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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类毛泽东历次思想改造运动 /白告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8日 来稿)
    
    作者:白告    

    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就是思想统治,就是要把千万人的自由思想变成一个人的思想。希特勒不是说,要一个领袖,一个脑袋,一个主义,一种思想吗?这样,不准公民有自由思想,便有利于法西斯的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解放起,就创造一个新名词:提倡思想改造,还振振有词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还说:“连我都要改造,难道你们就不要改造了吗?”这话好像说得有理,其实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为什么要人们改造思想?说穿了就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只要全国人民的思想变成了与统治者保持一致的思想,那所有的人便不必思考问题,不都变成了思想的奴隶?指东不敢往西,指南不敢往北了吗?难怪国外把这称做洗脑运动。
    
    看看解放后是怎么洗脑筋的吧?刚解放,要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及各类人员参加工作,于是便办了许多抗日大学式的短期学校或训练班,这些学校与训练班并不是传授知识与技术的,主要是思想改造,要求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统一思想。无可厚非,各人都得检查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批判个人主义。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最终落实到改造上。
    
    记得最初是北京大学搞了思想改造训练班,于是这个经验便在全国加以推广。各地文化、教育、卫生、宣传部门都搞起思想改造学习来了,这种改造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当时规定每天工作开始以前,要学习一至两个小时,即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学习是为了什么?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我在新湖南报,一开始学习的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书的内容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与党内左倾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后形成的。这本书中,并没有列举多少事实和历史内容,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仿佛党内其他的领导人都是错误的,只有毛泽东指向哪里,哪里便取得胜利。我们要使自己成为坚强的革命者,也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学习不但要读懂词句,还要联系实际加深理解。怎么联系实际?主要是批判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讲求享受、不安心工作等。当时我还不知道一方面批判自己,另方面就是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确实对毛泽东是怀着无比钦佩、无比崇敬的心情。我认为做一个革命者,就应该一切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和毛主席所说,是没有不正确的。这样,自己从不去思考为什么要突出领袖个人,是不是他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以致自己成了党和领袖的驯服工具,而原有的个性便被泯灭了。
    
    批判武训传
    
    接着在195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武训传”本是解放前拍的一部电影,宣传清朝时候山东有一个乞丐叫武七(后改名武训)的,毕生立志办学,使广大人民受到教育,为了办学不惜向有钱人讨乞、甘受凌辱。他这种募捐的办法虽不高尚,但目的是好的,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大加挞阀的。现在许多人利用办学赚钱发财,比起武训思想要肮脏多了,真要找武训这样的人,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哩!这部电影在全国放映以后,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写文章赞扬,要学习武训的办学精神,搞好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谁知毛泽东看了这部电影,又见到许多文化界人士赞扬它,便认为大逆不道,大做文章,要胡乔木给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文中他煞有介事地亲自加了一段话,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社论还点了一些学者的名。这篇社论一出,形势大变,那些被点名的人不得不一个又一个地检讨,文艺、电影界当时的负责人周扬、夏衍都检查不赢,电影编导孙瑜更成了被围剿的对象。这样就兴起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热潮。讨论逐步深入,便批判到教育家陶行知身上了,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武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是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他不提倡革命而想用教育来为旧政权服务,实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搞的资产阶级教育,帮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忙。原来在生前陶行知是共产党的挚友,被吹捧为党外布尔什维克。1945年他逝世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拍电吊唁,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隔了不到六年,他便由一个共产党的挚友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了国民党的帮凶了。出尔反尔是何其突出呀!后来有人研究:毛泽东之所以要批判武训传,其目的是为了要批判陶行知,而批判陶行知正因为他的思想代表了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毛要打击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选择了陶行知开刀了。昔日的挚友今日成了敌人。足见毛泽东对人对事是一切为我所用,只有利害,而没有诚信,没有真实情感的。
    
    由武训传的讨论,带来了许多大学教授、名演员、名学者纷纷在报上写文章检讨自己的世界观,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学习,重新做人。这样,毛泽东便用他的“毛泽东思想”在改造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树立自己的思想权威了。
    
    在当时,不只是思想批判,也进行了打击处理的。如著名教授张东荪是一位哲学家,为了北京的和平解放曾经四处奔波,立了大功。解放后批判他的哲学思想,进而诬陷他是特务,与美国帝国主义有秘密联系,于是作为反动派被抓起来,从此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在基层中小学里,有些老师也因思想落后或男女关系及其他各种原因被清洗掉。思想改造不仅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甚至要端掉他的饭碗,还要关进监牢,你说厉害不厉害。又如,新湖南报社编辑李苏子是个旧社会来的人员,在文教部编写弹词,还颇受读者欢迎,但人事部门总觉得他是个旧人员。他也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在老老实实工作,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他就被遣送回山东老家去了。还有刘一民是南下来到长沙的,在报社做通联工作,思想不太开朗,常闹个人情绪,后来也被调到长沙郊区一个肉食水产公司当一般干部去了。李震一本是个老报人,听说以前还参加过共产党,大概怀疑他有叛党行为,也被调到长沙市一中教书去了。一般认为有问题的人是不宜在党报工作的。我当时因为年轻,解放前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又是青年团员,被看作党的依靠对象,所以还没有挨整,没有要我检讨,但我看见别人的下场,思想上不敢有半点违反上级的思想,也就成了很听话的驯服工具了。
    
    后来,一个又一个思想批判运动接着来到,如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梁思成,批判湖南的邬干于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这些批判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头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靶子来打,要人们联系他们对照自己,起到一个“杀鸡把猴子看”的作用,这样的思想改造怎么不立竿见影,一抓就灵呢?
    
    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到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上刊登了两个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指出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中存在烦琐的唯心观点的毛病。这篇文章原来曾投寄到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没有登出,作退稿处理了。这在今天来说,一篇文章被退稿也是通常的事。但不知怎么,被毛泽东发现了,于是指令人民日报登出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两个不出名的小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反动学术思想,却被文艺报以老爷式的态度压制下去,我们的某些领导文艺工作的人,他们的无产阶级嗅觉到哪里去了。由此引发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这篇编者按一发表,非同一般,于是文艺界的头头们匆匆检讨不赢,对在研究红楼梦中的唯心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如俞平伯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报纸上成篇累牍是大批判文章,俞平伯只好检查自己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的彻底错误。讨论一步步深入,由批判俞平伯牵连到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同样存在唯心论,接着讨论便转向批判胡适了,由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进而说胡适的哲学思想是接受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论点就是实用主义哲学观点。这时胡适并不在国内,而在美国。当时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胡适当然不会因大陆批判他,便威信扫地,他正如月亮一样,并不因为狂犬的叫嚷而失去光辉。这样的批判对他来说,无损于毫毛,然而在大陆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得国内受胡适思想影响的人,要与胡适划清思想界限,连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写文章批判自己的父亲。另外,还通过批判胡适来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这叫做“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当时中央党校的教授杨献珍与孙定国写了长篇文章,分发到各单位组织学习。其实,这些批判,目的就是要让一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洗脑,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自己。许多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纷纷从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上来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动思想。整个社会上、思想战线上充斥着火药味。国内许多知名的学者在报上纷纷写文章痛骂自己。
    
    批判一步步深入。在批判胡适的过程中,文艺界组织了讨论,许多人发言。胡风作为一个作家也发了言。他在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机械论的倾向,他其实只是许多发言者中的一个。忽然间,批判的矛头不再对准胡适转而对着胡风了。有的人说:胡风是钻进革命阵营的反动派,他的文艺思想是主观唯心论的。有的说他搞宗派小集团,在文艺界专门与革命文艺作对。还有的说胡风是拿着国民党的津贴,以革命的面貌来蒙哄读者,从事破坏的。报纸上还画出漫画,说他与台湾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总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没有作辩驳。已经成了批判的头号靶子。过了不久,中央宣传部抛出一份胡风对文艺工作的一些建议,名曰三十万言上书。内面多是谈的文艺思想与理论问题。胡风把某些教条主义者加在文艺界头上的条条框框称作五把刀子,提出要抛弃机械论对文艺工作的干扰。自从这份材料抛出以后,对胡风的批判便进一步加温。胡风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我在报社虽然不是搞文艺的,也要结合这份材料深入讨论,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这场批判从1954年开始,先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中的唯心论,接着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又转而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文艺思想,到了1955年6月,人民日报先后抛出两批胡风给他的文艺界朋友的信件。这些信件并没有全文照登,只是摘录了其中的一些词句,在这些词句的后面加了编者按语。大题目叫做《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据后来胡风集团的起义者舒芜交代,是他提供给有关部门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信件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背景下写出的,光从摘录这些信件中的只词片语,就作为定罪的依据,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帽子,也不容许别人分辩。这不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文字狱又是什么?何况刊登这些信件不登全文仅登摘要,接着便扣大帽子,读者难于判断其真伪是非,只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胡风不过是个作家,以前曾跟鲁迅在左联共过事,鲁迅是颇为器重他的。他即使有错误也只是文艺理论及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仅凭一些信件撩头去尾、上纲上线,便把他们定为反革命集团,株连的人遍及全国,这难道不是以言定罪,株连 九族,打击一大片么?且看编者按是怎么写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由于这样武断的编者按,就等于是死刑判决书一样,将胡风及其有联系的人,都打入反革命阵营里,变成敌人了。确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何等地恐怖啊!自从这两批材料刊出后,各地各单位就纷纷掀起抓胡风分子的高潮,好象胡风有着无比高强的能耐,能够把他的人马派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各地各个单位去。比如,在文艺思想上与胡风有某些相通之处的作家路翎、亦门、阿垅、曾卓,诗人鲁藜、绿原、苏金伞,文艺理论家张中晓等都打成了胡风分子,连老干部、原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彭柏山也成了胡风分子。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既然全国都在抓胡风分子,当然湖南也要抓出胡风分子来。怎么抓呢?少不了动用封建时代的捕风捉影办法。如原在湖南师范学院当教授的彭燕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时,他还给广大群众作报告,侃侃而谈《红楼梦》的人民性,可时隔不久,他便被作为胡风分子揪了出来。据说彭在抗战时期在桂林的一家杂志上写过诗稿,这家杂志的主编林焕平被作为胡风分子揪出,于是他也成了胡风分子。批斗会上省委宣传部长坐镇,并作长篇批判发言,后来彭燕郊竟作为暗藏反革命分子判了刑,坐牢十多年。在衡阳,我在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王晨牧,本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解放后曾任衡阳市文联主席,由于抗战时期也在桂林发表过新诗,发表诗稿的那个杂志的主编出了问题,便也牵连到他。于是衡阳全市集中火力批斗他,时间达半年之久。会上不由他分辩,一个劲地喊口号,还动手动脚。他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思想痛苦极了,以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精神失常,几经诊治,才恢复了正常,可是此后再也不能写诗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黎维新副社长被揪了出来,罪名也是胡风分子。在新湖南报社,同学俞润泉又被作为胡风分子揪出,原因也是他抗战时期在广西日报当过记者,与胡风的朋友有过交往,一再审查又审查。他于三反运动中就被作为贪污分子批斗过,这次又在劫难逃,厄运袭来,是祸躲不脱啊!
    
    这样一场运动,把一个文艺上的有点异议的人作为反革命分子来斗,仅凭一些信件的摘录就草率定罪,不仅是一个人,还牵连全国一大批人,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几乎个个单位都要抓胡风分子,这一方面把胡风的能量无限夸大,株连之多胜过封建时代的株连九族,另方面大兴文字之狱,以言定罪,破坏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头。这怎能不冤案重重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被打击的知识分子达二千多人。而通过运动,一大批不学无术,靠吃运动饭、,靠整人、告密起家,当打手的人应运而生。知识分子的厄运,便从批判武训传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加身了。胡风一直从1955年坐牢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假如毛泽东不死,假如四人帮不垮台,假如不是胡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那胡风及一大批受株连的知识分子只有一直坐牢到死,把牢底坐穿。
    
    在那个人斗人的黑暗年代,平民百姓哪有人权可言,人身自由哪能得到保障!当时我参加了批判胡风的斗争,心里暗暗思量:胡风是一介书生,哪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哪里会有这么多的胡风分子,难道不会把好人错当成坏人来整么?但因为一直是迷信共产党与毛主席,不敢深入去想,这种盲从思想,使得自己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随波逐流。
    
    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打下去。”从这时起,就已经埋伏了进一步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杀机了。随着反胡风运动的深入,紧接着便是一场更为广泛、深入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在文艺团体内开展,全国所有的机关团体都要开展。对反革命分子以前不是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吗?领导认为:那只是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明火执仗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已经钻到党和政府的肝脏里来了,这些人非常隐蔽,善于伪装,不揭发出来,加以肃清,终成长久隐患。于是反胡风运动顿时演变成一场更加广泛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
    
    运动一开始,各级党政机关与各个人民团体都成立了五人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领导这场运动。对本单位凡有点历史问题或没有问题领导上对他有所怀疑的人,便确定为审查对象。在新湖南报编辑部,肃反五人小组确定了伍觉、邹今铎、曹先捷、张志浩、周艾从、朱正、钟叔河、俞润泉、龙国屏、杜树道等人为审查对象。其实这些人有的已经将历史问题交代清楚了,有的过去参加革命被抓关过牢便怀疑他是叛徒,有的没有历史问题,只是有些不满情绪,结果都被列为肃反对象,打入敌人行列。凡将其列入肃反对象以后,他的行动便失去了自由,关在一间小房内交代问题,吃饭。大小便都随时派人跟着,还要抄他的家。每天要开批斗会,质问他的问题,如果交代有一点认为不合意,便拍桌打椅,指着鼻子咒骂:“你这个死不老实的东西,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不要以为不交代我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十足的证据,狐狸尾巴总是会露出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一到晚上开斗争会时,办公室里到处都听到拍桌打椅、咒骂起吼的声音。当时我被分配在审查邹今铎的小组里。邹今铎是早年参加过新四军的地下党员,在皖南事变以后,他被关入了江西上饶集中营,后来脱党了,解放前仍从事进步活动。就凭这一点,怀疑他是个叛徒,要他交代在上饶集中营是如何逃出来的,有谁作证,在里面是否出卖过同志,问得非常具体。邹今铎记性很好,都一一作了详细的交代。比如今天提出一些问题,他明天便写出了详细的材料,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即使这样,审查者还是不相信他所交代的,他越写得详细便越怀疑他是在编造故事,批斗时对他拍桌子、竖眼睛、指鼻子,只差打到他的脸上了。这样斗了半个多月,五人小组办公室根据他的交代,派人到江西实地调查,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交代都是真的,他确实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这样才解除了他的禁闭,恢复了他的工作和自由。对这样一个死里逃生、忠贞不屈的同志,解放后不但不信任他,反怀疑他是叛徒,这跟《智取威虎山》里“三爷最恨的是被共产党逮过的人”不是如出一辙吗?令人何其心寒。其余像张志浩、俞润泉等人的问题,都是早已交代清楚了的,如今又推翻重来,调查来调查去,仍然查不出新的问题。更有甚者,像朱正、钟叔河都是中学里的进步学生,他们解放前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由于他们思想上的缺点或对领导有些不满,甚至他们坚持了独立思考,不那么听领导的话,便也列为审查对象,审查大半天,查不出有什么与反革命有关的问题,最后为了维持审查的正确,仍然给他们扣上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的帽子。正如朱正后来所说:“你们肃反,如果说所肃的对象是落后,我没有办法,不能说自己不落后,但你们是肃清反革命分子,我的历史一清二白,与反革命毫无关系,为什么要把我列入肃反对象呢?”所以,在新湖南报编辑部,大动干戈,费时费力,最后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却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好人。
    
    最妙的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官健平,这个人来历不明,历史很值得怀疑。他除了性别是真的以外,其余年龄。籍贯、学历、履历都是假的,由于他解放前就混入地下党内,窃踞了长沙市工委书记的职务,后又混入湘中地下党武装姜亚勋的队伍,当上了政委,解放后凭着他会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本领,巴结上益阳地委书记周惠,先在益阳地委当上组织部长,周惠调任省委书记,他又当了省委农村部长。周惠为了要控制省委机关报,便把他派到新湖南报,当上了总编辑。他历史不清,不学无术,一派国民党的庸俗作风。按道理肃反首先是应该肃他的,但一个单位的头头怎么会自己审查自己呢?于是在审查别人的时候,他成了主审者,逃过了肃反这一关。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省委永向东组织才派人把他的反共历史彻底查清楚。这岂不说明肃反在新湖南报是一场坏人肃好人的滑稽剧吗?再拿别的单位来说,受冤枉的也大有人在。解放前云南昆明的云大附中,有一个叫做梅台加的,他虽然以前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但都交代清楚了。后来他参加了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武装斗争。由于学校里一个叫胡桂兰的女生,在被逼的情况下,乱咬了他是特务,地下武装曾经要枪毙他,经政委方仲伯强调要有证据才能处决人,他经过调查了解,确系胡桂兰冤枉了他,便昭雪了这一冤案,并批准他入了党。到解放后,对他又作了调查,也证实他不是特务,胡桂兰亲笔写了证词。可是到肃反运动一来,在肃清暗藏特务的名义下,他又成了肃反对象,人们不由分说地批斗他,说他是老经验,甚至逼供信,对他拳打脚踢,他喊天不应,呼地不灵,无可奈何只好以死来抗争。一天他触电自杀,可又未被打死,双臂被打得溃烂不堪,不得不锯掉。在极左路线下他备受折磨,有关领导明知他失去生活能力,却逼他复员回乡;明知他是被冤枉,却在审查结论上说他有抵触情绪,对抗运动,给他在党内记一大过的处分。他在社会上到处流浪,生活无着,痛苦不堪,长时期挣扎在死亡线上、饥饿线上,他为了申诉这一黑天冤枉,练习着用口咬着笔写字,他写了无数封申诉信,还克服重重困难只身去北京上访,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消息。直到1983年才算还了他的清白,恢复了他的离休待遇。可此刻自己已变成了残废,一个女儿因不堪屈辱得了精神病,一个儿子在文革中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他真是无辜受罪,备受摧残,落得人毁家贫。还有,解放前湖南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黎宣模,原来是从明德中学考入湖大的,1947年长沙六二学潮中,他以校友的身份来到学校,鼓动同学积极参加罢课游行,后来他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他当了省委书记谭余保的秘书,应该说是得到了组织信任的。可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据说他有些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便成了肃反对象。从此厄运加身,后来被送去劳动教养,弄得家破人亡。前几年便过早地死去了。我的明德同学徐梦兰,解放前只是参加了三青团,当了学生中的分队长,他参加新闻干部训练班时,已经全部交代清楚,当时还受到表扬,说他“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光”。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共沅陵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工作也十分积极,可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一来,他就因为已经交代清楚的三青团问题竟成了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桃江县农村受管制,成了五类分子。他当了十四年农民,当过农业中学的老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落实政策,收回分配到怀化广播局工作。他立志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屡屡受到表扬,后来还入了党,被评为劳动模范。前两年不幸患了癌症,还不到七十岁便过早地逝世了。我的另一个同学雷任牧,在明德中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活跃分子,曾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长,解放以后,他在家乡蓝山县参加了革命,后被分配到郴州团地工委工作,他没有犯任何错误,本来没有一点事,可是在肃反运动中,他成了肃反对象,行动失去了自由,外出时刻有人跟着,后来听说被判了刑,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在劳改农场中。在学校里我没有看见他干过任何反共的活动,为什么要判他的刑?我至今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死得这样的惨。想想看,像梅台加、徐梦兰、雷任牧,他们都是些青年学生,即使曾经参加过三青团之类的组织,也是受骗上当,应该团结争取他们为新中国贡献力量。可是在运动中,只看一时一事,不分析他们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便把他们推入敌人阵营,这是何等地令人亲痛仇快啊!李锐同志曾经说过:“在过去的运动中,我们总是强调要提高警惕,不要放走了坏人,从没有说要大家分清是非,不要把自己人错当了敌人。”以上的情况,不正是错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做了敌人做不到的事情么?在报社凡被肃反审查的对象,运动后期纵使没有处分他们,这些人从此再也不受到重用了,像曹先捷、伍觉、龙国屏等便调离了报社,分配到学校或商店去任职了。还有没有受到审查却认为不可信任的,如苏归、彭铭盈、胡光等,也先后调离了报社,转为教书去了。我虽然历史清白,没有受到审查,但心里想:怎么经过了镇反,打击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还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呢?这不是敌人越打越多了吗?这不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在中国的翻版吗?真是触目惊心。
    
    反右派运动
    
    在肃反运动基本结束后,我从原来工作的编辑部检查组调到郴州专区记者站担任常驻记者。在这一段时间,我工作积极,全力以赴。当时我主要从事工矿报导。当我看到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的进步蒸蒸日上,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欢欣。我跑勘探队,与队员们一道翻山越岭,寻找矿藏,写了《年轻的尖兵》、《光彩的青春》、《湘南到处是宝藏》等通讯;到煤矿,下到矿井,与矿工们在洞井里一道采煤,写了通讯《繁荣的资兴煤矿》;跑到电厂工地,参观工人们架设高压变电站,报导了《鲤鱼江正兴建新型电厂》;我还到桂东、汝城采访宜汝桂公路修成后给这一带人民带来的好处,写了通讯《幸福之路》,又到南岭煤矿访问劳动模范马连飞创造竹帘网先进采煤法的事迹,写了通讯《大胆创造的人》。总之,我恨不得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人们的劳动热情全都表现在报纸上。正因为我满腔热忱地歌颂经济建设,发稿也多,报社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上载文称:从我的报导中仿佛听到了祖国前进的脚步声。也正因为我工作出色,于1956且11月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我想:我积极要求进步,工作努力,自己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我应该是革命的动力,是党的依靠对象。我应该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光荣而伟大的行列中去,贡献自己的青春。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报社编委会为了响应党中央改进报纸工作的号召,展开了两种办报方针的争论。新湖南报编辑部主要由南下干部、地下党同志与新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三部分人组成。这些同志在李锐、朱九思同志的领导下贯彻老解放区的一套办报经验,这就是要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即报纸要联系实际,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要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多登人民群众的活动,起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作用。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现实中的消极因素,表扬好人好事。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应该把中央放在首位,地方应该服从中央,当中央有重大事情出现时,党报应该突出加以宣传,省内的新闻应该放在次要地位。报纸既要突出报导省内的中心工作——农业生产,也要照顾一般的各方面宣传。在报导形式上,既要思想性强,也要生动活泼,形式多样,为群众喜闻乐见。稿件要短小精悍,以便腾出版面来反映人民群众多姿多彩的生活与要求。党报应该全党办报,开展工农通讯员活动。本来这些都是从老解放区带来的办报传统,已是老生常谈,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认为这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有什么共同之处。谁知自从周惠来到省委担任书记,负责分管报纸以后,作风跋扈,独断专横,他要求报纸一切都应听从他的,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他曾经说:“我办了报纸,报纸不听我的,还要它干什么。”曾经有好几篇省级各部门领导人的文章,他要求刊登在一版最显著的地位,标题和署名要用碗大的字号,省级各部门发的指示、文件、通知,都要长篇累牍、一字不改地刊登,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而不管中央有什么重要新闻,这些稿子群众是不是需要,爱不爱看。省委的中心农业生产,如插秧、捉虫、双抢等动态,要求报纸满版满版地刊登,不管这些稿件质量如何,也不注意实际工作中群众有什么思想倾向,执行政策中有什么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中心工作压倒一切。再者,对于农业生产与推广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技术,他要求把具体、烦琐的农业合作社包工包产包肥的办法,不管是不是成熟、先进,都大版大版地刊登,将不成熟的稻种“青森五号”的生产技术大肆宣传,对于来自党中央的文章、典型报导,其版面地位都要次于本省地方稿件。当然他的这些做法,受到了报社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抵制。他便主观地认为报社编辑人员具有小资产阶级疯狂性,要改组编辑部。他从两个方面着手。在上面,把他的亲信官健平与孟树德调来主管报纸,官任总编辑、孟任副秘书长,同时把原来的副社长邓钧洪调到省文教办公室任副主任,把编委李冰封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把原工业报导组长张式军调去任省委书记周小舟的秘书,又把编委柏原调去中央党校学习,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下面借口编辑记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从地方上调了大批干部充任记者编辑,以改变编辑部的成分。他这样做了之后,由于官健平不学无术,对报纸工作不熟不懂,报纸的局面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改变。到了1956年3月份,官健平秉承周惠的意旨,在报上大量介绍三包定额的经验,这些稿件烦琐到连挖多少草皮计多少工,几类牛犁几类田计多少工,都具体而微、不厌其详地介绍。这时读者来信反映,这些稿件太专太长,不喜欢看。由这些稿子所引起的不同评价,进而便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多数人认为所有这些稿件与《中央改进报纸工作决议》,与胡乔木倡导的文章要“短些再短些”背道而驰。应该改进。这在编辑部的领导层编委会里展开了激烈争论。经多数编委为一方,认为报纸应该贯彻一贯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另一方则为官健平与孟树德,他们认为报纸的宣传一切应该听从省委的,而他们所指的省委就是周惠,他们提出一套“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的方针。为此,编委会曾经作出一个“关于农村宣传经验技术的决定”,强调关于经验技术要宣传先进的,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要从政治意义上来宣传,同时要揭露推广先进经验中先进与保守思想的斗争。这场办报方针的争论从一九五六年起持续了近年,到了整风开始时,官健平发动大家鸣放,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谈到了办报方针上来。当然编辑部多数人赞同大多数编委的意见,不同意官孟的意见。到了反右一来,于是以观点为划线,凡赞成同多数编委意见的统统打成右派,在一个不到一百五十人的编辑部共打了五十四个右派,二十多个中右,被打击的人数几乎占了编辑部一半有多。我就因为赞同多数编委的意见,本已经将我调到了株洲日报工作了两个月,在一九五七年年末又把我调回,开一次会便戴上了右派帽子,受屈含冤二十一年。当年我受了思想改造中毒的影响,总以为党和毛主席没有错的,错误的只能是自己,因而在乡下不断地忏悔交心,几乎天天骂自己,以求得人造神明的饶恕。这在今天想来是多么愚蠢啊!这正是思想改造造成的恶果,使得自己人头脑中除了领袖的思想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了,完全成了精神奴役的工具。试想,人人都和我一样,谨小慎微,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还谈得上有创造性的思维吗?这样国家还能有进步吗?所以后面搞大跃进,虚报浮夸,讲假话空话大话盛行,讲真话遭殃,彭德怀只因讲了几句真话,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最后被整死,这是何等地令人痛心啊!这就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右派造成后來普遍讲假话,不敢讲真話,假冒伪劣盛行,一直流毒至今,还不能消除。这种在心灵上的毒害,不是短期內能够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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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10/1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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