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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为辛亥革命辩护——兼答傅芮岚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2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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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3年3月22日,著名的孙中山研究者傅芮岚先生发表了《辛亥革命是一场国耻——兼答谢选骏》一文说:
    
    “最后我想求教于谢选骏先生和有关史学专家一个疑问:1911年武昌起义后,傀儡孙中山的日本政客犬养毅12月17日抵达上海,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干将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一批日本人前往香港迎候孙中山,并协孙中山于12月25日同船抵达上海,而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顾问‘日本浪人之王’头山满,则于12月27日抵达上海。疑问是:这些日本人是否施加影响了于1911年12月29日举行的17省代表选举(这场选举改变了之前的议案,最终选出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谢选骏答复如下:
    
    一般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后,头山满同犬养毅曾赴武昌、上海等地视察形势,并与河野广平等组织“善邻同志会”,主张援助中国革命。同时也将日本势力渗透进临时政府,并且培养亲日派。头山满知道孙中山没有军队,又无资金,想劝孙中山、黄兴等头山满知道孙中山没有军队,又无资金,想劝孙中山、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总统与袁世凯对抗。岑称病不见,犬养见事不成归国。1912年初,头山满等人到南京总统府拜访孙中山,主张北伐,反对南北议和。因为头山满等人认为袁不是亲日派,担心袁统一中国有利于英国,不利于日本。所以他极力主张南北分立,甚至在东北地区也建立个政权,以实现日本的野心。头山满反对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孙中山在统一全国后,将满蒙让给日本。头山满等人又看到南方革命党的实力不足与袁世凯抗衡,因此建议同旧立宪派合作。但旧立宪派一心希望袁世凯掌握全国政权,反对南北分立。孙中山也同意南北和谈。使头山满等人非常失望,败兴归国。
    
    ……
    
    从上所述,日本人肯定是不遗余力地对施加影响于1911年12月29日举行的17省代表选举,就像他们后来不遗余力地侵占青岛、发动九一八、全面侵华、袭击珍珠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全力拚经济,直到现在争夺钓鱼岛,都是见缝插针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
    
    
    (二)
    
    至于有关“评价辛亥革命”的问题,谢选骏主张具体分析:
    
    辛亥革命否定满人专政是对的,辛亥革命否定皇帝制度也是对的;但是辛亥革命否定君主制度则使中国社会进退失据,伦理道德全面解钮,结果导致社会瓦解,外敌入侵、党军专政——这是不对的。
    
    在《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2008年9月10日发表)一文里,谢选骏曾经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三)
    
    三年以后,在《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2011年9月26日发表)一文里谢选骏再度重申:
    
    在对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中,有一种倾向需要防止,那就是把辛亥革命视为某些个人的努力结果,结果进一步衍伸,就会把这些活动分子的个人缺陷,扩大为辛亥革命的“罪过”。
    
    把辛亥革命与其倡导者等同起来有失公允,孙中山等人的罪恶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罪恶。
    
    实际上,辛亥革命迄今并未结束: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街头屠杀、2011年还在发酵的两个中国(“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斗争……都是辛亥革命的余波。这个余波绝对不止“自1911而降70年”,而是已经整整一百年,并且还将延续几十年。
    
    辛亥革命并不是人祸,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比作汶川地震并不恰当,因为革命的人祸并不是自然的天灾。天灾没有好处,革命有其价值。辛亥革命是对满清屠杀政策的一个结束,因为满洲人发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正如日本人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人发动的“镇反”、“土改”一样,都不是正常的战争与民族冲突,而是野蛮兽行,必须彻底否定与清算了结——仅仅为了这一点,也不宜否定辛亥革命的主流。
    
    我认为:对辛亥革命可以做出三七开、四六开等的不同评价,但那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后退。
    
    辛亥革命的凛然大义,我们只要读一读“辛亥革命军前的马前卒”邹容千古不朽的《革命军》,就一目了然了。尽管,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而这一危险性到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就培养了毛泽东一类的社会主义恶棍。他们用暴力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超级的“地主资本家”。
    
    (
    
    在上海的法庭上,邹容和清政府聘请的洋人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显示出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他的“中华共和国”也最终堕落为两个涂炭生灵的分裂国家:“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
    
    有评论指出:傅芮岚是著名的“孙文劣迹研究专家”,最近他的大作《儿皇帝”石敬瑭,“儿总统”孙中山》一文像飞檄一般,传遍海内外!大家期待傅芮岚写出一部完整的《孙文劣迹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傅芮岚的文章谈的虽然是历史,却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命题:两个“中国”的“中国领导人”如何能摆脱“儿子”的宿命?如何勇敢地当一回老子?! 中国能否驱逐“儿总统”孙中山的余孽?……并且有号召,说要“向孙文丑闻录的作者傅芮岚致敬!”
    
    ……
    
    对于这些评论,我很欣赏,就像欣赏傅芮岚先生的大作一样,我也希望傅芮岚先生继续自己的研究,完成自己的历史总结,不论对错。
    
    
    ——————————————————————————
    
    附录之一
    
    辛亥革命是一场国耻 ---- 兼答谢选骏
    
    傅芮岚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的2011年,我衔续多年来每年写一篇纪念辛亥革命文章的习惯,发表了《辛亥革命的功与罪》一文,对发生于1911年前后的中国辛亥革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而今偶见谢选骏先生回应我的文章《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谢选骏先生是1980年代风靡中国《河殇》的作者之一,是我这样的天安门一代的精神导师,他的回应我自然应该第一时间回覆,以表三十年来的敬意。
    
    首先我想作一个本人背景介绍,兼而回应一下部分万维网友对于我的民国史评、孙中山史评“满遗”的指责:我是一个纯粹的汉族士子,孔孟后人,对腐败落后专制满清政府的强烈憎恨,和对日俄走狗孙中山及共产党的强烈憎恨,是一模一样的。我谨记孔孟先祖“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教导,以及先贤士大夫们“兴亡百姓苦”的悲悯意识,借互联网史实挖掘之便、抨民国前后历史人物之丑。文章有些犀利,刺痛了部分被洗脑后读者的感情,甚表遗憾。盖因吾辈汉族士子、孔孟家传,是绝不会认一个美国国籍的民国国贼,为我中国国父的。
    
    其次我想表达一下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看法,辛亥革命1911以降,至邓(小平)、蒋(经国)两位伟人崭露头角的1981前后七十年中国,是一个从黑暗走向更黑暗的过程,如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革命一步步对政权、思想、民间社会的破坏,不会产生世界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民间社会自古以来的乡村自治和儒教思想,历经辛亥革命、中国内战(官方史书之北洋军阀)、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党国崛起、日本入侵,及至苏俄走狗共产党建政的全面破坏,已经完全破败凋零,今天中国民间社会的戾气,正是这种连续破坏的后果,而辛亥革命正是这场连续破坏的第一锤。
    
    再次我想说明的是,国共两党以及中国社会对于辛亥革命纪念的态度,如同共产党纪念汶川大地震的态度类似,即“多难兴邦”和自我标榜。兄弟我曾负笈英伦,英国人对于那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纪念,通常是经验教训多于自我表扬,当然这也源于或者说培养了英国人的自省和批评精神。反观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必然要歌功颂德,甚至在互联网真相的逼视之下,还敢公然造假(历史题材电影《十月围城》就是一个颠倒黑白的辛亥百年纪念品)。中国式的辛亥纪念方式,必然会为下一场革命,培养了充足的暴民基础。
    
    另外我想分享的观点和态度是:辛亥革命作为一个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碍于国共两党执政,史实不清、故意捏造桥段颇多,后人有责任澄清历史真相,避免类似国难的再次发生。同时,根据我深入了解的历史真相资料,我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全民族灾难的起点,是一场国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视之为中国的国耻,永志不忘、时时警醒。
    
    最后我想求教于谢选骏先生和有关史学专家一个疑问:1911年武昌起义后,傀儡孙中山的日本政客犬养毅12月17日抵达上海,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干将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一批日本人前往香港迎候孙中山,并协孙中山于12月25日同船抵达上海,而傀儡孙中山的黑龙会顾问“日本浪人之王”头山满,则于12月27日抵达上海。疑问是:这些日本人是否施加影响了于1911年12月29日举行的17省代表选举(这场选举改变了之前的议案,最终选出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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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之二
    
    谢选骏: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
    
    2011年9月26日
    
    在对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中,有一种倾向需要防止,那就是把辛亥革命视为某些个人的努力结果,结果进一步衍伸,就会把这些活动分子的个人缺陷,扩大为辛亥革命的“罪过”。
    
    例如著名的民国史评论家傅芮岚的《辛亥革命的功与罪》一文就多少有些这样的倾向。
    
    傅芮岚认为:1911年武昌擦枪走火引发的辛亥革命,已近百年,海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党、功、运,粉墨登场、隆重庆典,把一场因暴力带来中国百年战乱与动荡的革命及其倡导者,无限上纲上线,吹捧成“伟大的”、“神圣的”,那种认贼作父、卖祖求荣、争当革命的孝子贤孙之态,丑播海内外。
    
    傅芮岚认为:对于百年前的历史进行反思、避免中国重蹈一百年来苦难历史的覆辙,本应该是当今中国各政治势力应做到的事,可惜,这些互为对手(党、功、运)的政治势力,跟当年互为仇敌的国、共两党一样,为争夺革命带来的政权合法性资源,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跪倒在革命的雕塑、国父的僵尸下,为谁是真正的孝子贤孙互相攻击。
    
    傅芮岚认为:临近辛亥百年,海内外的独立知识分子从那些认贼作父的各种政治势力手中,扛起了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警醒大旗,对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历史真相,以及辛亥名人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真实作为,刨根问底、追寻真相,松动了国共两党百年来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涂脂抹粉的神圣脸谱,逐步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然而这样的举动,在革命的孝子贤孙眼里,却是非常的大逆不道,于是,在国内,就出现了《南风窗》编辑和记者因批评孙中山,而被停职;在海外,则遭遇了党、功、运的冷待。
    
    傅芮岚认为:在这样的两面夹击之下,独立知识分子不得已,借着党国掀起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大势,佯装附和、实在揭批:凤凰卫视曾借辛亥百年纪念特刊,曝光了孙中山的黑社会背景、民国初建时欲出卖汉冶萍公司给日本、和1915年配合日军攻击中国胶东半岛的历史真相;而国内QQ网编辑最新的《辛亥百年系列策划之二:孙中山是小人吗?》,则直接用文章题目“孙中山是小人吗?”,来引出孙中山辛亥前后的劣迹斑斑。有兴趣的网友不妨点击链接(http://view.news.qq.com/zt2011/sunyatsen/bak.htm?pgv_ref=aio)或搜索“孙中山是小人吗?”来看看国内编辑的苦心孤诣。
    
    傅芮岚认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罪,其实根本不用看国共两党为你准备好的、为你洗脑的历史教科书,否则你会被国共两党牵着鼻子走:大骂完封建、帝制后,再颂扬共和、民主,其实国共治理下的中国共和了吗?、民主了吗?中国在孙中山不择手段的好学生、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治理下的28年,比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皇帝,对于中国民间的荼毒,还要坏上一百倍,这种结果,正是辛亥革命下的蛋:革命用暴力打开了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从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从1911年到1981年的中国人,承受了中国人有史以来最苦难的命运。
    
    傅芮岚认为:值得讽刺的是,这许许多多苦命的中国人,在革命党人的洗脑之下,竟然跟着革命党徒,认国贼作国父,令人哀其不幸、怒其愚蠢。其实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罪,只需要看革命的代价及其破坏性。自1911而降70年,权力真空、政权更迭,中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并通过内战屠杀了最大量的中国人,在国力衰弱之后遭受了外敌入侵和亡国之难,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追五胡乱华时代,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使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统治。有谁敢说,这些惨痛历史,跟辛亥革命带来的暴力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毫无关系吗?
    
    傅芮岚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固然不可避免,但对于一个造成了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不予以反思,还要高调褒扬,就是愚蠢了;这就跟汶川大地震没能避免,委实痛心,却要高调颂扬、多难兴邦的愚蠢一样。而更愚蠢的则是:那些本来蒙受革命苦难的中国人,却跟着那些革命带来权益的既得利益者一道,跪倒在国父的膝盖下,认贼作父、颂谀革命。
    
    ……
    
    对于傅芮岚上述的许多看法,我都是赞同并赞赏的,但是我想指出他的“扩大化”:他把辛亥革命与其倡导者等同起来有失公允,孙中山等人的罪恶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罪恶。他的这一等于,其实没有加强他的观点,反而削弱了他的观点,例如他说“自1911而降70年”(自1911而降70年,权力真空、政权更迭,中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并通过内战屠杀了最大量的中国人,在国力衰弱之后遭受了外敌入侵和亡国之难,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追五胡乱华时代,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使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统治。有谁敢说,这些惨痛历史,跟辛亥革命带来的暴力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毫无关系吗?),就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辛亥革命迄今并未结束: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街头屠杀、2011年还在发酵的两个中国(“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斗争……都是辛亥革命的余波。这个余波绝对不止“自1911而降70年”,而是已经整整一百年,并且还将延续几十年。
    
    在《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里我曾经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上面这篇《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是在2008年9月10日发表的,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人祸,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比作汶川地震并不恰当,因为革命的人祸并不是自然的天灾。天灾没有好处,革命有其价值。辛亥革命是对满清屠杀政策的一个结束,因为满洲人发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正如日本人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人发动的“镇反”、“土改”一样,都不是正常的战争与民族冲突,而是野蛮兽行,必须彻底否定与清算了结——仅仅为了这一点,也不宜否定辛亥革命的主流。
    
    我认为:对辛亥革命可以做出三七开、四六开等的不同评价,但那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后退。
    
    辛亥革命的凛然大义,我们只要读一读“辛亥革命军前的马前卒”邹容千古不朽的《革命军》,就一目了然了。尽管,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而这一危险性到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就培养了毛泽东一类的社会主义恶棍。他们用暴力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超级的“地主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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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法庭上,邹容和清政府聘请的洋人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显示出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他的“中华共和国”也最终堕落为两个涂炭生灵的分裂国家:“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年9月10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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