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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路——农民土地维权与官方维稳的对抗与出路/姜福祯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0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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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姜福祯
    
    题记:这是写于去年的一篇旧文,今年的土地强夺更甚于去年,至今短短10天时间竟然发生四起碾死农民的血案。土地制度不改,妄谈中国梦!政治制度不改,中国人就会屡屡如此“出彩”!
    
    先有侵权,后有维权,一目了然,并不是扯不清的鸡与蛋的问题。放眼全国,几乎没有失地农民因上访解决了失地问题的。可见,用维稳压到维权是一个强权逻辑,是把侵权大规模放大、矛盾大面积激化的一种恶性治理模式。悲催的是,居然这种漠视人权的治理模式盘桓多年,愈演愈烈,横行无忌,所向披靡压到了绝大多数的群体事件和维权个体,2010年底终于酿出了举世震惊的“钱云会事件”,至此农民土地维权与地方政府和水泥党利益集团的残酷较力达到了极致。毫无疑问掌握国家机器、维稳强力和新闻媒体的地方政府总会以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各种方式胜出,钱云会事件以压制和妖魔化知情人以及高额抚慰家属的两手结束。时隔1年同样的悲剧2011年底在广东陆丰乌坎再次上演,不同的是乌坎村民空前勇敢和团结,不屈不挠;家属也不为重金赔偿所动摇,特别在暴力与反暴力的顽强对决中乌坎村民既勇敢坚守,又冷静理性应对,把诉求保持在保地和反贪的范围之内,胶着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一种与乐清不同的结局,农民土地维权地方政府维稳之间的强权逻辑乍现松动,开启了官民对话的窗口,农民土地得以保全。
    
    艰难的土地维权在无数次铁与血的抗争中前行,来之不易的松动,如何冲出贪婪与腐败的利益重围?如何冲破地方政府铁血维稳的恶障?从钱云会到薛锦波,中国农民的地土地维权之路充满血泪。悲哀的是“乌坎模式”进入2012年的中国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强权维稳模式依旧是各地方政府的“主旋律”。请看:
    
    △广东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村民堵路抗议村官卖地私吞土地款,至今已有40多天。2月4日当局派出数百武警,带着警犬,救护车、消防车,对逾千的抗议者进行“清场”。有村民被打伤,10多名村民被抓。
    △2月4日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东风村城中村改造办公室200多名人携带棍棒等到东风村执行拆迁。遇到拒绝拆迁的村民,工作人员用棍棒、石块等殴打在场村民,致使7人重伤,1人生命垂危。
    △2月2日 因征地纠纷,广东封开县长岗镇派出所所长、副所长等4名警察前去传唤长岗镇都苗村村民黄锐林,遭到众多村民的阻止。在警方企图用暴力之际,黄锐林及其儿子等人奋起反抗,双方发生激烈打斗,2名警察被打伤。随后,当局出动武警,特警,消防200多人对村子进行封锁和控制,并将黄锐林等4名村民抓走。
    △浙江温州市苍南县泮河东村、西村的数千村民抗议贪官私卖土地,一月来连续在村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据村民说,村民土地维权始于去年10月底,村民推倒开发商圈地围墙,村官们闻讯全部跑掉。5000多人的2个村庄村民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自治。
    2月中旬政府出动约7、800武警进行镇压,总共逮捕20几名村民。(摘引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土地者人民的土地,自古以来农民的基本产权就是土地。无论什么‘特色“,什么“主义”,凡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虚置,凡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凡是变土地收益为极少数人牟取暴利工具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设计,都是恶制,都应该予以摈弃。什么样的土地所有权才是当今中国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解决农民土地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平衡问题,是常识,不是不可破解的难题。权利是常识,农民靠土地吃饭是常识,征用土地要解决农民当下和将来的生活也是常识。农村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老年人没田种、没事做、没钱挣,没低保,入城的年轻人买不起城里的房子,还是要回来的,回来后没地了,子子孙孙吃什么?
    土地是民生之本,是农民的生存保障,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是现代国家人权的基本要素,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宅基权和土地使用权,就等于没有财产权,丧失财产保护权的农民,实际上也就丧失了人权,也就可以被各级政府在土地变迁中任意宰割,而且还是冠以宪法和相关土地法规的美名。更何况土地征用和商品化更涉及巨额经济利益被吞噬和瓜分,农村土地制度中政府的行政权力肆意侵蚀民权。而“集体所有”空洞模糊,“农民承包权”远离产权核心,农民无否决权、参与权和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宅基地使用权面对代表“公共利益”的征用权的运转,毫无还手之力,攫取利益和丧失利益各方不能不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我们看到对抗发生时多数是政府先行使用暴力激起民愤,而村民只要不甘于被掠夺,被欺压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会被“敌对”、被威胁、被抓捕、被判刑、被死亡,这种靠国家强权逻辑维护的“稳定”必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苍南群体事件发生后,县委书记黄寿龙16日在紧急召开的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反复强调的依然是不分是非,不讲责任的“维稳”两个字。他说:“这次龙港泮河东村部分村民集聚信访的发生,给我县的信访维稳工作敲响了警钟。”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抓稳定就是抓发展,抓稳定就是抓民生,抓稳定就是抓和谐’的理念,维护稳定,服务发展……”
    这种强权的逻辑是:不必追究那些损害农民利益的人,也不必追究那些盘踞在土地利益链上的窃贼,相反要高举“维稳”“发展”的旗子把那些反对偷窃的人,企图驱逐偷窃的人以种种罪名给抓起来。这是个什么世界?
    
    国土资源部最近的资料表明仅仅2011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7.0万件,涉及土地面积75.1万亩(其中耕地26.4万亩),土地案例正在各省市反复上升。
    一个中国式的圈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蔓延。
    
    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城市居民,但相当一部分没有工作,年龄大一些的也很难找到工作,生老病死没有保障。农民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不经农民同意强迫征地,二是补偿过低,三是即使补偿低还发不到农民手中,四是补偿款被贪污挪用。”
    
    农村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不从土地所有权上解决问题,不釜底抽薪,只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的躲躲闪闪、修修补补无法斩断土地利益集团的黑手。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这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唯一出路。由于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紧箍咒没有放松,在现行法律和利益格局中实行土地私有化有一个修改和创制法律的过程,在《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定制出台之前,必须有超越现阶段法律的一些有效举措,具体措施略陈如下:
    (一)以“以租代征”的方式,超越村、镇两级利益主体,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以租赁、参股、收益等方式介入用地一方。既不失地,又有收益,重要的是由此切断土地利益集团的利益链。
    (二)制定专门法规,严格界定“公共利益”“集体所有”的范围,最大限度杜绝囤地炒地和土地寻租。
    (三)国家重点工程征地,也不能奉行“特别牺牲论”,除按照相关法规赔偿外,按照市场价格赔偿外,应该计算未来的生存成本和收益。
    (四)征地程序民主化、透明化应该是基本选择。土地不是村干部的私产,农民不能被无辜代表。可以采用协商、听证、村民公决等公正方式。
    (五)建立包括法律救济,土地纠纷仲裁,诉讼主体对等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减弱和分解地方政府的强权。
    
    如果强力维稳是政府的刚性需求,那么惨烈地土地维权就会持续。须知,土地和土地收益不仅是农民的刚性需求,更是现代国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2012年2月20日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4/0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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