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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不争论”?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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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小平主张“不争论”既是从自身经历得出的宝贵教训,是无可奈何之举,也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经历过“大跃进”之争、“反右”之争、“文革”之争且都败下阵来,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深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与语境下,“争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是最不怕争论且乐在其中的,那是因为他总能收放自如,总能胜出,或引蛇出洞,或清除党内异己,没有一个人在他引发的“争论”中敢于同他争论一句。而他都能把每一次“争论”引向一场轰轰烈烈却注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1949年以来,除了毛泽东,恐怕就数邓小平的威望最高,但邓小平不是毛泽东,他不善于争论,也没有把握一定能争赢。
    
    
    
    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后暗中支持了一场“争论”: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对真理标准的争论,预示着邓小平今后再也不想在理论与意识形态领域“争论”下去了,把一切都交给“实践”吧:摸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在意识形态上,小平的“不争论”,就是不选边站,不以公权力介入争论,不给争论双方提供政治资源与话语平台。不争论,但坚持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一点从南巡讲话中很清楚地显示出来。1989年6月到1992年2月这几年里,“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各种奇谈怪论充斥了官方控制的报纸、杂志与电视台,中国一时间风雨如晦,前路不明。怎么办? 小平在南巡时一边强力终止“姓资姓社”的争论,一边向北京喊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基本上为此后20年的不争论、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一锤定音。
    
    
    
    此后几代领导人基本上都遵循了小平“不争论”但务实改革的路子。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唯一一种建立在一位哲学工作者(马克思)创立的理论之上的政治制度,这就注定了两个特性: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执政基础,被供上了神坛(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外国哲学家的画像同自己最高领导人的挂在一起的);另一个是与时俱进的任何思想与做法都必须在这位德国哲学工作者的书中找到依据,否则就要承受“争论”甚至被攻击的危险。
    
    
    
    我们看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掌握了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平台的人,也就掌握了意识形态与理论的制高点。在任何此类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能搬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人(左派?)都必须任何时候都处于“不能败”的地位。他们不管说得多么脱离实际、多么离谱,总能时不时上到官媒的重要版面与电视的黄金时段。他们不能败,他们如果败了,国家的基础还存在吗?当局又将何去何从?
    
    
    
    “左派”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至高点,不能败;而中国语境中主张宪政、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右派”们却又牢牢抓住了当今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政治正确”,一定得胜。一个高高在上,一个自认天下无敌;一个用百年前一位德国人的理论要求当局,一个用万里之外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检视执政者,这样的“左右之争”把当局摆在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难怪,小平发明了“不争论”。
    
    
    
    但时隔20年,争论再起。我们不妨看看最近的左右之争,也即是宪政、“普世价值”之争。左派们高喊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宪政”,但他们使用的不是过去20年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几代领导人把“普世价值”同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例子,而是搬出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对于左派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管用,德国人不用?如果列宁主义管用,苏联会解体?如果毛泽东思想能够独当一面,他去世时中国会弄到一穷二白的地步?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我们翻开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著作,他们什么时候像当今一些打着他们旗帜的人一样,明目张胆地反对“自由、民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呢?在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遗臭万年的时代,左派们硬要倒行逆施,这是要把当局与执政者置于何种境地?
    
    
    
    而右派们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几代领导人一边“摸石头过河”,一边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最大包容与发展,也是有意吸取了当今世界先进的理念与价值观。对于右派来说,如果完全忽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与理论创新,不切实际的另起炉灶,就应该准备好取而代之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好承受当局直接的打压与迫害。他们缺乏的是平台,以及由平台才能奠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
    
    
    
    在可见的将来,当局不会顺应右派,更不可能依靠左派。他们无法与左派争论,左派们站得“太高”,更不能与右派论战,右派们走得“太远”。 在没有了毛泽东的毛体制下,在没有了邓小平的邓时代里,如果当局自不量力,在“争论中”支持其中一方去对付另一方,则要就是失去执政基础,要就是逆世界潮流。对于当局来说,最好的做法是谨守小平的“不争论”,正如习近平所说: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当然,回归小平的“不争论”,首先要深入理解“不争论”的实质,更要与时俱进。“不争论”是指执政当局不携公权力强力介入“争论”并在争论中选边站,而不是打压言论自由,弄得万马齐喑。民间与学界的争鸣与争论都应该鼓励。没有公权力与武器、专政强力介入的争论,对广大国民有教育与启蒙之功效。从长远来说,经过启蒙而觉醒的大众将会对任何类似的争论做出最终的选择与判决。执政者不携公权力介入争论而允许民间与学界争论,是把国家还给人民、把未来留给人民。
    
    
    
    老杨头 2013.9.2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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