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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2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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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维光—
    
    仲维光: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
    
    一.没有终结的问题
    
    在记述二十世纪历史的书籍中,这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读物。
    徐芳栌先生的《越战两年记》出版于二零零七年,早于他的《从戎没投笔》四年。四年后在《从戎没投笔》中有两章重复记叙了他在越南的这两年的经历。但是那两章对他在六七年后在越南的两年生活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对于越战两年的更为具体详细的经历、经验教训却没有涉及。因此在我看来,从研究思想和历史,尤其是研究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人来看,《越战两年记》在思想及历史意义上是更为重要的一本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必读的读物。
    越南战争对于描述和认识共产党的本性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案例对于徐先生那代人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几乎就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失去大陆,被迫离开大陆的。越南战争,南、北越不过是另外一个中国历史重演。所以在徐先生的笔下你并不觉得越南战争是你所难以理解的战争。
    而这就是徐先生这本书给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更为引人深思的历史问题,那就是历史上,以及现实中没有一个党派如共产党那样,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中,什么样的社会中,无论在地球上的那个角落,只要是共产党,其做法都惊人的相似,其结果都惊人的相似,如果它不是如此,它就一定会更名变称不再叫共产党了。而这个一致性就是二十世纪产生的这个共产党的根本特性。这个特性在极权主义问题的专门研究者们看来,它存在于极权主义的文化上的来源,思想来源:“一元主义”的“绝对要求”决定了它的这个特点。
    这个一致性为我们探究共产党,认识共产党,尤其是认识过去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把钥匙。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共产党,其次才是中国共产党。而就是这一点,对抗中共的经历让徐先生理解越南问题驾轻就熟,而他记述越南经历的《越战两年记》又反过来能够增进我们现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所以说,这本书堪称是一本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科书式的读物。
    仲维光: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


    
    二.《越战两年记》内容
    
    《越战两年记》记叙了徐芳栌先生从一九六七年九月一号到一九六九年九月一号在越南两年的经历,以及他对于那一段历史和经验的思索和总结。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在完全退休后,也就是二〇〇〇年后写的对那两年工作的回忆。第二到第六部分则是他在越南工作期间写的一些介绍和总结。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对于为什么参与越战争看法的翻译,四个他关于越战的作品。这四个作品作为四章分别是:“在越南,看越战”,“越战谈判的展望”,“我看‘越战越南化’”和“越共斗争伎俩”。
    
    2.1他所经历的事件:
    徐先生六七年九月到达越南的时候,正是美军企图以战迫和密集轰炸北越的时候,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迈向五十四万三千五百人的最高峰。在他到越南不到五个月的时候,也就是六八年春节越南共产党渗入南越三十五个大小城市,发动了他们所称的“戊申春节总攻”。由于越共在这次总攻中为了政治效果而付出惨重损失,为此美国乘势宣布局部停止轰炸,从而迫使越共接受和谈。
    徐先生离开越南的前一个月,六九年八月一号越南阮文绍总统在西贡新山一机场主持欢送第一批美军撤出越南的仪式。徐先生也受邀在机场观礼区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这象征着越战越南化开始,一个月后徐先生在越南任期届满,返回台湾。六年后,一九七五年南越彻底陷落,被北越共产党统治。所以徐先生在越南的两年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两年。
    
    2.2他所看到和经历的越共,南越政府及南越社会:
    毫无疑问,这本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关于越共,及南越社会和政府当时的情况。徐先生几乎是作为当事人亲自经历和目睹了越共,越南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看来平常的笔调中,徐先生再次让我们看到任何条约和人类的道德底线对于越共来说都得让位于他们的政治考虑、政治诉求。就为此每当越共觉得时机对他们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一切可能妨碍他们的东西。他在书中第一手记述了六八年春节,越共不顾民众过节的习惯对南越三十几个城市突然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所造成的恐怖、毁灭,以及对于儿童、妇女,乃至老人的欺骗利用。
    邓小平在八九年有过一句恶魔名言,“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无独有偶,共产党在一切事物上其实都是如此。为了谋取政治利益,他们在战争中从不会考虑民众的习惯、生命,乃至伦理道德。为此越南几乎陷于战争二十多年,但是只要共产党存在,共产党没有获得胜利,他们就一定会不断地采取各种办法来达到政治目的。在徐先生在越南的那两年,北越共产党政府或打或谈都是如此,都不是以对于民众的利益,越南的利益而取舍决定的。
    在这一切过程中,徐先生也详细地记叙了他亲身经历的越共的暗杀和恐怖活动。几位他接触过的华侨侨领在越共的计划组织下被残酷地暗杀。在书中他特别记述了六七年十月三号在街头被谋杀的西贡堤岸区广东海南同乡会公立小学校长叶文先生。暴徒“是两个年轻的越共地下分子共骑一辆摩托车干的;嚣张得很,还停下车来验明 ‘正身’,才呼啸而去。”(26页)“以后越共的恐怖活动更加嚣张:华裔社会最受尊敬的中华总商会的主席邝仲荣先生后来也在家门口殉难了。他那天早上出门,看看左右两边毫无动静,缓缓走向座车,打开车门,就在这一刹那被埋伏的两名暴徒狙击殉难的。”(27页)
    对于共产党的残酷,越南民众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并且厌恶。徐先生写道,越南社会明确的信号是不要共产党,但是在共产党的欺骗和渗透下,尤其是在共产党有组织的恐怖和暴力下却显得非常无力。为此,徐先生的描述再次让人们看到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政府和民间,对抗以一个黑帮方式组成的国家政府集团——共产党集团的困难性、严重性和必要性。
    
    2.3他所接触到的美军,以及对美军在越南的观察和思考:
    谈到越南战争,徐先生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是“文不对题”的战争。为什么他用了“文不对题”这四个字,徐先生在书中说,“战争是敌对力量的决斗,目的在于击败敌人。但是美国打‘越战’,在战略上‘不求胜’,主要在‘以战迫和’;战争而不求胜利,当然是‘文不对题’。”(19页)在整个这本书中,徐芳栌先生可说是非常详实地记叙了美国人,美国军队如何认真的投入到这场战争,又是如何极为所谓“合理”地不去打赢这场战争。
    为此,美国的希望当然不是越南民众的希望,因为越南民众希望打赢战争。我说越南民众希望打赢战争是因为徐先生在书中已经揭示,越南一般越南民众不喜欢,不认同共产党的统治。然而,第三世界传统的政府和民间是无法战胜共产党的。因为北越共产党还不仅只是一个黑帮式的组织,而且还在国际共产党集团的支持下,只有美国和西方各个国家的联合才有能力战胜他们。可事实是美国不想打赢本应该打赢的战争。为什么?徐芳栌先生在这里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二十世纪后半页,所有曾经被共产党统治的民众及国家都曾面临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今天中国国内的民众,乃至面对共产党威胁的台湾民众都依然面临的问题。
    “文不对题的战争”,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非战争的基本原则来对待这场战争的。文不对题,同样表现在政治策略和价值观念的关系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权自由的基本价值完全是与共产党的专制观对立的。为此它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人物的第一考虑不是越南人的人权和自由,而是他们自己在美国国内政治机器中的影响和地位。战争原则、人类存在的不可侵犯的基本价值观都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附属品,都要为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服务。
    徐先生在书中详尽地描述并且分析了美国在越南那两年是如何运用进攻迫使对方谈判,以期达到最后撤出越南。
    徐先生的笔调是平和的,但是实际上他揭示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美国人寻求的是体面地失败,体面地抛弃帮助越南民众的维护自己基本价值的努力。当美国人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此做的时候,他们很明白七五年南越的陷落是或迟或早的事情。因为此前已经有过中国的陷落,南韩的陷落。此前还有过因为美国人下决心反击到了鸭绿江边所以南韩最后起死回生。所以可以说早在徐先生在越南的那两年,已经埋下了六年后越南民众的悲剧,十年后大规模逃向世界各地的越南难民悲剧。
    
    2.4越战和中共:
    徐先生被派往越南的任务除了具体的支援策划外,首先是运用他曾经和中共斗争的经验,对于共产党的认识,提供咨询和帮助;其次则是收集在越战中与中共有关系的证据。这一切都与中共有关。
    对越战的态度,在越战中的角色和地位、言行,中共,乃至苏共等的做法与美军的态度和做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共和苏共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利益,而非如何面对越南民众对于生活的选择的价值问题。所以把民众拖入战争,以及会有多少牺牲都不是中共和苏共,乃至越共要考虑的问题。
    越战和韩战乃至中国的内战一样,完全是共产党加在民众身上的战争。越南民众在经历了二次大战后,绝大多数人希望安居乐业,因此才会有在五四年日内瓦条约后,一百万人跟随政府移居南越。但是,国际共产党集团和越南共产党以为时机成熟,可以攫取政权,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战争。国际协约对于越共,中共来说永远只是一纸空文,有利就遵守,不利就践踏,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徐先生在书中记叙了他在战场上处处看到的中国存在的痕迹,从物质支援到驻扎在北越的高射炮和铁道兵。
    其实何至于此,关于越战和中共,徐先生更明确地指出,越共所做所行,都是中共过去那一套。“中共曾经说,‘反帝’、‘反封建’是进行群众斗争的两件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共党的三件法宝。列宁也曾经说过,‘恐怖’就是对群众施展压力,是进行群众斗争的一种策略;不要害怕‘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大’,须知压力愈大,群众就愈不敢反抗。越共的斗争伎俩,完全是国际共党斗争经验的积累”(266页)
    为此,徐先生在书中谈到七十年代末期中越冲突的时候,感慨地说,越共残暴和不择手段“师承国际共党,依靠中共卵翼,已经青出于蓝”,中共是自食其果。(28页)
    仲维光: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


    
    三.永远的历史教训
    
    我之所以称这本书是一本教科书式的作品,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提供给我们很多历史性的教训。
    
    3.1为什么会有越南战争
    徐先生在这本书中具体描述并且分析了为什么美军会到越南,为什么会有越南战争越南化的发展变化。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徐先生的这本书,以及他回忆军旅生活二十二年的回忆录《从戎没投笔》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会有越战和中国的内战,徐先生自己又为什么早年就不得不投身到军旅中,对抗中共攫取政权,六七年又什么到越南从事军援工作?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我在徐先生《从戎没投笔》一书的读后感中所写的,为什么会有内战,为什么会有冷战?
    二十世纪的很多国家的内战,和世界范围的冷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于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现在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把二十世纪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人们已经广泛地注意到,由于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就决定了共产党集团在哪些国家存在,哪些国家就一定会有内战、暴力,共产党集团在世界存在,世界就一定会有冷战。因为共产党集团的本性是党对于权力和政治的绝对要求:绝对一元化的,一体的统治;因为共产党集团的指导思想就是政治第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一个处处把权力放在最高位置上,而对于人类的一般存在价值和信仰等毫无敬畏的集团的存在就一定存在着随时发生动乱和残酷的可能。
    徐先生经历的两段历史,中国和越南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古往今来只有这个集团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是八九年邓小平能够说“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把坦克开到全世界电视镜头下屠杀无辜的基础。这就是徐先生为什么从大陆到台湾的历史性的原因。
    为此,徐先生这本书告诉我们的首先是,从四九年的中国到六七年的越南,只要有共产党存在,只要民众不接受共产党的要求,就肯定会有内战和冷战!
    为此,无论共产党说多少好话,无论你说共产党多少好话,如果你不能够告诉人们这个集团尊奉的不只是权力和政治,也会敬畏某些价值和伦理,也会遵守法律,那么所有这些好话都可能一朝化为烟云,所有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
    
    3.2共产党是一个恐怖集团
    今天世界上人们对于恐怖行动已经深恶痛绝。然而由于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似乎人们忘记了恐怖和共产党的血肉联系。这中间甚至居然发生了,在西方和民主社会的台湾配合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说法,把一些反抗暴政的民众说成是恐怖分子,例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负责人,再例如赤手反抗的杨佳;而完全忘记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研究的定论,极权主义的共产党集团的统治是建立在谎言和恐怖的基础上的。
    恐怖永远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维持政权,在政治上扩张的必要手段。由于他们否定人类的普遍的道德和信仰,没有敬畏,没有法律能够约束他们的攫取政权的要求,所以世界上只有这个共产党集团能够如此彻底、有效地使用恐怖。徐先生在两年的越南生活再次经历了共产党的这种恐怖行为。
    在这本书中徐先生具体总结、列举了共产党的三类恐怖手段。
    
    ①恐怖屠杀:
    二十世纪有一亿以上的人死于共产党的残暴统治,单只中国从官方文字可做出的推断,在中共统治下,不包括此前的内战就有八千万人以上。在共产党的残暴中,恐怖屠杀可说是共产党一个非常平常的手段。这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共产党建立的基础就是阶级斗争、消灭阶级。为此各国共产党都有打土豪,杀地主,消灭资产阶级。更何谈消灭一切政敌,消灭反革命。稍加思索人们就会发现,共产党毫不掩饰地宣扬的其实就是二次大战后,自纽伦堡法庭开始审判的族群灭绝罪,反人类罪。
    共产党是和纳粹一样地在这个世界上公开表示自己是建立在族群灭绝基础上,反人类基础上的一个政党。消灭凡是不接受他们统治的族群在共产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徐先生的书中具体记述了一些事实。“一九六二年以前,越共的‘恐怖屠杀’以农村为重点,主要是‘杀’村邑干部、‘杀’地主,甚至‘杀’无辜的平民,就是要在农村里面造成一种‘声势’。
    黄友细,是第四战术区丰盈省的一位‘新生邑’邑长。越共恐怖分子在晚上冲进他的家中,准备就地把他杀掉。他的妻子正在替一个六岁大的女孩洗澡,跑出来伏在她丈夫的身上,恳求越共饶她丈夫一命。于是越共先杀这位邑长的妻子,然后再杀邑长本人。邑长的女儿惊惶过度,从后门跑出去,躲藏在院子里,越共用一阵乱枪将她射杀。
    越共屠杀村邑干部的手段最为残忍,通常是采取‘杀头’的办法,身首异处,而且还要‘暴尸’多日,不准人前去收尸,以便让村民亲眼目睹:‘头’挂在大道旁的树枝上,尸身泡在水田里;邑长妻子的乳房被割掉,私处还插上一把凶器;小孩的尸体被一支竹竿从肛门穿进去,竖立在狂野中。因为这样,才能使所有的村邑干部感到寒心,没有人愿意再担任政府的村邑干部。”(227-228页)
    对此,在徐先生在书中还有更详细具体的记述。这样的情况,我想对于大陆读者并不陌生,因为不只是在中共攫取政权的过程中,而且在四九年后的土改、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最近十年来国内发生各种对不同信仰团体、族群的迫害中人们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②恐怖谋杀:
    关于共产党惯用的恐怖谋杀,徐先生在书中说,“越共的‘暗杀’其实也是公开的屠杀,也许用‘暗杀’这个字眼并不恰当。不过越共的‘暗杀’有几个特点:第一,凡是不与越共合作的人,越共就进行这样的‘暗杀’。第二,越共在进行暗杀以前,先对被害人作公开警告,或以书面警告。第三,一个人在被越共杀害以前,以后一段很长时间,尽管本人和家属及亲友提高警觉,最后总是防不胜防,或被暴徒闯进家中杀害,或被暴徒闯进办公室杀害,或在路上被暴徒杀害,藉此扩大影响。第四,从得到越共的‘警告’,到被越共杀害这段时间中,本人和家属及亲友在心理上、精神上的感受,也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231页)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两位被谋杀的华人侨领,徐先生在书中还详尽地介绍了其它的具体事例及数字。“据越南政府统计,在一九六一年的两年之内,当时南越有一万二千多个村‘邑’,其中有将近两千个‘邑长’被越共残酷的屠杀,有些地区的‘邑长’并且是接连被杀害,一直到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为止,这些地区便沦为越共的控制区,成为越共游击队的根据地……”(189页)
    从事谋杀的人大都是和今天中国的愤青一样年纪的人,也就是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笔者在十八岁的时候也曾经狂热地跟随共产党指挥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所以对这种利用年轻人的狂热的残酷行为非常熟悉。而这种残暴之所以会在青年人身上发生,则是因为这些青年人已经被洗脑,以为自己是站在正义一边,对人性的感觉和认识已经完全和正常社会中的人不一样了。
    
    ③恐怖爆破破坏:
    爆破破坏是在战争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是对于越共——所有的共产党来说,这种爆破破坏却不仅用于战争,也用于平民生活的重要地区。它的特点依然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约束和界限。这种破坏的对象除了对战争有影响的交通枢纽、军事设施外,更主要的是那些具有政治影响的目标。为此越共的爆炸破坏包括很多公共设施场所,如戏院、邮局、停车场、政府机关、报社乃至车辆。
    事实上在越南战争中的恐怖破坏具有一切现代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的特点。它不仅是一种军事手段,达到军事目的,而对共产党来说更重要的永远是政治影响,及造成这种政治影响的心理效应。由于这种恐怖行动很多时候超出了常人想象和理解的范围,所以徐先生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列举了很多事实,利用了统计数字。例如,单只他离开的那一年,“据越南政府一九六九年发表的统计,这一年南越各地平均每天有十七宗越共恐怖事件,全年共有六千二百一十人被谋杀,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七人受伤,六千二百九十五人被绑架,估计在今年(一九七零)年内,越共的这些活动还将有新的高潮。”(191页)
    
    关于恐怖问题,徐先生的书让我们再次看到并且深思:近年来中共政府一直谴责民间的个体反抗导致的暴力为恐怖事件,个体恐怖分子,事实上,我们只能够称那些怀有政治目的,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不顾人间伦理道德刻意制造事件的人和组织为恐怖分子和组织。而那些个人反抗的暴力在社会上产生的效果则常常是除暴安良的“正义呼声”大于“恐怖效应”。所以真正的恐怖组织和个人是那种怀有极度嗜权要求,如极权主义的共产党集团(不仅指南斯拉夫和红色高棉,而是包括所有的共产党集团),希特勒纳粹集团,或者是怀有极端宗教化目的组织,如本拉登的卡伊达组织,他们才是我们所指的恐怖集团和恐怖分子。
    为此,综上所述,只有具有反人类倾向的集团和个人,才是我们所指的恐怖集团和恐怖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把恐怖作为一种达到政治目的的武器来使用。
    
    3.3共产党的渗透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集团如今天的共产党集团那样“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为古往今来即便是黑帮集团,也还有他惧怕的地方和尊奉的地方,不能赤裸裸地完全以权力和利益为第一位。因为只有这个共产党集团不信神、不信天,不尊奉人类的任何伦理道德,一切以政治为先,以自己的权力为先。
    由于共产党的这种特性,可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政治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共产党在渗透与麻痹、以及欺骗上具有空前绝后的能力。
    当代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们一致认为,谎言和恐怖是共产党统治的两个工具。从前述描述,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也是共产党攫取政权的两个工具,而伴随这两个工具的则是共产党极为有效的对于对手,对于社会各方面的渗透。
    大约是在军中从事政战的经历,所以在这本书中,徐芳栌先生特别把“渗透”问题突出出来,用了几节具体地描述总结了共产党的渗透的方法和目的。我想,对此每个在共产党社会生活过的人,与共产党有过对抗经历的人都会深有体会。
    由于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在共产党在国际上经历了崩盘的溃败,不得不改头换面重新立定脚跟,为此,在今天这个渗透手段甚至可能比起恐怖和谎言的运用更为普遍。当然,无论是如何改头换面,由于共产党是一群没有对神、对天的信仰,没有任何人间伦理道德的人,所以他们的渗透手段,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做法永远是类似的。
    徐先生在书中详尽地描述总结了共产党在三方面的渗透特点,思想渗透,组织渗透和军事渗透。我想,这是徐先生一生经验的总结,这不仅是在他年轻时不得不从军背井离乡时,其后在保卫台湾的存在时,在越战时,就是在今天,八十八岁的生活在台湾的徐先生依然会感到这种渗透的现实存在和威胁。
    
    ①思想渗透:
    在思想渗透上,越南的经验今天很可以供台湾,以及其它地区的华人借鉴。因为共产党可以不遵守它的任何诺言和签字,所以在思想渗透上它拥有非常灵活的空间,可以肆无忌惮、因地制宜地说任何话,许任何诺。徐先生在越南两年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他在书中写到:
    “南越的老百姓不喜欢越共,越共也没有向老百姓宣传共党的思想。越共所谓‘思想渗透’,只是鼓吹‘反法’、‘反帝’、‘反美’和‘反政府’斗争,藉以骗取民众的同情。甚至越共也没有向老百姓打出‘共产党’的招牌,越共所谓‘组织渗透’,只是制造一个‘反政府’集团——‘南解’,在制造一个‘人民革命党’来控制‘南解’,藉以骗取民众的盲从。”(265页)
    为此,他特别提到,“越共思想渗透的特点是:它们顶着“民族主义”的盾牌,对广大南越老百姓决口不提“共产主义”(205-210页)
    这个方法在今天的香港也是如此,中共在八九年后知道自己臭名昭著,公开吃进香港不仅为自己制造麻烦,而且也使得台湾以及世界对它更为警惕,为此,在香港采取了各种思想渗透,可万变不离其宗,一国两制的阀门共产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是两制只是形式的两制,只是要在无形中吃掉另一制,无形中走向一元。中共不谈一制,可事实上,它可以随时收紧口袋,你却绝无一点剪破口袋的可能。你必须在一制中谈两制。
    中共今天对台湾的渗透也是如此,他可以使用任何台湾人喜爱听的言语,可以暂时让你满足要求,可你有任何可以使它的绳索失效的做法,他绝对不会接受。因为中共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收口,所以暂时的言论以及美好的诺言它都可以容忍和准许,只要是“虚”的。为此,我想徐先生一定会同意我看他这本书的体会,那就是共产党的任何好话,都不能够相信,只要他不能够提供给你这种可能,也就是如果他言而无信了,你有制裁它的方法。
    
    ②组织渗透:
    组织渗透是共产党惯于使用的另外一个方法。徐先生的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在笔者来说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共产党信誓旦旦地说,隔壁阿二不曾偷,居然在这个世界人们就当作真实来处理。例如所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根本就是完全在北方共产党的控制下,可偏偏要说成是一个南越人的组织。再如今日大陆政府中的台湾代表,今日大陆的国民党等民主党派,内中的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也就是在这种铁腕操控下的广泛渗透,又造就了组织渗透的第二种现象,也就是招降纳叛,利用各种趋利者。对此,徐先生书中说,“越共‘组织渗透’,是广泛利用野心政客,玩弄热血青年,与驱使无知群众,并拿这些人来作为牺牲品,越共自己是永远躲在幕后操纵的。”(219页)
    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今日在台湾几乎在完全重复六十年前的中国大陆,四十年前的越南的情况。且不要说那些如雨后春笋般的各类亲大陆的所谓统派组织所受到的或明或暗共产党的控制,在这种巨大的思想渗透、心理渗透,组织渗透中,就是李敖、龙应台这样的人不也是自觉地不超越共产党设定的界限吗?这种组织渗透,人事渗透在自由社会中潜在的恐怖威胁作用已经无处不在,所以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共产党,这种渗透就必须引起人们的警惕,及时地用有效地对抗揭露它永远是必要的,也是最好的方法。
    
    ③军事渗透
    由于共产党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更加上“枪杆子里面维持政权”,因此军事渗透更是共产党的一个一定会采取的手段。这种渗透在二十世纪初期,苏联共产党,以及它所操纵的共产国际向世界各国采取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存在完全是依仗于这种渗透,越南战争中越南南北方的军事行动是由于内外的军事渗透,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东南亚各国都存在着这种军事渗透的危险和威胁。为此,在台湾有过的很长期的戒严实际上就是因应这种威胁而生的一种不得已的对策。
    今天,由于共产党实力的衰落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渗透可能暂时不会明显出现,但是造成这种可能的武器的暗中流通一直会存在。而所有这种由大陆流入台湾的武器事实上都存在着军事渗透的背景。因为在大陆能够出卖武器的只有政府。为此,昨日的越南战争,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内战给了人们不允许忘记的深刻教训: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军事渗透,乃至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就存在一天。
    仲维光: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


    
    四.读《越战两年记》感想——历史与现实
    
    4.1徐芳栌先生到越南的时候是他军旅生活的最后两年,也是他人生中最成熟的时期,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正是这个原因,徐芳栌先生在处理二十世纪对于学界和政治界都是最困难的难题,共产党问题的时候,他对越南问题的分析和结论竟然如此简单明了、准确,竟然如此驾轻就熟。这其中的原因当然还在于徐先生在前二十年中接触的都是共产党问题,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对抗中共的经验使他观察越战的时候头脑清楚,能立即看清越共的任何言行后面的企图。反过来,这个对于越战越共的经验,徐先生又把他带回了台湾。他的总结能够让台湾社会,台湾政界、军界能够对于共产党,中共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更深的了解。我相信,他在越战的经验同样不会欺骗他以及台湾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二〇一一年我再见徐先生的时候,在他已经多次到过大陆,受过共产党的优厚招待的时候,即便在这样的时候,共产党深层的本质,招待后面,和下面隐藏的东西,我相信徐先生一定能够非常清楚地洞察到。
    与徐先生的人生相比,他的这本书记述的六七到六九年,他在越南的年代正是我刚刚迈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七年我跟着共产党狂热地搞文化大革命,六八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思索,六九年四月我离开北京到吉林插队。那一年,我二十岁,开始了反叛的历程。大约在徐先生重新回到台北的时候,六九年夏天后我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选择,彻底告别这个毁灭了我一生,毁灭了中国几代人的共产党。可那个时候,在《越战两年记》中,徐先生已经显示了对共产党问题的清楚深刻的认识。
    徐先生的这些认识,此后我化了十年的时间,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才在黑暗中看到,并且走出来。再往后,由于走了出来,所以在二十年后我认识了徐芳栌先生。又过二十年,我更深地了解到徐芳栌先生他们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献的,所带来的,所留下的生命的业绩。
    现在读徐先生的书让我痛心、痛苦。这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知道它竟然如此困难。而一旦当我认识之后,又深感传播它竟然如此困难,避免重蹈覆辙竟然如此不可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生利欲的诱惑,苟且姑息养奸?还是因为智力?……
    
    4.2为什么会有“反共”: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应该是共产党集团的失败和被人类的唾弃,冷战的结束。可谁也不曾想到,由于共产党集团整体失败,带来的居然是对于冷战的否定,对于反共的否定。冷战和反共似乎成了一个负面性的词语。这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在上一篇徐先生的《从戎没投笔》一书的读后感中曾经说过,二十世纪的内战和冷战有着它的独特的特性。因为极权主义共产党的产生它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各个国家的这类内战和国际上的冷战,和历史上的战争不一样。历史上的很多内战通过妥协,让利,乃至其它一些偶然因素是可以避免的。可二十世纪的内战、冷战,由于共产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特性,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多元的存在,不可避免。因为只要共产党存在,它就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一定会不加约束地扩张。毛泽东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邓小平的“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集团的嗜权、嗜血,蔑视人类一切价值和规范的特性。而这个嗜权和嗜血的特性又决定了共产党集团是不可能和周围的事务和平共处的。这就决定了不是我们“反共”,而是共产党亡我之心不死,永远不会遵循人类基本的价值和伦理。
    中国的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内战曾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从五十年代开始的越南战争也告诉了我们这点。尽管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后,一百万越南人不喜欢共产党,跟随政府迁往南越,希望安居乐业,可共产党从开始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暗中破坏这一切。
    为什么在政治角力中,共产党的对手总是很容易地处于下风,因为在面对权力和政治利益上,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治群体、一种人比共产党人在面临权力和政治利益的时候更无耻和更无底线。共产党这种无耻和没有底线的残暴的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例如邓小平的名言,“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不怕打原子战死几亿”,他们不仅敢于想到,说到,并且能够丧心病狂地做到。
    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可能,在共产党中存在绝非偶然。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从波尔布特到金正日,只要共产党仍然存在,它就随时可能为世界,为民众再次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不是我们“反共”,而是在共产党存在的时候,人们必须保持警惕,保持自己保护自己的可能!
    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如果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遵循国际社会的秩序规定,尊敬别的人的生活,也就是如果他惧怕破坏人类一般价值,具有伦理界限,那他一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那位领导人就一定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因为如果你仔细研究戈尔巴乔夫,他所做的不过只是这点,而这就是他和邓小平们的最根本的区别。
    
    4.3对抗极权主义的威胁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
    在谈到对抗极权主义的共产党集团时,徐芳栌先生在书中具体总结道:“越南的有识之士,常常回忆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当时吴廷琰总统的想法,以为只要把‘越盟‘军队赶到北方去,越南便可以防卫自己。现在证明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今天越南已经认清:对共产党的斗争,不是一条‘界限’所能隔离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不是各自孤立的。所以,他们在这次‘和谈’中不断呼吁政府、军队、政党领袖以及和谈代表团,应该替国家的命运负责,向全体人民负责。”(162页)
    “对共产党的斗争,不是一条‘界限’所能隔离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不是各自孤立的。”这是一个用千万人生命换来的教训。徐先生说的当然不仅是在越南战争中的任何军事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和政治紧密相连,因为这句话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和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任何经济、文化,乃至体育方面的交流都和共产党的政治目的紧密相连的。在共产党看来政治问题,权力问题是最高的问题。在共产党那里处理任何问题都渗透着政治考虑。为此,人们也就必须看到,无论共产党是兵戎相见,是如一九四五年后的内战那样疯狂扩张,如一九八九年六四那样兽性般地用枪炮坦克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屠杀市民学生,还是笑容可掬,摆出一副宽厚的样子,只要共产党不放弃政治第一,不遵循国际秩序,人类一般的伦理道德,那么与共产党打交道就永远是与虎谋皮,就永远要小心共产党翻脸不认人。因为过去近百年的历史性教训,中外的教训一再告诉了人们这点。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共产党的嗜权,把一切东西都彻底绝对地政治化,就又决定了对抗极权主义的威胁永远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徐先生在书中不止一处,对一个问题的描述总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在整本书的结尾最后再次强调这点,用这点作为他在越南,甚至可以说终生得到的教训。
    全书最后一段说,“当然,越战的这场教训,也留给我们一项研究的课题:对共产党的斗争,基本上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我们未来的战地政务,就是要面临较越南问题更严酷的一场挑战!”(267页)
    
    4.4反对共产党极权主义对个人、国家和人类的残害一定是国际性的。
    对共产党的斗争,一定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还不仅如此,二十世纪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对于共产党斗争的一定是国际性的。因为共产党的威胁一定是国际性的,也因为没有国际性的全面努力,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反对共产党很难取得胜利。徐先生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中也强调了这点。
    徐先生在这本书中说,他亲自看到在越南支援南越的有二十几个国家,差不多是所有的自由国家。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在越南的外国人,会认为越战只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对此,他说,“我以一个外国人在越南看越战,越战乃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是反共的战争,它不是一个国家单独的战争,但又不是一切都可以越俎代庖的战争,胜败的最后关键还是要依靠这个国家自己!”(109-110页)
    这个的经验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内战中共产党取胜的关键是,美国人放弃了对国民党及军队的支持,与此相反,中共不仅始终获得苏共等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美国同情共产党的左派的支持。
    越南战争在徐先生离开越南后的第六年南越彻底陷落的原因也是如此,美国人放弃了南越,南越政府无法对抗拥有苏联和中国支持,并且手段上无所不用的北越的进攻和渗透。而韩战,由于美国的坚持从而使得南韩得以生存和发展到今天。同样今天的台湾也是如此,它是由于美台条约和国民党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得以有今天的。
    同样的例子也存在于国际社会对于共产党集团内部民众反抗专制的斗争中。五三年东德工人起义,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西方都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支持决心,更没有任何行动,为此民众得到的是失败和惨痛的牺牲,及对国际社会的失望。八九年的六四尽管依然没有及时得到国际社会的更为广泛的直接支持,可天安门大屠杀的残暴真正激怒了国际社会,它使得其后国际社会空前未有地团结一致制裁中国政府。这个国际性的行动直接引发造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因为六四后的国际性的正义反应吓倒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高层,使得他们不敢如以往,如五三年、五六年以及八九六四的邓小平那样再下令开枪。
    本来人们以为八九年后,世界上只剩下少数几个共产党国家,国际社会会团结一致关心这些残留的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但是事与愿违,国际社会在八九年后,由于极权主义对于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了威胁,用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已经不折腾西方,所以西方对于这少数的极权主义社会宽容,谋取利益多余过去百年来的任何时候,警惕和对抗也成为百年来最少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索我于枯鱼之肆”,反而分我杯羹。失去国际性支持和团结一致的中国民众,异议人士对抗极权主义的努力从而也就陷于百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
    当然,这个和徐先生在《越战两年记》总结的经验相反的过程,无论是国际范围内,还是台湾对中共的绥靖和美化,笔者相信,最终的结果却一定和越战一样,遭到伤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国家的民众,而且也包括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一般民众。事实上,时下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高失业率已经都显示了这点。而环境问题的世界性影响,难民问题在时下和未来的影响,流向世界各地中国人的道德问题等都将会越来愈严重地危害世界。
    共产党社会维持时间越长,溃烂越深,未来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冲击性的灾难就越大。
    对抗共产党的国际性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带来的“国际性后果”是一对孪生兄弟,是谁也不能够忽视,躲过的问题。
    
    4.5今天台湾得以安全的原因是什么:
    上一代台湾靠的是国军,成千上万的徐芳栌先生这样的志士保卫下得以幸存的,台湾下一代人,也就是时下这一代人得以在共产党虽然军力和财力都大为加强下安全生息,不仅得益于台湾强大的国防,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得益于我们这代大陆人对共产党暴政的反抗。
    一九八九年后巨大的反对声浪,一九九九年后巨大的离心运动使得嗜血、嗜权,可以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必须看到内部的不稳定,内部的威胁,从而再也不敢如二十年前那样窥视并且赤裸裸地威胁台湾。
    台湾的安全是在大陆民众的“反共”的前提下的安全。威胁台湾安全的不是外省人,也不是“中国”,而是共产党,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时下台湾的安全更不是共产党本性已经变的善良了,亦或台湾某些人取媚共产党的结果!这就如徐先生在书中所说:
    “……越南政府是坚决反对所谓‘中立’的。现任阮文绍总统更是说得一阵见血:‘现在的缅甸、印度能够得到和平,不是因为他们采取‘中立’,而是因为我们越南在反抗共党侵略,才使得世界其他部分能够暂时的保持和平。”(150页)
    当然,尽管在价值问题上,在处理事务的伦理道德问题上,共产党永远处于一般社会的对立面,但是对抗共产党的扩张和奴役的方法却不只是对抗和战争,谈判、交往也是一个必须采用并且更为经常要面对的方法。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交往、谈判,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是更为经常的事情,这尤其是在八九年后,共产党已经无力扩张的时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记住徐先生在书中介绍的经验。他说:
    “当然,与共产党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要以实力做基础,以战场上的优势为后盾,尤其是要保持自己这一方面的团结和坚定立场,要使共产党无机可趁,在战场上讨不到任何便宜,在会议桌上也讨不到任何便宜,它才会乖乖地就范的。”(160页)
    
    五.结语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一九八九年之后,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因为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而画上句号,相反对于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欧洲越来越广泛。
    在欧洲,如果作一个统计,从大学学生的硕士论文题目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事实上现在才真正开始展开。很多研究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的经典文献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英国,在德国都有专门的研究极权主义的机构和杂志。每年都有很多新的专著出版。
    欧美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由于香港的回归,由于台湾再次从新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有了直接的接触和往来,对中国人来说更成为必须重视研究的问题。为此,现在徐芳栌先生这本《越战两年记》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
    在众多的研究共产党问题的西文和中文文献中,我以为,《越战两年记》与阿伦特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共产党——极权主义集团的揭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由于徐芳栌先生有着终生和共产党的直接斗争经验,从来不曾进入过左派思想体系,以及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他的看法比阿伦特还更加一针见血和明确。所以这本书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们的父兄用血泪实践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性的书籍。
    
    2013-08-03 德国•埃森
    
    徐芳栌:《越战两年记》;台湾,台北•读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4月出版
    
    作者简介:
    仲维光,一九四九年生,山东黄县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硕士,近年来被多个大陆网页媒体推荐为大陆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思想经历:一九六九年,仲维光开始自学哲学,不久就把颠覆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知识界,彻底揭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给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带来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灾难问题作为己任。八十年代大陆开放后,八八年到德国继续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政治问题,并为此从哲学、历史、文化三个方面全面考察了极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现在他是华人学者中对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拥有并且掌握最多文献的学者,并希望未来能够利用自己搜集的近千种文献与所作的研究在华人地区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机构。
    出版:著述、翻译作品包括《爱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论思想研究》,《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语录》,《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当代极权主义与知识精英》;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专门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界的问题”,“极权主义和自由文化问题”,“极权主义还是权威主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五四以来思想问题系列”,《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启蒙究竟是什么》等近百万字。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8/16/n3942020.ht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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