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左右论”只是当下舆论场的一时嘈杂》错在哪？/冼岩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20日 来稿)
《环球时报》最近发表的社论《“左右论”只是当下舆论场的一时嘈杂》，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文章好就好在，在“改革至上”的舆论氛围中，正面阐述了“改革必须保持可控性”这样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但是，文章在阐明一个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其他问题。具体说，该文主要存在两个错误。
错误一：理想主义或文宣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三个层层递进的结论：一，必须长期坚持改革；二，改革进程要坚决保持不失控；三，控制失控的苗头很重要，但改革的方向之一应当是国家对揭问题盖子的承受力不断增强，而不是国家变得越来越敏感。
前两点是对的，问题出在作者苦心孤诣构筑的第三点。第三点之错，错在把历史描述成一个面对多个相互冲突目标还可以齐头并进的过程，所以，它要求中国在坚持改革、保持稳定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增强”对负面传播的容忍度和承受力。这是典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不拉矢”，它和“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同样是不现实的。
这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大多数时候，面对相互冲突的不同目标，历史的轨迹都呈螺旋状或波浪状——前一个时期，以甲目标为主，放松乙目标；下一个时期，以乙目标为主，放松其他目标......极少能够看到同时推进相互冲突不同目标的情况。以邓小平改革为例，邓小平自己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也就是说，在邓小平那儿，改革、发展和减少分化，三个目标都要。但勿庸讳言，当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可以说改革已经失败了。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高度评价邓小平，肯定其改革的伟大成就？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和减少分化这三个目标，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不兼容的；只要能够做好其中一两个目标，就值得充分肯定。邓小平改革使中国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大幅提高、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第二，这一切都发生在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而且只用了短短30年时间，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成就。与此同时，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也在快速蔓延，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早在30多年前，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提出，改革和发展，只能在“不断”缩小贫富分化的前提下进行，那么，改革和发展都不用搞了，中国直接呆在凭粮票买米、布票买布、油票买油的社会得了。齐头并进别说是邓小平，就是上帝、真主、如来佛、玉皇大帝全下凡，也不可能做到，否则人间早已经是天堂。
再看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无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如果首先划个框框，只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可能地球人类至今还迈不过工业化这道坎。
《环球时报》的文章将明显相互冲突、难以齐头并进的目标放在一起说，要求三方面都“不断增强”，这种缺少现实感的责备求全，或许是出于理想主义，对现实的局限性认识不够；或许是出于文宣目的，讲话时面面俱到以示好各方。
错误二：超越左右
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整体上是超越左右的。这句话显然是对“左、右”概念有所误读。思想上、政治上的所谓左、右，并非专指某几种政治和思想的流派或观点，而是一种评价的尺度，一种观照的视角。不管采取哪一条“改革开放道路”，在价值取向的光谱上，都一定会表现为左或右，非左即右。所以说，具体的左、右观点、派系，都可以超越，但左、右标准本身不可能超越。
文章说，只有稳健改革的“中间道路”才能受到广泛认同——这话很有意思。所谓“中间道路”，无非是自我标榜，即以我为标准，右我者左，左我者右。所以，“中间道路”其实是左右温和派，即所谓“中左”、“中右”的自称。大家都以自己作为中间的标杆，以此来划分左右。真正的“中间派”，从来就不存在。即使是对现状不发表任何修正性意见，也意味着对现状的肯定或容忍，这其中同样有左右。
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履任后的种种举措看，并不是要将整个意识形态“向左扭”。这一届与前任的显著不同是，深刻认识到舆论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关系到国家存亡，因此在这方面不准备再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打算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方向，一是像《环球时报》这样，积极介入争论，在国内外舆论场域中，努力构造官方主流话语及其影响力；二是尽可能将国内的极端意识形态和舆论“管起来”，使之无法动摇国本。第二点最重要，带有显著的个人特征，它或许将是新一届意识形态和舆论政策的核心。由于右翼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民间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被显得首当其冲。
另一方面，新一代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有价值取向的，那就是中间偏左的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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