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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26日 转载)
    10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演讲。
    
     厉以宁认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认为家庭农场主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

    
    厉以宁表示,目前的两种户口制度,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导致农民无法与城镇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还怎么样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厉以宁提出城镇化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新社区,也就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
    
    同时,厉以宁认为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而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需要公共开支13万元,厉以宁预测资金从哪里来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厉以宁指出,通过卖地解决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而向银行借款又蕴藏着金融风险,他建议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必须要政府投资的就由政府投资,而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进行市场化运作,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曾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政策和经济思想史,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
    
    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
    
    转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所研究,因为当时在亚洲、非洲有大批的附属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体制转型也会提到,但主要研究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转入资本主义体制。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双重转型,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将继续存在,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集体介入了这场大讨论,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全参加了。你能说谁没参加吗?都在参加讨论、探索,人数之多,全世界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两重转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工业社会,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摆脱传统体制,中国研究的不是传统体制,而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处在非均衡状态,非均衡的状态是很明显的,中国属于第二类非均衡。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中国的非均衡不一样,是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这是第二类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包含要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问题,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从产权改革着手。放开价格虽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为没有市场主体,就谈不到非均衡状态的消失。
    
    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正是从产权改革开始。其中国有企业首先要变产权,成为产权清晰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改了国有企业,但是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说在中国要完善、建立家庭农场制,有家庭农场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要进行土地确权,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于是中国就推出了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中国的城镇化跟一般城镇化不一样。中国城镇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病”,在城市中又出现反城市化倾向,因为城市污染了,社会治安不好,失业众多,有钱人从城里转向郊区,转向农村,而穷人纷纷进城。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相关情况,这一问题需要重新探讨,这也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镇户口,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权利与城市居民是不平等的。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可城市容纳的下吗?中国的城镇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52%左右,但这是把常住城市半年以上的人都算上,包括农民工在内,而有的农民甚至在城市居住长达20多年,但他的身份仍是农民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
    
    真正按照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来统计,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把统计中的农村户口去除后,城镇人口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假如再过几年,中国人口到了14多亿,如果要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率,也就意味着要有12亿人住城里。现在城市容纳了6亿人,要是再挤进6亿,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都是新问题,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是什么?就是今天的新农村。新农村的房子已经盖好,很多东西正在修建,最后会形成新社区,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方法来管理这些新社区,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什么意思?是指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在新社区,这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如此12亿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或者说全国户口都一元化了,才能够容纳的下。
    
    土地确权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我们当时面临的大问题还有,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正是农村所兴起的大改革,也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我去年11月底带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进行土地确权后的调查,那里土地确权搞得比较早,发现农民放鞭炮,认为自己有了经营权证、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兴高采烈,老人回忆说跟当年土改完后的情况一样。农民心里踏实,扩大养殖业、种植业,愿意进城做工的就做工,经商的经商,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
    
    嘉兴市有一个县级市叫平湖,我们在那做调研,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变为1.9:1。变化之大,主要是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收入怎么会提高?有了产权就有了财产性收入,土地转包出去,到城市打工,就会多一份收入。我们在平湖市看到,房子都拆掉了,盖成四层高的房子,用于出租,很多人是这种情况,一层楼租给外来人开店,开作坊,二、三、四层楼自己住,自家人口没那么多,还可以租给外地人人住,收入自然增加。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土地确权之前需要重新丈量土地,结果发现丈量的耕地多出了20%,怎么会多呢?农民也不隐瞒,第一,当初土地承包丈量时,地块的好坏差别很大,所以坏地就两亩算作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土地得以改良,这次丈量土地好坏全算作一亩,没有好坏折算,所以土地就多出很多。
    
    第二,过去的田地是一小块,有田埂,田埂不算,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遮荫了也不算。三十年以来,土地已经变大,要用拖拉机,田埂也算入土地,两边遮荫的部分没有了。
    
    第三,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在报自家田地的时候,普遍少报,有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可以少交税。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公布了有多少地,也没有必要少报,农民也愿意实报,因为土地入股了,可以分红,土地少报了自己吃亏。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另外,中国当前要做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要重新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应该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基础进行。中国为什么要对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四个理由:
    
    第一,农民没产权,不确定他们的产权,没财产收入,农民当然会穷。
    
    第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受雇方和雇佣方双方地位不对称,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出来打工的农民,就处在弱势地位,而雇用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变双方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靠工会组织,工会能够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国到现在为止,你见过工会替农民工去要被拖欠工资的吗?还得写信给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改,真正让工会发挥作用,让农民工也参加工会。
    
    第三,个体农民或牧民卖奶制品或蔬菜水果等,是弱势,在农贸市场摆摊位、上门收购也是弱势,因为采购商和大超市才是强势,定好价而不管你要不要,这就造成收入上的不平等。在荷兰等国有农民合作社,农民一组织起来力量就很强大,用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再加上自己的码头,直接运到国外去卖,哪个大城市价钱高就卖到哪里。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刚刚建立,还处在很弱的阶段,一定要走联社的道路,这样农民的谈判力就能加强。
    
    第四,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低,城市高,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房屋好、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农村呢?学校很差,这就造成一种职业世袭的体制,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升高中的录取率很低,进大学的就更少,所以大部分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将来也可能是农民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都需要改。这都是初次分配的问题。
    
    二次分配也重要,也需要调,怎么调?主要是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比如在西方国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一次分配不足,就靠二次分配补,一次分配后有差距,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二次分配就把差距缩小。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很多城市工人能享有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城市职工可以是公费医疗,农民工是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还要交钱,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全世界没有的,真的要改。一次分配重要,二次分配也重要,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是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过程现在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升级的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人要进城,就应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对城市也有好处。现在国内的大城市普遍施行积分制,在城里居住,什么条件可以加多少分,比如学历多高等等,这都是有用的,但问题很迫切。
    
    我们在上海调查,现在与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熟练技工和骨干工人都是农民工,进城20年,现在留不住了,上海的竞争对手是苏南、浙江的一些城市,工业在发展,急需技术工人,到上海去挖人,而且给他们当地户口,可以把孩子也带来,于是都去了。上海就着急了,技术工人跑了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推出积分制,要解决问题。但是光积分制是不够的,还要一个区一个区改,条件成熟就改,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融入城市,但配套的资金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调查,一个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要转为城市户口,公共成本是10万块钱,全国的平均数比这个要多。人民日报今年8月份登出来,全国平均的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公共开支13万块钱,从哪筹这么多钱?所以这就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为了提高人的质量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双重改革经验,体制转型加上发展转型,为全世界做出了贡献,因为很多国家也正在走城镇化道路,不能只考虑到发展转型,也要考虑体制的转型。尽管他们的体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有很多过去传统的收入也应该考虑在内,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步骤。中国经济学家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很少,国内有大量的调查报告、论文、著作中。中国也在为世界的经济学做贡献,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双重转型成功,其中有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份。我先谈到这,谢谢大家。
    
    靠卖地维持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
    
    观众提问:现在地方政府负债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该怎么解决?
    
    厉以宁: 这是当年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中央的财权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没有钱。我们有一句流行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需要改。这里顺便讲一下,有一种说法,要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就行了,是不行的,小政府大市场这个提法就不准确,因为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不能用大跟小来分。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数在全国人口的比重都是小的。有人说,是强市场强政府,这个“强”也不行,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用的是“有效市场,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市场,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就行了。政府能够做的,市场也能做,就要给市场;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做不了、做不好,比如刚讲的收入再分配,这政府就应该帮助。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城镇化的经费问题,就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既然要让地方做这件事,他就应该有相应的经费。现在的分税制的比例是1994年有的,实际上就到省为止了。还有省跟下面的地级市的关系,地级市跟县的关系,都不明确,依靠什么?依靠讨价还价来定,几次谈判才定的标准,都要改掉,不规范。另外,地方应该压缩经费,中央也应该压缩经费,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我的文章中谈的比较多的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经验。因为西欧国家的城市化在19世纪末基本定型,美国在20世纪初年也定型,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城市化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起来的。它们是以城市为单位,建立城市公共建设基金。机构要怎么建呢?地方财政出一部分钱,各大金融机构出一部分钱,把架子先搭起来。架子搭起来就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利率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你来买。每个项目的钱怎么花,全部公开化,市场运作。比如这笔钱这个基金券出来,是为了建自来水一厂,那个要建第二电厂,或者建公共服务设施,所有这些都是一笔项目,买后可以转让,也可以分红,还有固定利息。而且,效果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市场化运作,除了非常必要的项目,大规模环境的治理,这些政府应该投资的就要投资,凡是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建,这样就可以省掉一大笔钱。在中国,总有办法能够建,但是现在的路是不能走了。
    
    现在有两个路走,第一个路子卖地。卖地以前采用过,的确帮地方政府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是现在怎么样?没那么多地,怎么卖,卖完后又怎么办,所以要改掉。改掉以后政府仍要花这么多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债。地方债务中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80%,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将来又不能还,变成坏账怎么办?这是蕴藏着金融风险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办法,对于长期的债务,应该采取了断的形式,把它折扣成由中央担保的地方债债券,地方债券不是短期贷款,可以再试行。中央不要任意为地方债务兜底,因为这是不规范的。现在是跑项目,将来会是跑债务,这个应该规范化来运作。(编辑:周东旭、实习生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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