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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改革开放/郝忱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26日 来稿)
    
    ——兼析邓式改革的性质及蜕变
    

    作者:郝忱
    
    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却自感力不能及,而踌躇多时。著名学者、资深政论作家阮铭著有《邓小平帝国三十年》一书,对“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作了精辟详实的论述。我拜读阮著,受益很多,且触发了久存心中的一些认识、感想,于是勉力为之,写下这些文字,权当是一篇读书心得体会和应和之作。
    
    不是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阮铭先生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早已起步;那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农村包产到户,进口国外成套设备加快经济建设,知识青年上大学,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民争取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是遍布全国农村和城市,广大人民自上而下,自主自发的要求行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这股历史潮流的产物。邓小平只是急就了一下,发表了那篇顺应潮流的讲话,三个月后就转向,以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阻挡人民意志和历史潮流的前进。所以,封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或教父,都名不符实,邓小平自己也说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已。”
    
    唐闻生(文革期间担任毛泽东的翻译)认为,中国的开放应从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与美国外交接触的大门,和与日本建交时算起。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中国与日本建交后不久,就搞了一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比如著名的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引进的成套设备资金高达四十亿美元之巨。这么大的引进项目,即使在1990年代也是很少有的。
    
    1978年,华国锋派出以谷牧为团长的考察团,前往西欧数国考察。年底回来,汇报时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纪登奎等都表示赞成。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代表广东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所谓“一个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开辟了经济特区的歌唱,是借花献佛,给邓小平脸上贴金。
    
    至于改革,是由华国锋主导启动的。
    
    华国锋是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1.他领导粉碎了“四人帮”,为结束文革,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创造了前提条件。粉碎“四人帮”,与邓小平毫无关系,邓无寸功可言。
    
    2.在华国锋主持下,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华国锋在1977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3.华国锋容许或支持了当时提出的改革开放措施。由于他“一把手”的领导地位,他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他阻挠,则改革开放很难起步;如果他以抓捕“四人帮”的决心清除邓小平、胡耀邦等势力,也并非做不到。但他没有。他以无私的精神、开明的态度,顺应时势和民心,送“改革”起航上路,自己让贤下台。华是为改革奠基的人物,是品德高尚的值得人民尊重和怀念的中共领导人。
    
    (与华国锋面对下台,从容、淡定、大度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邓小平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机,避免下台,却做出了那样激烈、暴戾、悖情、悖理的惊世大举措。华、邓人品,高下自见。
    
    许多人说华国锋能力差,但华国锋有魄力有胆量抓捕“四人帮”,而不被视为“无能”的赵紫阳却没有抓捕“老人帮”。赵紫阳宁愿丢官受难,也不参与镇压学生,表现了共产党人残存的良心,令人敬仰;但在当时民气可用,民心所向,党心、军心也不统一——以万里、习仲勋为首的全国人大和徐向前、聂荣臻二位元帅、张爱萍等七位上将以及38军军长等现役军官都不赞成军队镇压,赵又具有党中央总书记的合法地位和号召力的情况下,他急流勇退,洁身自好,是不是当时唯一的正确选择?89民运被镇压下去,是不是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结局?假如赵以大无畏的精神直面这一历史事变,激流勇进,一开始就亮明旗帜,引导局势;及早筹划,缜密部署。危急关头,象叶利钦一样登高一呼,会不会产生另一番情形、另一个结局呢?据说邓曾作了镇压不成后逃亡的准备,说明,即使在邓看来,也不是只要有军委主席的名位就一定能够号令全军,稳操胜券。军队会不会全听邓的,本来是个变数,尤其是在党中央总书记敢于竖起一面“党指挥枪”的大旗时。)
    
    中共於“文革”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不具有革命的性质,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只是“改正”而已。
    
    它之开放,类似于清末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金、项目为满足;却拒绝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等,也即,只搞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开放,不搞政治、思想、文化的开放。
    
    它之改革,类似于清末的“新政”和中共于19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被迫进行的政策调整。也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实行自由经济制度,唐代以及民国时的对外开放程度绝不亚于今日之开放,所以,这个“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只是改正了毛泽东时代在经济领域内倒行逆施,实行极端禁锢和封闭的政策的错误,却不改正毛时代建立党国体制的错误,也即,“改革”不过是退回去,恢复我国古代“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传统制度而已(可参阅我《我们比封建社会进步了多少》一文。章诒和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够’”)。
    
    人们可以说,邓式改革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弊政作了局部改革,但却难以举出事例来证明,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进行了什么改革。
    
    由于邓式改革的性质所决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仍然保留了专制政体,权力继续不受监督制约,权力滥用,催生腐败,使改革在后期变质变味,走上了邪路。
    
    改革从1977年酝酿,1978年开始。以198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也是第一个阶段,是比较正确改革的时期,即解开绳索,放手让老百姓干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包含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错误改革和不改革时期,表现为,仍然放手让老百姓干,但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后,就以改革的名义大肆掠夺,国家和官员得以“先富起来”。
    
    (中共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毛时代,管生产,管销售,管供应,管就业,管福利……包揽一切,管控一切,左支右拙,力不从心。现在放手让民间干,国家加大税费。我印钞(票),你干活;你创造财富,我享受。自然是聪明多了,轻松多了,惬意多了,“改革”“改美了”。)
    
    2002年以来,改革停顿,趋于死亡。
    
    第一个时期的改革行为主要发生在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内。思想上拨乱反正,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生产目的讨论(为生产而生产,还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为给国家创造利润而生产,还是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生产)、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讨论,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平反冤假错案;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实行自由宽松的政策,放开、搞活,允许老百姓自由从业、创业、迁徙流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个体经营、承包制,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从而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发挥了众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作用,带来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增长。这个时期改革的主要精神:放开搞活、自由宽松(有限度的、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是整个改革的精华,是中国社会至今仍然受益,在被腐败严重侵蚀的同时,还能继续维持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因素。
    
    这一“比较正确改革”的时期,由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谷牧、纪登奎、耿飚等推动实行。
    
    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主要由胡耀邦主持进行。
    
    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主要由胡耀邦推动开展,罗瑞卿给予了支持。
    
    胡耀邦还搞了生产目的讨论,并支持了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人道主义的讲话。陆定一、胡绩伟等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破除“两个凡是”,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等方面也发挥了大的作用。
    
    农村的经济改革是由赵紫阳、万里顺应民心,首先搞起来的,时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经济特区是在华国锋主政时,由谷牧最早提出,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项南、袁庚等率先行动。
    
    在对外经济开放工作中,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等起了重要作用。
    
    胡耀邦、赵紫阳还抵制了由胡乔木、邓力群打先锋,邓小平、陈云、王震等人支持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清除精神污染”活动。
    
    华国锋、叶剑英等对改革开放持明智的态度,不阻挠或者给予了支持。
    
    这个时期反改革的头面人物有:陈云、王震、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和李先念、彭真、宋任穷、杨尚昆、宋平、姚依林、李鹏等。反改革阵营比改革派的人多、位高、权重。只是由于当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及“不改革,死路一条”——危及党国存亡,改革才排除阻碍,得以艰难前行。
    
    邓小平干了些什么呢?邓支持了胡耀邦推动的经济改革,却极力阻挠进行政治改革,并时不时挥舞“反自由化”的大棒,对改革派进行打压。甚至对经济改革,他也不全心全力地支持,比如1985年,陈云打压经济改革,撤掉改革派人物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袁庚,邓小平听之任之,不施以援救。还有,他不懂经济,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经济工作,却又指手画脚,瞎指挥,1988年年底,强令进行价格改革“闯关”,引起群众恐慌和抢购风。失败后,他诿过于人。
    
    受邓式改革性质的制约,即使经济改革也是有限的,不全面,不彻底。这个“正确改革时期”留下了明显的缺陷(所以说,它只是“比较正确改革”):
    
    1.经济领域仍有许多限制,微利、竞争性强的行业留给了民间百姓,厚利行业被国家企业垄断,民间不能进入,如银行业。
    
    2.1955年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土地被“集体化”收走。1979年改革废除了集体生产经营,但只是分田单干,农民仍然没有收回土地私有权。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农村土地被政府大量征购,转手卖给房产商建楼,城乡土地事实上全归了国有。与此同步,出现了大批完全失去土地,连使用权也落空的农民(被迫进城)。
    
    3.改革开初,改革意向就存在偏差。当时流行一句话:要纠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威胁“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要打破工人“铁饭碗”,都把国营企业搞得不好的责任归之于工人,把工人作为改革的对象,把鞭子抽在工人身上。而事实是,一个企业搞得不好,除了经济制度、大环境、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外,主要应归责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最不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普通工人们。企业改革思路的偏差,与1989年以后“错误改革时期”内,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对象,具有一脉相承之处。改革是为了巩固党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为了人民幸福?是针对人民而改,还是为了人民而改?改革的方向、目的,即“走向哪里”,以及改革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明确或不正确,给“改革”后来步入歧途埋下了伏笔。
    
    从1989年起至今,是邓式改革的第二个时期。其中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的1989年——2001年为“错误改革阶段”;胡锦涛任总书记的2002年至今,是“不改革阶段”。
    
    1989年6月,江泽民在“六四”枪声响过、邓小平垂帘听政、权焰熏天的阴影下被拉上总书记大位,一时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改革陷于停顿。1992年初,邓小平搞出一个“南巡讲话”,意在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但由于1989年反腐败的民众运动被镇压,政治民主化进程出现了大倒退,所以加快了权力腐败;虽名义上又开始了“改革”,但迅速变质,走上邪路
    
    先是,为应付新一轮经济大跃进、投资过热对资金的巨量需求,国家大量发行债券,政府部门“五乱”泛滥: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募捐,实行有偿办公,兴办经济实体,搞创收,与民争利。
    
    之后,1990年代中期,农村大搞集资办学、集资建桥修路、集资拉电;加之,农资涨价、粮价下跌、农民卖粮难、农业税费苛杂,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再后,国家搞所谓的医改、教改、房改,在改革的旗号下推卸国家义务,加重民众负担,把医疗、教育、住房推向市场化、产业化,又以企业改制的名义把国有企业(人民群众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全民所有的财产)私有化(权贵私有化),驱赶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并“买断工龄”,制造出了高医疗费、高房价、高学费、高下岗失业率“四座大山”和大批城市贫穷弱势人群。
    
    1989年至2001年“江李体制”(江泽民、李鹏主政)下的错误改革招致民怨沸腾,它不但没有深化改革,去除权力对市场的侵蚀和过多干预、对民营企业的许多不适当限制,没有让老百姓分享到已经做大了的“蛋糕”,反而通过巧立名目的假改革、坏改革、逆向改革,把人民群众原来享有的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福利也剥夺掉了,把城市工人过去虽清贫却有保障的平静生活也打碎了。也就说是,它不但没有进一步改正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反而犯下了新的错误!
    
    给自己国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是当今普世潮流。不说欧美有高福利国家,即使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中国引以为伴的所谓“金砖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贫穷如古巴,也不丢它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脸面,而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中小学免费教育。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执政时的中国政府把医疗、教育、住房等全部推向市场,让民众承受高医疗费、高房价、高学费,无疑是逆潮流而动的施政行为,是反向改革、错误的改革、虚伪的改革,是改革的蜕变。(从本来意义的改革来说,江泽民时代改革就已经死亡!)
    
    于是,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自由化进程与1980年代比,已经大倒退,经济改革又出现了异变退化,邓式改革终于制造出了贫富两极分化和“权贵资产阶级”,用邓小平的话说,“真是走上邪路了”;用邓小平的标准衡量,改革失败了。这就使得无数深受“四座大山”之害,生活压力沉重的工人、农民及广大困难弱势人群必然地心生怨恨,并有所怀念“老毛”。“唱红歌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兴起的。
    
    2002年以来,胡锦涛上台执政。初时,高唱“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建立和谐社会之歌;利用巨量增加的财政收入,逐渐减免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在财税总量中已经微不足道的农业税(当代许多国家早已免掉了农业税,而且对农业这个弱势行业给予了大量补贴),并给城市困难家庭发放数目很小的“低保”救济金,可看作是对江泽民时期所犯错误的某种程度的纠正,一时被称颂为“新三民主义”、“胡温新政”。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两次发布过旨在打破国企垄断、深化经济改革的“36条”规定;近年来,总理温家宝多次发表讲话,呼吁进行政治民主改革。但时至十年任期最后一年的今天,全都没有实施。至于总书记胡锦涛,他在上任后不久的2002年12月4日就召开纪念“82宪法”20周年大会,强调“宪法高于一切”,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能及时地纠正。”2003年2月26日,他与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又说:“政治改革长期以来是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政治改革是本届中央政治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党内和社会上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党组织、政府和政党领导人没有任何特权。特权就是违法。要建立对共产党和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机制,要确立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定地位。”他还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但其言凿凿,其行渺渺,似乎患了健忘症,说说而已,说过就完事——“本届中央政治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政治改革,被他抛在了爪哇岛上(没有任何解释,也不见羞愧脸红。于此可知,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病灶在哪里)!并且,胡任期的后五年,由于危机加重,他还加紧了言论控制,进一步打压民间政治活动,使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继续倒退。所以,胡锦涛的十年,往好说,也不过是一个不改革、无所作为,抱残守旧的十年。
    
    如果说,胡温执政时尚存有以上所述的些许亮点,值得称道;那么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秉承了江泽民时期“与民争利”的恶政,则应该受到批评。表现有:
    
    1.持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量印发钞票,以投资刺激经济,致使货币贬值,物价全面高涨,居民积蓄大幅“缩水”(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新增货币量接近同期全球增发数的一半,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中国广义货币余额达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
    
    2.以城市化和土地财政推动房价飚升(十年内,各地房价上涨几倍到十几倍),掏空百姓腰包;借旧城改造,强拆民房,贱征土地,占取城市和近郊的优质土地资源,转手拍卖,谋取暴利。
    
    3.股市监管暧昧,无数国企入市圈钱,股市暴涨暴跌,股民损失惨重。
    
    4.税费苛重,税收每年增幅在百分之二十几以上,从2002年时的两万多亿增至2011年的十万亿有余,富了国库,却给社会大众和企业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2012年税收接近12万亿)。
    
    (1980年代,国家税收的指导思想正确,比如,当时职工月均工资不足80元,个人所得税只向月收入8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如外国来华专家、文体明星开征;以后,个人所得税却成为了大众税,对工薪阶层普遍征收。如果按1980年代10倍于普通职工收入的人才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今天个税起征点应该在月收入三、四万元以上。)
    
    凡此种种变异的“改革”措施,扩大了官权官利,缩减了民权民利,谋取了大量国家非法经济利益,造成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社会不公、民生艰难、官民对立,民众对“改革”由向往、期待,变为害怕、憎恶:“他妈的,什么改革?越改越儿!不如毛主席那阵儿……”
    
    阮铭先生看到了“改革”的这一变质转向,他指出,1989年之后,民主改革派被整肃,“由专政派指派的特权腐败官僚接替,导致‘改革’变质为特权官僚侵吞国家资产、压榨人民血汗的恶政”。
    
    江泽民在1992年后巩固了权力地位,邓小平1997年死后,江更得以无牵制地行使权力,所以,对这个“错误改革时期”,他应负主要责任。但邓小平于1989年的大举措,强化了党国体制,助长了权力的骄横和对民众的藐视,恣意胡为,驱使“改革”走上反人民的道路。所以,邓小平对后期的错误改革也应承担重大责任。
    
    邓小平有过这么多著名的言论和行为:
    
    文革期间,他多次向毛泽东保证,对自己的问题和对文革的认识、态度“永不翻案”。但毛死后,他全翻了。
    
    1980年前后,邓小平大讲要破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自己要带头退下来。但当其他老同志退下来之后,他却不退了,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自封为“核心”,权居党中央总书记之上。
    
    邓小平说:“我要退,但人民不答应。”于是,《深圳青年报》发表读者来信:“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却遭到严厉处分。
    
    “我要退,人民不答应”,成为后来人们时常调侃邓小平的一句名言。
    
    1986年5月,邓小平对胡耀邦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胡耀邦表示:“由衷赞成”。但邓转过身,就悻悻然对万里说:“胡耀邦为什么让我下?他想取而代之。”不久,邓干脆废掉了胡总书记,自己手执大权,到死方休。
    
    (邓私心作祟,一心想作稳“太上皇”,想留下“改革家”的历史声名。胡乔木、邓力群掐中了他的这一穴位,动不动挑唆说,胡耀邦要“树立自己的形象”、“想取而代之”。他一听,就妒火中烧;挑唆就见效。)
    
    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专访时,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而1989年,邓把赵紫阳撵下台,指定江泽民接班;1992年,又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
    
    邓小平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此话曲里拐弯,阴阴阳阳,虚虚实实,玩弄语言游戏,令人费解。你邓活着,你无职无位却说了算,总书记反而说了不算;江要说了算,须等到你死后。这时,你不放心,也得放心;不死心,也已“死心”,还什么“我就放心了”?!但看似废话,却是用“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的虚情假意,来掩饰、淡化“我说了算”、作“太上皇”的直白和霸道。
    
    1978年,中共为1957年的“右派”甄别平反,99.9997%的蒙冤者得以改正,邓小平却仍然说,1957年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一个事物的99.9997%被去掉了,不存在了,它还是“完全”的吗?如此“完全”与“扩大化”之说,只能是邓小平特色的怪诞的算术语言!
    
    1979年初,邓小平为了向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施压,为了给自己上台制造民意条件,就积极支持西单民主墙,说:“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还说:“老百姓有话要让他们讲,有气要让他们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然而,当华被搞倒,邓取而代之;魏京生提出要“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之后,邓小平就立即下令封堵了西单民主墙,严禁张贴大字报,并捏造罪名,逮捕了魏京生。1989年6月开始,他又大镇压,大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最可怕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他也从来没有对自己在1957年积极协助毛泽东,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最可怕的鸦雀无声”的局面而自惭自责。
    
    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是“坚持社会主义”。但邓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
    
    邓小平被当局戴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不知哪些人是“分设计师”、谁是“总工程师”),但邓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而自我否定了“总设计师”一说。
    
    邓小平一再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邓是1997年死的,当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已经很大,但未见邓承认改革失败。今天中国社会更加贫富悬殊,仍然不见中共领导人承认改革失败。这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在民间流传中,被缩减为“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成为最招老百姓愤恨,最引人非议的一句“邓论”。
    
    (今天,全国人民没有共同富裕起来,但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他的家族却先富起来了——邓氏家族敢向全国人民公示财产吗?那几个与邓一样激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震、薄一波等家族,也暴富起来了,成为了邓小平所说的“新的资产阶级”。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自己先富了起来;最“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最早成为了资产阶级,可见,邓小平的“先富起来”其实质是什么;也可见,他们只是反对人民“自由化”,却不反对自己“资产阶级化”。)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如果不能公平公正地分配,发展的成果(蛋糕)尽归于少数人,那么,这样的发展不是硬道理,却是坏道理、歪道理、没道理!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这话十分的矫情,忸怩作态。怎么听,也不象是那个镇压了“天安门反革命暴乱”的“铁血英雄”说的话,倒像是儿女或幕僚们专为他设计的辩白语言、作秀语言。联想到他嘱咐死后把骨灰撒掉,是否担心作斯大林第二,被焚尸扬灰呢?把枪口指向人民的人是人民的儿子吗?
    
    1989年政治风波时,总书记赵紫阳主张以协商对话来平息事态,反对军队戒严、镇压,邓小平说他是“分裂党”。“党的总书记分裂党”,只能是鬼说鬼相信的鬼话。
    
    邓小平对来访的奉劝他实行民主政治的外国领导人讲,中国国情不同,搞民主会天下大乱,“中国十三亿人,一旦乱了,跑出去,你们西方国家不怕?你们受得了?”这很像是威胁和耍赖,使人想到“好汉怕赖汉,赖汉怕死汉”,想到泼皮牛二,想到王朔的名言:“我是××,我怕谁?”。
    
    邓小平很瞧不起西方国家三权分立“那一套”,说它不利于迅速决策,不利于一致对外。而我们党的集中领导这一套,自然是快捷的、可以“一致对外”的(“一下决心,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是我们的优越性”);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至于我们“这一套”,缺少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少数人甚至一人独裁,很容易决策失误,导致腐败,酿成灾难;也容易集中力量办错事,办瞎事,他们是忽略不计,不愿正视的。
    
    邓小平有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同前一句一样,表现了此人典型的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者是只算计利害,不在乎道德和原则的,是不择手段的。
    
    邓小平也说过正确的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许多言论使人感到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而道德品质必然影响政治伦理,支配政治行为。
    
    1977年,叶剑英一再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工作,说我们都年纪大了,只是起辅助作用;保证邓不会篡位。邓也如此表白——他说:“华国锋是最合适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保持十五或二十年之久”,“我衷心地拥护”。并高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但结果是,邓一旦复出,就把华赶下了台,自己充当“核心”。他还七次组织会议,批判华国锋。邓独断专行,听不得叶剑英的意见,叶愤而辞职,晚年住在广州,同华一样,成了赋闲老人。许世友也曾被邓所惑,是邓的忠实“粉丝”,为保邓,扬言:“谁敢动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但以后两人却交恶,许避居南方,至死不回北京。杨尚昆与邓小平有六十年的交情。1989年,正是借助军委杨尚昆、杨白冰的帮助,邓才能够动用军队推翻了党中央总书记,挽救了自己的政治危机。1992年,邓“南巡讲话”,杨尚昆又紧随其后,为其“保驾护航”,以震慑全党,更强化了邓的绝对权威。“杨家将”如此有功于邓,却在年底就遭到清洗。没几年,杨尚昆去世。看着他消瘦憔悴的遗容照片,想想不久前此公虎背熊腰、昂首挺胸、大头方脸、春风得意的模样,有几多悲伤,几多感慨!邓小平对上低得下头,对下下得了手;善于利用人,又勇于抛却恩情,切割关系,勇于忘掉自己的诺言。××功夫到位,真乃“中国特色”的政治家!
    
    1978年,胡耀邦着手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为当年毛泽东作主帅、他作副帅所搞的“五七年反右”辩护,说它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使得这一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灾难的反右运动至今没有被彻底否定,受难者的伤痛至今没有得到真诚的抚慰。
    
    1979年,邓小平扬言要“教训”越南,发动了对越南的“自卫”战争。其实是“围魏救赵”,牵制越南军队,支援那个在国内实行黑色恐怖,屠杀了包括华侨在内的二百多万人民的“红色高棉”,从而破坏了中越传统的睦邻关系,破坏了中国多年来以大量物资和人员伤亡为代价缔结的中越两党两国“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并严重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同年,邓小平抛出“四项基本原则”,阻止政治民主化改革。
    
    同年,他又下令取缔西单民主墙,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逮捕了呼吁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的民主人士魏京生,扼杀了北京之春。
    
    从1980年开始,他支持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开展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6年,亲自大反“自由化”。
    
    1982年,修订宪法,取消公民的罢工权利。
    
    1983年,发动了“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司法大运动”,破坏了法治,开司法领域“黑打”之先河。
    
    同年,支持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开展“清除精神污染”活动。
    
    1986年,镇压了部分大城市学生发起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运动。
    
    1987年1月,指使若干中共政治老人召开“民主生活会”,发动突然袭击,逼迫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下台。
    
    (据阮著叙述,赵紫阳也对胡作了激烈的批判发言,用词尖刻,令胡耀邦伤心痛哭。如果属实,那么1989年赵自己被软禁时,应悔不当初——如同刘少奇应后悔庐山斗彭、林彪应后悔文革倒刘一样。)
    
    1989年,镇压了天安门“政治风波”,罢黜了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1992年,以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老年党员的身份进行“南巡”,发表讲话,威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谁不××,谁就下台”,重新启动了陷于停顿的经济改革,但也引发了各地跑马圈地、乱上项目、投资过热的新一轮“大跃进”,造成极大浪费。(1978年,石油部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以后,邓小平把帐算在华国锋头上,大加批判“华国锋的洋跃进”。)
    
    从1977年邓复出,到1997年死去的二十年内,邓小平极少强调打击贪渎腐败,制止权力滥用;相反,由于他残酷镇压了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1989年春天的全民运动,从而向全社会发出了“腐败,官员干得,群众却反不得”(反腐败,就是反革命,就是动乱,就应该“维稳”、镇压)的明确信号,致使官员们肆无忌惮,放纵施虐,腐败从1990年代起一发而不可收拾,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上述二十年内,邓小平或携“中顾委”一些老人,搞“老人政治”,干扰党中央工作,贬低和削弱党中央及总书记的地位和权威;或以中央军委主席之名位,拥兵自重,挟军队之威,逼迫全党全国人民就范,搞“枪指挥党”、“枪指挥人民”;或者借“枪杆子”之威和一连扳倒多个领导人的邪劲蛮力,充当“太上皇”,搞垂帘听政。魏京生早在1979年就提出“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不幸言中。邓的这些胡作非为,破坏了党和国家正常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党内规则和国家法治化进程出现倒退,为祸巨烈,贻害深远。
    
    有人说,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老是骂邓小平,邓小平纵使有许多不好,但总让中国人吃上饭了。这个辩解不但浅薄无力,而且极其无理。首先,中国人民不是吃邓小平的饭。中国人民是享受自己辛勤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创造的极大部分财富被他人剥夺了)。其次,中国人不是猪狗,只要喂给一口食,就该满足。再,离开了邓小平我们就吃不上饭了吗?不,没有他,我们照样能吃得上饭,而且可以吃得更好;没有了邓,我们照样会搞改革,而且会改革得更好。比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就可以领导我们进行更加全面、正确和深刻的改革,使中国人民既“吃得上饭”,又享受到起码的公平正义,避免今天如此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引领中国真正走向新时代。谈论邓小平的功过是非,不应该老是拿他和过去的毛泽东相比,而应该拿他与现时代的其他人物比较;不应只看到在邓统治时期比过去好了多少,而且要看本来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假如时势给某个人提供了做出90分业绩的机遇和条件,他却只做出10分的业绩,并且阻止其他人来创造更多的80分的业绩,那么,人民当然不能肯定他、赞扬他,而是要否定他,责备他。这是评价历史政治人物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我们本来可以活得更好,有人可以领导我们活得更好,比如胡耀邦;他却阻挠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怨恨他呢?
    
    1984年10月1日,几个大学生在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字幅;1989年5月、6月,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城市街头,大学生们集会游行,又纷纷砸碎小瓶子,堪称经典场面,与前边形成强烈对比。大学生“砸碎小瓶”,源于他们对邓小平迷信的醒悟,代表了全国人民对邓小平认识和态度的根本性转变。
    
    阮铭先生说:“假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是邓、陈、胡、赵共治,而是华、胡、赵共治,邓小平处于他出来工作时承诺的“辅助”位置,不以“婆婆”或“核心”自居,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比今天好得多。以华国锋的开明务实性格,他会继续顺应历史潮流与人民意志,与胡、赵竭诚合作,支持胡、赵的改革理念与政策措施,绝不会倒胡、倒赵,更不会有天安门屠杀,中国完全可能在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真正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宪政国家。”
    
    这些话说得太好了。我历来相信,中国在毛泽东死后,必定会发生大变革。没有邓小平,其他人比如胡耀邦、赵紫阳,甚至华国锋等人照样会进行改革开放;而且会搞得比他更好!
    
    纵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年月的表现,可知,他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设计图和设计师)和领头人。我们称这三十年改革是邓式改革、跛脚改革、半吊子改革,是因为它体现了邓小平改革的本质,即改革是为党,为官,而不是为民;只搞经改,不搞政改;放任权力和腐败,导致改革在后期走上反人民的道路,最终失败,最终死亡。这些都源于邓的“改革”思想。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邓看作是中共这几十年“改革”的标志性人物。这是一场适逢大好时机,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改革,他却贻误时机,稍改即收,画地为牢,阻止他人利用这一历史机遇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他与陈云、王震、薄一波、江泽民等葬送了胡耀邦等人所推行的正确改革之大业。他既支持过改革,也充当过改革的绊脚石(批准放行某些改革,阻止另一些改革)。他既非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创者,也没有实际从事改革开放工作,顶多是在经改方面,不阻碍,有所支持罢了。
    
    邓的正面作用只是由于当时有更“左”、更保守的陈云等人存在而表现出来。陈云等坚持毛泽东时代统制经济性质的“鸟笼经济”,阻挠实行市场经济。邓小平支持胡耀邦,排除陈云等的阻力,推进有限经改。要说其功,如此罢了!并且,由于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有陈不可怕,他挡不住潮流(陈也不完全反对改革——未闻他抵制解散人民公社;1960年代初他与刘、邓一起搞国民经济调整、“三自一包”,也算小改革吧);无邓不足虑,还会有其他人更好地进行改革。邓小平决非1980年代改革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之人物——假设邓和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已经去世,中国在文革后就不会发生改革吗?无邓的改革不如有邓的改革吗?
    
    1986年、1989年两次“学运”发生,表明邓小平已经成为了中国继续改革,走向前进的绊脚石。说“八九学运”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是高估了它的性质。“学运”前期只是反腐败、反官倒,并吁请进行政治改革,但邓小平不反,不改,也不允许别人反,别人改,这样,“学运”后期才反邓。邓很清楚:学生不是反党,党国并无危险。所以,与其说邓小平镇压“学运”是为了保卫党国,不如说,主要还是为了保住个人的权位。他明白,由于他的敌对立场,运动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是自己被迫退位放权(想想大学生们在大街上砸碎小瓶子,他心中五味杂陈,难免恼恨和惊惧)。于是,为了发泄怒气,为了保住最高权力,保住“改革领导人”的历史声名,他昧着良心给这些热情纯真无辜的青年扣上“反革命暴乱”的帽子而加以镇压和迫害,并干掉了党的两任优秀的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的一大特点是,他对许多事情的是非曲直、该不该做、该怎样做,完全明白。他本来是个聪明人。但对的,他可以不做;不对的,他可以做。他可以这样说却那样做,也可以那样说却这样做。比如:
    
    他明知“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我们没有权力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但言犹在耳,他就取缔“四大”,打压言论自由,禁止贴大字报,封堵人民的声音;
    
    他明知“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他却自设禁区,一再阻止政治改革;
    
    他明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够实事求是,不正确,却压制众议,执意为之,说,留给后人二十年后重新评价吧;
    
    他明知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就是改革走上了邪路,就是改革失败了,却放纵腐败,打压反腐败,一手制造出了两极分化;
    
    他明知1960年代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是自己一方错了——当年自己批的,正是现在自己干的,自己也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但1989年5月他与苏联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仍然“倒驴不倒架子”,文过饰非,轻描淡写地说,是“双方都说了一些过头话”;
    
    他也明知高岗当年只是反刘少奇,而不是反共产党(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刘少奇“反死”,也不能说毛泽东是反共产党一样),但邓即使给所有的案子平了反,也唯独不给高岗平反,盖因为他与高案牵涉很深;
    
    ……
    
    看到“邓小平”,难让人想到“诚信”二字。
    
    邓小平为什么经常言行错位、出尔反尔?我感觉是,此人不在乎是非对错,只看重个人利害,一切以个人利害为选择,为转移。邓小平智商不低,情商不高。他喜欢耍一点小手段,说一点假话(比如前边讲到的,试探胡耀邦“全下”“半下”的事);他有时“揣上精明耍糊涂”,或牺牲良知干不该干的事。他所犯错误不是由于认识、判断失误,或不知情,而是品质使然,是品质和立场问题。与华国锋的忠厚开明、胡耀邦的高风亮节、赵紫阳的恪守良知和原则相比较,邓有明显的人格缺陷。
    
    胡耀邦才是1980年代正确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胡耀邦;在1980年代改革时期,主持改革,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是胡耀邦;代表改革的正确方向的是胡耀邦,他既进行经济改革,又推动政治改革,努力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也营造出自由宽松的气氛。邓小平由于一连颠覆了三位党的总书记(和主席),登上了中国权力最高峰,得以据天下之功为己有。加之御用文人的粉饰吹嘘,把他捧为改革的总设计师、标志性人物,但名不符实。他对改革功少过多,功不抵过。基层民间对他从来反感多,好感少,常借“保证永不翻案”、“我要退,人民不答应”而嘲笑他,借“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怒骂他。民心向背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又一准则。随着邓式改革的本质和恶果逐渐暴露,上层和“精英”们描绘在他身上的油彩被风吹雨打去,“小平同志”这一故作亲热的谀辞,也已经少有人挂在嘴边了。相信,随着言论开放,更多史料公开,更多学者介入,深入研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实际作为和实际作用会进一步明瞭,撕开他在改革开放中的真面目,给他以恰当的评价,即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正面作用很小,负面作用很大。他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只是旧存的党国体制的维护者,是毛泽东错误的局部改正者,一个人品不被看好的政治家。毛死后,“山中无老虎”,邓得以逞一时之威、扬一时之名。但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及苏联的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蒋经国相比,更有天壤之别。由于“六四”的枪声和他对腐败的放纵,他极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个负面的历史人物——从历史大趋势看,阻挡了民主化自由化潮流的人不是反派人物吗?
    
    行文至此,本已结束;不意又看到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读其中一些内容,不胜感慨。节录於此,以飨读者。
    
    邓小平说:“……×××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会出现贪官遍地。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问题了。我们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同志梦到出现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是出问题了。×××同志又说梦到了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同志说梦到工人失业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真是走上邪路了。……最可笑的是×××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也不如吧。新中国早就消灭性病了。……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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