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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国民党为何交共党党费故退党/陈永身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1日 来稿)
    
    ——对贵阳市文化局08年调查回复提出质疑的情况反映
    
    一、贵阳市文化局及文化局调查组对回复本身是不慎重的,因为:
    
    其一、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只是文化局内部的内设临时组识,可是,据反映人所知,南明区政府纪委孟主任及南明区政府政法委杨书记也参加了调查,这怎么成其为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既然要政府参与调查又为什么不要政府参与回复这是对政府的不尊重,并还有离间我们与政府关系之嫌。
    
    其二、关于对陈永身同志反映有关问题的回复(附件18)落款是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在此,愚昧的问几句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是什么主体?是不是可以违法作出回复的主体?还是可以违法的特殊主体?如果以特殊主体自居而不可一世,是共产党法治社会的悲哀也是对共和国法律的嘲讽。贵阳市文化局及文化局调查组再歧视我及我的代理人老了无用了也不至于说,作为组识给我个人的回复既滥于充当主体又不盖公章,这是不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国家机关闹出的国际大笑话?想以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下命令来吓唬我及我的代理人王淑英,这是对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贬值。
    
    其三、关于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在贵阳市文化局内部是一个临时机构组织,既然是个临时机构组织,怎么可以充当答复的主体呢?甚至比答复主体的权力还要大不加盖公章直接函告,这比一张白条不如的烂纸条,请问?这张烂纸条有法律效力?
    
    其四、对于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的组织成员也进行严格的保密不让反映人知道,所以,我对既没有个人的签名也没有加盖公章的答复,我应该认定是组织答复的呢还是应该认定为个人答复的?认定个人认定哪个人?而最关键的问题是调查组又不是人,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组识,请问:我应该怎么认定这个答复呢?如果是贵阳市文化局组识的答复就应该盖上贵阳市文化局的大公章,如果按长官意志,按我国法人负责制的原则办事,即使是这样也阻止不了我要上访我要说话的权利,如果说贵阳市文化局法人是以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我是压而不服的,回复也是没有尊严也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鉴于上述事实,由于调查组回复烂白条的制定者本身法律知识欠缺,对自身职责认识不清,缺乏统一的程序规范。长官意志、权力思想作祟,为了领导的政绩需要与小集团利益,利用大权在握的强势地位乐于摆架子、打棍子,试图通过长官意志的命令形式让违法违规问题穿上合法外依合法化,从而导致回复的白条不如烂纸而违法。因此,极尽蔑视、威胁、压制反映人的上访意愿,其事实:
    
    (一)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对反映人及反映人的特别代理人极其蔑视:
    
    1、我国三大法律(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聘一至二人为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据此,反映人依据法律规定委托王淑英为我的特别代理人(附件17)向各有关部门反映贵阳市文化局擅自改变我参加革命的时间(附件15、16)的违法责任问题。因为,十四年一直向文化局请求派员调查依法解决,文化局置之不理。所以,反映人的全权委托人王淑英多次(附件5、6、8-1-2、9)上京上访反映,于2007年3月5日到广州和2008年5月24日到北京后于2008年7月3日,由南明分局将其抓回筑后,被关押于贵阳市委党校和百鸟园(附件19、20),于2008年7月25日,在贵阳市及南明区政府有关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得以中央派往贵州的督导组曹组长接见,并作了指示,贵阳市委市政府通知贵阳市文化局余书记参加了接见,余书记听到了曹组长的指示精神,之后,贵阳市文化局余书记先生几次到百鸟园找反映人的代理人王淑英了解情况,我的代理人王淑英将十四年来文化局对改变我参加革命时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才上京上访作了汇报。可是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始终不承认王淑英是反映人的全权委托代理人而只承认是家属,使我的代理人王淑英的人权、人格受到伤害,名义蒙受耻辱,这已经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及反映人的人格人权尊严及合法权益以及反映人的代理人王淑英的尊严和合法权益。
    
    2、文化局调查组对我及我的代理人以及所反映的问题是极力压制、威胁、颠覆、篡改,请看: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的回复的这一认定:“就您和您的家属反映您参加工作的时间、行政级别等问题,贵阳市文化局及有关单位曾多次查阅了您的个人挡案,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咨询,也曾向您作了书面回复,但您和您的家属始终认定您参加工作时间是1949年7月23日,其依据原铁道部第十八工程局的证明材料”(附件2)。这就是在暗示政府说,我与我的代理人王淑英是在无理纠缠在闹访缠访,影响了各政府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这样的认定说明,共产党的国家机关的烂白条的回复制定者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一方面讨好拉拢政府帮助其捞取政绩升官发财,另一方面是对反映人及反映人的代理人王淑英诬告陷害,踏上一支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从而捏造其违法犯罪事实,进行镇压、阻止我的代理人上京上访,阻止我的上访意愿,要使我及我的代理人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因为,文化局调查组的认定自始至终说明“您和您的家属反映您参加工作时间、行政级别等问题,贵阳市文化局及有关单位曾多次查阅了您的个人档案,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咨询,也曾向您作了书面回复,但您和您的属始终认定您参加工作时间是1949年7月23日。”这就是将他们文化局捏造的事实上纲到扰乱了社会秩序和机关办公秩序的构成要件,已作了定性,如此阴险恶毒。这是在违背逻辑原理、不符合情理、岂有此理,不能自圆其说弄虚作假的不实之词。为此,提出质问?
    
    首先请问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贵阳市文化局及有关单位是哪些有关单位?在什么时后曾多次查阅了我的档案的?其证据是什么?既然多次查阅了我的档案,为什么死死咬住我是1950年1月参加工作的呢(附件4、10、12 -1-2-3)?及始终认定我是副主任科员(附近件4、10、13)呢?查阅档案不但有文化局而且还有其他单位,既然多次查阅了我的档案,这么多的单位和人,为什么居然没有查到我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军人转业证明书(附件7)?及1983年经贵阳市委组织部发给的干部履历表(附件14)中填写的内容,一我是1949年7月参加革命、二我是69年至74年在铁道兵三十八团任军务股股长,就是正营职职务作何解释?直到现在文化局调查组也回避确认我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时间,为什么要回避?第二回复说:我和我的代理人始终认定我参加革命时间是1949年7月23日,对此,我和我的代理人认定错了吗?现在我和我的代理人仍然还是这样认定的。因为,我的军人转业证书(附件7)认定我参加革命时间就是1949年而不是1950年1月。于2006年文化局找到原与我一个连队的战友,已转业到河南的梅国同志证实我就是1949年7月或9月参加革命的,文化局为什么不承认这个证据?还有贵州省国家税务局原干部处处长李积厚也证实我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附件3)文化局为什么也不承认?铁道部十八工程局(附件2)的证明材料和第三工程处的证明(附件1)也承认我是1949年的老干部,文化局为什么仍然还是不承认?事实证明文化局调查组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并假惺惺说:“为慎重起见,以本着对我和组织负责的态度,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远赴天津深入调查。”这是对我负责?这是借公费旅游、这是对擅自改我档案的人负责,是对包庇犯罪嫌疑人的组识负责。文化局早与十八工程局的王兴周联系好后去挑剔找茬的,不然,既然是文化局的调查组,为慎重起见,以本着对我和组识负责的态度,在此,使我感动得流泪,但是,要提出来质问的是,如此慎重负责的态度为什么没有调查材料?为什么不到我原工作过的十八工程局三处调查而为何专门要到我的原上级机关天津十八工程局呢?十四年前我去信件要求组识为我证明我是1949年7月23日参加革命的,当时出证明的人肯定了解我,我提供的几个了解我情况的战友却不去找他们了解调查,而专去找我走了几十年后才去的王兴周他怎么能了解我呢?如果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不去找他讲到我他连有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他根本不知道。向这样自欺欺人不负责任弄虚作假的调查,能成其为我就不是1949年7月参加革命的依据吗?而且王兴周也说,以本人档案记载为依据,我的档案上是有依据的。另外,我的代理人王淑英到中央组织部上访时中组部给了一张便访卡(附件9)的第二条规定原则上应以本人档案中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作为依据,不能只凭本人现在的申请或说明就进行更改,对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填写的材料中没有记载,或虽有记载而本人现在要求改变的,应尽可能从有关证明人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中加以印证,如证明人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中无记载或记载与本人现在的说法不符,以及本人提供的证明人无法查找的,一般不能更改其参加革命的时间。据此规定,我有转业证(附件7),干部履历表(附件9)有河南战友梅国玺同志和贵州省税务局李积厚都能证明我是1949年7月参加革命的(附件3),中组部给的文件我也提供给文化局的,可是,文化局不依据中央组织部文件而为何要依据十八工程局王兴周个人的说法作依据?
    
    2、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始终不承认反映人是参加革命而始终只承认是参加工作,这居心何在?因为反映人是跟着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吃苦受罪不说还要流血流汉、整天在枪林弹雨中行军打仗,时刻准备牺牲,冒着生命危险解放全中国的解放之一的一员,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所以,反映人理所当然的是参加革命而不是参加工作。可是,文化局调查组将反映人应是参加革命,硬要篡改成参加工作其动机、目的是什么?难道说我参加过国民党就排斥异己?共产党的人就可以看不起我当过国民党吗?我脱离国民党部队后就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就不是参加革命了吗?其依据是什麽呢?
    
    3、文化局调组并说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咨询,再请问,向哪些有关部门咨询?咨询了哪里内容?为什么不敢实事求是的讲出来?
    
    4、并说,也曾向我作了书面回复,再次请问,谁曾向我作了书面回复?“曾”是代表什么时后?其回复的证人、证据是什么?请务必一一说清楚?
    
    5、贵阳市文化局既然如此慎重、认真负责的重视我所反映的问题。我从94年知道我参加革命的时间被人改变后,我就一直反映了十四年贵阳市文化局都不派员前往了解调查,十四年后而且是中央督导组长接待王淑英并经余书记也参加接见后,才在形式的逼迫下而且还与王兴周事先通了气,知道证据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才派员前往调查,怎么能调查出来呢?。我74年复员至今也是34年了,我的战友比我大的或比我小的都转业或退休,也就是说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是有意等我的证据消失了才去调查,而王兴周是我走了几十年后他才来的,他知道什么?就是94年十八工程局出据给我的证明材料至今也十四年了为什么要与他王兴周说的为依据呢?而且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的整个回复没有一个证据,全听之任之王兴周的说法,而中央组识部给我的便访卡的精神(附件9)规定我提供证人给贵阳市文化局的,于2006年12月贵阳市文化局也找过原与我一个连队的战友转业到河南的梅国玺同志,已证明我就是1949年7月至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是,现在文化局却不提,也就是不承认了。
    
    二、回复还说:关于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应王兴周的要求,由调查组的同志与您爱人王淑英取得联系实际上是贵阳市南明区政府政法委的杨忠书记与我的代理由人王淑英取得联系一事,王你们要她提供什么与此相关的证明呢?她所提供的就是由我寄信请原组织了解调查出具的证明,她是实事求是告知你们的当实的实际情况,王淑英何错之有?调查组要我找王兴周,我已经有十八工程局盖有大印的证明材料证明我是1949年7月23日参加中国人了解放军的证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贵阳市文化局未能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推翻铁道部第十八工程局出具的证明材料的认定,我还与王兴周联系什么呢?
    
    三、关于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说:“我们对您提出的问题也作了多次核查,但在您的档案中,无论是组织写还是您个人写的有关材料都无明确表述您在部队最高职务为正营职的任何记录”。对此,再三重复贵阳市调查组如前所述:“贵阳市文化局及有关单位曾多次查阅了您的个人档案;”对这一“多次查阅”再次证明,贵阳市文化局多次查阅档案是设置的迷魂阵和有意挑剔。因为,第一于1983年1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及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发给的干部填写的履历表,就有我从69年至74年在铁道兵三十八团任军务股股长的记录(附件14-1、2、3),而且贵阳市文化局于2006年12月18日,至2007年3月5日专门要我的军人转业证明书原件(附件11)审查了几个月;第二对填写团军务股股长有人事管理知识的人就知道是正营职职务,无需刻意说明是正营职职务;第三在我的档案中如果无任何记录的话,事实就更证明有人擅自改我的干部档案;第四要不就是文化局调查组认为我在弄虚作假,对此,只要找出我有弄虚作假的证据我一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调查组据王兴周说:1980年以前的部队职务没有明确的级别这是外行说胡话,如果照此说法,80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的所有干部都是临时工打工崽。师长、师政委就是正师级,副的就是副师级;团长、团政委就是正团级,副的就是副团级;营长、营教导员就是正营级,副的就是副营级;连长、连指导员就是正连级,副的就是副连级等就是职务级别,还有军衔一颗星是少尉,二颗星是中尉,三颗星是上尉,四颗是大尉,往上还有校官,将官等。而我是三星上尉,我94年退休时参加革命时间已46年,另外还有行政级别。国民党军队都有级别,为何颠覆共产党军队没有级别就不是正规军。调查组还说,部队职务级别是1981年实行的这也是胡说八道,回复还说,按照1981年以后的级别设置,军务股股长为正营职。而您是1974年12月复员(后于1980年7月改转业)。您于1975年3月任原贵阳市评剧团行政股长(股级),1982年10月任贵阳市评剧团副团长(副科级)。对此,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对王兴周所说是听之任之,请问:王兴周所说,到底是不是铁道部还是王兴周制定的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文件?说话不是放气球,作为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知道这是在执行干部政策,要答复干部提出的问题必须下发红头文件。确定军队转业干部工资待遇,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依据国家的政策法令为依据,不能仅依据什么部长说的为依据。因此,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还应当懂得我们国家是成文法而不是判例法,更应该懂得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因为,根据中央文件对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工资待遇,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1985年11月29日国发[1985]135号)的第二条规定:1985年6月30日以前转业、职务安排偏低的营、团职干部,在确定其职务工资时,可给予适当照顾,另外,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确定军队转业干部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1995年7月7日国发[1995]19号)第二条规定:分配到事业单位的军队转业干部,其工资的固定部分按照分配到机关的同等条件军队转业干部基本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项之和)70%的数额,就近就高套入,所在单位对应专业技术职务工资或职员职务工资档次;其津贴部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另外,贵阳市调查组的回复还说:“而您是1974年12月复员(后于1980年7月改为转业)。你于1975年3月任原贵阳市评剧团行政股长(股级),1982年10月任贵阳市评剧团副团长(副科级)”。对这样的人管理干部工作,怎么不把国家的干部政策执行得疮痍满目呢?因为,贵州省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三条第八款第三项规定:在管理工作岗位工作年限30以上或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工作年限20年以上的,按正科级职务套改;第十项规定:军队转业干部,如部队职务高于现任职务的,按部队职务与地方相对应的职务套改。在计算任职时间时,可将在部队的任职时间与地方聘任同一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但是,贵阳市文化局在套改时将我作为科员套改,之后,我到贵阳市政府信访局上访找到吴大秉主任亲自带我到贵阳市人事局,由工改科科长给贵阳市文化局的人事科科长作了三天工作才由科员套改为正科级的;房改补贴报给产权处将我定为副主任科员,我办存量时的证明是正科级(附件12-1-2);办给我的退休证是副主任科员(附件4、10),我于99年6月用存量补贴买产权房时,产权处于2000年12月14日通知我从新出具是主任科员还是副主任科员,要求核准(附件12-1、2、3);又于2004年发放西部高原补贴费时仍按副主任科员标准发放(附件13)。通过上述事实证明,贵阳市文化局,对待干部政策是随心所欲高兴怎么定就怎么定。另外,贵阳市文化局调组的回复说:根据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王兴周部长的说明及查阅的有关档案材料,1980年以前的部队职务没有明确的级别,部队职务级别是1981年实行的。可是,我掌握有1957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及复员的副排及以上干部参加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军队干部级别与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工资级别对比表:师级包括:正师行政级别11级、副师行政级别 12级、准师行政级别13级,团级包恬正团行政级别14级、副团15级准团16级,营级包恬正营17级、副营18级,连级包恬正连19级、副连20级,正排21级、副排22级。这一规定不是明确规定难道说是模糊的吗?所以,给我定多少级我也不知道,在对待我的干部问题上是一错再错,贵阳市文化局回复的制定者很好的看一下党的干部政策,会不会感到惭愧?我们党内可算人才济济,在这么重要的岗位总是所用非人,总是明修棧道,修暗渡陈仓,不学无术对干部政策食而不化的人把持着,给党造成很坏的影响,让人匪夷所思。
    
    四、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的回复说:“1985年9月经市委宣传部同意免去了我的贵阳市评剧团副团长职务,1994年经贵阳市人事局批准,“为你按副主任科员办理了退休。从1994年开始,您的工资已经按照《贵州省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三条第八款的规定按正科级职务套改的”。对此,请问:这与贵阳市文化局擅自改我参加革命时间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威胁?恐吓?还是讨好卖乖呢?为此,在此先强调一下,我的正科级是怎么得来的你们知道吗?是我本身的条件应该享受,被你文化局整成科员套改我依据中央文件去拼命才得来的,不是你文化局发善心给的,如前所述是我去找贵阳市政府上访上告得来的,你认为是你贵阳市文化局开恩的?。是不是要我烟酒烟酒腊肉计划,贿赂百万?你是威胁谁?既然经贵阳市委宣传部免职的,你们不说我根本不知道,我犯什么法,什么罪,判了我,我还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法?从现在起我就控告你贵阳市文化局报复陷害罪,我就委托我的全权代理人王淑英上北京控告你文化局和贵阳市委宣传部以及贵阳市人事局串通一气整了我几十年的黑名单,整我的黑材料,怪不得我一直抬不起头。贵阳市委宣传部根据什么免去我的职务的,贵阳市人事局又根据什么认定我为副主任科员的呢?请一 一作出答复。最后,贵阳市文化局调查组应该将调查材料必须给我一份,你们不是要我去找王兴周吗?我不能空着手去找呀!
    
    博讯编辑注:来稿没有附件。
    
    反映人:陈永身
    
    2013年1月8日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6/0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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