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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邓聿文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9日 转载)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围绕着宪政和政改的争论已到了一种白热化程度。官媒接二连三发文,批判宪政,把宪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为论证中国不需要宪政,甚至把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对宪政的鼓吹说成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
    

      在我看来,宪政不过是一种限权的制度安排,宪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或者说,既姓资也姓社。中国要继续发展,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进行改革。天下没有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经济改到最后,必然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下。
    
      事实上,中国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从人性和价值追求来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由,可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选择,就是政治体制需要考量的事情。
    
      从人类历史看,迄今为止,民主宪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中共其实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宪政,看看中共在执政前骂蒋介石独裁专政的话,也曾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中共执政后,虽然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至少从理念上并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邓小平就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很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普选,解释成为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选。
    
      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邓的“高层搞直接选举”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党的领导人,而非真正放开党禁,让其他党派自由参选。然而,邓小平毕竟提出了一个普选目标,我们可借着这个目标──不管它的真实内涵如何──推进民主化。
    
      中共虽对西式民主不感冒,但并不反对搞民主,它只是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搞民主。换言之,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只要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它都会愿意去试一试,就好比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角度说,尽管官媒现在来势汹汹,密集发表反对宪改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感觉,但我对习李任期内推行民主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无关他们的意愿,而是客观形势所然。具体来说,由经济下滑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会迫使中共向民众让渡权力,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从政治角度说,契约关系就是宪政民主的起点。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识形态中的不断革命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改革后,则是以经济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开启的高增长多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金融危机后,特别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高增长,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另一方面,这几年搞的福利刚性只会高不会低,从而,中间形成的财政缺口会越来越大。
    
      要削减财政赤字,方法无非是增税、多印钞票即通胀、政府减支三种。增税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人员大量失业;多印钞票,使货币贬值,也会严重侵蚀人们的财富。对中共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执政之合法性。那么,剩下的途径就是政府减支。政府减支虽然会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一来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是不合规的;二来相对人民的不满,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至少对党而言不会有倾覆政权的风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习李最后势必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应对财政危机。八项规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预演。
    
    
    
    
    
    
    
     在最高层的督促下,削减政府开支会起到一定效果,但在政府主导体制下,要完全遏制政府大手大脚的办事习惯和官员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做到这点,只有借助于外部的监督力量,这就需要启动政改,真正建立起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体制,也即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关系,作为自己新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预算民主改革会不会像某些体制内学者说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应该不会。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大动作,但只限于经济改革,会对经济改革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最有可能突破的是,改变延续30多年唯GDP是举的政绩考核体制,再往前一点,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可能也会比目前放松。然而,不大可能在预算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更不会就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决议,因为,经济形势还没坏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需要妥协的时候。
    
      我的判断是,中共真正推行政改只能等到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发生,直接威胁到中共统治后,此前,都是小修小补。这场社会危机有可能是由经济引起,被某次群体事件点燃,然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波及的面会比较大,时间会比较长,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共觉得再不改革政权会有危险,才会真正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然而,对于学者来说,不能坐等到那个时候。因为由社会危机推动的政改,是否具有可控性,民众会不会因为等得太久从而怀疑中共政改的诚意,进而不给中共政改机会,都不好确定。所以,从应然出发,需要敦促中共制定一个还权于民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做一个政治改革的长远规划,否则,无论是一味“摸石头”,还是让民众画饼充饥,结果都不会太好。
    
      在政改的设想方面,大陆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较赞赏王占阳提出的“低度民主”论。他认为,从世界民主的发展看,存在一个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选发展的过程,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低度民主”理论下,王占阳勾画了一个“政改路线图”:未来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后五年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民主化进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年)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即低度民主,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年)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县、市、省、中央民主化每隔五年一个台阶逐步推进,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目标。
    
      不过,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在低度民主前,应先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民主是需要训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的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契约观念和妥协精神,抱着一种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式,一下子进入民主,很难讲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对抗和动乱,何况中国本身存在分裂的因素。而民主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形成一种契约观念,培育一种妥协文化,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竞争。中国的民主化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它其实是为奠定一个优质的民主打基础。如果全民中的多数没有形成对法治的信仰,贸然推进民主,代价将会太大,甚至可能会以民主的方式扼杀民主。
    
      我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种可控民主,所谓可控,不是控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这一阶段,民主尽量能够按照设置的方向推进,而不出现大的民主灾难,所以,它需要一个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只能是中共;也即,在低度民主阶段,通过制度设计,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阶段大约20-25年。最后进入以普选为主的高度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也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善。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需要用40-45年时间完成,这就跟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期实行高度民主的时间差不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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