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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间的习近平/冼岩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5日 转载)
    来源:万维读者网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站在中间的习近平

    
      自“七不讲”传出,思想界一片骂声,而且国内外联合演奏,用当年毛泽东的话说,大有轰平庐山,让地球停止转动之势。西方普世价值所操纵的世界舆论潮流的这种顺昌逆亡之势,应该是江、胡两届不敢对意识形态“动真格”、从而放任自流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缺乏理论自信——敢于面对举世滔滔,唯自信者可为之。
    
      对习近平之“敢管”,世人已有定论。但细察习之所言、所行,他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左派,而是站在中间的实用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左边的人会觉得他右,右边的会认为他左。之所以现在右边骂声一片,而左边颇多叫好,是因为右是当今思想界的主流,要将潮流从偏颇拉向中道,必从“制右”开始。实际上,习近平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国家主义。他或将站在这一中间点上,包容和团结中左与中右,压制极左与极右。
    
      习的这种立场取向将遇到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如前所言,当下思想界整体偏右,行中道者必示之以左,于是在一段时间内,习近平将被许多人视为左翼的政治旗帜,一些人会因此受到虚幻的鼓舞,而另一些人则会产生不必要的过分排斥。其二,国家主义的主要使命,是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国民幸福。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对现政权威胁最大的是源于右翼自由主义的西方普世价值理论。为了对抗这种威胁,本身缺乏完整理论叙述的国家主义,不得不借力于传统的左翼理论。这两点相结合,构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左翼兴奋,以及在官方媒体上左文、左味的“回潮”。
    
      左翼这种被误导的兴奋,虽非习的本意,却构成习的麻烦,就像他们此前给薄熙来和重庆造成麻烦一样。在一种自以为受到激励的兴奋之下,自视为官方理论正统的左翼越走越远,调门越拔越高,已经快回到1978年以前了。如果真的回到那个时间段,无疑将构成对后面这30多年的道路否定。这显然不是习的本意。习近平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前一个“不否定”是就政权合法性而言的,后一个“不否定”才是对道路选择而言的。当下左翼的狂欢,不但偏离了习的本意,而且为他制造了很多“敌人”,尤其是将一些国家主义最可依赖、或者需要联合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本来可以穿插迂回的战线,正变得越来越单薄,越来越没有纵深。
    
      面对这种不久将会呈现的险情,习近平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回去,给左边来一巴掌;二是重新构筑一条新的战线,即建构国家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不再依赖传统左翼,但并不是与左翼切割,而是打造一种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改革话语”一样,可以与官方传统话语将衔接的国家主义理论。
    
      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内外情境,习近平发起的这场“道路自信”之战,或许已经是“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道路”的终极之战。无论是输是退,中国都将失去再战的资格,既失去机会,也失去最后的人心,人心西去、形势西倾将再难挽回。鉴于此,习近平实际上只剩一种选择,战鼓既已擂响,战场既已选定,战士就有进无退,必须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战线。
    
      要从头建构一种既能见容于官方传统话语,又足以应对西方普世价值威胁,可以对应于当下中国现实,既能解释现实、又可指导实践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绝非易事,否则,这样的东西早就出来了。夫欲立其言,必先得其人。纵观思想界诸名家,本来何新先生是合适人选,其才其识,其积累其心志,都已足够。但自邓小平“南巡”以后,不但思想界的主流视何如寇仇,官方也开始排斥何新,概其主张与当时市场化改革的主调相抵触。时至今日,何新已老、已病,已无力再作冯妇,但其拳拳爱国之心不改,乃自命“顽童”,甘作这场迟早要到来的意识形态大决战中的“泼污者”,于是乃有关于“共济会”的系列言论出。其家国情怀,令人感慨。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笔者愿借此机会向病中的何新先生深致歉意——曾经因为受普世价值的影响铸造的所谓“正义感”,而对何新先生多所抨击,乃至有“剥皮”、“抽筋”之说,今日回想,自觉幼稚、可笑。其实真正应该被谴责的,恰恰是如当时笔者一样,将个人清高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者。
    
      除何新外,另一个合适人选是康晓光先生。康先生的学养、智识、雄襟,皆足以担当大任,只是他现在与儒家关连太紧,不知能否脱缫而出?儒家理论本来是曾经行之有效、而且体系完整的国家主义学说,或者说它在今天不难改造为现代国家主义理论。但儒家的问题是,它不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而是一个曾经被抛弃的象征。在它的身上,附加了太多无法摆脱的标签。它不但曾经被近代史所证否,而且曾经遭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否定。在思想上、理论上,现代儒家完全可以做到涅磐重生;但在政治上,人们选择的不仅是内容,还有形式。正如今天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敢于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没有一个领导人敢于背负“开历史倒车”的沉重,也没有人能背负得起。所以,要指引中国人走上一条全新道路的理论,必须至少看起来在形式上是全新的。
    
      除何、康外,中国思想界并不乏有创造力的人才。例如发现了“比较意识”和“比较性竞争”(个人认为这是近30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发现),自卢梭之后真正解开了“人间不平等起源”、以超越左右的姿态终结了左右“平等之争”、为左翼思潮在当代社会情境下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石的黄纪苏先生,以“潜规则”、“血酬定律”贯通千年中国史的吴思先生,提前以最合乎时代节拍的方式预言了“增长的黄昏”(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或扶乩降神得出什么“崩溃论”)的袁剑先生。但这些人,不是其主张、路径与国家主义迥异,就是如笔者一样“为思想而思想”的求真者,而不是可以为了某一理想目标而建构理论的经世之才。微斯人,中国的国家主义将往何处去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虽然致力于将意识形态“管起来”,但今天的中国却是思想界最好的时代之一。这是一个唿唤思想英雄而最终必然出现思想英雄的时代。以华夏9百万平方公里之广、13亿人口之众、5千年文明积累之厚,时代需要的英雄一定会脱颖而出,中西的意识形态之争、道路之争战火方兴。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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