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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是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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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30日 来稿)

六四:是一种思想

兼论中国人对六四的平反情怀为什么老是挥之不去?
     武振荣

    
    24年前,六四是一种行动,是中国大学生用绝食的方式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民主,不民主,宁愿饿死;是义愤填膺的北京市民在解放军进城镇压学生运动的危机情形下,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赤手空拳地同全副武装的军队作斗争的行动。尽管在行动之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可是,从古到今的人类政治运动的伟大场面显示于外的却仅仅是行动,思想——这种无颜色的东西似乎成为行为一种内包装了。
    
    人类行为可能是一时一地的,一种行为也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快地结束了,但是,思想却不一样,它有一种用时间不可以做计量单位的存在性质,且在反思活动中被不停地翻新。行为有终止之时,可思想没有停止之日,好像总伴随着一种“期待”而“活”着。
    
    最悲观的看法认为,六四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学生和人民没有因此而得到民主,反而使专制的江山在应对大危机之后,增强了稳定性。所以,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前景究竟是如何于六四发生关联的,持此一种看法的人是看不明白的。
    
    今天,我们在思考六四时,抛弃上述看法,用“行动-思想”模式分析它,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拿到价值。无论怎么说,在24年的时间里,官方坚持否认六四的立场,千方百计地要抹杀六四,企图造成中国人民对六四的全面淡忘,可是,他们总是达不到目的,为什么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依据本文的见解,六四是一种思想,可能是最妥且的解释之一。
    
    既然六四是一种思想,那么,似乎用不着“平反”这一招了,可在六四发生后至少20多年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有关六四的正面呼声,都直接使用“平反”一词,直到 2011年,香港市民在纪念六四22周年提出了“平反不如造反”的口号时,事情才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一种朝向官府诉求的意愿才直接地转化为人民自身的自我诉求(详见武振荣《简释香港的六四新语:“平反不如造反》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5日 来稿)
    )。
    
    把六四仅仅看成是一种行为,那么,此一种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可以放到正确与错误的模式中去解读,不会产生异议。就六四而言,官方说它是“错的”,人民说它是 “对的”,要求“平反”的意义可以立马成立。多少年以来,民间在谈论六四、认识六四时,无不是这样的。
    
    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用平反的模式谈论六四也不是没有意义,特别是在六四发生后那几年时间里,使用此一模式不但是理所当然,甚至还是顺理成章。因为,此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翻案”、“平反”的风气。就表面现象看,这好像是共产党的一种进步,表明了它有知错就改的勇气和能力,可是呢?朋友们,有些事情你只要往深处去分析,其情形就难免会发生变化,原先被视为“进步”的事情,后来却显示了“倒退”、“反动”的本质。
    
    大凡粗知中国明、清两朝历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政治上平反的事情屡见不鲜,久而久之,它似乎形成为帝王传统,成为王朝政治现象的一种衍生物。简单地看,平反只是某一个统治者在当下时间里,对于过去统治者错误政治行为或错误政治决定的一种事后纠正,意味着公平与正义的事后补偿。可往深处看,它有一个哲学的原理存在,那就是统治者们所犯的错误,“天”是知道的,所以,犯下错误后,他们不思改过,那就会遭天谴报应的;此报应有可能是现世的,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也有可能是后世的,落在他儿子孙子辈身上。职此之故,和错误有干系的帝王们,与其遭“天谴”,不如下“罪已诏”,自己改之。这样一来,在王朝统治过程中,前任统治者若是失去明智,做了错事,他的子孙们改正错误,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政治补偿。事实上,此一种行为等于在王朝政治的信任度上增加了一种分量,但却没有责任可究(王朝政治无责任)。
    
    中国共产党自认为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标榜自己最后地“推翻”了“中国封建主义王朝”。所以,按逻辑而言,不存在平反政治。问题是,事情一旦依据自己的法则而运行的话,那么,本质是掩盖不了的。毛泽东死后,当共产党高层在反思自己党的政治行为时,发现了连续的、屡犯的错误后,便走到了这个地步:或者依据现代责任政治的原则下野;或者依据王朝政治的先例进行平反。共产党选择后者,而撇弃前者。
    
    在王朝政治中,平反可以增加信任的好处,在共产党政治中也一样。上一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平反政治,收到了统治者们的预期效果,造成了共产党人成功逃避政治责任,愚弄人民的后果。在平反中,当共产党高层把对个人平反的事情和对人民运动平反的事情混在一起搞,便犯了一种糊涂病,可是在“收益”时间里,平反所讨来的好处,掩盖了它。
    
    当第一个天安门运动(四五运动)在以平方的方式被应付后,人民神经似乎并没有受到触动,“运动者”头上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摘掉后,社会显得风平浪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和政治风气中,人民默默接受平反的行为,无意间助长了此种从封建政治中延续下来的传统力量,现代责任政治也自然无从谈起。如果说官方用诱惑的方式在诱导人民的意向,那么,人民在平反之后,本当追究政治责任的行为也就无从启动了。可见,在平反中,人民并没有拿到好处,相反,倒是搞平反的统治者们受到了益处。
    
    事情到此没有止步,在六四刚刚过去的几年里,许多人相信共产党高层迟早会拿出一个和平反四五运动一样的决议,来给六四平反。所以,呼吁和盼望平反的事情,在时间里变成为期待、等待。无论怎么说,如下的发问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第一个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呢?
    
    其实,民间认为共产党可以用平反四五的方式来平反六四的理由和逻辑,在共产党高层却没有得到回应?为什么呢?民间考虑的只有一步,而共产党高层却考虑到二步、三步……。考虑到第一步情况,平反有可能导致出对共产党“知错便改”的好评,可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情况,纠错局面一旦形成,共产党统治就可能立即面临解体的危险。所以,对共产党高层而言,他们有能力、有本事 “平反”1976年的四五,却平反不了1989年的六四。
    
    1976年,四五运动发生时,人民还在共产党人物的圈子里打转,运动亦是出于自发的低级阶段,没有人民自治组织出现,其规模也没有超出“悼念活动”的范围,官方的镇压也没有导致流血,3天的时间里先后逮捕了447人,没有死人。因此,运动在平反后,出现不了后续运动,那已在官方事先的估计之中了。
    
    六四运动因其自身性质,已经逾越出官方平反政治的范围——这一点民间看得不是很清楚,共产党高层却比较清楚。于是,在平反六四的问题上,就形成了“剃头的挑担——一头热、一头冷”现象,更何况平反是高层的事情,运用的是高层权力,高层意有别属,何言平反?
    
    更接近本质的看法是,六四发生后,它的性质在时间里已发生悄然变化。我在前几年写作的文章中,把六四看成是“中国民主的脸书”,又视它为“中国革命的连接链”,既然是这样,那么,它以自性而存在,也就无需要与“平反”携手而行了。
    
    六四发生时,中国的大学生们已经不是像四五运动时的人民还在共产党人物的圈子里打转,他们已经成为政治上自立的人物了,运动也不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一开始就出现了“高自联”、“工自联”之类的自治组织,尽管这些自治的组织还没有来得及整合,但却非常有秩序的组织着运动,是更何况学生要求和官方“平等对话”的行为已经使自己脚根下的土地发生了质的变化,专制的土块变成为民主的土壤,把此一情况和北京市民中间激发起来的革命精神之情形联系起来看,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使了六四运动性质的最后之完成。终究,它变成和共产党文化、共产党传统、共产党政治格格不入的一种东西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共产党“平反”的手段之于它,乃是相形见绌。即使这样,人民大众对六四的怀念,也还是以平反来期待的。在这里,被人们忽视的东西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即六四后,中国人民在政治挫折的巨大压力下,法律意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连带地生长出了责任政治的概念。如此这般,平反六四的后果是什么?难道共产党高层测不出来?
    
    如果有人问:在24年的时间里,人民为什么没有盼来共产党的平反呢?对此一问题的追问就可以揭出六四的底牌:它与共产党统治不共戴天。说白了,有六四,就没有共产党;有共产党,就没有六四!
    
    如果共产党高层动了平反六四的这一张牌,那么,后续的牌就一一地摊开了,六四镇压的真相?死难者确切人数?向人民开枪的命令是谁下的?怎么执行的等六四内幕,都不可能瞒得住了,至于说镇压六四的元凶要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哪些人要被送上法庭(其中有死人、活人)?法庭审判可以达到何种程度?以至于如何清理六四受益者群体等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在现有共产党框架内能够解决的,所有问题之合理解决都应被预期放到共产党统治垮台后。因此,在共产党统治没有结束的前提下,设想六四被平反,六四问题得到合理解决,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上述说法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如下事实:即在目前和今后的时间里,六四事件中共产党内大人物的牌,有可能被高层重新翻动(譬如胡耀邦、赵紫阳可以被重新评价),但是大学生的那一张牌,人民的那一张牌,却是没有人敢动、敢翻的,得一如既往地扣住它啊!
    
    有了以上的看法,我们在纪念六四时,撇开平反的老一套,直接地出民主牌,努力用它去“连接”未来的革命,不就是人世间最正当的事情、最正点的做法吗?何苦要掉死在专制政治“平反”的那一颗树上呢?
    
    
    2013年5月29日(首发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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