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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文求索——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断想/周天黎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7日 来稿)
    
我的人文求索——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断想/周天黎

    作者:周天黎
    

     封建王政和帝制是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形态。自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一直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着统治的理论基础。但从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影响深远的名著问世后,数千年来中国文人学士旧史家们对封建王朝及权势贵胄文治武功那种拜倒式的歌颂,那种精致的皇权、皇奴文化,已在尘世的盛衰兴亡中日趋尴尬和滑稽。我认同这样的看法: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急需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能扛起中华文化复兴大旗的,决不是谋求官爵、名利、地位,探索官场术、搞学术小圈子、精明于利害权衡玩小聪明者、把油滑当智慧没有独立见解的那些人。生命的沧桑为思想的巨木刻下许多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年轮,我的知识结构告诉我,天地的幽玄,命运的道数,又岂能够从按图索骥中寻得。绘画史上,“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的徐渭、八大、石涛和扬州八怪等,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高洁的情操与混浊的现实生活矛盾中,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对贫民百姓善良的同情心,把对现实世界深切体验的情思,或着于诗文,或表诸书画,抒不平之气,浇胸中块垒。并对传统画技提出“十分学七要抛三”、“变法创法,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惊画坛。在许多人的思维脑能已经习惯性萎蔫之际,这群昏黑年代的文化骑士,以秉承个性独舒己见的强悍精神张力,逆动时俗,独辟蹊径,破茧化蝶,捣毁鹦鹉学舌语义的板结,大胆冲破明清保守僵化、遵旧复古的文化思想之笼囿,恪守艰难时刻的人类良知,以先进的人文理念和挥洒自如的笔锋,表达特立高标的心志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与向往,并在审美批判、视觉冲击和表达形式等方面形成强烈的精神震撼。“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中流砥柱,一派风气,引领时代的艺术审美。我认为,选择艺术就是选择真诚,选择艺术就是选择了独立,选择艺术就是选择探索战胜邪恶的真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用真诚的灵魂去发现真善美,艺术家应该走在人类觉醒道路的最前端。当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家何以立身?何以问艺?何以经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探索真理、追求正义,支持开明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是我执着的审美主见。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饶的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土壤,任何逃避思考与失语中国的问题、任何没有知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中国艺术家,都不能称之为卓越的中国艺术家。籀世间态势,虽常如溷池,我认为艺术家岑寂之下仍要如《宋书》中王微的一句话:“作一段意气鄙薄人世。”以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与之颉颃,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延续思维。我主张当代的中国艺术家要面向社会,面对苍生,“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要时时触摸时代的脉动,为天道,为气运,骨气洞达、思飘天外,努力拓宽对艺术语言的理解方式,更不应该醉心于肉体生命的生存逻辑,成为精神上的侏儒。
    
     1804年2月28日,德国小镇哥尼斯堡所有的教堂丧钟齐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故乡下葬,一块简朴的墓碑上,镌刻着音乐家贝多芬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摘录的句子:“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在我的观念里,象征性与超现实浪漫情境的艺术创作可以超越世俗政治,但艺术家不可以埋没起码的良心。有道义担当的不一定是大家大师,但大家大师如果没有道义担当,岂不是太可笑?太忽悠了?!当然,作为一个个体,不必人人像鲁迅一样,“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惊惊焉劲烈如秋霜,”(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精湛淹博、摧陷廓清,敢于解剖民族的灵魂,也敢于拷打自己的灵魂,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肉搏。欲、智、诈、正、邪、利、术、勤、竞、生、死、毅,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与成长环境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艺术家完全有自己选择生存、生活方式的自由。然而,在有各种压力的现实生活中的审时度势、人情练达、谋生世道,种种歧引、无奈、妥协、调侃、幽默、矫情、蜕变、躲避、交易、迎合及明哲保身、相煎内讧、刍狗一般、如丧考妣,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鬼迷心窍地与无耻沆瀣一气,不能与狼共舞,不能与魔鬼同眠。如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人类的灵魂是宇宙意识的延伸,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一切艺术的本质意义在于寻求宇宙和人生的意义。特别自提出了“人人在认识真理面前的平等”的哲学观念,普世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人文精神本身就是艺术领域张力的重要部分,是专业边界以内的归属,是艺术价值之所在,甚至是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的艺术之魂。怀有任何独特生命状态和精神底蕴的艺术家,包括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式的追求,包括所有高度个性化的艺术思想、艺术实践、艺术风格、艺术技巧、艺术创新、艺术批评、艺术研究、艺术遗世意义的宏观和微观的思想维度与价值,都可以放到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加以衡量。失去这些,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将失去成长的精神胚胎,其人生与艺术的意义在基本维度上会变得无足轻重。尽管拒绝思想的伪创作已成为很多艺术家的通病,不过攀登艺术高峰之路舍此之外,没有任何陈仓可以暗度。而且,在世界艺术长廊之中,包括对心灵视界与超脱生死的彼岸的认知过程,几乎没有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具有惊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哲学推导能力,并勇敢表达对时代、对生活的思考和情感。否则,形而上的精神大厦只能是空中楼阁。真正的心在艺术之大者,都是背离惯性旧道而毅行者,还敢于以个体与时髦风潮大流对垒。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的中国艺术家才有可能超越汉儒文化里那些自古迄今排拆个体本性的、支配与禁锢性的心理重压,倾泻疏泄之意,甚至成为心灵的拓荒者。其艺术经验必须与对现代社会和生存体悟相结合,扩大他的精神释放的自由程度,从而体现出自己独特的高端层次上的人类艺术意义及人类政治意义。也因为,非此才能诠释不朽的精神品格而标识着时代精神;非此才能为时代赢得文化尊严、历史信心和学术良知;非此才能不断地拓展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谱系范围。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严肃地指出:“在不存在和这种浑身充满快感的存在之间,是没有中立的。如果我们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样的程度。”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寒来暑往,日月盈昃,伫望远方,唯浩浩荡荡的理想至死不灭。有时,时代可以将历史碾得粉碎,但无法将历史磨灭。在人类历史集体记忆的簸荡深渊里,不管历经怎样的沧桑与悲凉的世事变迁、荒谬时代的民族苦难、人性扭曲变异的残酷与辛酸,以及被一再涂抹、改造、禁忌、歪曲与不堪。然而,某些段章,某些关键仍会以对政治形态透视、人性形态透视、文化形态透视的聚焦形式,穿越岁月的幽暗险峻,天崩地坼中也能凸显出永恒的光耀壮丽。也许是一种机缘,也许是历史瞬间的曝光!当看到这张集体屠杀巴黎公社社员的珍贵历史照片之际,使一向主张和平与非暴力、对资本和财富作改良性批判、对贫穷和不公施以温和同情的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痛心疾首,心灵震栗,激荡着生命的悲壮和感悟,盛夏里流出喜马拉雅山化冻的泪滴,只为这道天长地久的死讯!它又仿佛是一道从精神时空秩序中发出的律律之令,点燃起我思想感情的烈焰,去击退一切虚无主义的魅惑,萌生了欲破万里风雪也要去巴黎拜祭这堵血墙的念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似近犹远,似远犹近,都离不开以人性、神性和自由、非暴力、平等、慈爱为基础的价值观体系。对一个常常宏观思考人类命运、思考人类终极问题的中国画家来说,“普世”并不等于“西化”。而是庄子的格,屈子的情等传统民族性思维模式以外的另一种人类生死情操、另一种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探寻;对我这样一个内心深处燃烧着酒神般的玄幻彩梦,力图超越观念话语的限制,突破中西文化藩篱,结合西方表现形式且认知中西哲学思维,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当代精神和灵魂危机,喜欢用视觉的形式语言表达自身思考的画者思者来说,这份来自历史巨大错动中的更深层次命运力量的精神场景,与情感的体验,脑力的震荡,思想的历险,又是何等的弥足珍贵。为此,我甚至无惧被地狱之风划破自己的身体。或许,这是我生于这个世界的宿命!
    
     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凌晨,被俘捕的147名巴黎公社社员,这群为了理想和自由而面对死亡一刻的平民与知识分子及浪漫的诗人、艺术家们,没有胆寒箸落,不见惊惶恐惧,显得那么的从容勇毅、平静坦然,镇定的眼神里,甚至闪烁着对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显示出为了人类解放事业锋发蹈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最终,权贵资产阶级的阿道夫•梯也尔国防政府,下令将他们分批全部枪杀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角(据巴黎公社遗属所言,被枪杀的远不止此人数),尸体全被埋入墙边的一个深坑。顿时,众志光横泠石血,宁神剑剖天空心。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一派大气吞吐,长空欲坠!法国诗人,巴黎公社委员,在保卫巴黎公社巷战中失去右手的欧仁•鲍狄埃,在得知最后147名公社战友英雄就义的消息后,彻夜难眠。语言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心口流干了血,躲藏在郊区小巷一所老房子的阁楼里养伤的诗人,用炽热的审美激情之火,以刑天舞干戚之志,将心灵苦难熔铸成自由的史诗和生命的哲理。他怀着满腔热血和难以抑止的悲愤,迎着初露的晨光,用另一只也负伤的左手,含泪啜泣中字字千钧地创作出了震撼寰宇的宏伟诗篇——《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首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的史诗式之歌,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已经很遥远,但那依然熟悉的旋律,当年展现的是亿万个劳苦大众灵魂猛然觉醒的奇丽:人民啊!高贵的名字,你是大地的子民!人民啊,你终于欢欣地起立,将成为大地的主人!人民啊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根本创造者。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正义和真理!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文序言中记述:“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一堵墙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从此,该地被公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圣地,永远激励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据估计,巴黎公社运动短短的72天,仅巴黎公社起义军民方面,数万公社战士在作战中牺牲,2万多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5万多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是法国乃至欧洲所有国家内部最血腥的一次暴力斗争。战乱兵燹的史实,是强悍的自以为可以掌控局势的阿道夫•梯也尔政府,一次次拒绝和平谈判,并从外国侵略者处获得兵力和武器资源,以13万装备精良的优势军力,对只有2万多正规义军的巴黎公社实施血腥剿灭。暴力镇压引发的誓死不屈的暴力反抗,是惨绝人寰的山呼海啸般地疯狂捉对虐杀,巴黎城内,几乎每一条小巷,妇女儿童都自觉挺身参与了顽强抵抗,绝角困斗。死亡的烈度惊天地泣鬼神,鲜血染浓了塞纳河,起义者与镇压者都付出了具大的生命和政治上的代价。人与人的戗害诛戮中,一些人留下遗言,必须用更残忍的流血手段为死者复仇。
    
     历史不是书斋里的涵泳梦谈,历史血肉丰实,历史非常辛辣峻泠。苦难的法兰西民族啊,戈矛年代的身体残暴,绝世的悲情面前,一味的仇恨历史观又会把你带向何方?赢得和平改良比赢得暴力革命更高尚,更伟大。一个国度的人民难道还要在忌恨、厌恶、诅咒的“观念残暴”中,再来一次恐怖和黑暗的相互杀戮吗?从动物上升到人是艰难的,而从人降到动物却是迅速的,作政治斗士易,为圣徒殉道者难。权力的争夺、主义的坚守,真理的追求,道路的选择,十字路口前,考验着法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
    

     银汉低垂、寒凝大地,任外界寒风萧瑟,须养活一团春意。昭昭然为天下之明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国思想界一代宗师”的伏尔泰与他同道们,手中的一支笔,“轻入和风,猛如雷电。” “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 “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把人的尊严赋于黎民百姓。” “要制止人类再流血。”(雨果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明确指出:“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 “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一切行为的道德性。”(抛开后来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各种主义各取所需的异化和误读,以及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它与马克思“凡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我都觉得亲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论述异曲同工。另一位欧洲哲学家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尔非特的演说》中,明确表述了他和马克思相同的观点:“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他们捍卫天赋人权、公民自由、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支持社会良性改革、主张开明的民主制度、强调自由与平等的政治理念;毕竟被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汤汤泱泱,渐成大泽。强权可以摧毁花朵,但不能阻挡春天,公义的爱被高高举起。
    
     人类来自远古的荒凉,来自迷濛的创世纪。善良的人性是漫长暗夜里永不熄灭的篝火。充满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的高雅文化,是动物类的人脱离兽性从形而下走向高端文明美感模式的成果。反之,一个培育仇恨的政权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爱,更不会有社会的安定,有的只是仇恨,有的只是暴力,它像一只邪恶嗜血的饿鬼,渴求把最好的人的血都吸光,不断制造出痛苦,龌龊和悲剧。世人反对暴力,也无法宽容罪恶,这样的统治者是逆历史发展的,是不得民心的,是不可能长久维系下去的。退一步说,谎言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但无法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1873年5月2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指挥凡尔赛军队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刽子手阿道夫•梯也尔被迫辞职。加上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爆发的严峻局面,促使后来担任法国历届政府首脑的政治家,都为平缓与消除这段历史仇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尽量弥平阶级对立,鼓吹和宣导“在民族和祖国的恩泽下,法兰西全民和解。”权力不再张牙舞爪,拥抱人民永远不会太迟。各派政治力量也在云谲波诡的变世,明白唯一能做的不只是愤怒、复仇和继续的愤怒、继续的复仇,崇尚暴力无法建立民主体制和理性国家。而且,很可能今日的专制者乃是昨天的专制批判者,而明天的专制者又可能从今日的专制批判者当中产生;一个魔鬼的倒下,并不意味着魔鬼之门从此关闭,因为产生魔鬼的土壤还坚硬而冰冷地存在着。许多政治人物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不是吗?城头徒换大王旗,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胜利之时,即是新贵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登基之日,拿破仑时代的特征就是战争和专制。将革命的理想结局寄望于个别领袖的人格,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而权力一到极致,欲望也如出笼的猛虎,国家政治永远走不上合理或正确的轨道;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才是最核心的,因为这才是超越阶级党派,真正攸关国运与民族命运的兴衰存亡。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将人性的善恶引向极端。没有超越性的敬畏,人性的幽暗,往往只相信权谋与暴力的现世力量,只知竞争,不讲共存,法国大革命时期虽然也曾高举过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大旗,但在此旗帜下,结果产生和实行的却是雅各布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暴政。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Tocqueville 1805年—1859年)指出:“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它东西。”法国各阶级各政党终于觉悟到,让公民与民间力量参政督政;用民主宪政制衡、驯化权力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从而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是最有效、最文明、最规则的方法。就历史的成本和变革的稳妥而言,法国人民走对了路。在再一次选择人民的幸运与不幸的关键时刻,果敢地抵御和放弃了暴力血腥的轮回复辙,拿出最大的包容和智慧,并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去放下这个社会进程中的包袱,去愈合这段民族历史中的创伤,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凝聚多元社会力量,在深刻反思与和解包容中修正了法兰西未来的政治道路。逐渐建立起一种以民族感情与共通同情心为基础的、互利互不暴力伤害的、民主社群多元共存的、不走极端的和平理性的对话与法理机制,并在制度中设立相互支撑与制约的政治制衡框架,推动法国政治和社会走上了秩序、规范、法制的轨道。包括在1879年,第三共和国政府将巴黎公社宣布为法国国歌的《自由的赞歌——马赛曲》,以这是法国大革命之歌为法律和政治依据,重新核定为法国国歌。1880年宣布大赦政治犯,落实言论自由。1889年,政府利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庆典之际,进一步完成对巴黎公社所有参与者的大赦和安抚,欢迎公社成员和支持者参加议会选举。一些巴黎公社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当选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国会参议员。1905年1月9日,巴黎公社著名女领导人露易丝•米歇尔逝世于马赛。她的遗体被允许送回巴黎,当局没有阻挡并协助巴黎民众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她被关在监狱时,大文豪雨果就写下《更雄伟的女性》一诗,赞颂她是“一位忘我济人的天使”、“从一颗伟大的心灵深处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并设法营救。这位美丽坚强的女性发出的“一切权力都具有腐蚀性”的醒世名言,至今,仍然深具现实政治意义。1893年,协助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集资买下这块血地,1908年5月21日,该墙上被允许镶嵌图中所现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写着三行烫金法文:
    
    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 28 MAI 1871
     (中译:「纪念公社死难者 1871年5月21日—28日」)
    
     至此,巴黎公社死难者有了明确的公开祭所,社会郁积的厚重情绪找到了释放之地。由幸存的“公社人”和他们的亲属、朋友悄悄组成的“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此时也被允许公开活动,至今十分活跃,现在有2500余名会员,其中包括约150名外国会员,每年举办公社纪念日活动。过去,巴黎公社运动一直被法国官方教育系统严重边缘化,但历史毕竟是任何人无法掩盖的,现在,作为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被列入相关教材资料。1999年,巴黎著名的公立奥赛美术博物馆,展出了搜集到的巴黎公社艺术家们的优秀画作和当时拍摄的公社运动的照片,并拨出三十万法郎的预算,支持启动《巴黎公社》电影的摄制。2000年4月19日,巴黎市政府以“纪念法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事件”为由,正式将市区南部一处当年保卫战最激烈的街道交会地,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命名仪式上,时任巴黎市长的蒂贝里和文化部长杜蓬等右翼政界人士和左翼政治人物、死难者遗属与当年军政人物的后代们共同出席揭幕。2005年,是露易丝•米歇尔逝世的100周年,法国政府宣告为“露易丝•米歇尔年”。去年,是巴黎公社诞生140周年,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大型的“巴黎公社节”,有60多个组织数千人前往“公社社员墙”献花致敬。一法国女士回忆:“这里一时浸沉于花海,泛起的红潮潋滟墓地,呈现罕见的奇景!”沉冤必须昭雪,正义必须声张,历史终将公正。某种意义上说,真理竟如此简单——那就是归还死者的清洁和荣誉。
    
     拿破仑一世于1803年出钱买下这块占地44公顷的公墓土地后,根据契约曾宣布过一个法令,公墓不得拒绝任何要求来此安葬的人。有趣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敌阿道夫•梯也尔于1877年9月3日得脑溢血死后,竟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革命家兼歌手、《樱桃时节》(相当于巴黎公社之歌)的作者克莱芒,包括后来的法共领导人加香、多列士、杜克洛等一起葬于此公墓内,而且相距不远,真是满地残红,几许悲凉。奈何世间无常,冤家对头相逢,只要不再使人间流血,亡灵之间大可继续争个我是你非嘛;或许,也可以展开漫长与激烈的谈判,反正没有时间的限制。对这,我不得不佩服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幽默和智窍。安葬在这里的还有巴尔扎克、莫里哀、拉封丹、肖邦、比才、王尔德、海涅、圣西门、普罗斯特、柯罗、德拉克洛瓦、邓肯等一批耳熟能详的世界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行走在思想深处的人。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唐人诗曰:“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一般艺术家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努力认清人类历史上的痛苦及丑陋。但是人文艺术家的思考途径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去理性分析历史的苦难,以及认识研究解放这些痛苦与丑陋的先进思想和人文理念。他们明白,对未经启蒙的愚民和暴君来说,专制和暴力是他们唯一可以理解的政治语言。而且,虽然人类已经很古老了,但个体生命在权力和暴力面前,依然显得那么的脆弱,野蛮会随时吞噬善良,人类惟有站上思想的高墙,才能达致综观,防止文明重新回到野蛮。
    
     由于过去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对立,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某些西方学者有意贬低巴黎公社运动只是欧洲激进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另一些人又完全否定巴黎公社运动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思潮的影响,我极不认同这些肤浅的偏见。何为普世价值?根据维基百科的表述,就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就是作为人享有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涉左翼、右翼的政治立场和各种真假主义,与官方的诠释更加无关。我只是从一个艺术家独立的人文视角看到,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彰显了人类技术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危险的处境。从路易王朝到拿破仑的雄心勃勃至腐败堕落的帝国兴亡史,欧洲的国王或皇帝们,还有那些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层层搜刮剥削,纷纷把所有权力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又发动侵略战争,四处征战,劳民伤财,广大劳苦大众日子更加艰难。而皇室成员和资产阶级又是惊人的奢侈腐败,骄泰挥霍。表面魔幻般的华丽与眩迷般的绯艳盛世下,人民的怨恨却像锅中滚开的沸水,貌似强大的帝国统治已是弱不禁风,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的末日败象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如《共产党宣言》俄文译者普列汉诺夫描述的那样:“路易十五一点也不放弃专制制度的要求,只是想到自己的享乐。环绕在他周围的贵族侍从,极大多数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的时代是不知餍足地寻欢作乐的时代,是生活荒淫放荡的时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把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各阶层的不满使欧洲大陆到处都像布满了干柴,一点即燃,文明的玄机和历史的诅咒正在一步步逼近……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结局,其实是他爷爷路易十四,他父亲路易十五击鼓传花,孽债偿还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发展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没有任何一种封建专制势力可以无限期地独占国家利益而不面对失败和颠覆。
    
    《君主论》作者、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亚维利(1469年—1527年)曾向所有统治者提出警告:“人类的悲剧,就是情势变更,但人不变更。”就如时间的箭头一直向前,人对正义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有新的生命,社会改革必然前行。这次巴黎公社起义不管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还是一场未遂的革命,我认为它的本质性意义是敲响了黎明前的钟声,把人类一种新的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当年,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堂堂阵列,浩然正气,以震慑世界的力量,第一次骄傲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向一切奉行暴政压迫的极权专制主义宣示:“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从此,这个史诗般的伟大宣示就作为“普世价值”载入到了人类进程之中,也跳出了改朝换代只成就皇帝轮流做的窠臼,历史的轨迹,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史,不再全由权杖组成。他们追求社会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他们生死与之的一切,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演变,已经升华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神坛祭台。具体的说,激发全世界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和各个当政者对人类政治文明去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巴黎公社运动所揭橥的严酷的社会实情告诉人们“无权者之权力”的沉重:所有权利者对人民的蔑视、对人民的压迫、对人民的羞辱,对人民的欺骗,都会激怒人民。而把人民逼到墙角,必将引发人民大规模的反抗,只会反过来将权利者逼到死角。正义无处不在,所有的权力人物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从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政治不共和,人民不自由,宪政不彰显,人权不至上,国家必衰,政治必衰,人心必散,社会必乱。因而主动去拟定出各项缓和社会矛盾、支撑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方针,原发性意义上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精神的形成。推进无论是巩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宪政,都已相当程度上通过以人为本、自由法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制度化规范。加上《西方的没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的作者斯宾格勒(1880年——1936年)等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以深刻的历史洞见,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以末世启示录的论调,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对西方文化文明危机发出振聋发聩式的揭示和警告。被思想界誉为伟大先知的美国杰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年—1970年),更明确提出人有八个层次的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人格归属与爱的需要、人格尊严被尊重的需要、认知和理解的需要、爱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精神超越需要。客观上,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修正自己的发展方针,不断加强认同人权、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普世意义,同时,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及演进,为西方大国近代主流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人文能量和社会稳定基础。今天,可以宽慰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伏脉千里,无疑,巴黎公社运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雨果不仅一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个人之上是群体,群体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是人类。”不管哲学与艺术流派的学术分歧有多大,法国最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以其进步思想和充满人文理念的作品启迪民众的心智,使人们被圈禁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法兰西社会最艰难的时刻,超越左右激进主义;面对腐朽和冷寂的人性孽愆,召唤人类文明良知,昭示卑微后面的尊严。以理性、法治、人本的普罗米修斯之火,破除魔障,并解脱时代觉醒者的困惑,唤醒人们正视现实,又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希望,告诉人们生命的基础是如何与他人一道自由地共存于这个世界,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上的导引作用。身前因辛辣讽刺路易王朝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遭受百般诬谤攻击的伏尔泰,他的名字至今仍是世界上一切不愿战争、反抗压迫、倡导和平改良、捍卫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崇敬对象。我认为,这类先贤们的智慧和精神仍然在帮助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类,去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从而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体质。为了表达对这位“法兰西思想之王”、“封建专制主义的宿敌”、“欧洲的良心”的敬爱与崇拜,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到巴黎先贤祠,向他的灵柩和雕像躹下深深的三躹躬。他的精神鼓励着我坚守自己的体证,观察,思考,表达,又直陈裁断地使我清醒:如果你洞察人性和时代的黑暗而保持沉默,你就容易会被这黑暗熔化。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内心黑暗和通向彼岸的自觉动力,其艺术将一无可取。特别是与伏尔泰的遗体不到半尺的最近距离,我的手深情地抚摸他深红的棺木,“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雨果语),我的灵魂与他的灵魂是那样的亲近,我的心扉似乎感受到其亲吻过的睽违已久的伟大启示。先贤大哲的思想的灵光,使我颖悟到艺术命运中的我并非个人的我;任何物性的东西都会随时间而腐朽湮灭,只有升华为文化之魂的精神,将穿越荒野接着的荒野,阴霾连着的阴霾,荆棘贯穿的荆棘,与光明永存;我感觉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有某种神性的引领,常令我魂游苍穹,凤舞九天,剧烈峻峭奔流震荡中“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太荒之墟”,必须要以献祭者的情怀,努力使自己的艺术升华为飞越宿命绝地的自由灵性之光,在死亡这样的存在性主题前,追寻人在此时此地的命运与意义。并以此来回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
    

     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铁血锋芒的风云惊悚世人。而使命意蕴又让我们这一代正好踩在历史的脉搏之上。之所以要看看别国走过的坎坷和崛起的历史,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某些促使西方强大起来的内在基因值得我们研究及学习。实是求是地说,近两个多世纪,人类社会对宪政民主的实践,比任何理论都有力量。《圣经》箴言里有一句话:“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耻。”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有时,艺术家可以在边缘,用敏锐的眼光看过去会看得更清楚。特别是以权力政治为动力向资本经济时代转型的过程里,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繁荣,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希腊的艺术与史诗“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而任何精神样式的存在者包括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会在从生到死的本能俗世化思潮中逆流而上。人文艺术家的敏感直觉和苦涩反思的情怀,使我看到华夏大地经济高速发展表像下思想的贫瘠和道德伦理秩序的裂解。社会进步需要效用性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良性统一,并以人文精神彰显的文化高度为指标。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看看:伟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最基本的心灵动力今天何在?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朽精神价值生气勃勃的自觉的历史承传今天何在?又有多少人懂得并在追求崇高生命美学范畴的意义?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断言:“人必须有信仰,至少必须追求信仰,不然,生活将一片空虚。”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理想与欲望之中,将欲望的东西当作理想,这是因为它们有时实在太近,近到只有一线之隔。”魔鬼的微笑有时比上帝的庄严更具诱惑力,理想与生活的错位让人变得麻木,不明白生命的归宿何在,在焦虑、烦躁和物欲化中当然找不到心灵的绿洲,玩味形下器物的肉身生命变成了只是腐烂的物性生存。孔子感叹地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我们应该谅解一般社会民众对于权力与金钱的追求是在寻求一种自我身份与生活安稳的保障;我们大可不必怒斥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中间情形,职业作家莫言也直言:“若没有身份地位,我生病不起。”但正如十九世纪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主义创始人波特莱尔所警告:“假如艺术家使公众愚蠢,公众反过来也使他愚蠢。他们是两个相关的项,彼此以同等的力量相互影响。”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对担负社会管理的政治家,有责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思想朝霞的雕残,必然导致精神的废墟,物质文明再先进、再图强,也是物性的。如果没有富有进步意义的人文思想之内核,如果没有虔诚信仰的禁忌与道德自律,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也可变为轻薄无聊的“叫兽”,硕士博士也成了卑琐奸黠、闻腥逐臭之徒。当下,世风跌落,鸹噪蛙鸣,道术为天下裂慨久,四顾寂寥,一群群被锁在迷雾里的空心人,不知自己将往何处去。我们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污染了土地、河流,海洋和空气。消费社会的赤裸贪婪消融人格于其翼下,一些污吏以权谋私,对国家资源和社会公共财富进行无耻的谋夺和挥霍,加上资本主义早期弊端在中国工商企业界的某种恶性爆发,都导致社会伦理责任、道义承担的严重缺失,世道和人心的不断败坏,嬗递演变为世俗的物质迷狂。而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利益垄断所招致的“富人富得来路不明,穷人穷得心有不甘”、“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对立情绪仍在滋扰中发展,不稳定因素正从濳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一些社会系统性制度障碍亟待解决。
    
     古书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认为,对中国文化命运的责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中国文化艺术界学者不少,却罕见思者智者。一个民族的文化,其老朽衰退乃至没落的危险,最主要特征是表现在批判精神、创造精神的丧失。对权力百分之百的赞颂,是百分之百的假象,歌功颂德误国,批判反思兴邦。改革的时代尤其需要思想的火花,需要思想的支撑,需要言路畅通、针砭时弊,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伟大的艺术家应该背负着文化、思想的启蒙,伟大的艺术高踞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伟大的艺术需要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天下任我遨游,世界任我观照”的孤独、勇敢、桀骜不驯的率性气势。我并不单纯、笼统地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我反对的是夜郎自大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今天的中国文化人缺少的就是屈子《九章》中名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那种人格状态。尽管真话不是人人都喜欢听,尽管暗箭来于无声,我也要揭去千般虚饰,万种铅华,不回避这样的思维定势:知识分子称号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甚至慷慨悲歌,舍生取义,这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精彩的一脉所在。另外,“文乃文化修养,人乃人品道德,画乃绘画技能。”三者不可缺一。庙堂上不少人的所谓绘画艺术,虽然面相做工相当地道,但只是没有进入文化艺术精神维度的墨守陈言的浅层次表达,至今未超出对赝品和范本的彷制,艺术方法上的教条不堪、创造力的枯竭和思想的保守显然而见,不减平庸本相。艺术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技艺上没有千锤百炼的苦行,精神上缺乏纵深,文化上贫血苍白,根本无力进入人类的心灵,无力丰富中国画语汇的表现力和审美内涵。更可悲的是制造出一条条腐朽恶俗、隐形贪婪的利益链条和庞大的既得利益关系网。虚伪玩世的所谓“传统派”、“现代派”、“自由派”或“成功派”们,不但无法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反而一丘之貉地堕高贵于卑贱,落皎洁于泥淖,脸皮要多厚就有多厚,充斥铜臭和权、钱、色交易的丑恶,遍及士林,败坏风气。极个别的权力既得利益者并且日趋堕落成为阻碍体制改革、改良举措的绊脚石,在社会、时代变格的检验与淘汰中,任何人想守住旧时落后的一套,毕竟是守不住的。再者,当代中国画坛需要的是大家,而不是“官家”。希望各个协会中的某些官员们,端正价值取向,提升精神境界,不要冲在名利疆场的第一线,能收敛一些,不要夙夜在私,既然拿着纳税人的钱,就应该去认认真真做好公家事务。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更不能成为一些人投机钻营、变相攀附权力的藏污纳垢的恶俗场所。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些人对金钱物质和权势追求得太快了,以至忘了很多东西没有带,比如灵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一些协会其实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在未来的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中势必趋向更符合文化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
    
     白居易有一句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隐隐的期待中有一股澎湃的气度。恢弘的艺术往往离不开慷慨的人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艺术创新上,面对种种困惑,艺术家们需大视野、大格局、大气魄,需心中内藏大慈、大悲、大爱。须知盛行之佛教,也不产自华夏,在魏晋之后,才佛学东渐,至唐朝酿成禅宗。据查,水墨画中勾、勒、皴、擦、点等笔法及烘、染、破、积、泼等墨法,早在印特伽国与羌独(现为印度)、王氏高丽(现为朝鲜)、大和国(现为日本)时期开始已有另外发展的一支。华夏汉文化中,最早连用“中国画”三字的出处是明顾起元《客座赘语》。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正式提议使用“中国画”之名称,于是“中国画”之名才定论被社会接受。当代,我觉得民族性和现代性、世界性的交融应继续开阔发展,要超越农耕文明的语境和沙文主义文化心态,要让中国优秀文化融入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优秀文化。同时,我极力主张中国艺术家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它的糟粕,它的复兴。从而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因意识形态、因固有现实利益而产生的二元人为对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西方建立了共赢关系而取得成效的。我倡导“不复古而鉴古,不西化而学西”的文化艺术理念,探索博采古今中外之长,以综合兼容的文化创新意识,去创造体现进步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艺术新貌。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百岁学术泰斗、《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的周有光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二十一世纪是可笑的。统治二十一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精神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以及历史意识。毋庸置疑,一个看不到苦难的人,爱也没有学成,一个匮缺疼痛感、批判性、独立精神与思考深度,不关注身边黑暗、不批判黑暗(包括自己内心的黑暗)的艺术家不可能是第一流的艺术家,正是这一点,将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与其它“艺人”、“画匠”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对人性、人类基本道德价值的态度,反映出艺术家作品的精神境界,连带影响着审美价值的高低差异。真正的大家大师怎可缺乏人文关怀和没有忧患意识?肆无忌惮、毫无底线、胡说八道的满口权贵八股语言者,只能更适合去做精神坎陷中的艺术奴才、文化侫臣,画界痞氓。学校应是人格塑造之处,是价值构建之地,我无意贬低那些教授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者身份,相信他们读了不少书,言谈举止也相当流畅,只是缺一点文化源自心灵生长的自由与责任,多见无历史厚度的理论之谬,无问题意识的空疏之论,无思想深度的话语之浅。不管是留学的还是国产的,事实是当今许多学院精英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与现实问题及矛盾渐行渐远,有的人一副我是犬儒我怕谁的作派。教育市场化、人际市井化、人格市侩化,早已饱受诟病。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界却“文人无行,于斯为甚”,虚假的热情、空洞的赞辞,常以让人惊愕的狎昵讨巧和无耻的谄媚吟唱出现在印堂之上。多见酒色财气、醉生梦死中的功名汲汲之辈与一厢情愿的明日黄花,陈旧重复的语言、技巧游戏中,他们的艺术里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时代渐行渐远的艺术语言不管如何精湛,只能走向艺术精神的式微,甚至在理想破灭和激情萎缩的精神困境中日渐堕落腐朽;相当一部分头衔声名很大的文化人、艺术评论家、理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和缺乏开阔的中外知识视野,把西方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模仿与无厘头的叛逆吹得天花乱坠;对西方先进国家文化的考察学习,也往往只重器物形式的拿来,而有意无意忽略其内在价值和理念。再者,既没有读懂老子,也没有弄明白孔子,对庄子的齐物论也一知半解,不了解文化不仅仅是靠文字、更是经由生命底蕴而得以承传的,需要灵魂在场的体验,更不会去顺从权力与资本。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或者精神境界的局促狭小,根本明白不了真正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对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意义。不懂得理解传统,包容创新,是迎来中华文化艺术辉煌的基本起点;对理性思辩、逻辑与真理的追寻,更是杂乱无章,迷迷糊糊,够不上提炼的层次。有的画家畅言,中国画家的成功要“内靠官僚,外靠奸商”,半醉半醒,红尘滚滚。投机钻营、惟利是图反映了学术腐败积重难返,重建知识分子的信誉迫在眉睫。一些让政绩欲望冲昏权力头脑的地方政府竟然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荒唐口号,把文化变成了谋取实利的工具,浅薄无知还洋洋自得,真是丢人现眼,愧对五千年中华文化列祖列宗的不孝子孙!庸人高歌,吹拉弹唱,八股空论滔滔,颂辞甜俗趋时,味同嚼蜡。吴敬梓如写《儒林外史》续篇,肯定精彩过前着。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学术生态、这样的人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精神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灵魂吗?极乏灵性焕发的现实里,错谬茫无,真正的大师们逝去,犬儒伪类频现,术技之效用流于滥觞,看不见思想巨子、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像星星般的出现。根本无法将历史、人格、思想、传统、文化、宗教融炉而铸。“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东晋郭璞:《客傲》)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去作出精神上的诊断:我们的文化前路和艺术途径,正面临艰难困境中的精神突围!
    

     对文明人格的关注是一切文明得以立足的核心。《孟子•离娄上》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1902年,梁启超曾作《新民说》,希望培育国民独立自由之人格,从人的文明属性上推进社会的进步。孙中山先生一再指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是要人人有好人格。”(《孙中山全集》第8卷)当代人越来越缺乏心灵世界,远离爱和慈悲,一种新的精神与文明的尺度难以寻觅,精明诡诈的反价值人生哲学却被重用,畅行赤裸裸的利益搏杀,过度的自私和盘剥甚至成为教导下一代的标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张三丰说:“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弟子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玩世不恭,人文理想荒凉的年代,萧墙祸乱起于众昏无知。如果没有正义的契约去规范,狭益民族主义激情唤起的人群,会与喧嚣狂热为伴,也会以“革命”、“爱国”的名义,设下投名状,展开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善良贫弱者的伤害。百年前,我们把国家腐败落后的责任曾经推给西洋各国,在国内掀起排外浪潮,让义和团把北京繁华商业街烧成一片废墟,理由是这些商店都卖外国货。而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仍然是往往自己先乱,好像没有太大的长进。思想懒惰、思想漠然中,焦虑和骚动发烧,夸张着理性被蒙蔽之下的现场欲望,智者眼中不堪回首的怪事蠢事荒唐事,为什么总和我们民众如影随行?难道数代人的牺牲换来的只是半梦半醒?多少真诚的愿望和美丽的梦想,成为一次次心酸的浪漫。没有道德的政治其实是在犯罪。无数枭雄信奉“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多少次的江山鼎革,说不尽的家国板荡,演不完的酸辛悲烈。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贵创、博证、致用,批判宋明理学主张的“三纲五常”、保守僵化;至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这些在专制重荷千年道统中打转的“苟利国家”之辈;一直到辛亥民主共和,凶吉祸福,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者宋教仁等也欲以新思想力阻刘邦和项羽、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的封建历史重演。然而,党人、军阀、政客和政治流氓逐鹿天下,百年中国梦,蹉跎复惆怅。袁世凯恢复帝制败亡后,军阀混战,天下为公→替天行道→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风云变异中,对自由两字的认识仅仅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念,国人大多只视其为生存之道的谋求,并无有关存在的本质性思考。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儒法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精神旧体系,“五四”诸子虽然萌生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但文化的历史阶段性裂变中,对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对自由的内涵和怎样成为自由的主人,来不及弄清来龙去脉、更来不及普众,就被席卷而来革命狂飚吞噬而去。而后,绝对系统话语的强硬主宰,自由两字已被专利注册,社会意识上的盲点仍是大面积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也不了解人类的自由是从血泊中走出,来之不易,人类的自由也意味着人类个人良知的责任。“操心危,虑患深。”面对中国文化命运深层的浑浊和蹒跚,我深感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趁这次到巴黎参加“卢梭与艺术作品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进行人文•艺术之旅的机会,满怀深深的敬意和担负一份对自己祖国难以卸却的远想思虑,来瞻仰这一方烈士鲜血浸泡过的土地,穿越漫长时空、追寻历史深处轰隆隆回声中的微危叵测,献上一位远来的中国女知识分子的一瓣心香,并在此反躬自省自己的人生,叩问生命与艺术的意义,思考一个中国人文艺术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承载起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不只为了历史和昨天,更为了今天和明天。人性人道意浓焉,浩浩乎盈心焉,内省与深思,对于外在时局的批判与建言,和内心人文价值理念的重构共同展现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望自己能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并以微薄之力发出灵魂的铮鸣:中国艺术家们要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进步中所处的地位,要以人文的正能量,为减少这个时代的心灵黑暗发一份光和热!
    

     有时,崇高气场行走中的求索,感性中包含着莫大的理性,我的思维变得活跃,纷纭杂沓,宵旰筹思: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重要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结论中说:“他(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敌人。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模型基于艺术自由表达的理念之上。”巴黎公社高举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语)、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监督之下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使我更加坚定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坚守人道主义的立场。关于巴黎公社的逝者,法国女作家塞沃丽娜写道:“这些人曾经掌握首都、国库、银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险柜。他们不仅没敢要求动用任何公款,而且手头一无所剩……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暮年抽烟的零钱!”读着,渐渐地,震撼袭来:人性也有贪婪、残酷的一面。人类产生了数不清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伪学者、阴谋家、骗子和刽子手,人类如果丧失了对伟大与崇高的内心需要,政治和艺术也就丧失了值得人们珍视的价值;人类如果从自由与信仰的阵地撤退,即意味着将生之意义死之归宿的灵魂安顿从我们的生命中切割开去。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生命同时也会变得十分猥琐与毫无意义,它们所属的民族也将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民族!眼前这段矮矮的灰砖墙,承载着无数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的追求,承载着无数勇者的鲜血和忠魂。同时,它已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实体之不朽象征。虽然饱经日晒、雨淋、风蚀,但风骨依然如昔。它没有任何艺文的修绘,没有装饰黄金百合花,也没有玉石雕绘,像公社烈士们身前一样简朴清贫,体现着那些社会公仆的高尚人格,这恰恰是世世代代民众衷心崇仰、肃然敬慕的所在。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他们所创造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也是永存和普世的!
    
     爱因斯坦的箴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共和国家是为人民建立的,建立国家的作用,就是保护人民及其利益不受侵害。公共反思是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对国家进行理性反思和道德评价是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们需要诚实地、坦然地、勇敢地面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法治,应是所有现代国家的核心政治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不会因不同国情而失去其价值。所谓政府的善治,首先在治理官吏,贪、乱、奢、虚、懒和钱色魔咒侵蚀着一些官员们的理想信念、道德作风,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顽疾长期存在。作为当官的,理想的破灭是行尸走肉的开始,台上衣冠楚楚,台下禽兽不如。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可怕的是整个官僚系统大面积的腐败并导致全社会的腐败!画皮一旦撕开,惨不忍睹,令看客瞠目结舌。阴险毒辣,剧情荒诞,口蜜腹剑,贪财好色,热衷于官场上的攀附力、媚俗力、上位力、表演力、受宠力、威胁力、自卑力、屈辱力、应对力等等的博弈,便是这些政治双面人的共同特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写有“循吏”、“酷吏”和“佞幸”三类官员。关于循吏,他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只在本职工作中循规蹈矩,何必向老百姓摆威风呢?酷吏以酷刑和滥杀为手段,少有廉洁奉公,而多以权富,家訾累数巨万亦。至于佞幸,司马迁说: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佞幸更多是指谄媚者、溜须拍马者、行贿受贿贪污渎职者。官僚的道德和利益脱离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百姓,彼此就会对立起来,沉疴难治,社会道德的败坏实际上只是官僚道德败坏的普及而已!在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在强调政治人物廉政操守的同时,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防控体系和监督机制。“亡六国者,非秦也,即六国也。亡秦者,亦秦也。”为什么中国总是处在其兴也悖其亡而乎的逻辑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黄炎培先生所担心的“兴亡周期律”并不是饭后闲谈。失去制衡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铁律!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改革。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则沉。若政治改革困于误区、阻于利益、忌于风险、流于形式、误于空谈,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很可能将遭遇重大挫折。而拒绝前进就是选择垮台!“权为民所赋”,权力需要清明,官员需要清明,要励治图新,遵循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建立符合现代精神的权力机制。当下中国执政党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驯服和肃清那些来自自身的、变味变质的、为非作歹的权力魔性。公权力的行使如果不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不是以维护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良性运作为目的,而是让一些权贵利益集团借以公权力去压制人民,包括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把天下公器、公共资源打上个人印记,谋取非公义的利益,不但造成政府公信力每况愈下,而且,颠覆这种“伪公权力”的地火还会燃起巨大的民变和社会大动荡。而巴黎公社创建的领导制度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干部是对社会负责的公仆”的准则,其“公仆特色”启发了后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理念,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政治文明。在此,我也要建议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有机会来到巴黎这个世界大都市的一些中国官员(当然也包括文化官员和美术官员),在逛卢浮宫、凡尔赛宫、圣母院和香榭丽舍大道之余,是否可以静下浮躁的心,抽片刻时间来到这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寄宿着无数先辈英魂的祖宗源头的神圣之地,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下这本厚重的亮丽高洁的精神光谱。同时,认认真真地反省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自己做人的人格精神可在?执政为民的理想可在?恪重民生的责任可在?砥砺正义的道德情操可在?甚至想一想,是否需要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和灵魂的救赎,作出某种深深的忏悔?从而由此走出内心的固然黑暗。
    
     放眼万花筒般的世界,经济发达,精神贫瘠,浊流暗涌,沉渣泛起,物欲在飞,灵魂在颤,权钱作威,情操失守,浪漫已殇,诗意破碎,又还有多少名士风范?又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真正守住了精神家园?“忏悔吧!”当年卢梭的这句呼唤,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精英、乃至所有中国人自我审视的一句天问!
    

     关于巴黎公社这场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法国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在风云奇诡的特定历史时刻,自发进行的革命运动本身之缺陷、之不足、之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以此衍生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共产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已有无穷尽的阐说和无休止的争论。我在撰写此文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主观选择与主观倾向。需要澄清的是我曾翻查大量的资料文献,发现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这里,我只想说的是自由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必须理解。历史不能假设,但时代场景的转换,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也警预着未来的可能性存在,包括借鉴性的存在。世界是多样的,各个国家的国情是多样的,向着什么方向推进民族和人类完善的范畴,也有多样的选择。不同社会形式、不同文明类型、不同价值观并存的多元国际体系,都有其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些民主法制制度已从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则里得到了宝贵借鉴。更远一些回顾,现代欧洲的文明之光,是从理性科学人道人文思想冲破欧洲中世纪的藩篱桎梏压迫钳制而产生发展出来的。新世纪思想大门的洞开是经历无数次阵痛的一次次撞击的结果。我们也不会忘记,欧洲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是西方封建极权主义文化的策源地,其反人类的辜辟戾辠,罄竹难书,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叠带血的文字。(在封建皇帝眼中,这类御用文人如清弘历所说:“不过一娼优也!”)1535年7月,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的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因为挑战皇权,宣扬公民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思想,被英王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当时的西方封建权贵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仇视可以从这份历史上最邪恶的判决书里看到:“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一些西方国家还推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当然还有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制造的奥斯维辛焚尸炉满负荷的运作;也还有“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者张志新因为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其遭遇惨不忍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黑牢里受了7年的残酷折磨,被多次强暴轮奸,枪毙前还被残忍地割断喉管!(没有对“文革”的反思,良善的人性也难以复苏。对“文革”十年的肯定乃至称颂却在某些地方悄然而起。)……人类向自由、公平、正义迈进的每一步,都洒满了奋斗和牺牲的血泪,遗骸千万万,只是无言。然而,思想者尽可以被围剿,被投进监狱,被处以酷刑,肉体也可以被摧残、被消失,无数文字狱的冤魂血色弥漫,却无法囚禁和处死思想的精灵,她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让邪恶感到恐惧。自由的敌人总是恐惧思想,恐惧思想的流动,恐惧思想汇集成江河。但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今天,承认人不仅作为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承认人无论是在推动社会发展还是实现自身发展方面都居于核心地位或支配地位;承认人的价值,追求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等等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的人文内涵,已被世人认同。包括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而庄严地宣布:“蔑视人权或者人的尊严,乃是一切政治罪恶和腐化的根源”(前言),“一切人都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思想的自由,伦敦奥运会上响着莎士比亚的声音:“不要害怕,这个岛上有各种声音。”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人类能够共处一个星空之下诗意栖居的文明基础。
    
     从哲学意义上说,一切静滞的事物都会发生腐朽,因而要打破守成思维,树立开拓意识,历史之进程与脉动,一个时代的启幕与奏响,就是不断地思想创新与社会改革中的秩序构建;就是一种文明类型与社会形式的不断更易及重组的艰难过程;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它发展路上的转折时刻。需要溯源问脉,固本图新,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的精神洞悉,需要文化思想的原创力。默默注视着眼前这个鲜血凝结而成的纪念碑,作为艺术家的我,记起了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名句:“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非复仇。”我想,这段矮矮的灰砖墙,见证先烈们获得了永生的同时,也见证了人类历史的一页在此凝结、在此闪光。一位法国学者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法国三色国旗的象征,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伏尔泰、卢梭、雨果等先贤们极力主张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而且,这已成为所有法国政治家、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们思想和行为的一把标尺。作为一个有情感、有幻想的画家,我听之心头一热,经纬万端却一顾默默沉思:文化就是命运!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人文更是社会变革的精神铺垫。我们的社会发展和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乃至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难道不应该也包容这些让眼睛湿润、让心灵感动、让血液沸腾的人文主义理念并为之振臂呼唤吗?尽管这个过程在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心理基础的国民性面前,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以坚定的措置,在人类正面价值观上不断地努力耕耘,并以此为内涵去加强制度与文明的建设,为国家的持久力量发展提供稳定与健康的基础,才能在起伏跌宕、风云变幻中走向历史的破晓,才能不失国家民族大好的发展机遇,才能在尊严、高尚与和平中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大!
    
     “莫谓途难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世界上本来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而每一条路总要有第一个人去走。历史的向前运行中,常常会出现巨大的吊诡。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都面临历史的大变局。青史凭谁论王寇?先祖曰:立天之道,为阴为阳,立地之道,为刚为柔,立人之道,为仁为义。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现代化转折阶段,而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需要拥有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体制,这样的体制才能克服历史的跌宕起伏,杜绝类似“文革”的噩梦再现,真正保证全体民众的政治权利。唐朝施肩吾撰、李竦编的《西山群仙会真记》里有一段名言:“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濳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大江东去,朝霞满天,前瞻人类文明的趋势,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幸之,亲爱的祖国,奉上一位中国画家滋滋以怀的深深祝福:历史的中轴线上,风云际会,大道如歌,无穷伸拓;中国梦,自由梦,百年梦,扬起梦想的风帆,筚路蓝缕,奔向您的命运吧!
     2012年9月初记于法国人文•艺术之旅
     (作者略作文字修饰后,刊于2013年1月12日《美术报》。该文选自第3版《为思而在——中国画魂周天黎》一书)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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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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