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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 吕朴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4日 来稿)
    讲到封建主义,我觉得除了封建传统以外,还要反思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高度军事化的管理体制。解放后,国家进入长期和平环境,但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仍然继续执行战争年代那一套,实际上就形成了以行政化(军事化的和平时期版)替代社会化;以党的全能化、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替代现代国家、开放社会、公民社会;以官僚体制替代民智、民力的发展管理模式,导致种种弊病。
    
     由于政治体制的局限,目前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距离合理的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关系,我们还相差甚远。真正健康的市场经济关系不应该出现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来源是劳工的低保障(必然损害员工健康与未来利益)、资源的低代价(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缺乏枯竭后的产业转型)、环境的高污染(严重影响国民的健康)。这笔外汇储备现在应该怎么用?首先应该把建立合理的市场经济基本关系,放在继续推进改革的方向,而不是继续原来所产生的种种不合理。匈牙利的乔纳蒂写了一本《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讲到威权体制最后造成资源枯竭的前景。

    
    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方向与目标)进行梳理;对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实现道路)进行梳理;对改革三十年的结果及其原因(第二轮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的梳理,没有这三种梳理,今后中国的发展将难免困难,难免曲折。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反对封建主义,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时百年而未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合作化、对资改造等方式,以公有制的名义集中了土地和资本,其结果是“规模不经济”,国家高度集中了资源,但只是平均地分配了贫困,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提出并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共对毛泽东时代错误的成功救赎。改革开放是打破垄断、逐步放权的过程,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今天的社会现状,与改革先贤们的预期相距甚远,仍存在很多粗野的、非理性的管治方式,这是封建主义的遗毒。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无法回避当年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的话题。正是对“文化大革命”惨祸的深刻反思,才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回顾历史就不能遮蔽真相,德平的文章就是还原历史真相。真理不辩不明,需要恢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传统,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改革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搞新的“凡是”。
    

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德平和选基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姊妹篇。两篇文章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重温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告诉我们改革最初的诉求是什么。这开始在我们党内,在老同志中间本来是很清楚的。这30年改革,有成功,也有教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最顺利的时候,就是民主得到了保证的时候,能够发扬民主的时候。最不顺利的时候,那就是缺乏民主的时候。
    
    这两篇文章实事求是地复原了改革初期的历史,让我们重温了改革的初衷:对民主与法制的诉求。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和华国锋的作用分不开的。当时没有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力,是集体领导的这样一个格局,这次会议才能开得成功。
    
    刚才选基同志提到建国初的问题。当时在《共同纲领》里面对人权还是提得很充分的,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成果。对人权的保证大概有11项,言论权、游行权、罢工权这些都有。从宪法的话语上来看,那时和世界法律还是接轨的。以后制定的宪法,对人权的保护的条文越来越少,所以才会有“文革”浩劫的发生。
    
    现在,中国又走到了一个新的改革的十字路口上,在体制内还有很多保守僵化的思想。现代的“凡是派”也打着改革的旗号,以改革之名行反对改革之实。只是他们更不会讲道理了。例如最近出来的一些大批判的言论,也足可见其水平。人兽相分,组成人类社会,没有共同的价值要求,走不到一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夫子的话,也为现代文明所推崇,奉为人际交往的金科玉律,铸在联合国大厦里。我们是不是连这话也要否定,改称“己所不欲施与他人”,这不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了吗?
    

张云昌(三峡出版社社长)
    
    历史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转型,这是历史时机与历史人物智慧的结合。中国结束“文革”走上“改革”,这个弯子转得比较顺利,是与主政人物的智慧分不开的。叶帅这篇号召解放思想、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的讲话,就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训,把握了历史前进方向的讲话,表现了转折时期的历史智慧。叶帅对党内高层政治的熟悉,从不擅权的个人风格,也使他能够察往鉴来,有这样的历史眼光。
    

孙大力(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
    
    刚才叶选基同志提的话题我觉得很重要,领袖是个复数、是个集体。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一个集体、一个合力。像恩格斯讲的,几种力量汇合到一起才能促成历史的发展。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很多书讲了改革的过程,我们长期以来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怎么样把这个转折的过程描述得更客观、更符合历史实际。
    
    我们从接触到的一些材料上,感受到当时这个转折能够实现,至少有这么三股力量:一种是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领导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一种是以华国锋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领导干部;第三种就是老百姓。这三种力量,在历史转折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只在于转折的程度,就是转折完了中国要走上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在当时虽然有分歧但是还没有暴露出来。第一种,从现在披露的资料来看,邓小平、胡耀邦希望中国一定要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是要重新走一条路。第二种力量,华国锋他们没有看到这么远,但是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一致的。只是中国是否要重新走一条新的道路,他们当时可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在转折当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第一是赞成改革,第二是希望大家推动转折的实现。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党内民主,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说:“这次我是下决心让大家讲话,让大家发表意见。”也许在改革的问题上,没有邓小平、胡耀邦他们想得那么深,但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空气。这是很关键的,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种氛围,是会影响决策的执行的。
    
    还有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肯定看不到这么远,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能再搞运动,要搞建设,发展生产,就是发展生产也不能按原来的方法搞了,所以这几种力量汇到一起,至少在转折的问题上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把这个转折实现了。当时可能还有些分歧,但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这个,把分歧掩盖了。这些分歧在改革之后这30年的发展当中不断地暴露出来,包括历程的走向、各种矛盾,包括改革当中的失误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任务就是把大政方针改变过来,一些问题以后在改革发展的进行当中再一步步地解决。
    

武国友(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在新时期历史转折过程和转折以后,上层总体上是党的领导集体在起作用,当然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某个成员所起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从领导集体来讲,在改革初期作用最大的主要是三个人,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三中全会以后,是小平同志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转折过程中耀邦同志的作用大。再往前,是叶帅的作用最大。从粉碎“四人帮”来看,当时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一文一武——华国锋和叶剑英。在那一段时间,叶帅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点:在粉碎“四人帮”中,他是两只巨手中的一只;在历史转折实现之前的历史当中,可以说,他是我们党老一辈中的主心骨;他在领导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在制定一些重大决策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变化,历史人物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三中全会之后,小平同志的作用发挥出来,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回过头来看,在三中全会前后,在推动拨乱反正工作中,耀邦同志的作用是无人能比的。所以说领袖人物的作用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是一个集体,是集体的合力才开创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从粉碎“四人帮”之后,由几个层面同时互动下推动历史发展的,除了上述领导层力量外还有就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已经开始展现,而不是说过了很长时间才有所反应、跟上来的。如“包产到户”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群众就开始了,在安徽小岗村出现包产到户时,山东、贵州等一些地方也在做,所以说这个步伐几乎是同时迈出的。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体形成了这样一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全国各个方面都在动,上面是领袖们在推动,下面是老百姓在推动,中间还有知识分子等好多阶层在推动,这是一个多层面共同推动的过程。因此,在看到领袖人物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在评价领袖功绩的时候,也要看到人民群众的贡献。如果只有领袖人物而没有人民群众推动的话,那么,历史也有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历史前进的速度也不会这么快。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对领袖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容易看清楚,党的历史文献都有记载。但是,人民群众的作用容易被人忽视,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大背景当中。我们今天看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作用,虽然也有各种媒体的揭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被我们发现。作为人民群众推动历史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包产到户”这一个方面推动了,它是多个角度、多方面的。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在“改革开放”30年时,我到一些大学去作讲座,发现好多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反思“改革开放”,在反思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个对比,1980年代“改革开放”是一个具有正面价值的事情,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现在,它不再是一提起自然就是好事了。“特殊利益集团”现象越来越严重,贫富悬殊也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公也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情况下反思改革,尤其是在年轻人那里能够感觉到,在他们心目中改革的道义性、合法性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改革的起点和初衷不知道,我们需要回到改革的原点去看一看,改革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在这方面胡德平和叶选基这两篇文章起的作用就非常地大,据此大家才能知道,改革开放时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当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回到了改革的原点,明白初衷之后才能重新获得改革的动力,特别是让大家回想起改革最初的道义上的力量。
    
    另外大家也谈到了,选基同志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尤其是这篇文章在提到叶帅的作用的时候。大家印象中的叶帅是一个谨慎、稳健的人,尤其在解放思想、批评毛主席错误的方面。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好多人有很吃惊的感觉,叶帅当时就把民主的问题说得那么到位,尤其是叶帅在讲话里面提到“我们不但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还要宣传民主主义”,这个说法就使我想到,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批判左倾思想的东西、清算封建的东西的时候,党内是有共识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法西斯应该是党内的一个共识,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淡忘了。现在回过头来从选基同志的这篇文章来看,从当时全党全军全民的共识来看,那时候如果思想解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的话,实际上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于是形成大量的思想上的欠债,一直到现在这个课都没补上。
    
    最后,这篇文章说明,其实叶帅当时的那种提法充分说明了一点: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关键是一个民主。德平同志的文章说得很好,当时“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批判他们的时候还说是阶级斗争,还把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十分荒唐的。还是唱阶级斗争的老调子,所以叶帅的提法很振聋发聩,这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而是封建法西斯的东西。选基同志的这篇文章将我们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原点,它的现实意义很大。
    

李乔(《北京日报》理论周刊部主任)
    
    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很多,但这两篇绝对是上乘之作。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罕见地实事求是。能写出、能发出这样的文章,我想与文章作者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其他人大概没有这个条件。编者也极有眼光,有功劳。文章里有些新话,有道理。如说华国锋是“千古功臣”,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站得住脚的,同理,叶帅也是千古功臣,因为华、叶是粉碎“四人帮”的最核心、最关键的人物。文章在回忆历史时,彰善瘅恶,不避讳人物的名字,诚为实录。当然,有的回忆或论述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这不奇怪,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有些异见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回忆历史,人人都有权利,只要你真正掌握了可靠的材料,就会赢得读者。现在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肯定“文革”的声浪,极其荒唐;一个是个人崇拜回潮,也甚荒谬。照此逻辑,“四人帮”回来好了,再搞“两个凡是”好了。所以,发表这两篇文章很有意义,有警示作用。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我们党、我们国家是怎样一路艰辛地走过来的。这对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重要意义。
    
    (续完)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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