
    
      民国的辞职,不但是总理,还有国家元首,这表明,除了袁世凯外,民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废除了终身制,相对专制时代而言,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黎元洪和徐世昌各有两次被迫去职或辞职的经历。张勋复辟时,黎元洪弃职; 曹锟贿选,黎元洪则辞职。1919年6月,徐世昌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但经挽留,继续任职;可到了1922年5月,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逼迫下,他岌岌可危。5月31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议通告全国,宣布徐世昌误国殃民,全体议员380多人一致通过,称“徐世昌误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认为他的总统属于违法篡窃,应宣告无效。徐世昌只得在6月2日通告辞职,并发电自称:“比年以还,劳精疲神,茹辛忍辱,调护群才,而不蒙相谅;遇事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苦之备尝,夫何权位之足恋。”同日离开北京,在天津当起了寓公。
    
      民国时期,无论前后,其总理多半拥有留学背景和外交背景,内阁成员也是如此。这既说明在国库空虚、国力微弱、百废待兴的情形下,国际支持、国际承认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当时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对现代知识的尊重程度,即便有些实权派自己出身乡土,没有多少现代知识,但在对外开放和对现代知识的尊重上却十分一致。开放的背景和现代政治知识的素养,对引咎辞职习惯的养成,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培育作用,
    
      民国的政治舞台,之所以动不动就辞职,还在于当不当高官大员,对很多人而言,并不会因此而贫而富,他们各有其他的职业或特长足以衣食无虞,有人能教书,有人办教育,有人做学问,有人长于书画,有人致力于实业,有人可以当律师,有人不妨办报纸,比如蔡元培、章士钊、梁启超、徐世昌、曹汝霖等等。这与今天的许多宪政国家的情形相似,做官并非各种生存方式中最具利益诱惑的一种,不做官照样也可以出人头地、一言九鼎、受人尊崇。
    
      民国高官辞职习惯的形成,还在于高官备有能上能下的心理素质,即使总理也不例外。唐绍仪当过内阁总理后又任过中山县县长,连毛泽东都曾赞许有加。孙宝琦可以当国务总理,也可以再任审计院长、财务总长,以后再任总理,然后又任淞沪商埠督办。钱能训引咎辞职后又受命督办太湖水利工程,还能应聘为外交部顾问。颜惠庆任过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而在国民政府期间,还可以先后任驻美公使、驻苏大使等职。王宠惠辞去内阁总理后又成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法官,1928年再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汪大燮辞去国务总理后还出任过全国防灾委员会委员长、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而许世英这位国务总理,几十年来更是上上下下,什么都可以出任。有些人尽管政府换了,旗号变了,职务降低了,但干得依然很卖劲,好像没有丢脸的感觉。看来,那时的总理、部长、大使,其级别没那么严格,在世人的眼里相距也不怎么遥远,没有所谓国级、部级、副部级、局级的差异,只是 “岗位不同”罢了。
    
      民国初期的辞职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当政,成为一种传统。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直至各部长、次长和地方官们,大多都有辞职的经历,有人还不止一次两次,辞职的原因与此前政府大致相同。其中有些辞职,无论是否属于表面文章,或者依然大权在握,或是以退为进,但毕竟担当了责任,毕竟在自我检讨,毕竟对全国有所交代,毕竟否定了终身制,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辞职,确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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