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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宪政的经验/王从圣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1日 来稿)
    
    作者:王从圣
    

    一、普通法律制度的移植是可能的,而没有外力强制,民主制度的移植则几乎不可能
    
    1. 移植民主宪政制度是困难的。
    日本的法律移植曾作为典范被广泛介绍。明治维新成功并迅速由一个饱受欺凌的东方小国成长为第一个能打败白人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经济巨人,确实令人羡慕。很多人将日本的成功归结于其法律和政治制度移植的成功。然而,对日本法律移植的成就应当仔细分析。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移植普通的法律制度是容易的;由当权者本身引进专制宪法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威也是可能的;而要移植一个民主宪政制度,没有外力强制则几乎不可能。原因很明显,民主宪政制度的宗旨就是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而没有下层的民主运动或外国的强加,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会自愿地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人性使然。
    
    2.古代日本移植中国法律。
    日本在古代移植了中国法律。《三国志·魏志》有邪马台国“其法,轻者没其子,重者灭其门户”的记载,据推测,这可能源于中国《汉律》和《魏律》的“夷三族”。到日本推古天皇时代(6世纪末7世纪初),执政的圣德太子“深慕中国之灿烂文化,遂有‘遣唐使’之举,隋炀帝亦遣使来日,于是中、日交通因之大盛。盖不仅中国之经书、史籍、诸子、美术及佛教等乘时东渡,即中国法制亦于其时传于日本……”。[1]这一时期日本颁布的《冠位十二阶法》和《宪法十七条》, 均是“取法于儒法二教之旨,斟酌隋朝法律”而制成的。从“大化改新”到平安朝时代(7—12世纪),日本主要模仿中国来构建日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天智天皇时制定的《近江令》,天武天皇时制定的《天武律令》,文武天皇时颁布的《大宝律令》,元正天皇时的《养老律令》和醍醐天皇时的《延喜格式》,基本上都是仿唐律而成。
    
    3.近代日本移植欧洲法律。
    十九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后,在“脱亚入欧”的理论下,日本大规模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日本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主要仿照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据日本国内学者称,在宪法的条款内容上,76条条文中,只有3条是日本自己的创造,其余几乎全部抄自普鲁士宪法。1898年制定的《日本民法》,无论在体系、内容、原则以及名词概念上,大量照抄了1888年《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如法典的五编制体系,民事权利、人人平等各项资本主义民法原则,法律行为与法人等各种概念术语等。此外,日本的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照搬了法国、德国的立法成果。可见,明治维新后,日本继续保持了“大化改新”以来的学习外国法律制度的开放姿态,通过吸收西方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和先进法律制度,实现了日本法制的近代化。
    
    4.日本移植法律获得成功的原因。
    两次移植都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为什么会移植成功?有人认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杂种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开放性。还有人将日本法律移植的成功归结为日本文化的多元性。[2]我们认为,法律能够移植成功首先源于无论哪国人都是人,对于法律或正义都有着基本共同的要求。因此,普通法律的移植并不困难。而对于政治制度,日本两次法律移植的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两次移植都有利于统治者进一步专权并进行有效的统治。
    
    5.民主宪政制度的移植需要强大外国的帮助甚至强制。
    这些成功并不适用于民主制度的移植。民主制度的移植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前面(第一章,二十一)已经将民主制度的实现比喻为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本章有必要进一步充实和解释这个比喻。一个专制统治者垄断着巨大的专制利益,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注意:我说更重要的利益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高踞万人之上的精神享受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所以人们尤其要当心那些生活简朴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更有迷惑作用。任何人都不愿放弃这样的利益。但这是最高统治者,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是一个航行在汪洋大海中的船长。更换这个船长必然有一个交接过程,也就是小船有一个暂时失控的过程。这个失控可能是灾难性的,导致铁达尼号的悲剧。因此,更换船长的过程特别需要一个运行良好的航空母舰来暂时控制这条小船,以免发生倾覆。二战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但却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民主变革的过程中有了美国这样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航空母舰来暂时控制航向,没有使日本重蹈铁达尼号的悲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在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中,铁达尼号的悲剧一再重演。
    日本的宪法制度完全是移植的。虚位君主制和议会内阁制是移植英国的制度;而由最高法院最终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则是移植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但同前两次移植不同,这次移植是在日本完全丧失国家主权,在占领军的刺刀下被迫的移植。
    
    二、一党独大,派阀对峙是特殊形式的民主政党体制,为演变成规范两党制提供了可能
    
    1.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
    1955 年,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自民党,一党执政的“五五体制”开始确立。直到1993年,自民党一直控制着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该党的总裁长期垄断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1993年,非自民党的各政党联合执政了短暂时间以后,自民党又重新登上执政舞台,一直到现在(2005年)。这一政党体制被人 们称为“一党独大体制”或“一党优位制”。值得提示的是,日本形成一党独大体制的原因很复杂,但法律并不禁止其它党派的存在。事实上,日本议会中始终有很多在野党派的存在。当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西德解散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日本一直都合法地存在着。自民党的长期一党统治也不是依靠其执政党的地位打压在野党,迫使在野党龟缩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相反地,在自民党时代,日本政党政治从自民党—社会党两党对峙发展到自民党与多个在野党对立。也就是说,在自民党一党长期统治期间,在野党的数量增加了,甚至可以认为,自民党长期的单一政党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它政党获取政权的动力。[3]另外,更重要的是,日本虽然一党独大,但执政的自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针插不入的封闭系统。党内的派阀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英美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的效果。
    
    2.日本自民党派系的组织化。
    日本自民党的派系政治高度组织化,具体说有如下一些特征:派系的组织化程度很高;派系政治大体限定在如尊尚德望、协商机制、维护全党利益、斗争限于党内等这些约定的游戏规则之内;派系之间意识形态色彩较轻等。
    自民党的派系,是指自民党当选参、众两院议员之间的派系之分。自民党的组织化程度是相当高的。首先是其派系演变具有很高的继承性。1955年自民党刚成立时,派系还呈现流动状态,1956年大选以后,派系逐渐固定化,形成所谓“八大师团”[4]的局面。由于派系领袖的死亡和后继无人等原因,有些派阀自消自灭;但有些几经分化组合,从未中断,终未绝迹,现存的自民党派系无不具有清晰的历史演变脉络。
    派系的组织化程度高,是与派系的政治功能分不开的。首先,自民党允许派系成为集金的单位。自民党实行“党”、派系”和“政治家”三重集金结构。派系能自主地获得政治资金,自然也就有了稳固的存在基础和较强的活动能力。
    以派阀为基本单位来分配职位,这是自民党派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又一表现。曾长期独自执政的自民党,每次大选获胜后,手中有许多重要职位要进行分配,其职位不是完全按“适才适所”的原则来分配的,而主要以派系为单位进行分配。
    自民党的派系政治,还有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如尊尚德望、政治协商、维护全党的利益、纷争仅限于党内等等。自民党的派系政治是最典型的协商政治,是几个派系之间相互妥协的政治。这最主要表现在自民党总裁的产生方面。日本自民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总裁,也是议会选举胜利后当然的首相。总裁从一开始便是经过党内元老秘密协商、再经本党两院议员选举产生的。当然,这种方式很不民主,也曾遭到党内外人士,尤其本党年轻议员的批评。但是,自民党迄今已有的总裁,决大多数是这种派系之间妥协的结果。
    自民党的派系斗争常常是十分尖锐的。但是,他们又常常把矛盾限于党内,通过相互妥协而解决;即使冲突偶尔扩大到党外,他们也多是以维护自民党全党利益的面目出现,极少与在野党联盟来反对当权的另一派系,至多仅是弃权。而即使是某一派系脱离自民党而另组一个势力,在关键时刻他们也常常采取与他们的母体——自民党联盟的政治策略。如今的自民党仍然保持着这一政治传统。
    自民党派系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之淡,在世界政党派系政治中是罕见的。因为自民党是一个总体上的保守党。自民党的思想基础、哲学观念可以归结为“新保守主义”,很少怀疑或否定这种意识形态;各派系之争也很少涉及意识形态之争。另外,即使是脱离自民党而独树一帜的派系,也很少怀疑或否定这种意识形态。以号称新生党“参谋总长”的奥田敬和为例,他早就主张自民党应该分裂,实现两大政党体制。他的设想是“长子出家”,即由竹下派这一自民党长子离家出走,留下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些小派阀继续经营自民党,由这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这里仍无没有意识形态之争。
    对自民党而言,政党派系政治虽然带来了倾轧和内耗,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利于政治稳定,仿真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功能进行的补偿性制度安排。派阀的存在避免了党在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等方面的僵化,为选民对党的长期支持和党的长期“独大”奠定了基础。同时,派阀的存在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种特殊动力。一党独大制的结束,为两党或多党制的实现,进而建立“竞争性政党体制”奠定了基础。[5]
    
    3.“五五体制”之后日本两党制初现端倪。
    1993 年日本政治大地震以后,经过十年的变化,两党制已经初现端倪。2003年11月10日,日本第43届大选结果揭晓,各党已获得的议席如下:三党执政联盟中的自民党237席(选举前247席),公明党34席(选举前31席),保守新党4席(选举前9席);在野的民主党177席(选举前137席),共产党9席(选举前20席),社民党6席(选举前18席)。众议院共有480个议席,余下的为无党派人士等所获得。《朝日新闻》评论认为,选举表明自民党的 基础发生动摇。小泉首相虽然保住了政权。但自民党议席减少,没有单独超过半数。另一方面,民主党虽然没能夺取政权,但其议席数大幅增加,因而在政策方面与执政党对峙的气势更强。日本两大政党对峙时代已经到来。
    
    三、没有强大军队非但不可怕,反而造就了繁荣
    
    1.日本宪法“和平条款”产生的背景。
    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施行。该宪法由于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被称为“和平条款”。
    有关日本新宪法“和平条款”的产生,在麦克亚瑟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1947年1月24日中午,已转任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因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在谈话中,我见币原有点局促不安和欲言又止,问其原因时,币原提出,在新宪法的条款中,应当加入所谓“非战条款”,要用宪法手段禁止日本有任何军事建制——不论任何形式的军事建制。在谈及这样做的原因时,币原认为,这样就会达到两个目的:旧军方将被剥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另外,世界上其它国家都会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币原说:“日本是一个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财力花在战备上了。国家所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应当用于扶持经济。”
    币原的意见得到麦克亚瑟的肯定。于是,《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中有了如下的表述:“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为有了这一条款,日本的战后宪法又被称作“和平宪法”。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非军事化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军事法令及军事机构,命令日本军队立即缴械投降和迅速复员,逮捕和审判战犯,解散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并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废除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治安法令”,释放政治犯和思想犯,废除法西斯军国主义交战权。在日本投降一周年纪念的广播演说中,首相吉田茂说,“新宪法放弃战争,在这一方面日本可谓开世界之先河”,“现在我们是战败了,我们手上一个大兵也没有,这是放弃战争的极好机会。”为防止在行使自卫权的名义下增加军人的发言权,新宪法第66条专门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须是文职人员。”
    
    2.战后日本主流政治家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抵制。
    战后日本沦为“四等小国”。自1946年5月26日起五次组阁并三次兼任外相的日本复兴和发展的莫基人吉田茂首相,为日本确立起经济立国、置身国际政治风云之外的国家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第九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和冷战对峙给日本带来危险也带来机会。危险是日本可能卷人冷战的政治风云,把它有限的资源投人重新武装而推迟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同时,美苏对峙确实给日本提供了从中取利的机会。
    吉田茂在《十年回忆》中对日本政府抵制美国因冷战而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首先,“考虑重新武装日本这件事本身就是件愚蠢透顶的事,是昧于世界形势的人的梦想。”他认为如果想在战后建立与美国匹敌的军备将会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战败的日本,这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做到的。”其次,就 “国民思想的实际情况而论,已经完全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对于曾经被迫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战败的创伤仍然存在,如果当时日本把重点放在重整军备上,不仅在经济上不胜负担,而且会遭到国内人民的反对与世界舆论的遣责,因此得不偿失。”第三,单从经济上来考虑,日本也无法承受重整军备之负担,倒不如一方面迎合美国军方不愿意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权利的想法,让美国帮日本承担防卫任务。日本人决心利用冷战环境谋求日本的最大利益,即追求经济复兴的国家目标。
    总之,冷战形势使美国必须留在日本,这是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战略的,也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日本政府以追求经济复兴和维持政治安定为先,推迟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时间。延迟日本的重新武装,避免任何集体安全义务成为吉田茂时期日本外交的要义。宪法第九条给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吉田茂之后,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等日本首相继承了吉田茂所确定的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用最低限度的军费开支来促进经济复兴与腾飞的国家目标。 [6]
    可以这样说,日本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规定为日本迅速腾飞,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1]杨鸿烈着:《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01页。
    [2]孟静:《论日本国的法律移植》,载《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第1卷第2期,2002年6月。
    [3]朱艳圣:《不寻常的民主———自民党单一政党统治与日本式民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3年第5期。
    [4]即岸信介派、石桥湛山派、三木武夫派、河野一郎派、佐藤荣作派、池田勇人派、石井光次郎派和大野伴睦派。
    [5]李宜春:《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4年第4期。
    [6]高篙:《日本国宪法“放弃战争”条款与吉田茂对美外交政策》,载《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4期。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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