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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民主宪政的政治变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1日 来稿)
    
    作者:郑酋午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集中共一党领导、半市场半垄断经济和党文化一元化为一体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贪污腐败、践踏人权、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等越演越烈。从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已经难于为继,中国要继续进步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变革。虽然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跟政治制度有关,但可以这样说,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定跟政治制度有关。我们知道,在专制条件下,政治制度是其他制度的根本,所以,欲要变革首先变革的应是政治制度。现在的事实是,政治制度不变革其他变革已成了权贵瓜分全社会利益的手段。我认为,社会进步的实质应该不是体现在部分权贵以权谋私从而获利上而应该体现在公平正义上,所以,以后的变革如不是从变革政治制度入手那么所谓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全是空话。
      
    目前国内讨论最热烈的政治变革方案主要有四种:(一)第一个方案是自由民主人士提出的,这个方案的实质内容是实行民主宪政,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制、代议制、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二) 第二个方案是体制内的精英提出的,名为“宪政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中共领导下实行宪政,允许反对党存在,但人代会席位的三分之二以上由共产党掌控,不举行直选,由中共推荐议会和政府领导人人选(候选人可以先在党内竞争),其他反对党可以推荐部分代表人选,司法独立,法官人选由中共推荐人代会通过,终身任职,法官只根据事实和法律判案,但军队、警察还是由中共掌控;(三)第三个方案是红二代提出的,名为“党内民主”,即现在的国家框架不动,只是实行中共内部改革,增设党代会的常务委员会,党代会的常务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机构平权,党的总书记及中常委在党内直选,人代会、政府、法院、军队、警察、宣传等还是由中共控制;(四)第四个方案是中共于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名为“党政分开”,即党管党务,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领导机构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务,但党的领导机构推荐各部门领导人人选。
      
    第一个方案是民主宪政方案,若能实行,由政治制度派生出来的根本问题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决。古罗马共和时期实行过民主宪政,后来由于古罗马的统治疆域扩大,古罗马自我颠覆了这种体制,现代民主宪政是美国建国后首先实行的,到现在已经实行了两百三十多年了,我国在一百年前建立的中华民国也行过民主宪政,但后来被专制主义者、军阀和共产主义者颠覆了。从世界各国实行民主宪政的经验来看,民主宪政在实行公平正义、保障人权和遏制腐败上卓有成效。现代全球的193个正式国家中已有174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宪政。民主宪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历史潮流了。民主宪政是工业文明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只要是工业化的国家都无法不实行民主宪政,我国将来一定是要工业化的,所以,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也一定会是民主宪政。
      
    但问题是,这种方案是否定共产党的永远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可以执政但必须由人民选举上台。要做到此点,也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中共进行自我变革,二是人民来变革。因为现在中共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包括国库、军队、警察和宣传工具,它要不改,除非这个国家的人民强烈要求改。从中共建政以来从来就反对这种所谓的“民主宪政”,镇压“六四”运动以来,中国高层领导人中除了温家宝总理提过“民主自由”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中常委提过,十八大产生新的中共领导集体后,李克强提出过尊重“人权”,其他的中常委没有人提过自由和民主宪政。看来,目前的中共的领导人中绝大部分还没有民主宪政思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虽是野蛮人(因为只讲阶级斗争和专政)但不怎么腐败,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各级领导人不仅仅是野蛮人而且还几乎都是经济犯罪分子(用古今中外的刑法来衡量都如此),他们没有民主宪政思维却有专政意识,同时现在已有许多来路不明的财产,所以,想通过中共的领导人来推动使其丧失政权和利益的民主宪政改革那是白日做梦。
      
    历史上,虽然也有统治者靠上层自动推动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比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有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和不丹国王等三位领袖推动民主化政治变革的,但是,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政治变革那是在他们还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当时还没有形成拥有巨大资本的权贵,苏联上层虽有特权但还没有大规模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上层改不改革政治制度,主要只是取决于认识而不是利益,上层的认识改变了政治变革就开始了。今天的中国,权贵资本已经形成并很强势,高层及其家族几乎个个都是拥有巨大资本的权贵,这样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还有利益问题,民主宪政实行后,一旦失势他们都有可能被清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要去实行宪政改革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领导的台湾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由于县级政府和议员是直选的,国民党的党部与行政权是分开的,在中央又实行“五权宪法”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行政权力,避免腐败。因此,国民党的政权能与时俱进,民主化没有太大的利益阻扰,只是认识问题,当领导人的认识发生变化有民主宪政思维时,民主化的政治变革就到来了。不丹是王国,国王父子又都留学英国,有民主化意识,知道世界大势,他们推动不丹民主化是认识问题,有了认识就会自动推动民主化变革。中国不同,毛泽东时代不实行民主宪政是认识问题,因为他们是野蛮人大脑里装满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现在不仅仅是野蛮人而且从改革开放以来还几乎是经济犯罪分子,中共各级领导层中除了极少数人有民主宪政意识外大多数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根本就不认同民主宪政,因为他们的选拔机制是逆淘汰,品质越坏的人往往能爬得更高,同时,还有极大的非法利益阻扰,很难叫他们自动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由于中共各级领导不认同民主宪政,最高层领导又不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政治变革在短期内不可能推开,现在中国的下层民众也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实行民主宪政的重要意义,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还太小。依我看这主要跟我国没有完成工业化有关,国民的视野有限,实践民主宪政的力量还小。恐怕还要再等七八年。我国有一部古书,叫《推背图》(唐朝人写的),预测未来的事很准,从唐朝到现在的大事预测还没有错的。书里面预测到中共的胜利也预测到中共的“寿源”,说中共能存在九十九年,也就是说从1921年算起,中共还有七八年的时间。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后自生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民主宪政实行的最迟时间基本上是在该国政权推行经济市场化后四十年为限,所以,中国的民主宪政政治变革或许七八年以后就可以了。
      
    第二个方案即“宪政社会主义”,如能实行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但中共也不会接受这一方案。对这一方案,我的评价是,从现在来看,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主义专制政治已问题百出,世界大潮是实行民主宪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为了挽救中共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方案,当然, 其探索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比如,宪政社会主义提到宪政、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竞争性选举、保障人权自由、公正与平等等,这对在党国体制下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来说应该是一种突破,但这种方案的研究目的主要不是站在中华共同体的立场促使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型文明而是为了帮助中共走出政治困局力促中共永保政权,所以,宪政社会主义实质上也只是为一党主权的专制主义披上华丽的外衣。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社会主义作为招牌贴上宪政标签真是天大的笑话。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想方设法使到危机中的中共的一党主权永固化,显然,这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一党主权就是在政治上给中共的领导和权贵享有特权,这是完全违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在国际法上,国家四要素中有一个重要要素是主权,这个主权由谁来掌握? 我国历史上下也有五千年了,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国已经历了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两个阶段,但一党主权只是一些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它终将被历史的后一阶段所超越,一党主权是不会永久的,主权在民论已经不可抗拒。宪政社会主义学者也许受英国式变革的启发,想到了党主立宪制,可是在实行宪政的过程中,既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就是没有党主立宪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党主权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本来是封建主义阶段之后应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苏联和我国等偏要搞一个社会主义试验,结果一亿多条生命被无辜杀死或被折磨致死,社会主义试验最后还是失败了。现成的成功经验,宪政社会主义学者不去向政府推荐,反而要发明一个没有实践过的党主立宪模式,我真担心历史上的大错误会重演。实际上,“主权在民”论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意识形态,是公众对于君主主权和一党主权的否定,主权在民原则为现时代的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由“主权在民”论看来,一党主权专制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党主权制度是野蛮的政治制度,而现代型文明标志着人类摆脱这种野蛮的进步状态和程度。以主权在民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民主宪政,它的建立揭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的一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国民的政治统治,通过公正和周期性的自由选举实现了多数人能够参与政治事务的伟大理想,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抛掉一党主权走向国民主权。
      
    第三个方案即 “党内民主”,虽然在世界的范围内只讲“党内民主”已经非常落后了,因为别人在两百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搞到民主宪政了。但从目前的情况上看,由于各种原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思维还没有达到“国际水平”还只是停留在一党主权的阶段,还不要民主宪政,所以,在没有大众民主的情况下,搞党内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搞大众民主也是好事。因为历史上许多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就搞起大众民主的,而是先搞精英民主经过发展才到大众民主。而且真的搞了党内民主,权力受一定程度的制约,腐败也会减少。虽然党内民主的民主范围有限只限于中共内部,当然,这种民主与南非以前的“种族民主”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毕竟是一部分人的真民主了。这比所谓的党政分开的所谓“政改”要强百倍,可是,现实是在中共现有体制下,最好的方案不必选、次好的方案不要选、次次好的方案不会选,不好的方案领导选。这不,现在的十八大二中全会通过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最不好的方案,中国的领袖就是这个水平,你真还拿他没办法。其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不是什么政治改革,顶多是行政改革,这种行政改革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当然,目前阶段,实行“民主宪政”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无视中共的实力,中共不答应而民众又不觉醒,自由民主人士是没有力量去实行民主宪政的。不过,从长远来看,民众觉醒是必然的,也许再过七八年,民众就会有觉悟了。到时再来实行民主宪政也不迟,其实,就是急也没有用。将来实行民主宪政,民众一般不会生乱,从世界各国实行民主宪政的经验来看,还没有因为实行民主宪政民众中出现乱局而控制不住的,历史上,一百年前的中华民国由于实行民主宪政出现的乱局不是民众乱而是军阀乱,今天世界上由于实行民主宪政出现乱局的,比如索马里,也不是民众乱而是军阀乱。所以,我国七八年后实行民主宪政了,要防的的主要应该是军队的控制问题,不能让军队失控,不能让军队被地方军阀控制,军权必须由中央牢牢控制,否则,是要犯历史性大错误的。民主宪政的政治变革在我国出现这也是迟早的事,现在谈论政治变革可以谈其他方案,但七八年后,民主宪政却会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唯一方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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