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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改革,而是劫掠 /余杰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1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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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在党粗暴、浮夸的外表底下,藏着一个深知其正当性有限和民意基础不堪一击的政权。
    
    ——马利德《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

    
    经济学家朱嘉明与中共现任领导人是同代人,都是知青一代,下过乡,吃过苦,勤奋读书,头悬梁锥刺股地改变厄运。80年代,朱嘉明在社科院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之后参与创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亲自领导的国务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在中央、地方和金融界的多个机构和智库中担任要职,为当时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朱嘉明毅然选择流亡海外,一度积极参与海外民运。之后,他转向学术研究,淡出公共视野。80年代是朱嘉明人生的辉煌时期,在体制内推动经济改革,在体制外组织学术活动和会议,被“文革”压抑了10年的激情如火山岩浆般喷发而出。1980年,朱嘉明与王岐山等人联名完成“改革四君子上书”,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如今,朱嘉明处江湖之远,而王岐山居庙堂之高,两者形成鲜明之对比。但是,朱嘉明并不后悔1989年自我放逐的人生抉择。
    
    2008年,刘晓波被捕,“零八宪章运动”戛然而止,中国国内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在高压下被迫噤声。中共虽然成功地镇压了“零八宪章运动”,却无法获得真正的稳定,维稳经费日益飙升,警察国家面目狰狞,“自改革”的时机已然失去。2012年,薄王事件爆发及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共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和交织,中国进入动荡与转型的前夜。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许多80年代改革派阵营的人士重新返回公共空间,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表诸多言论,这些言论有如“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引发不小的振动和论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朱嘉明和荣剑。他们曾经“入乎其内”然后再“出乎其外”,有过体制内运作的经验,又有体制外旁观的距离感,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看得真切,也看得深入,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所说:“像朱嘉明这样由‘文革’、改革开放与‘六四’三大历史局面所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往往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提出独特的全局观点。毕竟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与事件,曾经具有撼动历史、让国家命运翻转的宏大意义。”所以,朱嘉明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书,“以精卫填海、杜鹃啼血般的关爱心情盼望国事上轨道,国人能够过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
    
    不是“中国模式”,而是“中国怪胎”
    
    胡锦涛与习近平双双宣称“不走邪路”,拒绝政治改革,但除了习近平、胡锦涛等数百个中共权贵及其家族之外,99%的中国民众都认为中共早已绑架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邪路”——朱嘉明用“歧路”这个词过于温和了。习近平宣称“道路自信”,与此同时,这个提法的始作俑者、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却被金钱与情色交易拉下马。北京的阴霾与上海黄浦江的死猪,将这两个中国最有“面子”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肮脏不堪的“里子”暴露无遗。“中国模式”不仅无法在其他任何国家推广和复制,就是在中国国内,亦怨声载道、窘态百出。
    
    对此,朱嘉明指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让改革背离初衷走上歧路。他写道:“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杂合’而成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有权力制衡、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不可能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传统行政资源和现代市场经济工具的结合,本土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结合,垄断国企和跨国公司的结合,‘土八路’、‘红卫兵’和‘华尔街’的结合,‘共产主义’和‘福特主义’、‘消费主义’的结合,‘中央集权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突变出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奇特能量。此种由贪欲、权势和资本混合而成的能量,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失衡。”换言之,90年代以来,尽管中共继续使用80年代振奋人心的“改革”一词,但此“改革”已非彼“改革”,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行掠夺之实。“中国模式”不仅戕害本国民众,而且为祸世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怪胎”。
    
    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实行什么“主义”呢?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什么?朱嘉明在这里交错地使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两个概念,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按道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到了这种程度,权贵资本主义很难有发展的空间。但是,在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企业,从来与权力和裙带相结合。进一步分析,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权贵资本主义还表现为一种门阀资本主义、权力、财富、家族和门第紧密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极为独特的一种由国家领航的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年间,特别是过去十年间,中国成为一个造就世界级富人的生产线。”
    
    朱嘉明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以上一系列概念,都是从已有的武器库中暂且“拿来”使用。晚年赵紫阳使用“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有人用“裙带资本主义”的说法,朱嘉明混合使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两个概念,但这些论述中都存在对“资本主义”的原始概念的误用。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实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等概念,也不足以概括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关于中国这个“怪胎”、“四不像”,需要更为准确的术语概括,当然也包括这个术语背后一整套的阐释方法。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和结构都已基本定型,中国的体制仍在剧烈变动之中。所以,研究中国无疑是最具刺激性的课题。谁能拿出一个贴切的概念和一套行之有效的阐释系统,对社会科学领域就是一场石破天惊的“革命”。
    
    “亡党”才能“救国”
    
    在《中国改革的歧路》一书中,除了作为主体的长篇访谈《中国改革的歧路》以及论文《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国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以外,还收入朱嘉明的另一篇力作《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这八个问题包括: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垄断国有企业;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关于既得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增长;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关于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于中国与全球化。这八个问题正是中国必须解决的要穴,环环相扣,盘根错节,若一个方面出现危机,则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崩溃。
    
    在分析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时,朱嘉明认为,党开始“罩不住”国家,国家开始“罩不住”社会,党国体制呈现明显的解构迹象。我同意“国家逐渐‘罩不住’社会”的结论,用朱嘉明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深层结构变化,社会各界对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各种形式的反抗,不断刺激现代国家意识的复苏。”但我并不同意“党逐渐‘罩不住’国家”的结论。最近十多年来,党对国家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弱,反倒变本加厉。党魁兼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形成“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威;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以党凌驾于法之上成为惯例。香港亲中媒体《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在2013年两会上对国务院系统的调整中,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若干重要部委都实行“双头制”,即部长兼任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兼任副部长。这种“双头政治”是行政独立的巨大倒退,使得党权再度膨胀,行政效率更为低下。这些做法都与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倡导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背道而驰。
    
    关于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问题专家马利德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中评论说,党不仅控制政府,而且它本身其实就是政府。他指出:“政治局下有个庞大而高深莫测的党务系统,控制所有公部门,包括军队、自北京以下五级政府所有公职人员的生活。透过不透明的任用制度,党安排人员进入政府部会;透过幕后的委员会,授命政府拟定政策;透过宣传机构,指导政府采取政治立场与发表公开声明。党透过在全国设定的两千八百所党校,定期训练与再训练公务人员,之后他们才有资格晋升。如果公务人员被控受贿、欺诈或者其他犯罪行为,要先接受党的调查,只有经党的同意,才能送交人民法院。即便如此,法庭做出的任何量刑,也依据党的命令和指导;党直接控制法官,透过律师协会和发照间接控制律师。”由此,马利德强调:党的势力随着国家触角伸展,所及之处远远超出政府的权限。看来,党像寄生虫一样掏空了国家和政府,党的力量不仅没有衰减而且在增强,朱嘉明对这一事实的判断存在失误。
    
    不过,朱嘉明的此一论点是可靠的: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党”和“国”的差别,“亡党”并非“亡国”。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洗脑教育逐渐失效。进而言之,许多中国人相信,党才是所有问题的祸根,也许必须“亡党”才能“救国”。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中共新任党魁习近平才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在近期的讲话中呼吁吸取苏共覆灭的教训,反问当时两千多万苏共党员,为何没有男子汉挺身而出捍卫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的问题是抛给八千多万中共党员的,他却不曾扪心自问中共为何丧失民心,而他为何先将女儿送到美国读书,可见他本人对中共的未来亦缺乏信心,他也称不上是“男子汉”。
    
    回到80年代是好药方吗
    
    在习李执政百日、“新政”的肥皂泡逐一破灭之际,沉默了20年后重新放胆议政的荣剑直言不讳地指出:“新政不是新人执政,新政至少要有新的执政理念,而不是照搬原来那些陈词滥调。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启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来编织中国梦,或可一时救急,绝无可能长期有效。执政者必须转换思路,改变恩威并施的救世主角色,从敬畏民意开始,视民听为天听,视民意为天意,从民本走向民主。”习近平这一代知青,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都离民主、宪政、共和理念十分遥远,对他们的期待无异于缘木求鱼,青天梦趁早该醒来了。
    
    那么,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如何对症下药、拨乱反正呢?朱嘉明认为:“什么是改革的正确轨道?1980年代旨在经济上‘藏富于民’和政治上‘还权于民’的改革,就是中国曾经实践过的正确轨道,我们需要重新审视1980年代的改革遗产。”而具体做法,在经济领域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资本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抑制垄断,建立市场经济,实现公正竞争;增加促进社会平等的公共支出,重建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使之更公平、更有效率;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当然,作为经济学家的朱嘉明知道, 在中国,经济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与政治是一体的。换言之,“实践所有这些选择,都需要一个得到权力制衡和人民监督的好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政府”。
    
    不过,我认为,回到80年代未必是一副好药方。也许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回忆本身的筛选机制使得80年代显得过于美好;也许因为当下的现实太糟糕,使得人们对逝去的年代产生过多的憧憬与想象;也许因为朱嘉明本身就是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之一,在缅怀的同时不自觉地有“过度阐释”的冲动——在我看来,80年代固然有其真“改革”的一面,但80年代的改革并未涉及“宪政民主”这个维度。从赵紫阳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在任时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缜密的思考,但对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宪政民主并无全面考量。而担任赵紫阳秘书和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的鲍彤也承认,他在辅佐赵紫阳推动经济改革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并不充分。鲍彤父子还谈到一个小小的细节: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时,邀请方励之到美国使馆做客,国安部门紧密布防拦阻,鲍彤收到汇报后亦默许之。事后,在大学念书的儿子鲍朴,不满于父亲的保守,与父亲发生剧烈冲突,甚至一度从家中搬出去。由此可见,即便当时走得最远的赵紫阳和鲍彤,也没有迈出破除党禁和报禁、走向宪政共和的那一步。虽然我们不能苛责受到时代限制的他们,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80年代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未来的正路,不是回到80年代,而是超越80年代;不是借鉴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历史,而是追溯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美好传统。在自由至上、人权至上的前提下,摒弃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的恶性循环,方能走上宪政、共和、法治之正道。
    
    注: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台湾联经出版,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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