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惨案:改良主义遭棒喝/吉歌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9日 转载)
长期以来，在改革派人士对中国政治方向的判断中，宪政改良派占据了多数。但是，他们的主张背离了真实，错乱了目标。而福建公交惨案的发生，给改良派以当头棒喝，促使其清醒而重建目标和方向。
一、惧怕武力变革，混淆暴力运动
武力变革，是人类社会进步获得重大进步的常见选择，这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改良派时常把武力变革和暴力革命混为一谈，在于对武力中存在的正义性认识的严重扭曲。
以秦汉时代为例，可以很好地类比出各种武力的性质。秦始皇崇尚暴力，焚书坑儒，以武力统一六国，以暴力统治中国。这是一种邪恶的暴力。项羽和刘邦的起义代表另外一种武力，而两者的武力仍然有区别。
项羽出身贵族，就个人修养看很重仁义近乎完美。他的失败原因大概是身边的谋臣气度不如刘邦的张良和萧何，以及一些偶然因素。他来不及治国，因而无法评判这方面的能力。就武力看他极为强势，能绝地而起号令四方，勇猛无比横扫千军。但在“大是大非”上，曾经坑杀几十万投降秦军，正义的武力中又包含了残暴的暴力。
刘邦就个人修养很无赖，夺得天下后更诛杀一些主要功臣，对亲朋和追随者某种程度上可谓失信失义。但刘邦对人民，战时能做到“约法三章”，得政后不大搞“运动”而主张休养生息。刘邦虽然使用武力，但并不崇尚武力，即使有宫廷内斗也控制在小范围中不轻易波及人民，可以说在正义的武力中做到了控制暴力。
武力并不一定等于暴力，采用武力而同时重视民主和人权，就自然会成为正义的武力，而不会沦落到法西斯或专政的暴力。有些人错误认为民主和人权仅仅是治国的事，但实际民主和人权，也必须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内在核心。
二、过度高唱宪政，抬高初级目标
改良派高唱“宪政”主张，甚至幼稚地提出“平反六四”，却恍如对牛弹琴，实在是与虎谋皮。这些改良派拒绝去真正认识中国现状的真实，而停留在幻想中，必然遭遇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五不搞”、“七不讲”、“宪政姓资”、“宇宙真理”等的官媒推出，自欺欺人、翘首期盼的“平反”的一次次落空，印证了统治者不合作的坚决性。改良派拒绝认清现实，停留在梦呓中，难怪要被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提出的“中国梦”迷惑和误导。
宪政这种目标，其实只是政治文明的结果，或者叫初级目标。它某种程度上看，是现象而并非是原因。破除专制的一元性，建立民主的多元性，离不开对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反思，也离不开对文革等运动的彻底清算。不对宪政的产生进行追根溯源，不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进行深入分析，过度高唱宪政的表象，就会迷失中国政治的方向。
三、全民公决历史，中国唯一出路
对文革等运动重新定性，进行全民公决，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目标。忘记历史、逃避历史和背叛历史，就注定无法走上正确的轨道。因为这是中国政治中绕不过去的坎，也是左右派剧烈对抗的焦点，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政治的各种力量面临的时代，目前看是犹如周末衰微之期，准备进入春秋时代。可以说，各据一方而争论不休的局面已经在悄然形成。但是，各种正面能量，必须向“公决历史”这一核心目标集中，以此为口号和方向，才会摆脱苦难和危机。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高唱宪政的改良派们，不能停留在“要人权，要宪政”的“哀求状态”，因为“乞讨不是出路”。只有树立起高远的目标，才能凝聚正面的政治能量；只有不回避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奠定宪政的根基。
四、福建公交惨案，揭示政治方向
福建公交惨案的制造者，其实就是一个经历“文革运动”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双重苦难的聚焦。这个阶层的苦难，集中反应了社会历史现实的最深层矛盾。
据相关报道，【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并多次上访未果，留下遗书后7日放火烧巴士洩愤，自己也当场被烧死。这场大火夺走了47条人命，另有34人受伤】；【纵火烧巴士的陈水总在自白书中说，他“初小文化”，也就是当年不到小学3年级，就跟着家人下乡，文革结束回城市，但时代中断他的教育与成长，没有任何弥补，没赶上大陆经济起飞，他成了贫穷线下的边缘人，靠打零工维生，却因派出所填错年龄，让他老无所靠，连社保金都拿不到。自白书中，他恳求“给条活路”，从求助到绝望，最后选择自焚，造成无辜伤亡。是大时代的逼迫，他们非自愿成为现今大陆社会的不定时炸弹，而当年和他一样“上山下乡”的知青，如今高居领导要津，要怎么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关系着的那一代人“老有所依”的中国梦】。
福建公交惨案的结局，深刻揭示出：文革等运动必须彻底清算。受害者不仅应该平反，还必须得到全面长期的国家赔偿和救助；而作恶者必须得到惩罚，做出更真实的历史评价，得到应有的制裁。因为当前的政治状况，和曾经发生的历史根本就无法切割。不真正深刻认清历史，不对民族的罪恶进行忏悔；正义就无法彰显，中国也就无法前进，危机也就无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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