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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断改革派后路迫使他们背水一战
请看博讯热点:政治体制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16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永苗
    
    

    
    (参与2013年8月15日讯)
    
    
    首先需回答“怎么办”
    
     回答“怎么办”是改革已死之后所有政治方案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维权与民国当归就是比较理性的,不以算命和巫术求雨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要有实质性的微小收益,或者明显的现实可能性和行动,来抚慰“怎么办”的焦虑,而改革派与公知的担保:听我们的错不了一定行,只会火上浇油。成为反面人物。
    
     马克思说了,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问题。把政治问题以及生存问题,转化为认识问题的,是一门做导师的骗局。当民众不参加政治的时候,任何启蒙都没用,当民众被迫参加的时候 ,也与启蒙无关。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需要的是行动如何凝聚,而不是对已经清楚的人心进行启蒙。
    
     为什么网友总是迫使公知站在革命立场,把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这是一种行动渴望与“怎么办”作为主导意识的格局。当你有“怎么办”的焦虑时,一定发现改革已死多年,只有革命能推动。可是你沉湎于批判你家党妈,一定陷入义和团求雨般求政改的巫术念咒,或者陷入对党妈“我们要”,对民众担保“我们能”。
    
     在今天这样一个底层及其为底层代言的知识分子崛起,把公知和改革派地位拉平的时代里,改革被精英垄断的地位,已经成为笑料。可以比较可靠的,就是行动与关于行动的理论“怎么办”,这不会倒,而且冉冉升起。“怎么办”内在依附于行动,作为一种放大镜,在参与舆论思潮领域,帮助行动做广告。著名民运人士李海在推特上说,在实践中,改良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苍白的煞有其事和毫无意义。它们都只是实际活动的因素并且统一在实际活动中。
    
     正当性和政治情势,如推翻专制的条件成熟,是政治力量的运作的结果,并不是通过讨论和启蒙形成的,当你有了力量或者形势有利于你时,舆论和启蒙才有大用。人心并不是战场。 如不是专制和网络制造了政府的大规模敌人,依靠主义与舆论,蛋用。
    
      已经无需启蒙指出该持何种立场,需要指出的是该如何做。该如何做,就自动事先预定强化了其立场。
    
     对于一个魔鬼,不是通过指出他是一个魔鬼,并且启蒙告诉别人能解决的,因为魔鬼能抓住每一个人的心魔:恐惧与利益。多想一想“怎么办”,怎么干掉魔鬼,从这个出发来认识。不老说“我们要怎么样”,专制又不是你父母,多想一想“我们能怎么办,该怎么办”。断奶吧,都老爷们了。
    
     你批判专制无能,并不能让民众就相信你就有这种能耐,如果民众相信,那么一定是被你欺骗了成了公知,不再是民众。只有自己的欲望被激励,有心魔的人,如加入体制的知识分子,才是容易上当的。就像被传销和高利贷骗上当的人一样,心中有贪婪。民众需要的是真金白银,需要的是利益,只有可期待对的,才行
    
     对专制的道德批判是“彼可取而代之”,暗示与担保:被革命者曾能现在不能让我来也能,这是对被革命者权柄的强化,然后继承之。道德批判,并不一定导致民主,也很容易导致专制,这是一种高度或然性。所以需要“党建”或自我批判,把“怎么办”或者目标如何直接在场的“合目的性审查”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断改革派后路
    
     必须把历史方向的道义资源,放在革命身上,作为历史的火车头,这样才有道义,军事,经济的三国鼎立与博弈。如果道义资源再归改革派,民间就没有参与谈判的筹码。革命派就是这时代预言的先知,赤手空拳身无分文,要成为主角之一。
    
     当今职位最高的改革派温,只能仰望星空搞求雨的巫术活动,政改需要毛邓的复活才有可能,凌驾于体制打破体制的人,已经远离,无物之阵内的最高人物,还是对政改只能像求雨一样,做个巫师。巫师是假先知,传递泥潭里的虚假希望。而革命派是耶利米那样残酷的真先知,传递绝望割裂,新生的可能性。
    
     撇开徐志永笑蜀的做事,就讨论其中间温和立场对处在中间位置的精英的号召力,支配他们的是恐惧与利益,他们是假装没睡醒的,是启蒙不动的。我认为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以及很多革命派,大喊“狼来了”,传播绝望,就能迫使中间者大规模起来捍卫希望,继而一波又一波绝望,绝望越多,捍卫希望人数越多。
    
     与其请将,不如激将。即使从改革角度考虑,民间呐喊革命的推动力,也要比呐喊改良大多了。改革派所需要的改革希望和中间派的参与,也是革命派从最内围的“敌对”刺激起来的,就像一个进入河蚌的硬物,会刺激河蚌分泌成珍珠。只有我们断了改革派后路,他们才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作诗的功夫诗外求。
    
    争议与冲突必然是在犬牙交错的改良与革命派之间爆发,没顽固派什么事。晚清就是如此。改良派老把顽固派拉进来,是不是一种精神病呢。在改良与革命冲突中,顽固派进一步出局,可是改良派就喜欢与顽固派搞基,老带进来捣乱拉后腿。
    
    被反对,其实是一种抬高,改革派遭到五毛的反对,在这种反对中,强化了固定改革派的“救世主”使命,而专制逐渐出局。思潮如果说有塑造未来秩序的力量,那么思潮辩论会造成现有统治格局虚无淡去,改革派否定将来的暴力革命,警惕的是将来的专制陷阱:同样预设现有的统治格局,必定死去。
    
      敌我之分的磁场或者战场,具有总体性,来决断中间方的立场,经常有人谴责中间派作为帮凶。改革立场一些泡沫。 政治立场冲突,中间社会,常识或者知识无法溶解之与仲裁之。用知识或者良知来衡量我们和权贵官僚之间关系,好像是同一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可以辩论交流,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幻像。先辨析好政治立场,就好办了,不要用改革来否认官民矛盾之敌我之分。
    
    当然必须考虑,民间立场的激进化,会不会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那就是要用法律来严守民间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可以指明的是,除非有长时间的例外状态,例如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否则法律底线都不容易突破。即使被突破了,也很容易回来。 
    
    就像市场买菜,应该使劲说菜不好,这样才能最大获利。改革派的立场,看起来很对,其实是不利于民间的。对小进步的赞美和肯定,实际上对弱者有着巨大的伤害。民间立场的激进化,不会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因为用宪法法律来严守民间手段的合目的性。这就是宪法之下的维权。
    
    
    中间阶层仅仅是维稳力量
    
    
     夹在中间的精英,最为奇怪,一方面反比他有权威的精英,一方面又反民众。这应该是加入上面不得,又害怕自己沦落到底层。不上不下的局面,可以说成罗伯斯皮尔式的,以加入的方式瓦解了贵族,同时阻挡别人也加入。
    
     一个体制内或者从体制获得巨大好处的人,他们内心支持不支持宪政毫无关系,只要他的口袋的钱与枪要支持就行,我们不和他们谈恋爱,不要他们的心,只要他们的身子。难道我们孤独,边缘,没有主体性,没有自信到了,多一个人放屁,阵势就强大一些的地步了吗?
    
    正如官方只需要他们同床,同床异梦也无所谓,异梦不越轨则无所谓,允许精神出轨,不允许肉体出轨。觉得内心独立,向宪政目标靠拢的体制开明派,是没有民间主体性的。
    
    曾成杰的被杀,这种兔死狐悲的伤感,不会驱使中间社会的站出来,因为那一些毕竟是偶然的意外,并不是必然的宿命,就像贪官落马,也是运气不好。只有专制的不断杀鸡取蛋,才能把他们抛到我们一边,可是被迫害了,与我们一样穷与贱,还是个中间社会吗。
    
     中间社会从来是稳定的力量,在专制的时候搭便车,稳定维稳。在民主的时候还是搭便车,稳定维稳。从来都是马后炮。所以中间社会是不会站出来的,一站出来,还是软性维稳谈改良的公知,站与不站,一个鸟样,他们并不是不明白,也不是不想宪政,受约束于恐惧与分赃的利益,所以对他们呐喊没用。
    
     可以说,中产阶级所需要的稳定与政府的,具有同构性。这一些争论背后都藏着心理动机:我要比你强,比你更安全。所以本地人或者城市市民极端自私,决不是决定将来的力量,因为其自私,可以稳定社会的力量。把中产阶级作为稳定性力量,而替换成决定性力量,是一种白痴。中产阶级是未来的稳定力量,那么也就是当下的稳定力量。意味着稳定中出自由。
    
     体制于中产阶级身上,离心力与向心力并存,且基于对动乱的恐惧和秩序的惯性,不见棺材不掉泪,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等他们离心,新大局已定。所以中产阶级在转型中肯定是拖后退的力量。中产阶级话语应改给与抛弃。我建议将来不碰他们,给点减轻负担,如免去房贷,就行了。 中产阶级在任何时代,在专制和民主时代,都是维稳的力量。所以不是去统战他们,而是不剥夺他们,才是合适的。
    
     我认为,当下中产阶级要的不是政改,而是能够有人或者有消息有事件给他们安慰:会有政改的。只要有希望,就消停了。所以他们会把官方和媒体的一丝丝变化,放大为很大可能性,就用来谴责更底层的人别激进。
    
     并不是离开了现在这一些民营企业,将来一定就没有了市场经济根基,大错特错,只要限制公权,就立马像雨后春笋那样纷纷冒出来,不要觉得没有现在这一些带病毒的二奶,将来就没了老婆,非得把这一些二奶改造为贤妻良母。
    
     二奶不比别人老婆,别人老婆权属清晰,无想入非非余地,除非你要革命颠覆了这关系秩序。二奶出身我们民众中间,但是权属暧昧,我们一看二奶一词或者人,心理就有快感,好像与我们也能有“关系”。侯门深深深如海,和我们无关。
    
     民营企业家会死在专制手里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被社会动荡所摧毁,还有一部分在移民海外。绝大部分被经济危机灭绝。能出现在民主阵营的,绝对不会以民营企业家这个身份出现。腾讯微博“独孤锐”说,中产阶级中也有一些自由人,这些自由人以个人的身份“投靠”过来,应该是双重身份,台面上是二奶,暗地里,是自由人。
    
     民营企业家而只有专制垮台之后,才会倒戈。总之,根本是专制的二奶,与垮台之前的民主化不会发生性关系的。 不是帮凶的,也未必是朋友。并不是你想团结别人,别人就会和你团结的。并不是你爱上官员的二奶,二奶就会把你当作男人。
    
     不要说批判否定中产阶级,就是折腾摧毁中产阶级,她们也不敢反对你。因为他们根本不构成政治力量。没有必要团结统战中产阶级,只要不剥夺他们就行了。
    
    
    靠不住的寄生性
    
    
     八千万党员和现有强大的政治暴力,并不构成强大的历史力量,而是造成自己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上越发成为民族历史进程的反面,越强大,负面反作用越大,越成为“新太平天国运动”,新汪伪政权或者黄饿或者美国走狗政权。这一些看起来的合法性继承,还有巨大人数巨大政治暴力,回距离自己的清算和报应越近,政治原罪越大。故我们认为改革派想依赖这种负面历史进程,实在是饮鸩止渴。有着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激烈冲突,因此合法性日渐式微。这种合法性路径依赖,是一个逐渐失去合法性的过程,并不成为世界历史法庭审判员和世界历史精神担纲者的过程。
    
     改革三十年暧昧特权产生四五一代话语霸权,应该退出舆论市场或者萎缩在边缘角落处在为自己辩护才得以苟存的地位。其政治方案,看起来靠拢普世价值,其实还是伪装成普世的特殊性,特殊群体的道德价值,完全受制于体制边缘的特殊地位这一特殊性。
    
      知识界找个称职的知识精英,比找个同样称职的听众,概率小多了。都在政治之外,毫无政治经验,都是文学青年,充满文学气息。韦伯也没有把德意志民族学着训练成,所以并不是教育教育出什么,而且韦伯也说是在议会中学会政治成熟。在政治中而不是在教育启蒙中完成政治成熟。我们所遭遇政治处境的难题,要比德国韦伯们难多了,永远被排斥在政治之外,被压抑在社会的最边缘,公共领域难以形成,政治压迫进入主宰了知识人的灵魂,有了心灵的奴役,靠神秘主义和想象来当做中国问题解决方案。
    
     当你没有力量,别人的错误并不是你的机会,仅仅是别人的错误而已。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呢。没有民间主体性,没有如何战胜的政治思考,只有寻找同伴,让吾道不孤,以安慰自己寂寞的心灵。这样的民运,猴年马月才能到头。
    
     没有传媒集团的保护,媒体人个体的改革价值没有存在的空间。以南方报业集团为例,正是保护,才让媒体人个体觉得自己有价值观。皮之不存,毛如何附焉。微薄等新媒体的存在似乎提供了维系的空间,可是新媒体一样是传媒集团。不占那个位置,啥也不是,站了那个位置,不要以为那个位置是你家的,不过是临时的坐稳的奴才而已,不是人家的奴才,就坐不稳。
    
     他们写出来的文章,这仅仅是对同类人的心理安慰,即使对一些官员有心理上的杀伤力,可是专制统治对心理伤害,有特殊的免疫能力,当然最近一些年来,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出于当心文本的感染力,而带来超出他们控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钦点'和对立出来的作用,这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文本本身仅有非政治的意义。
    
     体制内文章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专制者及其帮凶的钦点,也就是说,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言说。取决于被界定,偶然性的,其文本本身几乎没有政治意义,除了给同类者提供心理上的安慰和扶持之外,也就是非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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