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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政治反对”是对专制的美化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0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永苗
    
     (参与2013年5月4日讯)我不玩小圈子,一人成军,甚至为了突破把自己放在大多数战友的对立面,是为了保持不被已有路径和格局控制手脚,被无形枷锁锁上,从而没有能力为游牧民族整体探索寻找新的绿洲,新的战场。

    2004年我们之所以命名维权运动,是在于对为民主运动从言论变轨为行动,提供助推。也就是打开行动的空间,同时把民众自发的抵抗,提到自觉的位置,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结盟。维权使改良得以额外延伸,革命提前预备,改良与革命在当下落到实处,接得地气。
    
    改良需要一种行动的可能性,革命同样。改良与革命并不是仅仅用来做口头改良派与口头革命派的引以为荣的标签或财产,也就是不要让承认之心理危机,身份之获有渴望来支配公共领域。什么样的内心道德立场不重要,要从是否结果一致出发,而不是嘴巴是否政治正确出发。
    
    我总是从结果出发反过来论证口头改良派与口头革命派,革命之威胁对改良推动作用更大,且为革命准备革命环境。但我自己的立场是为革命权辩护,就像一个律师与当事人之间身份不同。这是我在维权运动持之以恒的立场,也因此反对维权律师的政治化。就思维结构而言,口头革命派与口头改良派,都是专制延伸。
    
    口头改良派对此有所警惕,但根本无力解决,而口头革命派干脆就放弃了警惕,虽然极端政治反对,但还是在专制磁场中。改良与革命都是手段,不够成真理,更何况是口头的。所以我认为能行动者更高。口头二派都没行动。
    
    在当下持有什么样的道德立场,是否彻底反专制,无关紧要,并不是思想立场革命带来政治革命,这是德国路径的谎话。关键是有行动,或者有破坏力破局力,薄熙来就有。让人鄙视的是真理感上身牛逼哄哄而实际上是植物人,如光头党人。
    
    非常需要反思自己立场的预设条件。行动之可能条件支配了立场选择,行动才有能动性,摆脱当下只能陷在口头路线争论,被“斗公鸡”的困境,只能夺取话语权和方向的困境。夺取到了话语权又能如何,整个新浪微博被革命派占了,要不是有维权,有啥作用。
    
    就像范跑跑一样,智力严重落后,却举目四望觉得都比自己傻。政治解决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行动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公知认为党内高层不政改很傻,其实是不傻但没法搞。把一切问题化约为认识问题的,真幼稚。
    
    认识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好几年前我又一次在美国之音做电视节目嘉宾,谈维权如何来立宪问题,有个嘉宾打电话进来,谴责我说在北京胆子小,不敢谴责,然后大骂司法腐败云云。我问他那该咋办呢,这傻逼没法回答,又大声谴责一番。操,世界上最像准猪的异议者,就是沉湎于谴责的快感而阉割解决问题的。启蒙的推动就是阉猪,被阉割行动力的,肥胖的把自己当做老虎。
    
    解决方案并不是一味的意图伦理,想要如何,一直强调就能实现的,光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然后像军队政委那样,让我们的后续新兵,也都这样想。思想的纪律,也就是道德立场,不能解决任何政治问题。
    
    陈青林说,当你没有力量,敌人的缺陷错误,就不是你的机会,还是敌人自己的事情。奢谈政治反对,预设了一个贯穿专制衰弱时期和转型之后的反对党作为前提,可惜是直到专制瓦解,这个反对党注定是空中楼阁泡沫,一种as if。也就是不存在的主体。
    
    尽管分赃不得,得到甚少,被枪击或流亡海外,八九一代始终于沉湎于精英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内部人的幻觉不减,有反对党转型迷思。二战之后政党已经无能于政治,反对党不能动员民众,阿伦特等早就指出。我在《苏东的后改革转型》与《维权运动的国内外氛围》等多文指出,团结工会与民进党俱是专制瓦解之后,非之前组建的。转型由社会运动完成。没有反对党带动转型一说,反对党在转型接近成功之后,才能形成。
    
    我相信,最激烈的政治反对言论,还是异议花瓶,离不开专制的黑洞。因为还是要求专制做一些什么,去安乐死。只有行动,才有使民间逃离专制黑洞捕获的可能,因为有主体性在场,自己要做一些什么,行动就意味着主体性。知行割裂,知识被专制黑洞吃掉,行动有可能归于光明。
    
    作为专制的产物,受塑造的阶层或群体,启蒙文人喋喋不休感恩戴德于台湾转型之蒋经国专制开明,八九一代则对团结工会与民进党的接盘政权念兹在兹,全然不顾转型中的社会问题,把起来抗争的民众当做毫无报酬的垫脚石或者炮灰,只在于是否自己摘了桃子。维权运动摆脱受塑造,全力解决社会问题,搁置夺权。
    
    我不愿意赋予主义话语,话语权以很高或者普遍总体地位,理论是服务于实践的,并不是主人,而是女仆。在一个觉得没法行动,其实是隔断民众抗争于黑暗中的时代里,物业管理公司成了统治者。我甚至将我自己的历年来关于行动的理论,放在低位:辩护或背书。
    
    在郑州思想沙龙谈“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凤凰周刊》记者杨桐提问说,像我这样同类思想的人有多少。我说很多但他们都在搞行动,偶尔说说。我宁愿他们全去搞行动,而别把时候浪费在理论上。真的不要共享过去的思想路线决定政治的党内路线斗争路线。单纯理论和道德立场,没有未来。光有政委,革命军队没法取胜。
    
    就像胡鞍钢提出的“九总统”与《求是》新提“禅让之说”,是一种强行化妆粉刷,在中共体制磁场中,强行引入政治反对一词,就是一种美化,好像可以政治反对,可以民主转型有反对党一样。它是一种内在于专制磁场的受塑造性,为了维护统治,故意把本来内部差异,指定为敌人。因为渴望对话而不得开枪而怨恨,恶化的父子关系而已。
    
    我们当年命名维权运动,正是为了超越89一代的弑父情结,超越开枪之后的滔天怨恨,《中国不高兴》中表扬了我这一点。通过无视与中共之间主动还是被动发生的政治关系,恢复民众和公民社会的原初性,否定公民社会永远从属于极权,被强奸过的女人还是女人,恢复了民间主体性。
    
    虽然维权与民众被迫与中共发生关系,但已经并不是为了像八九学生和49后知识分子加入分赃并吹嘘成普世价值,而是为了自我保存和生活本身,因为没有心魔,就不容易对体制爱恨交加,因此构成了专制的延伸和有机组成。
    
    要讲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问题,首先要区分是个人言论还是群体行动,个人言论没用,爱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无关紧要,其上升空间顶多是公知专栏的稿费,别吹的很大。群体行动上升空间很大,虽然不至于倒闭逼推动政改,但可以重建公民社会。
    
    所以群体行动,如维权,如送饭,我赞同非政治化。言论与行动,个体与群体,知识与行动,推动政改与建设公民社会,在改革时代的维稳与维权对立框架内,二者之间的划出来鸿沟,天堂与地狱之间,把二者混成一体的,弱智没有观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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