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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高干子弟与北岛打赌:20年后谁家天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19日 转载)
     来源:经济观察网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终于,它“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貌。”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亲历了文革的四中学生的回忆录。由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寒门子弟,所以文革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他们的共同记忆。比如在王祖锷看来,当时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赵京兴则说得更大胆直白:“按照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
      用不平等、压迫等常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这乍看起来很令人惊讶。但正如卡尔•波普(KarlPopper)所说,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后,马克思预言的“无阶级的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就在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他们会极力掩饰这一点,而最好方式莫过于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一方面,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
      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只打击了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红色贵族的权力则乘机无限膨胀。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统治结构却没改变——就像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后出现的情况。不知不觉间,人民内部已经形成了四个阶级。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着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动紧锣密鼓。6月初得到毛泽东有意废除高考的内部消息后,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的十几位高干子弟立即起草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书。此倡议书由刘源提交给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并随即见报。这份倡议书称,高考制度“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教育方针。”但其实“老兵派”更隐秘的动机是借由废除高考,彻底堵塞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建立某种“社会主义门阀制”,让红色贵族们世代掌权。
      但是,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却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究竟是缘于对官僚阶层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政治异己,攫取更多个人权力,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举为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的横空出世扫清了障碍。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强烈地感觉到,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因此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刘少奇是支持“血统论”的,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是支持“出身论”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打倒刘少奇。作为精神领袖,遇罗克始终对毛泽东抱着很复杂的感情。但是在“血统论”横行太久的情况下,除了支持毛外,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在遭逮捕并被处决前,遇罗克还将一封长信交给牟志京保管,“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
      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即可,见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着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这种破坏一切社会秩序的狂热被黑格尔(G。W。F。Hegel)称为“否定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通过无止境的破坏,他们暂时获得了一种空虚的自由。“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希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会马上带来某种秩序。”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寒门子弟人数远远胜过高干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局势。但权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奥尔森(Mancur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于人数少,容易统一行动,所以局势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四四派”、“四三派”则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反而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
      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毛泽东也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借此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在“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看来,文革中的他们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若非他们挺身而出,中国早就建立起严密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了。而在“老兵派”看来,他们在文革中始终代表着一股稳定的理性的力量。他们在“红八月”局势失控时组织“西纠”,通过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随后更是成立了“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甚至还要“打倒江青”,并“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这难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义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方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进行主动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知青)所受的种种磨难和不公待遇,则使他们转而认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由于这苦难,之前犯下的罪恶似乎都可以一笔勾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永恒的规律:比起加害行为来,人类更容易记住的是受害体验。
      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变革与开放的力量正是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开始抬头。但有些问题似乎永远难以解决: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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