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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评论/孙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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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01日 转载)

对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评论/孙维邦
    
    


(一)为“资本主义”正名
    
    《放言录》里,胡德平说:“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自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这段话证明(至少是胡先生承认):社会是一个自发发展的进程”。因而这句话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正了名。就是说虽然资本在实际上发生作用(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并没有“资本主义”这个名号。是马克思为他的凭想当然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才将“自发发展的社会”说成“资本主义”。如果不抹黑“社会是一个自发发展的进程”,共产党就宣不了言,社会主义就没有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的理由,全世界的无产者也没有联合起来理由。德平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相一致。但基于这同一观点所得的论断却完全相反:我基于这一观点推出的是:社会主义非法!而胡先生得出的却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为自由、自觉卜、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
    
    
    为什么同一前提会推出绝然相反的结论?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对德平先生来说是先经验地输入的。后来才成熟的经验能力就无法经验先已输入的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制度,也必是知识的成果。既是知识便可理解,可在社会主义输入脑海时德平先生还是孩童,没有有效的理解能力。因而社会主义之对于德平先生,就只是先经验的符号而非知识。我的智慧却完全活动在社会主义之外,社会主义只是我的智慧所要认识的对象,它就被分解成可直观的环节与要素。从对社会主义的本性的认识与揭示出发,我有充分理由判定:社会主义非法。
    
    
    认识是人的行为,认识的目的是对对象做出理解。何为理解呢?
    
    理解就是把间接的、概括的、抽象的知识还原成可直观的要素。凡可直观的就是自明的,如:山可直观,就肯定为“是山”;水可直观,就肯定为“是水”。所以理解就是把不能直观的理还原到可直观的环节。只有道理才需要理解,因为道理只能被思维不能被直观。思维就是把抽象的理分析为可直观的环节。因理有直接与间接、间单与概括,具体与抽象。需要理解的是那些间接的、概括的与抽象的理。就因概括的与抽象的不能被直观。不能被直观就是未被懂得,这才需要思维。通过思维的分折将理还原为可直观的要素。可是,人并不天生明理。在不明理的年纪也发生感应并构成记忆。因之,那些间接的、复杂的、抽象的知识就只是做为符号,而非做为知识被记忆。
    
    
    人是在经验能力形成并成熟后才能有效地去经验。所以理性能力的成熟只能保证对此后相遭的事物给予经验地知识,理性若不经受洗礼或训练,先经验地输入并储存下的知识,就始终只是反映知识的符号而非实际的知识。因而经验能力成熟前被灌输的共产主义教义,始终未被知识,只维持在教条的水平。幼儿园里也唱《社会主义好》,可幼儿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吗?共产说教既被灌输,就顽固地盘据在意识里,为想当然的意志所依据。所谓想当然,就是纯意志的、未经认识校正的肯定或否定。如人们总觉重物比轻物降落要快,这就是一个想当然的肯定。史特芬与德.鲁格特,还有伽里略用实验证明了轻物与重物是同时落地,就是认识对想当然的校正。
    
    
    毛泽东晚年说了一句大彻大悟的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也可理解为毛泽东个人的“知今是而昨非”。毛的话相当于说:共产党不是由懂共产主义的人所组成,而是个乌合之众。
    
    
    经验能力成熟后,只能保证对此后的事情发生的是可经验的知识,并不必定对先于经验输入的记忆发生经验知识。正是这种情况使德平先生经历了共产党治下的灾难和不幸。灾难与不幸又总是由实际的人,围绕具体的利害所造成,因而他的思考目光就只指向灾难与不幸相关的人事。却没有到对“共产主义”做考问:因为灾难与不幸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地盘,这就不是坏人坏领袖所能解释,它要求一个对所有灾难与不幸的有效解释。这种解释是党内开明人士很难做到的。包括我们所敬仰的胡跃邦先生,也没能把批判的目光投向社会主义,投向马克思学说,投向《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这个知识做为符号,它储存的到底是些什么思想?有哪些要素?这些要素矛不矛盾?社会主义与人类存在的整体史矛不矛盾?
    
    
    所以德平先生还依然把社会主义当作他品评人事的标准,而在我,却只把社会主义当作被认识、被品评的对象。故而胡先生的“思想解放”与“放言”还是共产框框内的。我们认为德平先生是正直人,好人。正直人,好人的“思想解放”也未必达到理性的敞开性,正直人,好人的“放言”也未必一定是科学原理的。德平先生的“放言”并没把“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作为对象来认识,来做纯知识的分析。“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是两个储存知识的形式,它储存的是些什么知识,什么思想?这是胡先生所未曾思及的。所以“放言”并没向我们提供出新观念,也没展现出新气象。他认为是坏人或人犯的错误抹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无故的。因而社会主义之黑暗只是罪恶制造者的栽脏。他没能更深一步地去思考:如果不是以共产主义为伦理的根据或出发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机会犯那么重的罪恶,而且长期不受追究?可见,“放言”并没上升到纯粹理性原则的高度。共产党的罪恶其实是共产制度先验地规定了人的精神的后果。因共产主义既是宗旨,也就是伦理的出发点或根据。因之,对人来说的任何见不得阳光的罪恶,都可用“组织”、用“党的事业”,用是否“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来做虎皮,这就轻而易举地滑过十目所视,十指所指。
    
    
    难道人类是在共产主义后才开始伦理的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人先于共产主义几千年早就是“伦理动物”。因而早就有了伦理所凭依的根。共产主义之所以罪恶其要害之笔就在于:它取代了人类伦理所凭依的根。伦理一旦不是以根为本,不依根本为出发点,试问还有秩序可言吗?胡德平说的“社会是自发发展的进程”就是社会主义非法的证明。因为“苟不教”,才“性乃迁”。共产主义做为制度已深刻地动摇了人类伦理所凭依的根(即“苟不教”),才造成社会秩序的沦丧(即“性乃迁”)。
    
    
    人类应如何地往下存在,其原则不是可以凭想当然来设计,那是天在造物之时已秉授了的。而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对侵略合法的证明。为什么共产主义在所有地方都造成定难呢?并且都失败了呢?答案是:共产主义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二)社会主义非法,“非”在哪里?
    
    对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评评头论论足足之二
    
    日常里说法律、法治、法制、立法,使“法”的含义条律化。法的更基础的含义还有效法、方法,如写法、画法、唱法、跳法……可见“法”的最基本意思应为仿效、标准。即便是法律、法治、立法也是出于仿效及标准。“法律”就是为效所均布的条律、标准,法治就是根据条律、标准来实施治理。这便有一个何为效法者,何为被效法的标准问题。“事有终始,物有先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毫无疑问:事物的始发是标准,事物的实现与完成应以始发为效法的标准。
    
    因而说“社会主义非法”就“非”在德平生生说的“社会是自发发展”这个“法源”上。
    
    
    为什么说“自发”就是法源?因为“发”即发生,“自”即自然地。“自发”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告诉我们,事物之所以“发生”,原因和动力不是外部,而是自身。因发生前什么都没有,所以“自发”就是绝对的起始,起始即源头。事物在起始前什么没有,所以无从效法,因而,起始就是法。因为只有在起始后,事关如何往下存在时才要效法,所以事物的起始就是它的如何往下存在所效的法。因之“社会进程是自发发展的”这个“自发”,就当然的是它的发展所效的法。
    
    第二点是,“自发”表示不是外力的作用,那便是内在的力量,这内在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因而效法所效的不是别的,所效就是大自然的力律。
    
    
    因而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都只是客观规律性的表现,而非杰出个人的创造。
    
    
    自然的规律既能从什么都没有里创生社会,因而也必潜在在已自发形成的社会里。因而说社会的发展是自发形成的延续。社会的形成是自发的,那么社会的发展呢?毫无疑问:就只能是自律的。社会的如何发展永远都只是自身的规律问题。决不是人能主观地设计。对于规律,人类只可认识,揭示,认识和揭示的目的是为遵循,而不是制造。人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的规律凭着主观的愿望武断地设计特定形态的社会。人类史上凡由人凭着想当然的愿望而设计的社会,无例外的都造成普遍而深重的灾难:教父时代、黑暗时期、中世纪、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教旨的伊斯兰主义……等等,无一例外。这究意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事物的自发形成里已包含了它的全部可能性的根据。无论是发展还是变化,只能是已存在的事物的发展或变化,没有独立自存的发展或变化。任何事物的发展或变化都是在存在后才可能,事物的本性却是从存在的第一刻就已被秉授,因而“自发”就一劳永逸地确立了事物的根本----自发的是什么,什么就是其根本。所以从人类的最初存在那一刻,就秉授了后来的发展所据依的不变的根本----即人之“是人”。人之“是人”是人之“如何做人”所据依的本。
    
    
    人类伦理只有效于如何行为,并不有效于人之“是人”。也就是说:人类伦理只有效于“如何往下存在”,并不有效于自发形成(初始存在)。如何行为就是如何做人。那么,人到底应该如何来做人呢?答曰:人是什么,就做什么。生命里有些什么,就用行为来实现些什么。所以说,在社会的自发形成里,已先验地包含着伦理所凭依的根据----人类伦理所根据的就是“我是人,别人也是人。我有人的本性,别人也有人的本性”。所以我将我的行为严格地限制在“我是人,别人也是人”这
    个限度内。我不能让我的行为超越出“我是人,而僭越到“他人也是人”的领地”。
    
    
    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造成空前灾难,不管马克思自觉到没有,就因社会主义的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形态的伦理根据,在实践上就是伦理出发点。可是人类从社会自发形成那一刻,已经就在伦理了,因而已有了伦理所凭依的根据。社会主义一旦进入实践,就必定要摧毁从社会自发形成那一刻,由自然律所秉授的伦理所凭依的根据。可是,人类社会的伦理所根据的只能是自发形成所据依的,即社会是由什么东西所自发形成,什么东西就是伦理的出发之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自发形成所据依的呢?答曰:就是人!
    
    人的活动就是人的本性的释放与实现。人性一旦被摧毁,哪还有人的伦理?没有人的伦理,社会又哪来的秩序?因社会就是人的领域关系,那么社会的秩序就是以人性为圆心的伦理辐射。可社会主义不是以人性为圆心的伦理,那社会主义伦理以什么为圆心呢?答曰:它是以阶级、以党(实际上就是以攻击与侵略)为圆心的伦理辐射。因而社会主义秩序就不是人伦秩序,而是党伦、阶级伦秩序,即用攻击与侵略建立的秩序。试想,攻击与侵略怎么能辐射出符合于人类生存的秩序?所以它就必然表现为暴力高压的铁幕秩序。不是说人不能生活在铁幕里,而是说生活在铁幕里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逃出铁幕,逃出铁幕的愿望就导致到对铁幕的粉碎。
    
    
    人既已是了,就只能是下去。因为是什么事物就必有什么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所以人所必有的只能是人性。人性可以被压抑,但压抑再深重、再长久,也有觉醒的一天,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不能与事物相分离的。今天的共产党所面对的既不是人的异议,也不是敌对势力,而是中国国民的觉醒。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成立“应急”小组,其中的“应”是人的行为,“急”是突发的事变。中共中央所应的这个“急”,就是日益高涨的人性觉醒与不相适的政体间的冲突。
    
    
    3月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13日晚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习近平在会上讲的:“中共正面临挑战的严峻性、紧迫性”,其实不是什么挑战,而是人性的觉醒。他说的“今、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其实就是远远落在历史后面的政权的封闭性无从顺应日益成熟的人性觉醒的问题。胡锦涛于2012年5月讲的“党和国家正处在非常时期”中的这个“非常”,也只是国民的日益高涨的人性觉醒。习近平讲的:当前中共存在的三大危机,一、政治危机,二、政局稳定危机,三、民心、党心危机。“部分地区民怨到达了沸点,民愤接近临界点。长此以往,中共面
    的政治危机会加剧,局部地区会爆发危机”。其实也都是共产党的理念远远落后于国民的人性觉醒的现象表现。什么东西使“民怨到达了沸点,民愤接近临界点”,你就把什么东西革除了不就结了?所以说走出危机的方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
    
    
    去顺应而不是去扑灭高涨着的人性觉醒。既已觉醒,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人拖回愚昧。文艺复兴的曙光既已在意大利透出,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全欧的人性复归。
    
    
    什么是人性觉醒?答曰:人性觉醒就是人的精神从神学与宗教的异化中,发生的对自我本性的觉察。什么是人本主义回归?答日:人本主义回归就是因人的精神从神学与宗教的奴役下发生了觉醒而引起的向本性的复归。也就是从经院的神学伦理向人伦伦理的回归。世界是人的存在的世界,不是神的存在的世界,所以人是直接就是自己的本。人也只应以自己为实现自已的本。
    
    因共产主义不是社会客观发展的必然,而是主观臆想,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中就有基督教神学。所谓神即超然的力量,共产主义不是超然的力量,却是一个超经验的理念。因而共产主义就是经院哲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与基智教神学一样是对“人就是自己的本”的一种摧残与反动。所以共产主义只运行了七十年,就陷入了全面的瓦解。处在共产铁幕下的人与处在神学奴役下的人一样,也必发生人性觉醒,也必如文艺复兴爆发人本主义囬归。因为人就是人,人所能有的就只能是人本,而决不是任何他物的本。人本所伦的只能是人理,任何神伦理、党伦理都不适合于人本。
    
    
    任何制度的社会,实际上都是一种伦理原则。如果确定的伦理原则合乎社会的自发形成,那么社会就健康,昌盛。如果确定的伦理原则不符合社会的自发形成,社会就失健康,就陷于灾难。可证,那酒鬼马克思杜撰的社会主义所以陷人类于危机,就因它以摧毁人类伦理为出发。
    
    
    马克思凭着主观愿望设计出“社会主义”。从拍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鸟托邦,再到圣西门、傳立叶、欧文的社会主义,人们已觉悟到公平是社会前进的永恒方向,社会的发展永无止境,这个无止境表现为阶段性。马克思才要把暴力,把攻击上升到合法,他才把自己想当然地臆造的社会主义冠以“科学”。它科在哪里呢?它就科在用“阶级伦理,党伦理”来替代人性,代替人伦理。因而社会主义就是把攻击与侵略奉为最神圣原则的主张。所以就导致普遍的灾难。
    
    
    
    德平先生在《放言录》里说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顶层设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成立,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而奋斗。无疑共产党人的自由,既包括宪法所赋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党章所赋予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他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这个概括。
    
    他的概括所肯定的“社会是个自发发展的进程”就为我们的纯粹理性分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依凭或标准。依据这个标准,老村夫就得出:社会主义非法之断言。理由是:“社会是个自发发展进程”,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是人为设计,它在抛弃消极因素的同时,把“社会是个自发发展的”也一同抛掉了。因为“自发发展的社会”是人伦,而社会主义却是党伦。山是山,水是水,人呢?当然只能是人。社会主义的罪恶在于它用强力要人不讲人伦理。人若不遵人伦理,那还不是黑社会?难道共产党不就是黑社会吗?
    
    德平先生的这一概括恰恰就是对《共产党宣言》的顶层设计的彻彻底底的粉碎。所以我们热切地期待德平先生能因对“社会是个自发发展的进程”的理解,更进一步的明智,更上它思想解放楼一层,放出只用纯粹理性为标准的名言。期待更多党内开明人士果断地走出共产主义邪教的架锁,丢弃共产之暗,投入人本之明。彻彻底底地囬归人性,即回到自己的本。 _(博讯记者:巴黎动态)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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