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毛泽东的大民主与史上农民造反相似/马岭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13日 转载)

马岭:毛泽东的大民主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有相似之处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论及民主问题,但其含义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他讲的民主是一种民主咨询,有时又等同于民主监督,有时则是指民主权利,建国后他将民主解释为小民主,甚至大民主。厘清毛泽东的这些民主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进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
    
    
      一、毛泽东常把民主理解为民主咨询、民主讨论(不是民主决定)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把民主解释为民主咨询,民主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要让人讲话:“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1]“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2]“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3]这种咨询性的民主通常表现为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如他在军队中倡导“军事民主”:“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4]
    
    
      毛泽东的“让人讲话”、“同群众商量办事”,“发动群众讨论”不仅包括听取群众意见,也包括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他在1957年以前多次强调要礼贤下士,尊重社会贤达。“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6]“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7]
    
    
      1960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的报告,他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8]
    
    
      从谏如流、广纳人才、礼贤下士、集思广益,这种“民主”其实只具有民主咨询、民主作风层面的意义,与作为制度的民主制(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民主作风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因此从长远看是靠不住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与人治相结合。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成为自己曾经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毛泽东,党的许多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也“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以为“有军队和政权在手”,就当然地“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对非党人士只是象征性的“说服”一下,至于你说得对不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没有好处,由我们来定标准,下判断。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教育、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是不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民主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民主只有制度化、法律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
    
    
      在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中,也反映出他对民主的认识局限。他批评的“极端民主化”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9]在我们今天看来,民主当然是应该“由下而上”的,“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不是太民主了,而是民主的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就是群众讨论、群众决定,群众先讨论后决定(直接民主),或群众选举领导人做决定。毛泽东1929年这样说时主要针对的是红四军,[10]民主制度不适宜军队是世人公认的,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他把“让群众说话”理解为民主,这样的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咨询)他是赞成的,但真正的民主(群众决定)则被他认为是“极端民主化”,是不能接受并需要予以清除的,因为这种民主排除了“集中”,削弱了党的领导。“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1]
    
      二、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理解为民主监督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历朝政权“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一是把民主理解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即民主监督;二是“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负责”中的“人”是指监督者(群众)还是被监督者(干部)?即,是指群众要人人负监督之责,还是指每个政府干部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笔者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和前一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之间才有一种联系性,同时每个官吏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并不是民主社会才有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理解的民主基本上就是民主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不是民主决定,似乎也不包括民主选举(至少在这一经典对白中不包括)。
    
    
      民主监督是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仅仅是民主监督,无疑是以偏概全,缩减了民主的内涵,弱化了民主的意义,因为在开明专制下也可能有一定的民主监督。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定,只有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是不完整的,其监督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监督,而可能只是表现为民众监督。民众监督强调的仅仅是民众是监督的主体,而民主监督不仅强调监督的主体是民众,而且这种监督应是体制性的,如舆论对公权力的批评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公众集会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都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国家权力有公开政务的义务,人民有知情权,人民通过其代表对国事的监督是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的。
    
      三、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等同于权利
    
    
      毛泽东有时候把民主理解为权利,如前所述的“让人讲话”,允许群众展开讨论,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类似于言论自由,而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本身,既不是民主决定,也不是民主选举,而只是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的条件和基础,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做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将无法进行,但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就等于有民主。言论自由与民主涵义中的民主监督较为接近,如新闻自由、群众评议都与言论自由非常类似,但也不是完全等同,民主监督还包括集会请愿、汇报制度、罢免弹劾制度等多种形式。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3]“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14]
    
    
      这些确实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们并不是“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是对士兵人身权、人格权的保障;“官兵待遇平等”,是经济平等的表现;“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是军事训练中的官兵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是表达意见的权利;“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是控告检举权;“经济公开”是一种知情权,是经济民主的前提(就像我们今天政务公开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一样,但公开不等于民主,公开只是民主的条件);只有“士兵代表协助首长管理伙食”属于民主管理范畴,是民主的一种表现——但士兵选出的代表只是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因此这种民主管理也是打折扣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精神风貌上判若两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但这只说明尊重士兵、保障士兵的基本权利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权利就是实行民主。毛泽东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反映出他对民主和权利的区别是不清楚的,虽然我们不能对那个时代的领导人过于苛求,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我们至少从中明白了在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会在民主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我们不是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想对我们的错误追根溯源。
    
    四、毛泽东有时把民主视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小民主)
    
    
      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采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整风中,称为小民主:“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15]“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6]在此毛泽东把民主解释为一种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一)“讨论、批评、说服教育”与民主
    
    
      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中,只有“讨论”可能属于民主范畴(可能是民主决定前的讨论,也可能是领导决定前的讨论,后者只有民主咨询的意义),而“批评、说服教育”已经有了一种身份预设,即“被批评”者、“被说服教育”者是认识有偏差、甚至有错误的人,而“批评、说服教育者”是政治正确的代表,这与言论自由中蕴含的权利主体平等有明显的差别。“压服”固然是独裁专制的表现,“说服”也可能只是开明专制——尤其是某些人总是充当说服者,而别人总是被说服者,而不是平等地互相说服时。在毛泽东的一些论述中,“批评、说服教育”不仅是一种方法(与强制、压服的方法相比无疑是好的),它还包含着一种权力,一种地位,当一部分人能够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批评、说服教育”的时候,前者已经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的前提,其正确性、先进性已经毋庸置疑,此时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说服教育者与被说服教育者之间已经无需就某个问题、某种认识适当与否、正确与否进行讨论,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案,认识也已经明确,标准答案已经具备,现在只是针对一些不符合标准答案的认识,或思想还没想通跟上的落后人群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二者之间已经明显不平等。民主应是大家平等地讨论问题,最后实行多数决,是各种观点在交锋、各种意见在交流,是对事不对人的,而“批评、说服教育”针对的主要是人,彼此间是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的,是通过开会(如民主生活会)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定位定性,甚至重新划分敌我友。
    
    
      “讨论、批评、说服教育”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认为真理是唯一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可以统一的,通过民主讨论大家总能达到意见一致或基本一致,“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17]这是强调通过充分讨论以达致意见统一。如果能够达致意见统一当然是很好的,但许多问题是没有统一意见的,不论怎么讨论都还是各持己见,五颜六色恰好是民主的特点,也是人的多样性的真实写照。[18]民主讨论中的言论自由是期望通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在无法达成共识时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能够达成共识而出现“一致决”,当然是最有利于执行的,但这往往极少见;而不能达成共识出现“多数决”,则是常态,[19]过于强求“一致决”很容易使民主窜味,不但实现不了“多数决”,还可能变异为“少数决”乃至“个人决”。
    
    
      正因为毛泽东们(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总是自信真理在手,能够说服别人,所以在现实操作中,这种“批评、说服教育”成为很厉害的武器——往往一直要批评到你接受批评为止,一直要说服到你被说服为止,一直要教育到你接受教育为止。如果经过苦口婆心、反复摆事实讲道理之后你仍然顽固不化,不愿意向“真理”低头,那么人民内部矛盾就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打入另册。而一旦成为敌我矛盾,就不再适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了,而是采用强制、压服、专政的方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往往没有具体、稳定、统一的标准,因此这种预期后果使得大多数人不会(至少不会长期地)坚持己见,不会为真理而辩论,而是适可而止,察言观色,揣摩权力意图,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被列入“批评、说服教育”的行列,就需要及时转向,尽快接受批评和说服教育。而这样一来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言论自由当中蕴含的各种意见都有充分表达的机会、每个人都是平等主体之精神,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对待不同意见不是宽容而是非要“说服”对方、说服不了就批判、就斗争,就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做法,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事实上也不可能是“民主的方法”。
    
    
      (二)“批评、说服教育”与个人自由
    
    
      “批评、说服教育”如果以侵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为前提,民主就可能变异。毛泽东的民主往往不是保障自由而是排斥自由的,在他的论述中,自由总是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自由从来都是贬义词:“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20]毛泽东在批评自由主义时曾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学,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种关系学的确是非常有害的,不仅有害于革命,而且有害于法治建设,革命是理想至上,法治是规则至上,与“关系至上”都格格不入。第二类是涉及违反党纪的行为,如“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第三类则涉及个人的品行修养,如“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第四类是党性不强、要求自己不严格的种种消极表现,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毛泽东例举的这些现象确实都是“十分有害的”(但有害的程度不同),“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但将它们都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似乎有些牵强,在笔者看来它们基本属于官僚习气、封建作风、干部素质、个人品行方面的道德性问题。这些“自由主义”妨碍了毛泽东革命理想的实现——他的理想是不但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改造人——塑造一批新人,一批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而“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21]打造一批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富于牺牲精神、具有高尚道德和纯洁情操的精英团体,是毛泽东的理想,这种理想以及武装斗争的残酷环境、封建意识无所不在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很自然地强调党的严格纪律,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强调“把一切献给党”,这种完全的奉献精神当然会排斥独立个性、排斥个体自由、排斥基本人权,这和现代民主保障自由的基本理念是格格不入的。[22]
    
    
      毛泽东的这种理想主义,其初衷或许是值得尊敬的,其信念也是令人钦佩的,但最高尚的理性主义却可能导致最残酷的专制,因为它脱离实际,远远超越了当代人的思想境界,甚至有违人的本性。即使毛泽东本人在其个人生涯中也未必具备他所推崇的、要求全党达到的那种“无私”人格,[23]或者说毛泽东本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党内精英,曾经在某些时刻、某种特殊情境下确实进入过一种完全“忘我”的境界——很多人为革命信仰奉献了生命,但这不是人的常态,不是社会的常态,因而很难制度化,很难在社会上推广,硬性推广就是一种强加于人,一种对他人自由选择的剥夺——你凭什么有权改造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改造你?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位置,把别人放在被改造者的位置,已经确认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有违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是一种精神特权,这种特权被制度化、有权力做支撑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新的压迫。这种理想主义旗帜下的“教育人”、“改造人”在实践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反面,最终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动辄整人。由于“批评教育”模式已经预设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的改造权力,因而是一种以绝对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的对周围人的伤害甚至残害,表现为极度自信,极端理想主义,[24]但目标再完美,“只要是具有排他性的,就会轻易走向极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事与愿违的黑影就会在后面紧紧相随。”[25]虽然表面上看大家都“畅所欲言”,但实际上言论未必是自由的,如被批评者的自我批评可能是违心的,有些批评者也可能是附和的,“说服教育者”也可能是违心的,甚至可能整个批评会都是违心的——只是为了向上级交差。还有可能批评者是为了公报私仇,借机排斥异己,或者发泄内心某些阴暗的情绪,做自我批评者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严格的组织纪律下,不论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很难说有什么自由,[26]他们可能是在响应领袖号召,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们必须对某些人或某些现象作出批评,或者必须对某些事作出自我批评,他们完全不是在自由地讨论某个问题,某种现象,而更像是群众和干部相应党的号召而展开的行动,这种民主只是有一大群“民”在参与,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主”。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服教育”在党内、军队内比较有效(有党纪、军纪做后盾),但推广到全社会就难以奏效;在根据地等小范围内比较有效,在全国统一实行就很困难;在农村比较有效,在城市就阻力极大。以毛泽东的才学说服普通工人农民乃至党内的工农干部这些人是比较容易的,[27]但对知识分子乃至党内的城市干部,说服的效用就差一些,尤其是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顾准)其思想的独立性是难以抹煞的,他们几乎不可能事事都保持和领袖的意见一致,也不太可能轻易被说服,一些人即使迫于形势不得不顺从,内心也仍然是有抵触情绪的,这令毛泽东觉得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比就是不厚道,不听话,臭硬臭硬的,因此党群关系恶化首先表现为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恶化,建国后不久党内知识分子型的干部大多失势也就在所难免。毛泽东没有看到,当权者要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不论你怎么礼贤下士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承认现实,允许思想和言论自由。不论你的观点多么正确、决策多么英明,社会上都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和批评,这些意见和批评有的是有道理的,有的可能是没道理的;有的是友善的,有的是故意抬扛的;有的是诚恳的,有的是尖酸刻薄的。言论自由就是允许所有这些言论存在(宪法允许而不是开明的领导人允许),不分对错,不论善恶(只要不构成法律上的侮辱诽谤等)。越是文明的地方、越是文化普及的地方,人们就越是要求自由,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常态,当权者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都不可能改变,硬要去改变就将自己推向了独裁专制。毛泽东对此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也是在告诫自己):“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8]但这不过是道德教化,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保持五年、十年还可能,保持二十年、三十年就不太可能,在位时间越长越难以保持,所以我们今天才强调要在制度上变终身制为限任制,民主才要制度化法律化——不论当权者是否开明,法律保障言论自由不受权力干涉,制度约束权力人无法压制思想自由(在位时间长了难免要压制)。[29]因此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有些事需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服从也只是行为上的服从(行为上也不服从就是反法治了),不一定是思想上的服从,思想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对既成决定(如法律、政策)怀疑和批评,民主只要求统一行动,不要求统一思想。[30]
    
    (三)“整风”运动与小民主
    
    
      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31]毛泽东说:“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32]可见“整风”与“批评、说服教育”不完全一样——多了一个“自我批评”,即被批评者要有所“表示”(没有沉默权),这个表示也不能是反驳、辩论,不能据理力争,而必须是检讨——自我批评就是批评自己,也就是一种检讨,因此整风的方法就是批评者有批评的权利,被批评者有自我批评的义务。至于批评者的批评是否“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不是由被批评者评判,也不是由法律、党章事先定出标准,而是由批评者来判断、因而也就基本上等于没有固定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否需要整风、何时整风、整什么风、在整风中谁是批评者、谁是被批评者,在整风之前已经基本敲定,如“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33]
    
    
      在毛泽东1957年7月的论述中,整风已经超出了“党内”的范畴而进入到全社会:“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在毛泽东看来,适用于党内的整风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党外,“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而实际上党内和党外是应该有区别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应当有更高的觉悟、更严格的要求,更强的组织纪律,定期整风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能从中推论出全社会也应该整风,党外人士、一般群众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毛泽东的表述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其中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平等地位:我们是领导者,“尚且”进行整风,你们这些被领导者不是更应该整风吗?我们即使不整风也是可以对你们整风的,何况我们现在自己带头整风,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其中的潜台词甚至反映出领导阶级本应该享有更多自由的这种特权意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整风即整人的意思:我们连自己人都整,难道你们不能整吗?因此,很自然地,他把整风分为两种:“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34]可见虽然“通用整风这个口号”,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进行整风”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整风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整顿作风的问题”;后者是解决敌我矛盾,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整风的重点是后者。结合毛泽东这段话的历史背景(1957年7月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35])来看,两种整风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即开始鸣放时是在人民内部进行的,是让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鸣放,给党提意见,此时是将提意见者作为人民对待的,但鸣放的内容超过了当权者容忍的界限时,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两类矛盾之间的这种任意“转化”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可避免。由于没有法律的事先规范,当权者的态度可能开明一时,却不可能开明长久,40年代打江山时还比较开明:“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36]50年代末坐稳江山后就不那么开明了,同样的批评意见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这种“整风”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小民主而奔向大民主了。
    
    
      毛泽东对两类性质矛盾的界限,在理论上抽象论述时比较清晰,如:“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37]但具体运用时却相当混乱,如“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38]其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虽然也是“批判”的对象,但明显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明显属于敌我矛盾,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批判”对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则不十分明确,从“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这句话来看,似乎有点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从“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仍然是进行‘说理’斗争”来看,还是应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后一句“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又似乎表明,不仅是“地富的反革命行为”,而且“动摇的富裕中农”都涉及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肯定是敌我斗争,其中“地主富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主要是“动摇的富裕中农”的问题,所以才需要将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他们,这样看来和“富裕中农”的斗争才应是农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其性质也就应属于敌我矛盾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正式发表于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理论上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特点和不同的处理方式,[39]但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对不同矛盾的表述却如此混乱不清,[40]可以看出毛泽东两类矛盾的理论并没有顺利通过实践的检验,这套理论还没有成熟、定型,后来又被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固然不可取,但两类矛盾的理论是否可以重新捡起而为新时代所用,令人怀疑。
    
    来源: 共识网—《领导者》2013年特刊
    
毛泽东的大民主与史上农民造反相似/马岭

    几位老兵合影留念,从左至右为苏斌(华国锋之子)、薄熙成、刘源、粟戎生、范西峰、刘冀燕。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28223111807
分享: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犀利公:该如何评价毛泽东?
·听“毛泽东是最爱民的”有感/王华刚
·部分中国人怀念毛泽东实质是渴望解雇保护和社保 /汉评
·他们说信仰毛泽东思想,却劫贫济富,残害工农 /李学惠
·论毛泽东从“万寿无疆”到“呜呼哀哉”/淳于雁
·邓小平的六四,毛泽东的文革/ 穆岸
·白求恩嫖娼 毛泽东为啥不把他开除出党/秦全耀 (图)
·从陈永贵的发迹史看毛泽东政治腐败/梁木生
·毛泽东闹动乱 勾结日本侵略中国/姜凤林
·农民造反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的比较/朱忠康
· 父亲与毛泽东、江泽民的来往/ 魏京生 (图)
·毛泽东政权建设落后于政治构建/文贝
·后毛泽东时代的危机与转型/周雪光
·他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国防大学教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贪官少?
·解龙将军:毛泽东的二奶陶毅、六奶张玉峰
·毛泽东的“神秘故事”都付笑谈中/淳于雁
·毛泽东统治是空前的大劫难/王业德
·陈永苗:从红色到粉红色法西斯:毛泽东与太子党们
·北京景山红歌会纪念毛泽东逝世37周年/视频 (图)
·景山公园到处唱红歌纪念毛泽东/视频 (图)
·刘少奇之子出席毛泽东纪念活动 (图)
·博讯镜头:访民景山唱歌纪念毛泽东,顺口溜骂当局/视频 (图)
·传毛新宇人工授精所生,毛泽东不冷不热 (图)
·毛泽东巨像也遭政府强拆 盼毛新宇助重竖 (图)
·薄熙来: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但是 (图)
·毛泽东外孙婿:中国不走回头路
·景山议政 毛左夸习近平接近毛泽东路线/视频
·习近平不会真心拥护毛泽东 薄熙来颇似陈水扁
·审薄树威 习近平靠拢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向毛泽东靠拢 与薄熙来达成交易
·120位将军书写毛泽东诗词作品展在长沙开幕 (图)
·人民币毛泽东头像作者上亿元画作失窃被追回 (图)
·官方毛粉共迎毛诞 绑定毛泽东埋隐患
·毛泽东当年游长江照曝光 江中游1小时无倦意 (图)
·习近平真是左的?传其再版毛泽东语录 (图)
·告危!大雨严重损毁毛泽东延安旧址
·否定毛泽东中国会怎样 天下大乱还是更美好? (图)
·上海高月清不服因悼念毛泽东拘留5天处罚继续申诉 (图)
·上海访民管君丽,吴慧群,姚亚娥为了纪念毛泽东遭拘留
·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农民七一赴京上访
·毛泽东石膏像成神-求海外华人管一管这缺德事/余明
·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苦涩的笑话/彭小明
·政文:重温毛泽东论“拆迁、人民上访与国家政治民主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