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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所讲的治世“大道”不会是康庄大道/郑酋午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1日 来稿)
    
    作者:郑酋午
       

    在“ 两会”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凤凰卫视记者请新当选的总理李克强谈谈从政生涯从最基层到最高层的个人情怀。李克强总理说:“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述个人的经历,我想说的是,在我个人的经历,在读书、做事、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是我的心得。我坚信做人要正、办事要公,才能利国利民。”这里出现了“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九个字,这九个字可堪称是座右铭。我们中国人往往是多面孔的,特别是官员,即是说,有的人说和做可以不一,就是通常说的“言行不一致”。如果是这样,我们听完不用把它当一回事就行了。我们假设李克强不是这种人,也就是说,他是言行一致的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琢磨他讲的这几个字的意思了。因为在拥有十三亿六千万人口的中国能从底层爬上总理位置的人,不是“神仙”也是“超常”之人了。
        
    我个人认为,“行大道”里的“大道”,对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来说,既可以从治世的层面来看也可以从个人升迁的途经来看。从治世的角度看,应指最高的治世之道。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理解也会有不同的,比如,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义中的理解是:大道即上帝 。《圣经》说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约翰福音1:1—2)这是天主教与基督教理解的“道”,李克强讲的“大道”是不是天主教与基督教理解的“道”呢?基督教牧师与天主教神父都认为只有上帝才是最真实的,其他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就是生命、就是道路。我个人认为,基督教牧师与天主教神父的理解也不可靠,因为上帝的有无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最后确定,信就有不信则没有。对无法最后确定的东西却“言之凿凿”说服不了人。李克强总理从没有表示过他有宗教信仰,更没有说过他信基督教或天主教,所以,我想,他讲的“大道”应该不是“天国之道”。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大道”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十月革命后俄国进行了试验,并影响了世界的许多国家,在付出一亿条人命之后,宣告这种实验的彻底失败。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彻底被改造,中国也进行了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宣告死亡的情况下,我想,李克强心中的真正大道也应该不是“马克思主义之道”。
        
    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基本主张是民主宪政和私有化、市场化,这是现在的英、美国模式,中国现在虽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是一讲到民主宪政,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高级领导人大都很反感,李克强反感不反感呢?他从没有表述过,他的真正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琢磨不透,但从他的经历来看,能从最底层爬上最高层,在一党专制制度下,有民主宪政思想的可能性不大。从李克强当上总理后的讲话来看,他还是比较认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比如,他在中外记者会上讲“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等等。
        
    “大道” 在中华文化里的理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比如,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政治理想,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许多民族不同,我们没有热烈于对“来世”的追寻,而是更多地考虑现实生活,但中华 民族又不只是仅有功利性而且还有理想性,我们的伟大理想就是世界大同。因为中华民族拥有这样的伟大的理想,所以,千百年来,在伟大政治理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只要是统一时期,我们中国都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落伍了。现在是工业化社会,工业化已发展到第三阶段,即信息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下,“世界大同”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即中华“大道”由于现实科技的原因在现实活动中还不可能全面加以运用。所以,我想,李克强讲的大道不会是中华文化背景下理解的“世界大同”。尽管李克强的一些想法与中华大道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他在中外记者会上讲到,“第二,是不断改善民生。也就是说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如果说政府也是民生政府的话,就要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来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些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所以政府要尽力,并且调动社会的力量,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这是一种低福利政策,这跟社会民主主义提倡的高福利政策不同,也与我们提倡的适度福利政策不同,但不管怎么说,有福利总比没有福利好。这种给民以利的想法与世界大同的有保障的生活有某些合拍之 处。
        
    总而言之,李克强讲的大道,应该不是“天国之道”,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之道”,也不是“自由主义之道”,也不是“中华之道”,尽管各“道”的元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吸收。我认为,如果从治国的角度来理解李克强讲的“大道”,应该是“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最近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其他中央大员,比如李源潮和汪洋等等都多次讲到到要对“中国道路”充满自信。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坚持“中国道路”中华民族复兴才会有希望。如果我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我认为李克强讲的治国大道——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福利对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会大大有利但很难公平地惠及全民,也就是说难于做到他说的“利天下”,
        
    “中国道路”是什么?从大的方面说就是集中共一党领导、半市场半垄断经济和党文化一元论为一体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跟蒋介石国民党的建设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与希特勒的纳粹模式也是一致的,所以,这不是中共探索出的独特道路。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经济发展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模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权力集中,权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有很多国家的经验都可以证明。但问题是,当经济大发展后,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集中还是资本主义的权力集中,最后还是都被彻底打破了。既然如此,中国就不是要坚持这条道路而是要逐渐转轨。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发展是以低人权、全社会道德沦丧、官员腐败、奸商不法、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为代价的,这种道路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持续。再者,中国崛起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成为一个富强国家,而且还要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导大国,而要成为全球性的主导大国,仅靠物质力量的“硬权力”是不够的,还要看能否倡议出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以及让现有大国皆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只有如此才可以堪称一个主导性的大国,而这就需要文明。但在“中国道路”下,从制度到作为基本上是与文明背道而驶的,而且,随着工业化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只会是朝向工业文明的核心结构即政治上的民主宪政、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论转变,所以,从世界大势看,更不能对“中国道路”充满自信。这种经过改革开放形成的所谓“中国道路”,已经形成强大的官僚资本与权贵资本,这两种资本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宰。这两种资本主要掌握在各级官僚手中特别是高级官僚手中,以及掌握在官僚的子女或其亲属手中。在政治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走“中国道路”而产生的红利 基本上会被权贵和官僚所享有。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李克强所讲的治世“大道”对大多数百姓来说,不会是康庄大道。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错误理解了李克强所讲的“大道”的含义,因为李克强讲的是个人成长之路,不是治国之道,记者也是问个人成长经验,比如,他说:“我坚信做人要正、办事要公,才能利国利民。”也许这个理解是对的,如果是如此,那么,李克强讲的“大道”就应该是个人升迁的正途或光明之路的意思。如果这样的理解对的话,那么,我们以上谈论的“大道”全都是废话,应该重新来解读李克强讲的“大道”的含义。
        
    在中国,从有国家以来到满清亡,都是皇权专制,秦以前是分封制、秦以后是中央集权。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通过这个方式录用与晋升的官员,一般都没有腐败。对“士子”来说,在我国古代通过读书做官就是正途了。辛亥革命发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官吏分为文官与政务官,文官通过考试录用通过考核晋升,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选举就是政务官产生的正途,就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县官都是直选的。中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后,毛“领袖”当政,从1949年至1976年,要当官,不论大官还是小官,只有三条途径:一条是论资排辈,主要看革命资格;二是学习《毛选》积极者;三是会拍马屁或有关系者。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正途,那时候还没有卖官买官的情况。邓小平上台后实行改革开放,慢慢地,升官的途径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一)用钱买官,要一路买上去;(二)凭关系,比如血缘关系或裙带关系;(三)奴才式拍马屁。中共的“官”无所谓政务官或文官,选举也是受控的,“形式”的,以上三种情况兼有者仕途就会更为顺利。邓时代的升官之道如上三种就是所谓的“正途”。现在,从地方到中央官员升迁都无法逃离如上三种途径。这种“正途”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正途”,在民主宪政国家,这种中共式的正途是地地道道的歪途。通过这种途 径上来的官员“做人要正、办事要公”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李克强也许就是这“万分之一”者,但愿如此。
        
    我们应该动脑筋想一想,通过这种途径上来的官员到底会怎样以民为本呢?以“民为本”论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这是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反映。此话可能最早出自于周朝,比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与“君”相对。“以民为本”,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重,君为轻”。 “民为本”跟现在讲的“民主”并不对等。民主是人民做主,人民是主人。“民为本”还不是民做主,它是在君做主的前提下提倡君主爱民和“行仁政”。所以,中华文化里没有民主宪政的观念。孔子提倡的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也只是讲“三纲”,孟子讲的比较激进一点,比如,可以废暴君另立其族人,但最后还是君做主,只是要求君做主时君王及其官员要勤政爱民。这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实质。这种文化到最后能不能发展到民主呢?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化影响,我国的民本思想也会发展到民主思想的。但事实是,我国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明末清初时只是有人提出过“君民共主”没有人提出过民主。从李克强为官几十年的经历看,他没有表露过民主思想,所以,我认为,他现在讲的“民为本” 最多也只是我国古人的水平。从世界潮流来看,已经很落后了。不过,中国有中国的实际,在现在的中国讲民主也没有多少人认同,现在的中国是权贵横行不法,官僚腐败妄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官僚真正讲“民为本”,即中华古代的勤政爱民,我看也无可指责也是好事。但问题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从底层能爬上高层特别是最高层的人,大多是品质不好的人,这种人中的大部分不做坏事或少做坏事就好了,别指望他们去真的“勤政爱民”了。我们在上面说过,也许李克强是这“万分之一”者,如果是如此,那么,他在高位也无法保证他会总是勤政爱民。要知道,他掌握的是公权力,就是从中华古文化讲,勤政爱民也是本分,我想,要让他“勤政爱民”光靠自觉还不行,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行。
        
    李克强讲的“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九个字一出现,国内报刊好评如潮。比如,易国祥讲;“这九个字是他自己的体会,凸显出李克强总理在价值和人格方面的取向,即追求公平正义、政治清明、人民幸福。总之,‘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集中抒发了一个大国总理以民为本、以天下为己任,不辱使命的政治情怀。”严辉文讲:“‘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传达出了一位大国总理对做人做事的深邃思考,对执政为民的执著追求。我以为‘行大道’是管总的,是‘民为本、利天下’的逻辑起点,既蕴涵了对中国未来的严肃思考,又体现出了一位政治家坚毅、睿智、博大而又切实的个人担当。”(《长江日报》3-18)可是,这些人也不想想,作为“高官”光说还不行,还要有制度制约和督促他们去行才行,否则,无法保证。比如,毛泽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到头来并非总是如此。所以,首先要有民主宪政制度去保障李克强总理(包括所有官员在内)行的“大道”不论从治世还是个人升迁角度讲都是正道而不是歪途,他以及他们一级一级升迁上来后,都能保证他及他们从底层到高层真正以民为本,这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利天下”而不主要是利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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