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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新社会主义传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3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永苗
    
    
     (参与2013年6月3日讯)刘小枫的毛国父论遭到了极大的反对,绝大部分人基于毛的革命叛乱文革造成的苦难,一小部分基于49年秩序不成为国,也就是民国当归的立场。这场争论把八十年代文化批评知识分子演变过来的新左派,他们搞的新社会主义传统带到公共视野中来。
    
     我判定,新社会主义传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仅仅事关小资产阶级的上升与在体制内分脏的问题。现代启蒙教育大规模展开,造就了大量启蒙知识分子,从而使教会僧侣和科举作为上升机制变为不可能。大规模提供欲望满足,来刺激人们的欲望来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就小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问题。
    
     八十年代到今天,不管哪一种话语,自由主义派或者新左派,都是宣布自己为普遍性的特殊利益,可以描述为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多元化阶级意识。它深深地嵌在毛泽东颠覆和邓小平恢复知识|政治关系结构中。
    
     韦伯直接把浪漫派,当做这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毛泽东曾预言的党内出现小资产阶级。我们可能比韦伯面对的难题更加严重。韦伯批判小资产阶级文人,所处在的改良是在绝对主义君主之内,固然普鲁士官僚体制也作为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但二者之间有足够的张力,知识分子可以离开官僚体制可以存在。中国的是知识分子——官僚共同体,集体君主把知识分子也吸纳进来,皮外无毛。
    
     习近平在我老家福建宁德主政过几年,对宁德比较有感情。习近平担任今上时,宁德人乃至于福建人与有荣焉,觉得自己们会变好起来,大有希望起来。改革的可能性感觉与既得利益成正比,与特权关系成正比。以至于成为炫耀特权的说法。
    
     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在场感,在旧秩序重的身份意识,由身份来包揽生存以及发展的总体。80年代之后的反叛与回归,都基于单位。其自由主义是单位人的自由主义,背叛遭遇打击90年代之后兴起回归单位渴望,如文化保守主义。
    
     习近平上台自然要对太子党左派右派和老百姓说,你们放心我会是你们的。他需要发酵起来的是亲近关系,是人身亲密关系。和老百姓说假大空话,与太子党说真话,与拥戴的新左派打哈哈,与右派说的真的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亦真的话。可是凭什么明明仇恨共党的人,也要与习近平“搞基”,并认为宪政在亲密中发生。 不过是这一些“我党”的人,觉得自己不是外人,而是习要重视要触及的人。自己给自己长脸。
    
     对于韦小宝而言,康熙帝制肯定是宇宙真理,人身亲密关系与享受特权的程度,决定了对所在体制的好坏评价。对于太子党而言,自己家里而且自己做主,当然体制最好。所以不区分贱民与奴隶主及其知识分子附庸,来评价体制好坏,二者不同国度,怎么可能评价能统一起来。只有把五百家当做全民公敌,才有共识。
    
     获得特权很容易让人放弃大是大非的标准和底线。有一年小西天有饭局,我正值被北京市局警察清喝茶,喝完他开车走三环紧急车道送我去,看着三环上堵的死死的车龙,优越感油然而生。特权会让肉身而不是心灵产生神宠意识,根本无法对话,除非死亡面前的平等逼近。特权者与贱民之间唯一对话的语言,就是武器 。
    
     对二十世纪乌托邦革命的批判,其核心在于解除在“真理在我”的独占垄断代表权。一个需要政党轮替和法律之下的阶级斗争或者搏斗,在革命中或者竞争中,世界历史精神降临,而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政党的垄断中降临。处在一种二律背反中:以加入的方式瓦解之。
    
     新左派用意识形态拥戴太子党上台,美曰其名新社会主义传统,右派公车上书跪谏太子党捞够了要搞政改,不要学他老爹整他们。太子党说,我要上台,自然要把毛老爹作为神主牌抬出来上上香,祭祖,不会搞老爹这一套的,右派瞎反对 ,不懂事,严重政治幼稚病。
    
     1848年以来世界史是小资产阶级的。我确认中共是民国地主进城儿子底层知识分子政党,其代言底层民众的思想,是其小资产阶级阶级属性的殖民和延伸,由己及人,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当做所有人的。他们需要明主,污蔑人民需要明主。
    
     小资产阶级属性的超越和解决,只有在大革命熔炉中得以解决,这是世界史提出的使命和难题。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及其政治运动做了失败且代价惨重的尝试,这是道德革命的必然结局。我设想在维权运动和将来的法律之下革命中,以法律和基督教,以及更加底层的民众运动为载体,亦法律革命的方式呈现出。
    
    太子党的政治意识而言,应该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所言党内小资产阶级。马克思言,工人革命,不外乎想成为小资产阶级。
    
    面对小资产阶级的神秘主义,反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情绪,不可在可能像古典时代那样诉诸于因果报应与来世救赎,而是诉诸于权力政治或者凯撒崇拜的来排除死亡焦虑的狼外婆的故事,实现“中保”或者救赎。以自我保存和无止境的自我扩张来平息自我保存的焦虑感,这类似佛教中说的“饿鬼”。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神话方案,与基督教福音信仰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其焦虑属于极权主义基础的死亡焦虑,很容易被基督教吸纳。基督教的政治方案,物质解决缓解或者转化,然后中保自我保存和正当的上升空间,不再是把民生和死亡问题,当做认识,道德问题来解决。
    
    其救赎渴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秩序追求,在加入分赃获取特权中达到天堂。秩序未必与自由同在,更多时候处在撕裂对立的状态。可移民性成为延伸的极权主义自由。他们认为自己内在于秩序和安全内部,内在于安全作为前提的秩序缓慢变动。一种“ As if ”,在极权主义的内部的欲望与特权,被当做了自由,那么这时候,加上特权欲望“as if”为普遍自由。对秩序的追求,绝大程度上是压抑自由。当秩序是极权主义的时候,具有很大的弹性,当你是极权主义的内部人的时候,那就按照等级关系获得不同程度的自由,按照英国的定义,自由也就是特权。内部人不会感受极权主义的压迫,具有被总体攫取吸纳,也就是不会具有专制受害者的自我认同。即使曾受害,也会被抚平。
    
     后文革时代,被胡耀邦解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把自己当做了人民,而真正的人民,从来属于黑暗角落。就像汪伪政权的官僚,也把自己等于中国人民一样。
    
    
    
    文化的非政治参与
    
    
    
    新社会主义传统是说,没有了狼外婆保护,你们就被老虎吃掉了,乖孩子还是留在屋里让狼外婆慢慢吃掉吧,被吃掉了,你就是狼外婆了。八九一代背叛者的,在八十年代发动基于欲望的革命,就像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遭遇挫折之后,就把背叛当作出路。把专制当作一个个人的心理道德问题,类似基督徒那样,通过顺服来内心“征服”专制。也就是其心理冲突消失了,就当作外在世界最为重要的首要冲突问题消失了和解了。体制和专政问题,被扭曲为个人道德与承认上升问题,当获得上升的机会时,也就是欲望满足的时,就达到了和解。
    
     渴望中央权威,听党的话:这是一种恐惧感和无助感,精致的带上面具的表达。只要听话服从,一切都会好,一切都有可能,不听话就没有好下场。不要问凭什么要相信党的话,党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何领导走出困境,这一些想法破环安全感。
    
     我们总是可以找到这种道德要求背后的权力意志。新社会主义传统因此产生一种自傲,我听了,你们听了嘛。你们要学我,一样也要听,你们跟随我的路径,走我的门。类似于使徒保罗的拜耶稣教,保罗模仿耶稣,信徒模仿保罗。因此听党的话,就像太阳,而我们就像月亮,月亮从太阳那里得到光线,因此也能照亮黑夜。太阳与月亮,一起分享崇拜服从的权力感。这时候,还暗中滋生狂妄这个地位,非经新社会主义传统,才能找到党。
    
     如此不断地把手段措施当作目的,也就是说是只见一木不见森林的自义,不断把手段,例如党的领导,通过道德论证,内在化,转化为政治信仰。如此一来,目标就不断延迟,拖沓。就像夜航船黑夜中的灯塔,越行越远,目标越模糊。
    
    我曾经发微博说,习近平同学有点小气,在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通三统,不妨把首提通三统的甘阳纳做国师,哎,中共道统与政统合一,甘同学顶多是秘书。可怜阿可怜。
    
     他们伪造了道统与政统之分,把自己等同道统,祭司巫婆,在政统太子党官僚面前代言毛幽灵的地狱指示。把毛泽东和自己作为使徒推到统而不治的素王位置。其实在太子党官僚面前,他们就是乞食的狗,神神鬼鬼的骗百姓。92之后靠考钱袋子靠与枪杆子,他们给主子当秘书,都被嫌太穷酸。
    
    这不仅仅是新左派的政治参与困境,而且是所有被包裹在知识分子权贵集团内部知识分子的困境,除了少数偶然幸运地被党妈宠幸的之外,绝大部分只能在一个体制内部或者边缘建构一个,看起来很独立,距离权力很远又时刻心中在意的文化领域。手握文化,意淫中南海,美曰其名文化政治。刘小枫曾论说,德意志帝国被魏玛民国取代,其文化领域迅速不存在了。
    
    不管新社会主义传统,心中有多么巍巍高山上般的自我感动,不断站在中南海围墙边上,把围墙上的红粉抹在自己身上,搞得自己红得很,却不折不扣地进不了中南海。在这样一个复杂多远的全球化时代里,人文学者顶多就是一个中宣部的编外秘书,自带干粮五毛。
    
    他们主张的直接民主,不外乎是小资产阶级要求参与分赃和获得承认的意识形态。就像罗马元老假装与自由民一起分享权力,其实不外乎让自由民有言论自由,真正的权力还是元老的禁脔。这是一种很有迷惑性的政治技艺,让绝大部分没有那么强权力欲望,或者没资格有的人,也觉得是国家的主人,就足以摆平他们。模仿罗马的法西斯同样如此,他们赋予小资产阶级言论的权利,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贵族。中共也是如此,不仅自己掌握着绝对的决断权,而且把虚假的权力,让渡给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还在意识形态领域伪装有党内路线斗争,让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的思想革命能带动政治革命,从而参与玩家家,成为国家主人。新左派的社会主义传统,通过对毛泽东原教旨精神的体认,从而自己认为在太子党权贵官僚体制的缝隙里,自己镶嵌了进去,成为其中有机组成部分。
    
     乌有之乡书店有个老陈,曾经和我说,他有次上访到了绝境,走进一个教堂,教友信徒们给他饭吃,给他祈祷,让他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前过组织生活的时代。依附于组织的信仰,其实是世俗身份承认的渴望与权力意志,这种信仰与组织所秉持的信仰与主义,可以分离得开,只有是类似教会的组织,不管是基督教的,还是传销的,都会有依附于组织的信仰。新社会主义传统也就是这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服从渴望。
    
     文化要站出来僭越宗教启示的功能,道德要站出来承担总体性,如法西斯所显示,必然诉诸于强制。每一次讲文化讲道德的边上阴影处,有着黑黝黝的枪口。多年前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个著名人文学者最是迷恋战争,听到电视中枪炮声,一定从书房跑出看战争片。
    
     权力欲与无限扩张的自我保存舒适渴望,必然导致与专制的和解,必然导致对专制敌对的软化,这是八九之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抵抗的必然宿命。所谓知识分子的阴道通往其灵魂,也就是说,凡是标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从来是被“操”出来的,顺奸的。之前的反抗与之后的顺服,道理是一样的。专制者劫财劫色,在知识分子身上无财可劫,就被劫色,在民众身上无色可劫,就被劫财。所以知识分子的阴道通往其灵魂,这原理对民众不成立。
    
    凡是欲望性的抵抗,也就是专制者不分享反抗者所渴望的特权地位身份荣誉引发的宋江式反抗,也就是儿子对老子的撒娇,那么必然在一次专制者父亲的愤怒惩戒中和其后的收买中屈服投降于必然性,并迫使其他任意也是屈服投降于必然性,以此献媚专制者父亲,平息其愤怒,或者用来为自己叛逃投降的行径自辩,或者从这种启蒙中获得牧师般的权柄,以便在专制者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专制者。这种屈服投降必然带有不安,就像受招安之后的宋江,那么就通过欲望或者欲望崇拜来镇压不安。这就是八九之后背叛者的处境。
    
    别管他们怎么玩。小资产阶级能玩到那里去。没有战争等例外状态长期的逼迫,就不足以形成军队或者他们的阶级力量。一种知识分子的宗教,他们都没法建。只能靠幻想毛泽东的辉煌,作为他们自己当下的伟业。一群意淫虫而已。
    
     98年新左对官僚的谄媚,需资格,如杀个右派当投名状,新左派的批判,迫使自由主义者成为政治力量的自觉,他们以道德批判这种政治幼稚,却把自己一连串虚无主义渴望给暴露出来。89意味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官僚共同体的分居,虽然未彻底离婚。虽被收买,到底成外人,试图恢复破镜重圆毕竟会很深刻得地烙印下恢复的痕迹。这需要一系列的心理机制的运作,把弱者投射当做英雄般决断,类似于奴隶投降来传染改造拉平战胜者。
    
     八十年代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刻舟求剑,沉迷于一个改革的普遍利益诉求的神话里面。一个特定群体的私人利益上升与普遍利益一致时期,是有条件的,有时间性的。98年新左派的出现,正式作为对这种普遍神话的怀疑和警惕。新左派重新带回危险性和恢复对过去的语境自然理解。改革是一个进一步产生自然状态的进程,就政治矛盾而言。新左派以回忆文革政治性的方式,将这个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去政治化,也会产生自然状态。不确定性的后果与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历史。让人一时有安全感,却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欲望的巫术性满足,带来更大的缺失。
    
     新左派身上有着严重的承认的精神危机,需要出口转内销,认为68年欧洲红色,美国学生运动,都是毛泽东文革影响出来的,证据就在于毛泽东作为符号在场。世界都文革,那么我们文革就对了。从消极自我辩护到积极领导整个世界,随时替换。是一种投射,只要毛泽东作为符合在,都是被“文革”领导的。
    
     四五一代把自己当作反对派,是“真理在我”夜郎自大,一种as if,似乎自己就是了,之于真实处境与目标之间的冲突,逃避或者靠念咒来解决。挺有意思的,98年后的新左派,同样也把自己当作一种独立知识分子力量,作为四五一代的反对派出现,污蔑他们为党的人,他们同样不高兴。一对将错就错的错兄错弟。知识分子看起来与官僚有内部冲突,但那是小矛盾,他们面对民众组成了知识分子权贵官僚集团,这与国内殖民是吻合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寄生虫。
    
     历史问题,是现代生存经验之中心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危机,以一种及其有害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这种道德相对主义,是由历史感所产生。由于历史感,被历史阶段所囚禁的人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好歹善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错误。
    
     对于四五一代和新左派,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背叛一样,支撑他们的是一种弑父情结,一种欲望性的激情,所以受严重打击,立即转为《路标》的保守,或者拥护专制。欲望者,首要的使命是满足欲望,而不是成就荣耀使命。革命或者保守,都是手段,手段是与时俱进的。
    
     在终极目的和现实手段中间,是一种政治浪漫,是一种美学,一种审美。原初什么是好的,最好的社会秩序问题,已经被谋杀干净。就象一只在大海上漂流的船舶,失去了船长,只有无头苍蝇乱飞的水手们。
    
      目标与在特殊处境下行动手段的张力,只有耶稣是全然无辜的,二者统一。是人,在行动时都有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诱惑。彼得就想拿起刀砍人。基督教之保守主义就在于手段的保守性,合目的性,遵守律法。
    
     四五一代不是太子党的知识分子,比太子党更渴望毛泽东成为国父,如果对于太子党更多的是统治手腕问题,对于这一些知识分子而言,那是自己生命的根基问题,生命的意义问题。可能对他们来说,是面子问题。他们在场的渴望,成为历史主体的渴望,当作国父是他们特殊意志的幻想,权力意志的延伸,仅此而已。
    
     好运的人,都觉得自己靠本事,李鹏的女儿就是觉得自己靠本事上去的。好运是被出来的,而且不好运也是被出来的。官二代会觉得他老爹贪污来的钱财,理所当然归他家所有,占有即所有,隔了一代,就变为无因性的。私人化了,变为私人财产。对于刘小枫等50年后这些红旗下老铁蛋,对其红色强盗及其粉红色知识分子帮凶的所掌握权力来源,是不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只会利用话语权进行强化,被强奸出来的私生子,就会像毛新宇那样,更强烈要认祖归宗。
    
    
    
    指责为法西斯主义
    
    
    
     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批判,更是一种政治批判。道德批判的意思是,在权贵官僚与人民这样一个敌我必须呆在一个屋子里面的语境中,在世界历史精神在中国运行,在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然正当的生活。政治批判是对其道德立场事前预设的反思,以及用极可能发生的结果,反过来提前约束之。
    
     新社会主义传统的人们,陷在一种意图伦理里面,觉得自己动机是好的,采取一种自我辩护的姿态,自认自我良善,就要免于道德批判。他们通过对比改革的邪恶与四五一代道德上的无耻,从而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上。
    
    现代性确立之后,任何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顶多只能作为政治动员和共同体政治宗教替代赝品出现,其落实于政治,必然体现为政治权力介入私人领域,进行人心改造,征收财产,或者发动内战外战,以巨大的政治代价和灾难,来追求虚幻的激情。
    
    那么将新社会主义传统质控为法西斯主义,就像法律不追究邪教信仰,而追究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就是会可能放纵教唆,带来激情的犯罪本身。不管动机如何美好,都要确立这种法律的标准,以结果的好坏来政治批判,不能因为动机意图之美好,就免于对行为和手段的质控。文革肯定是十年浩劫无误。这种指控是为了避免中华民族像德国那样陷入内战和外战之民族存亡的危险之中。
    
     看完了沃格林《新欧洲的民主》,我认为并非答案,而是提出处在过去与未来缝隙中的问题。我丝毫不认为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的转型,会给民主制度造成死亡或者超越。所有的冲击,来自社会,即使成为革命力量,也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必须保持原有宪政制度。福利制度,教育,市场,尤其是教育,并非政治,是前政治的。
    
     宪政西来,士大夫用自己的肉身血气投射进去,产生很多变态,把前政治的,当做政治,如胡适的民主是生活作风。教育不外乎是害怕没有素质的人,涌入政治舞台,因此设置的预备,但教育并不是宪政的根基,进入政治的,才是宪政的根基。公民素质是否符合工业社会,会影响宪政的稳定性,但绝不影响地基。
    
     商业不外乎是为了把政治激情和权力意志分流。我更认为,只要有限政府,公民素质提高一万倍,立即参与政治获得素质。王朝官僚和等级制度的统治,如孟德斯鸠所揭露,才塑造了奴性。我相信,即使在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欲望潮流中发生了否定民主宪政的革命,一样无法撼动宪政。不外乎是不断地治乱循环而已。就像病毒与身体。总之公民素质是无关紧要的。
    
     去道德化,是去掉权力的道德色彩,打破吏师一体。所有的言说,都在现有的和将来的权力上去道德化。去掉权力的道德化,就意味着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急剧上升。道德问题必须政治解,政治为因,道德为果。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就知道,坏的制度把好人变坏。当下的官员腐烂,是极权主义道德政治瓦解的产物,是对过去道德禁欲的报复。相当于堤坝决裂之后泛滥的欲望洪流。应该致力于政治,从而附带地解决道德危机。
    
     毛泽东有什么政体成就?没法说来听。他做过的,几乎老蒋全做过。我倒觉得周恩来刘少奇这个权贵官僚集团他们在毛泽东身上投射自己的渴望与激情。柏拉图理想国是言语中的乌托邦,毛泽东的伟业是言语中的伟业,海市蜃楼般的伟业,这只有神经病才认为是真的,只有知识分子权贵官僚集团才是这类精神病。就像一个基督徒自我受感了,就要把恩典和真理与人分享。所谓毛泽东伟大成就不外乎让他们吸了海洛因,其认为的事实判断,不外乎吸毒之后的幻觉。毛泽东因此成为他们的政治敌基督教东方耶稣。
    
     施特劳斯说,传统不仅必须是祖先的,而且必须是我们的。一定要把民国的剽窃为毛泽东的,那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毛泽东家的,自己的毛泽东是伟大,因为他想伟大。通过把自己想伟大的权力意志投射到毛泽东身上,抬高毛泽东,从而让自己作为毛泽东的使徒,也伟大了。这是保罗的伎俩。
    
     作为基督徒,刘小枫公共领域讲儒,内外不一致,手段与目标有鸿沟。他写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对法西斯化德意志福音很反对,可是自己走上了这路。对于他们特殊具体能掌握在手的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悲剧,我看到海德格尔投身纳粹政治之悲怆。法西斯作为保守的革命,同样是启蒙运动手段与目标间鸿沟的结果。 .
    
     儒学回潮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在当下的身份位置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身份危机问题。就像改革派认为自己的东西具有超越体制限制的普遍性一样。他们也相信儒学有这种能力。知识分子权贵集团中,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冲突,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普遍性,而权贵是特殊性,普遍性必然战胜特殊性。权贵则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秘书的货。认同儒家的官员,肯定是太子党以外的。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就是儒家,有着从头顶星空的形而上学到集体僭主的嬗变。至少在毛之前,道统自任的儒家,用来弹压民众的“真理”,高悬于他们和民众头上星空,为形而上学,与民共享。毛孵出毛左的红蛋和毛右地白蛋,将真理内在垄断于个人之内,“真理在我们”,之外无真理民众愚民,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作为集体神话君主。
    
    真理在我们的道统就意味着历史终结,这在秦始皇一统发生过一次,洪荒八合尽在于此。强权就是命运就是一切。毛泽东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同此理。意味着所有人间意义被囊括被迫“井里窥天”。毛泽东将蛋们重新纳入更小井里。这是被恐惧驱使的安全感追求,为了一时危难时候的安全,把所有的灵魂交付狼外婆。只是狼外婆的吞噬,成了灯下黑。
    
    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启蒙在其末走到了尽头,后是僵尸。民间走向了市场经济与维权,刘小枫们滑向坟头,如文化宗教,带有死神冠冕。民间行动有生命性。他们经历八十年代开除球籍的恐惧,今天又陷入被民间革命行动开除中国籍的恐惧,逃避到更抽象化的中国模式,与擦亮毛泽东神像,仅是红旗下老铁蛋避免堕落的安全感 。
    
    十二月党人的历史悲剧重演。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基于身体激情与渴望的抗争,遭遇强力镇压,就会屈服内化。刘小枫摩罗的背叛,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心魔。看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历程,看一下《路标集》,就明白。但我不理解的是,摩罗的精神不外乎无政府主义肉身渴望,而刘的明明趋于超验,怎么会一起堕入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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