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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从台湾公民运动找到“兼职革命”之路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0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永苗
    
    
     (参与2013年8月4日讯)昨天晚上台湾二十五万人在台北凯道聚集,集会声援被军方关禁闭致死的洪仲丘家属,找马英九政府要真相。大陆这一边以此为倒影,看到将来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命运,尤其事关我们将来的街头民主运动的品质与命运。长期以来,我们遭受到革命中一种原罪的诅咒,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魔,一参与群众运动就带来革命的血腥与混乱,或者必然带来毛泽东式的独裁,而在台湾我们看到我们即将美好的那一面。
    
     民进党执委洪智坤在新浪微博说,“”总统府就在25万人的300公尺距离,没有人担心游行就会动乱,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人民可以在领导者的鼻子一吋前,指名批判。
    
     新浪微博“twccl”说,台北凯道今夜的行动, 应该会列入纪录,不是人数,而是没有一个知名人物或团体发起,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公民行动,如此的公民行动不再附属于政党或政治势力,开始独立前进。
    
     新浪微博“ThomasChen”说,台湾的这次万人公民行动,台面上是没有政党的运作,而主要是由公民团体透过网络号召而来的,诉求的主题以及马政府的处理不让人民满意是主要诱因,而网络的动员也是成功O2O的一次实例。
    
    据报道,“公民1985行动联盟”号召民众上街,他们不愿曝光自己,把自己搞得好重要,颠倒主次,因为担心「消费洪仲丘成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老师、律师、设计师、咖啡店老板、服饰店员,目前成员60几人、平均年龄30岁。 这与圣经中教诲一样,每一个信徒信守自己在世俗中的身份,同时参加教会生活,没必要让就教会生活摧毁世俗身份。
    
    不要把在面对专制与不公正时,受害与抵抗用来塑造一种共性的身份,来满足身份承认的危机与渴望,证明自己是特选民,毕竟这是从与人的关系出发建立的,而不是从神人关系出发建立的。
    
    杜塞尔多夫大学政治通讯学教授克勒维斯(Joachim Klewes)对埃及革命评价说,有一个公民阶层和许多学生利用这些媒体,并且试图从国外施加影响,但是,最终是老百姓的切身愿望让他们走上街头,不管有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示威活动都会发生。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专门塑造出革命家的职业,而是革命成为一种兼职活动。塑造出大量的革命家,就意味着将来需要以人民的血肉,养着这一些“藏獒”。
    
    文革不文革与民众无关,不要把民众当替罪羊,也就不会把民众当做救世主。民众在社会极权主义中起作用很小,任何时代民众都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人心恒固。即使被动员起来,第二天厌倦了政治。都是因为恐惧感,枪支或口粮需要,民众才被迫参与其中,将来还是如此,故谴责民众没用。
    
    大陆沦陷区支持改革反对革命立场的人,往往刻舟求剑,把革命局限在毛式与国共内战总体战争的旧范式内,是一种狗听铃铛摇就进食的动物反应。去领袖去组织化,去总体化是埃及革命可以证明的。台湾公民运动发起人,说他们是谁不重要,不要消费仲丘的苦难。如今的革命,都会是去毛化的革命,如果用毛来象征有领袖和组织化的革命的话。
    
     新浪微博“台湾蓝香蕉”说,台湾有望进入"民主2.0",不再需要依靠政党发动公民议题,逼迫两大法西斯体质的刚性政党往柔性政党转型。
    
     革命大潮新趋势是去组织化,去领袖化,可是我们几十年的抗争都是,用眼泪感动人,悲剧流血煽情,都是在争取同情分,得分者自我为义,被自己和拥戴者塑造道义英雄 除了塑造领袖与预备役,其他的都没有沉淀下来,随风湮灭。新浪微博“涂全鑫二世”说,对于弱者,一个更弱者或许能给他以同病相怜的身份认同,让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但对于他的绝境却没有丝毫的改善。大家在这一片情绪的渲染中继续受难,又有何意义呢。针对陈光诚的事情,我写了《维权运动光有道义英雄远远不够》。这是一种悖反的吊诡 。
    
     别忘了这一些都是对民众苦难的消费。革命也是对旧秩序之下和当下还在产生的苦难的消费,没有苦难就没有革命。邓小平之所以可以推动改革,很大程度是因为改革是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消费。一个维权律师,可以利用当事人案件炒作自己,但首先必须保障的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对当事人苦难的“消费”。只有遗忘了苦难,才会去革命者或者抵抗者自我为义,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国共掌权都是对民国内战的原因之一,极权主义的原因之一。
    
    中共诞生至今,给中国和民众带来的政治灾难,是通过改良无法冲涮掉的。对苦难的消费,不应该是仅仅制造出道义英雄,而让民众再次效忠于政党政治。
    
    我宁可推崇一种,让抵抗者和革命者自己的肉身不在场,而仅仅宪政律法在场的模式。就像辛亥革命成功,黄兴等人“功成不必有我,成功一定有我”。美国独立战争与辛亥革命,都没有强化革命者这一点特定身份,都是兼职革命。也就是必须超越过去组建反对党的领袖和组织化路径,不去崇拜组织动员的效率。
    
     无边无尽的群众运动,以布朗运动的方式带动民主化转型。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以人民的力量迫使政府有所回归正义真相,它超越了政党政治,超越政党政治对政治的垄断。二战之后,政党对政治的垄断地位被群众运动所取代,群众运动成为政治的中心,发源地。所以果粉与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转型反对党路径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组织化路径的人该醒了。二十世纪就已经比较明显,政党在政治上,已经被社会运动所取代,所以现在秉持组建反对党模式的,是一种可疑的刻舟求剑。
    
     记者雅尼克在法广发表文章《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性》,他说,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他还说,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二战之后政党已经无能于政治,反对党不能动员民众,阿伦特等早就指出。我在《苏东的后改革转型》与《维权运动的国内外氛围》等多文指出,团结工会与民进党俱是专制瓦解之后,非之前组建的。转型由社会运动完成。没有反对党带动转型一说,反对党在转型接近成功之后,才能形成。
    
     共党孽龙完蛋了,我们还是无法出师。在中共洞尽所有人类已知抵抗手段的前提之下,没有抵抗手段的创新,有新的屠龙术,而迷恋于组织化维权之说,不外乎撞鬼墙不死心,浪费时间。
    
     二十世纪初民国奠基伊始国基未稳,梁启超等提出政党政治,以宪政的“绝地武士”来稳固国基,实在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绝地武士僭越成国家党,国共两党的独裁是梁启超种下的。施密特说,国内政党对立各方一起削弱国家,政党等于政治等于国家就能成立。这不就是国共两党一起互相抬轿子,于是民国成党国。
    
     国共两党是相继不远出生的难兄难弟,一起互相抬轿子。把北洋的民国弄成党国的局面后,然后互相撕咬,夺权上台。就像今天有野心的左派,会和右派说,我们先联合干掉台上的,然后再争。
    
     通过政党等于政治等于国家,施密特说,国内政治对立面激化结果就是削弱了共同对外一致性。这不是共党在抗日战争干家贼的脏活么。施密特说如果国内各政党之间的冲突成为唯一的政治对立,也就是说,国内的而非外国的敌我之分对爆发武装冲突起决定作用。国共内战敌我局面要抹掉,必须通过抛弃国共两党才行。超越政党政治,民进党还可以回忆回忆当年维权。国民党只能想北伐了,童年就被严重污染的党。
    
     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革命是保守的,而叛乱的激进的,因为仅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加入和取而代之,不管任何一种秩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革命就是回归,英国革命是为了复归,美国也是,法国革命原初也是,俄国原初也是在回归公社。革命是为了本来有的或应该有的。民国当归是革命。我持保守主义革命立场。
    
    我希望大陆专制瓦解之后,会是一个新的北洋时期。改革已死,国共都坏,民国当归,越发靠近辛亥革命与民元奠基。北洋很多不错,大陆专制瓦解后再来一次北洋。
    
    就像民国北洋时代,如民主化转型要动荡,能有这样一种模式就太好了:权力动荡而社会稳定。金銮殿发生战斗,我们还能去与士兵拍照留念。宝座上的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帝力于我何有哉公民社会照样舞照跳马照跑,政治家和政客去你死我活,老百姓就像看客,就像罗马的角斗场,让政治家去决斗,而老百姓当高高在上的看客。
    
    民主制度实行政务员与公务员分离制度,政客随选举变化,公务员不动,而且国民财富不再由政府总体把握,藏富于民,人人拥有生活资料,所以民主化只会造成权力动荡社会稳定。国家注定是要有一部分动荡,就像一个人要健康就要运动,不死道友就死贫道,还是让权力去动荡,保持社会稳定,最后权力有序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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