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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塑造的抗争总体性/陈永苗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21日 来稿)
    
    作者:陈永苗   

    中国的民间抵抗,由于49年之后特权分割塑造,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不同的抵抗群体中间,有着很大的对立、摩擦和矛盾,需要走向统一性。然而二十世纪革命所探索的统一性路径,是极权总体性,政教合一的政治强制性服从。我们必须探索在破碎无序与政教合一的统一性二元极端之间之外的出路,这就是基于法律的统一性。
    
    民间抵抗的破碎性
    
    新浪微博“塔主柳尋風”说,中国的极权根基表现为一利益链条,太多人(想)攀附上去导致客观和主观都想维系和巩固这条利益链,直到最后压垮这条利益链令其粉碎性断裂。文革就是将这一潜藏的道理极端地显性化,可解释为什么人们疯狂地兽性化,无非就是为能攀附利益链而斗个你死我活。
    
    如何克制分赃这种中共统战法宝,维权运动想出宪法之下的权利,保障与基本人权重合的特权。 只有具有同一性的农民工和蚁族将来成为巨大的合力。反拆迁等维护“特权”的维权只能是热热身,过于破碎的,无法依赖。
    
    如新疆西藏蒙古,以及乌坎湖里等大多抗争,当局乾坤大挪移被转移到城乡矛盾或者民族矛盾,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的外来势力干涉,这是一种分化瓦解的好手段,国内存在分赃与分化机制,呈现碎片化特权。
    
    在分赃体系和原子化中,精英的“人权”先走一步,必然带动民众的,与先富带后富一样是骗局。其政治效果是加深分赃体系,强化专制,而在其中看出“一个人自由导致全民族自由”,那是一种幻觉,就像下乡人抢来媳妇很幸福,觉得全村人都会和他一样幸福。
    
    市民与农民,工人与农民工,未必在抗争中是统一战线。基于良心和特殊道德的反抗,例如国企工人的以理维权,还有例如知识分子的抵抗,在极权主义的极大弹性中吸纳净化,都是为了特权的反抗,都是靠不住的。
    
    其中工人以理维权最令人头疼。香港的工人罢工,得到来自国内微博和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因为他们没有红色意识形态,基于普遍正义。我看到国内的国企工人的斗争,扛着破落产业贵族的黑红色骄傲,基本出身于农民的舆论主流,像看着街上乞丐般复杂心态,实在没办法捏着鼻子扔个硬币。国企工人即使上街了,还是外人的事情。
    
    我认为在未来,连城乡矛盾,也会成为“内战”的组成部分。工农之间在将来会不会发生冲突。农民工进城后,城乡矛盾工农冲突以城市为战场展开。市民和工人,都是1949体制曾经的受益者。农民是永远的受害者。如果内战,我支持并加入农民工一方。
    
    教育是无足轻重的,而利益和特权是举足轻重的,反对民主化的努力,都通过给予部分人特权,和尽可能缓慢拖延地扩大特权的社会基础。教育正是作为特权分享的扩大机制而出现的。素质带来民主的认识,从来是历史上没真实地发生效果,其真正发生的作用不外乎论证教育是关键,从而暗地里证明自己们应该享有特权,应该参与分享。
    
    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自我认同,总是对人民僭越。宪政所要抵达的状态,是为了人民生存生活的需求。而知识分子把宪政偷换为某种知识或文化的要求,从而让知识分子整体在政治中僭越到人民之上,把自己的欲望包装成普遍真理的要求。
    
    如果从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出发,这等非既得利益者呢,他们是一个认知与情感上的矛盾体,舆论界的改革派都是这样的,比较复杂和矛盾。就像埃及事变中的军官。既得利益者或者假象自己是既得利益者,都会假想把自己等同于卡扎菲,反西方入侵。这是一种特权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觉得去建构知识分子身份,或者底层身份来抵抗,都不好。在知识分子内部的善变与分脏,想成为公知的公知,进一步的寄生。每一种主义背后都隐藏着那一个阶层成为主体,中保其特殊利益会转化为普遍利益的秘密,如启蒙就意味着公知成为主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新公知加入,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而法律之下的革命与维权运动就意味着民众成为主体。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变迁之中,可以看到不同知识精英的替代,这种替代即可以看成是进步,又可以看成是特权体制的进一步延伸和灾难性后果的进一步透支。
    
    因为这样的建构,无疑就是等于对旧制度的强化,因为是旧制度塑造出这样的身份。因此我强调抵抗者的抵抗,法律的抵抗,在法律与人(抵抗者与被抵抗者)之间,一切身份都归于烟消云散,而平等呈现出来。
    
    法律的抵抗或者法律之下革命,来转化为基于生存权的和政党上升空间的。七八年前,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在万圣书园问我说,维权运动如何到达目标?我说,人民维权的海洋,海量的权利革命,肯定在海洋之上,头顶星空上升起律法的至高无上,因为海量,各种力量牵制均衡,都不能成为更高者,而只有宪政律法可以成为更高者,成就法律之治。反抗有着从基于旧秩序身份到律法的变迁。
    
    对于平等的大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抗,一切坚固的都会烟消云散,只有以一部分人先平等特权起来,临时稳固住。且这种替代是更扭曲的促成平等。
    
    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这是梅因说的,也是现代性的必然。我因此极端厌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认同,也就是儒家士大夫的 ,如果在转型中,依赖于强调某种身份进行抗争,就是要求旧秩序中的特权,是旧秩序的延续,如改革是专制的延续,是进一步的沉沦罪恶,且打着进步名义。
    
    对抗争的身份依赖,我区分了两种权力依附,一种是来自有知识的底层民众,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如腾讯微博的主流,他们是基于正当防卫和自我保存的维权,或者捍卫公民社会的利益本身,来批判政府,因为政府实在管得太多,不抵抗没法活。另外一种是以知识分子身份抵抗的,有权力依附性 。前者如果在抗争中政治成熟,可以极力防止旧制度的身份意识如何污染革命后的新世界。
    
    对转型中以身份对抗专制路径的摧毁,那么就会直接诉求于权利与法律,也就是法律之下的革命。首先强调的是人,而不是身份。也许注定需要身份对抗专制这种办法的帮忙,但时时刻刻必须否定,不让其成为路径,扫地神僧用佛经为少林武技解毒。人凭借一种身份来抵抗专制,互相抱团的渴望是不可消除的,所以需要一种超越当下的,未来新秩序而不是旧秩序延伸的身份,如天国人于基督徒,民国国民于大陆人,来迎合之。这否认当下身份能通往自由普遍,也就是否认旧秩序内改革。后者不在乎宋江造反,迟早加入统治者阵营。
    
    碎片化中,本来要的就是有特权,没有十足的正义,正义在特权与特权的对立,可能降临。而在特权的自我为义中,根本不可能降临。
    
    我已经不认为特权的扩大,就是自由的扩大就奔赴宪政,而是暧昧的,同时是体制的维护,和进一步的掘墓双重性质。特权的扩大,分赃联盟的扩大,就意味着更大的奴役转嫁到底层。也就是碎步推动,其意义到底帮助谁,已经面目不清。正是基于改革已死,我才看清楚。
    
    当然特权冲突本身也可能导向更高的第三者政治性,也可能导向自然状态。因此我想,如底层的特权意识形态诉求,如果与基本人权,自我保存和正当上升的权利吻合,我还是用一种辩护的方式,肯定之。我把政治性置于普遍的法律之中。
    
    维权塑造统一性
    
    至少从2003年我们开始背书维权运动开始,我们已经不需要去鼓动什么,也拒绝,民众也不会是被鼓动上街的,而是他们因为侵权而已经抗争的,已经付出代价的,而我们只是去帮他了。为权利就是为宪法,为宪法就是口号,不需要其他口号。宪法之下革命的主力军是,在经济危机中同一性显现出来的蚁族和农民工。
    
    这一次的革命抗争情况,并不是四五,西单或者89能比拟的。毛的“儿子”的造反,都逃不出毛如来掌心,反对毛,其实也是在彰显毛。这次可不同。不是一家人的斗争,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
    
    蚁族和农民工的同一性,不是现在的受塑造的身份性特征,而是将来的经济危机和生存型总体危机,也就是直接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生死与律法直面时,同一性显现。
    
    我不认为现在是动员和回应民间力量,相反是民间如何征用拯救知识分子与官僚,因为他们都被困死了,只有成为被动的力量,绝非主动的力量。农民工有足够用的知识,成为主导。
    
    普通人从自己生命遭遇出发,就足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不需要看过去的历史档案或者内幕。如果你的生命遭遇出发的政治立场,不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说明你就是“特权”人物。
    
    合法权益是消极的,不是进攻性的。当仅仅要求一种基本性的,自我保存的权利时,即使很“特权”,也会被当作合法权益,例如盲人在城市里面的盲道。
    
    两种迷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都在幻想。所以现在,并不是烂苹果朝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完善,而是有没有幻想,才是决定性地区分政治派别的标准。也就是改革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两个阶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精英两个阶层。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对公共福祉的追求。对他们根本不存在的政治目标公共福祉,批判知识分子者强行“附丽”于他们身上,然后加以批判为统治集团“愚蠢短视”,实在不着调。
    
    今天值得计较的,不是这二人,而是寄托希望于这二人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改革的受害者,另外一个是改革的受益者或者是以为自己将是受益者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才是被笼罩在左右之争意识形态下面的真实社会存在。
    
    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是不远的将来决定政治立场的关键性因素。二者都有这种人的立场,将来等于零蛋,从来没有摇摆分子两面性阴阳脸的东西,可以攫取大部分人,成为主体性。
    
    共党统治的60年,只有两个阶层,特权受益者与受害者,只是人数不同变换。建党90年来,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可以区分受害者与受益者两个阶层。革命时代分为夺权掌权者和被害者,文革时代分为左翼既得利益集团与受害者,改革时代分为右翼既得利益集团与受害者。这种区分彰显了权利保护问题,对革命和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具有根本的意义。基于此,二十世纪初我们提出维权。我对这六十年全盘摧毁。怀念回归民国,删除1949。改革时代有特权,毛时代也是一样。
    
    因为区分为受害者与受益者,就有利益碎片化和成本转嫁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继续延伸这种恶劣的政治经济框架,而应该予以粉碎,那就是不为特权维权,而为应得的权利和正当利益维权,这样维权的依据,与共党的意识形态彻底告别,回到法律之下自由,或者宪法的旗帜之下。这样避免了不同特权或者曾经特权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区分特权与权利,就在于宪法和人权法案。正是如此,当特权与权利,尤其是基本人权重叠时,可以支持。我不是在追求一种类似国企工人的特权,受专制分赃塑造的身份特权,或者特权的恢复,而是在追求特权者或者破落之后应有的法律权利,例如生存权,或者劳动应得的补偿,并不是以理维权,而是依法维权。
     
    为自我利益,采取辩护方式较好,而不是启蒙为特权,需要人人一定为自己。自我利益的拓展,也许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借助于无形之手形成公共利益,但在抗争政治中,塑造特权,却有极大的风险,引发内部的竞争,从而置抗争于瓦解当中。
    
    维权可以作为总体标签。我发起维权命名的时候,就见到了流行和总体标签,让不同历史阶段专政受害者得到共同的基础,这也是促成现代性的进一步深化。  
    
    中共持续不断制造大量的内部敌人,并且实施内部殖民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如原始禁欲对内部人的剥夺,例如老干部军队国企工人,农民是外部,对受害者的旧债未去,新债几何级数增加。近几年来,我看到,地主维权,军转干部维权,反右维权,知青维权,老干部维权,下岗工人维权,农民的剪刀差维权等等。所有欠下历史性的血泪债务,都在镇压的大石头之下,开始翻案,熔岩滚滚。真是历史债务维权总动员洪流。依法维权是一个金纽带。所有受害者联合起来,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
      
    新浪微博“武陵人”说:每个人都去和他们要债,他们的合法根基就会土崩瓦解,像康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去要债,言辞诚恳,索求不多,然而他们49年后如何剥夺侵吞民族企业家的财产也就露出水面。看起来是在和他们谈判,但自49年以来对各个阶层埋于地下不见光的剥夺的各个披露,会掀起对他们执政合法性的集体怀疑,牵一发而动全身。
    
    难道人民就不能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基于此进行讨债吗?当我们索取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时受到了推诿和河蟹,那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自卫。49年之后欠了我们无数的债务,包括被扣留的基本人权,农业剪刀差等等,当索取被拒,确实可以诉诸于自卫的权利。我在写一篇历史债务索赔的革命维权文章,未来的革命,必然是保守的,因为是历史债务索赔。
    
    毛泽东也解释自己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者。这也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吻合。当然这孙的三段论本是歧路,在毛泽东手上越发歪曲到爪哇去了,实现悠久的军训政,而不断地把宪政拖延到看不见的末日世界,也就是永久地阻挡宪政。专政的手段,是人民的唯一现实处境,美好的宪政理想,永远无关。这就体现为历史欠债。
    
    建政六十年太短,还没有时间的魔术,消灭这一些历史债务。就像欠债,国民党拖拖拉拉,还是换了,共党是绝对不会。但是关于毛泽东美国宪政理想的描述,不外乎是对所欠债务的清单,不构成对其的赞美。我对于当下很多人索要债务,如拿新华日报的社论说话,我不反对,虽然知道要了没用。要债,并不等于论证其有能力或愿意做这一些。要债这是一种党外性与重建公民社会的建构,完全否定了作为党内左右思想路线斗争出现。
    
    不确定指定制造内部敌人接团,那种最大制造自然状态的政体,最大损害和不断利用抛弃政治根基,最大的与民众权利为敌的政体。维权就是一种保守的革命。维权之权字,就天然的表示自愿服从于律法。即使诉诸暴力,依旧在自力救济范围内。而且利益就是政治,以为维权没有政治诉求,那是愚蠢的。维权正是试图直接实现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以及中共所承诺的历史契约中的约定权利。相较启蒙,就精神来看,也更加靠近自由民主法治。
    
    革命本身的定义就是回归,也就是复辟,回到原有的状态中去。英美法的呈保守主义革命,或者依法革命的面相。当底层革命性的政治民生诉求以历史债务维权面目出现,就可以砍价,而且并不因为一时拿不到就无法生活下去,就不是如共党革命那样,以无限扩张的生存渴望和权力欲出现那般急迫,宪政所需要的妥协和谈判,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如以温和色彩保护就是以身份意思来维权。维权的政治作用取决于力量大小,而不取决于是否温和或者非暴力。按照是否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行动是否越界来决定。并不取决于政治是否正确,或者应用了官方的默认的政治符号,来换取安全。
      
    维权的意义,在于市场的扩大和民主化力量的增长,并不是道德立场的正确性,或者自身的安全性,在于对立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获得民主的能力,而不是道德精英,更在于力量,而不是单纯依赖说理和话语的力量。
    
    经济危机塑造的抗争总体性
    
    我就中国政府的公信力接受采访,说,“它哪有公信力?它没有公信力!它不怕失去公信力。它有的运作唯一能够不断的资源,说涨价就涨价。资源掌握在它那里,老百姓得听它的,它已经不是靠公信力来统治,而是靠资源控制统治的。”
    
    新浪微博“石讷”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究竟为什么能以群众运动方式搞起来,大多归结于大众愚昧,这是常识的颠倒。它的问题在资源控制。资源是自由的根本,是民间社会存活的命脉。保卫资源是社会安全的最后防线。
    
    新浪微博“lsqwp”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凝聚内部的手段主要是利益分享,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手段是“面包契约”。
    
    人身依附关系服从于资源分配。市场分配没有成为主导。依附关系延续是因为资源把控。我感觉国有的一个很大政治动机是人身控制,毛好像有个说法,说让民众贫穷好控制。
    
    福建福州某乡镇要进行地方选举,领导担心村民选出来的村长不听话捣乱,想控制不想放开。但是没办法直接选举了,结果发现选出来的村长个个都背叛村民靠向领导。说明体制自上而下的资源控制,是民主化转型更大的敌人。
    
    人心在政改问题起不了主导控制作用,还是利益问题来决定。 并不是人心的归属变换,而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决定。 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心灵问题,而是基于利益的自我捍卫和扩张的问题。阶级情感或者意识形态,必然以利益作为通往灵魂的阴道。
      
    总是很多学者以体制加上其延伸部分如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人心作为是否会革命的依据,这其实是不对的。分赃怨气引发不了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些人是摇摆动摇分子。
    
    89 年之后,中共的统治,已经抛弃了“笔杆子”,严重依赖于“钱袋子”,而且虽然“枪杆子”握得紧紧的,但是将来调转枪口是否对准他们,也是取决于“钱袋子”。所以全球的经济危机,是最后的总体地狱。一旦经济危机加剧,参与分赃的既得利益阶层利益严重受损,中产阶级即使底层官员和军人掉入赤贫境遇,生存的危机成为总体状态,改革的受益者,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沦落为改革的受害者,这时候“钱袋子”的统战立即成为杀掉他自己致命的武器。也就是有了全民族的革命抗争总体性。
    
    可以穿越新旧秩序的身份
    
    总是有人怀疑维权运动的政治高度不够,不具有政治性,其然不然。马克思曾经描述,权利抗争最后结果一定是政治的。在中国,任何抵抗的火星,专制独裁体制一定都会以最强的强度镇压,因此被镇压就会被动获得政治性,无一幸免。在被镇压与超越这种困境的努力之间,就会产生政法与法政的争议,是陷入专制的政治化泥沼,继续中政治化的病毒,还是摆脱,走向法政之路,获得基于法律的统一性。
    
    哈维尔说,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
      
    哈维尔还说,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大约2003 年,杜导斌因言获罪,我发起对其家人的捐助。有人在“宪政论衡”论坛上批评说,我是赞同杜导斌的政治主张而发起捐助。我辨析说,这可以区分开来,我们试图从外围提供一种去政治化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就像国际红十字会与参战双方无关那样的维度。基于此,我后来写了《自由保守主义能不能是国际红十字会?》等文章阐述。杨佳起义发生之后,我写了三四篇文章反驳对杨佳的妖魔化,提出就像律师的辩护权,在为革命权等辩护上,形成一个宪政平台,这样革命行动与革命权有所分离。
    
    去年我写了《告别启蒙,走向辩护性立场》,其中说,为抵抗权辩护,并且采取一种辩护性立场,尽可能不要去涉及其发动的原因或者具体诉求,只彰显抵抗权,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立场。
    
    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不见得左派就与宪政无关。我不启蒙他人,也不引导他人的民主意识,更不对什么国民教育感兴趣,我只对宪政和已经存在其中的因素,采取辩护性的姿态,仅仅一种护教士的姿态,一种宪政的辩护律师的姿态。
    
    基于民国律师为被抓中共党员辩护,而从超越于党治国体系之上的历史经验,我相信,旧制度中有一种身份,法政系如维权律师,是可以穿越革命与改良,穿越新旧制度。因为法律高于历史变革动荡,是人类秩序的永恒保障,托克维尔也说,法律人有可能是能穿越前现代与现代性的,作为民主社会合适的精英。我还在美国建国前后的律师历史中,找到了证据。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替代,仅仅是新精英替代了旧精英,并且坏得太多了。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循环,实现范式的根本变迁。法政的精神身分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法政系如维权律师,把法律当作真理的化身,把自己从对真理的垄断代表性切割出来,对政教合一的党国体系进行抛弃,排除了民主运动中的组织化诱惑和个人崇拜。不需要延续国共两党以组织化带动动员全体的路径,而是走了“革命权就是人民,人民在场”,派出可撤销的代表参加政治会议的模式。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5/2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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