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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转型的多元化阶段/秦永敏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22日 来稿)
    
    作者:秦永敏
    

    上一篇谈到,中国已经处于自由化的中后期,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已经呈现当局无法阻止的良好态势,一旦社会变局发生,中国公民就会在多种社会团体的带领下迅速争得自由权!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元化政治力量崛起、并且取得事实上的合法化地位的前夜,不久的将来,随着某些社会大事的发生,潜在的政治力量将扮演领导历史潮流的角色。可以预期,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民主化的序幕也就将由它们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而徐徐升起。
    
    多元化阶段是自由化阶段的必然升级,也为进一步踏上民主化的台阶预作准备。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自由化阶段向多元化挺进的关键时期,我们知道,理论应该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理论的实践是自发的行为,有了理论的指导,才能具有更鲜明的目的性,尤其是,才可能避免盲目,避开雷区,少走弯路,事半功倍。现在,我们就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来对多元化的历史阶段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推导。
    
    从农业文明一元化统治,到商业文明多元化善治,的确如习近平上台前就掌控的《学习时报》所云是“三千年来的大变局”,虽然他的基础却正是前者。不过,多元化虽然是商业文明的本质,农业文明时代也并非没有出现过过多元化局面。当然,商业文明的多元化是在统一的规则,也就是规则一元化,并且一元化的规则至上的基础上运作的,而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虽然曾经屡次有着多元化局面,却从来没有统一的规则可言。再者,商业文明的多元化不仅包括全方位的多元化,而且,重在多元政治力量按照规则公平竞争,农业文明时代,即使偶尔有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局面,也不仅没有公平的规则可言,而且只能是复归一元的过渡。
    
    虽说如此,为了深刻认识多元化问题,我们不妨探源溯流,还是从中国农业文明的时代的多元化说起。
    
    1,中国历史上的多元化
    
    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政治多元化时期,可以随手列举的有:a,春季秋战国时期,b,三国时期,c,南北朝时期,d,宋辽金时期。这些时期,从政治上说,其共同特点正是两个一元化统治之间的过渡期,虽然人才辈出,无非帝王将相,于人民而言却都是战乱频繁,尸横遍野,一场大战,动辄死伤几万几十万,像秦赵长平之战,被战败后坑杀的居然达四十八万,故诗人只好哀叹“何时一统山河了,只向春田带雨耕”,“宁做太平鬼,莫为乱离人”。
    
    对中国农业文明来说,政治多元化就意味着战争和屠杀,因为这种情况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是零和对局,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大一统的局面,即统一的社会秩序,必须靠其中的一个政治力量消灭其他所有政治力量来形成。
    
    但是,也正是在政治多元化的局面下,思想观念多元化也就有了存在的缝隙,由于各个政治力量之间要争夺人才,也没法进行严酷的思想控制,正因此,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凡是政治多元化时期,都是思想文化大繁荣时期。其中,众所周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因为传统的大一统局面崩溃,列国并存,争斗不休,都需要招贤纳士,也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足够丰厚,到了思想观念大爆发时期,从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反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很清楚,如果不是政治力量多元化,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只要是一元化统治,当局就会实行全面专政。
    
    这里只说,秦汉之后中国形成了大一统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元化专制统治登峰造极,为大一统的农业文明服务的儒学从此被尊为官学。对儒学来说,要维持大一统的一元化专制统治,就必须在精神、思想、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专制,它把这种情况就叫做“四诛”:“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巫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总之,这种情况下,当局不仅在政治上不容异己,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总是尽可能地消灭自发势力,精神文化方面则控制在为统治者服务的范围之内,使社会完全没了生机与活力。
    
    汉儒还承认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并且如果君王“逆天”,大臣可以换一个君王,到了程朱理学问世的南宋以后,君主权更被推向绝对的高度,与此同时,精神专制也登峰造极,这就使中国在近八百年以来几乎一直处于全面的一元化高压统治之下。
    
    2,民主时代的多元化
    
    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上的民主时代的多元化,其最基本的特征是规则一元化。
    
    也就是说,只要大家共同的平等遵守统一的规则,从而能够形成统一的良好秩序,那么,其他方面就都是人们的自由了。这个统一的规则就是法治,也就是宪法政治。宪法建立在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公民有权结合成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尤其是政治团体以至政党,由此形成各种多元化局面。
    
    如前所述,多元化是建立在自由化基础上的,正因为有着充分的自由,所以无论在文化方面、观念方面、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尤其是基本的经济生活方面,人们都可以因为拥有充分的选择权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此同时,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兴趣爱好,人们又会结成许多群体,这样,多元化也就自然成为基本特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也是不同观念、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地域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与此同时,不同的人总是有不同的归属,这样,人们因为利益、观念、文化、族群等原因而“结党营私”,然后“党同伐异”。这种情况在农业文明的一元化专制下被视为大逆不道,因而“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但是,在商业文明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必须整合,公民全都是单独个体的话,整合无从谈起,只有通过多个中心,多个层次,让人们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内部进行管理,在外部进行沟通,并且互相进行博弈,从而解决这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全面管理问题。
    
    政治多元化,就是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以自发的方式组合起来,尽可能凝聚成最大的社会政治群体——包括政党,来和其他同类性质的政治群体来进行博弈,推行他们的主张,争取最大的利益。中国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代表儒学“羞于言利”,这是不符合商业文明时代需要的观念,恰好相反,唯有公开、公平、公正的按规则进行的利益博弈,才能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的利益进行黄金分割,才能使一切人随时随时得其所应得。也唯有如此,小民的利益才可以保障,社会才可能有和睦,相应的,才可能长治久安,才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因为多种政治力量合法并存,就能彼此有效的进行监督制约,谁的猫腻也无法隐藏,谁掌权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正因此,政治多元化是克服制度性腐败的唯一办法。
    
    政治多元化以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为基础,同时,它也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公民自由的最好保障,是文化繁荣的最好保障,是社会创造力的最好激发机制。因为多种政治力量的存在确保了民众有充分的选择权,确保了社会空间的最大化,确保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确保了每一种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有着最大的发展和表达空间,从而使社会有最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3,民主化进程中民间的多种政治力量崛起
    
    中国正面临“千年来的大变局”,其实这个变局不是别的,就是从政治一元化到政治多元化的过渡。农业文明建立在一元化专制基础上,商业文明必然带来政治力量和其他各方面全方位的多元化。这样,正处于过渡阶段的中国,也就必然有个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过程,有一个多种政治力量崛起的过程。
    
    本来中国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这个过渡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已经由中华民国基本完成,只需要加以逐步完善。
    
    但是,在苏联制造的斯大林主义传来后,中国又发生了历史大倒退,尤其是因为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举完全铲除了产生多种政治力量的基础,也相应的完全消除了其他各方面的多元化前提,以致今天的中国比晚清末年还专制,也就使社会自由程度更低,何况那时还有个外国租界可以作为异议人士的基地,今天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当今中国的多种政治力量的崛起比晚清还要艰难。
    
    不过,从1978年开始至今,市场经济的回归毕竟有了35年的历史,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算起)也有了同样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速权贵资本化,在把无产阶级工农大众推向剧烈的相对贫困化的同时,他们自己很快成了“超英赶美”的富豪集团。这样,中国社会的再次阶级大分化已经成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激烈残酷,与此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群体因为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不再完全受制于中共当局。这样,仅仅从理论上说,就不难明白,多元化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必然会要求多元化的上层政治建筑。
    
    事实上当然也正是如此。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全国各地社会上下到处是在拉山头、树旗帜、搞组织的现象,虽然底层精英吸取从前的教训不轻易正式组党,但替代组党搞政治组织的情况已经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也纷纷在试图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种现象一是表现在各种民众性的抗争性活动中的组织性越来越强(比如乌坎),二是在体制内那些想有所作为的中上层精英越来越显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代民立言的倾向。
    
    首先应该提到,维权活动固然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但也使大量公民因此意识到民主法治、组织团体、集体谈判的意义价值,这样,一方面他们强大的活动能力直接有效地推动着社会自由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正在成长为底层精英,更重要的是,由他们组成的大量团队中,也必然有一部分会成为未来的政治势力。
    
    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因为污染、强占土地等引起的地方性集体抗争,前者比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后者比如乌坎事件、揭阳事件,这些事件的特点是导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从整体上对一党专制的反抗,尽管它们都被当局以不同形式镇压了下去,但是,毫无疑问已经使这些地方整体上成了政治反对派产生的温床。
    
    与此同时,不仅三十几年来先后产生并惨遭打压的各大民间政治力量如中国民主党、零八宪章、公民监政会等等继续存在,而且,各种半官方的群体、也就是说有合法注册身份的各类政治组织,包括自愿义工组织、环保组织、也包括研究组织、ngo团体,更正在借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其中风头正健的公盟尤其高标独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传统的“极左”派也在纷纷登台亮相,像什么“中国真共产党”不仅一再发公告,而且大发“追杀令”,当然,这些极左组织并不是都诉诸暴力。对此,我们只能说在大变局来临之际,他们极力表现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上也起着瓦解一党专制的作用,在民主时代,只要不搞暴力,它们也有合法存在的权利。虽然历史地看,可以料定它们在民主中国必然会很快会销声匿迹。
    
    更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的势力卷土重来已成定局,其后劲之大很可能令人刮目相看。由于国民党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留下的巨大足迹,由于中华民国不仅在大陆有近四十年的历史而且仍然在台湾继续,由于一些和国民党有瓜葛的人士摆脱了恐惧公开站出来活动,由于还有许多人怀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态,也由于还有很多人真诚的相信三民主义,这样,近年来不仅“泛蓝联盟”的活动长盛不衰,公开打着国民党旗号开展活动的也颇不乏人。日前,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来访,对习近平提出了要求开放南方数省给国民党建立组织,无论中共如何回应,可想而知,这一点对大陆认同国民党的势力的激励之大是不可估量的。
    
    从大陆民间力量的崛起来说,眼下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从“公盟”演化成的“新公民运动”。许志永博士等发起的公盟近年来受到当局的严酷打压,但也使他们吸取了教训开始了策略反省和战略提升,因而以新公民运动的概念谋求最大公约数,并且同时有效地避开当局的正面打压。这一做法在目前的有效性使它立刻成为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好凝聚点,在北京之外,获得了广东唐荆陵上海李化平、谢丹等全国各地有力人物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从而为全国一盘棋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以同城聚餐为代表的滚雪球似的凝聚方式和以围观、举牌等形式开展的街头社会活动也象征着新一波民主运动高潮的逐步到来。
    
    由上可见,今日中国民间四处都有政治力量在产生,在蠢蠢欲动,而且从极左到极右的,从历史遗留的到着眼未来的,从四平八稳温和稳健,到街头抗争甚至极力主张暴力的,各种势力都在凝聚,都在表现自己,这些力量并不都指向民主建设,但是,都具有瓦解一党专政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这种情况下于我们来说,严峻的挑战不是一点,而是多个方面,比如,民主化进程中崛起的多种政治力量,能否发展得足够强大,会有哪一种占上风,能否承担起主导历史进程的重任,等等,都是必须未雨绸缪的问题。
    
    第一,今日中国,虽然到处是公民团体的萌芽,却那么分散,也都那么弱小,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它们究竟能成长到多大规模?是否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能有效影响历史进程的强大的反对派阵营?能否在此基础上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
    
    第二,即使反对派能够强大起来,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在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如果极端派占上风,那么社会大动乱就在所难免,这对转型未必是福音,因此,也就是说,未来的问题是,稳健的宪政民主派是否能成为主流?
    
    第三,即使稳健派在民间力量中能成为主流,它也未必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要演员。因为后面我们会看到,体制内的力量分裂是必然的,在一党统治崩溃后,中共本身也必然会分裂成几大板块,并且,强大的硬实力基础使他们能轻而易举的占领多元化时期的大半政治版图。
    
    这样,反对派是否能成长为足以和当局抗衡的主要公民力量?
    
    是否有力量和体制内分裂出来的政治力量形成对峙的良好局面?
    
    换句话说,民间反对派是否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两大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目前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那么简单,更不容易乐观。
    
    4,民主化进程中体制内的多种政治力量分化
    
    民主化的进程中,体制内的各种进步力量会逐步分化出来,直接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来,投机力量也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在形势有利有机可乘之时振臂一挥博取资源。
    
    应该承认,当今中国的社会精英绝大部分仍然存在于体制之内,这样,离开了他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肯定会减缓速度,民主时代初期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外,中国的社会管理必然要发生大倒退,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党专政垄断着利益分配,谁敢反对就叫谁杀头坐牢(从前),至少是倍受打击迫害,让你无法保障原有生活水平,这样,精明的体制内人也就绝不会轻易为了道义放弃实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当然,对自己利益的看法各不相同,通常人们总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合理利益,但是,也常常有人会超出这个范围,特别是有了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尤其如此。此外,这个合理的利益的范围本身就总是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们有不同的取舍也很自然。这样,面对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和良心的责难以及倒向民主阵营可以带来的声誉以及潜在的巨大实惠,有良知的精英会适时而动,有野心的精英更会择机而起,而且,只要一党专政的大厦将倾,中共党内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会分裂出来自立门户。至于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动起来,则是根据自己对形势的估量,就个体而言是无法预知的。但是,从整体上说,无论中国历史,还是当今世界的民主转型先例,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借鉴资料。
    
    本来中国的法律已经被毛泽东彻底毁灭,文革后法律才重新修订,法律人也才重新开始形成,一开始,由于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法律人也在体制内吃皇粮,但这个律师的性质决定了它作为社会中介行业必须社会化。加上它本身的使命就是守护社会正义,这样,在社会化的条件下,它的一部分精英也就最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领军人物集中之地。不仅律师,整个法律界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利益的所在,也都成为了民主意见领袖的最早产生之地,假以时日,这些法律人必然承担起重大的社会责任,成为民主力量的主要领袖来源和分化体制内势力的强大群体。
    
    知识精英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但他们更加分散,而且目前基本上还在体制内,要靠皇粮为生,所以,受控制很厉害,人数虽多,整体影响虽大,但主要还是制造舆论。目前,中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作为落后于整个世界的国度,民众多数已经认识到以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正义的巨大价值,当局的调查也证明百分之九十的人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故中国需要的已经不是“启蒙”而是行动,这样,知识精英的号召力已经远不如前。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官方控制的传统媒体上,他们始终在以当局勉强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民主,向体制内输送积极因素。由于目前的形势处于巨变阶段,他们中已经有人表示“不排除走向社会”,可想而知,在形势进一步好转后,知识精英的群体效应能够转化为一定的实际能量的。
    
    私营企业界本来是体制外的事情,但是,同样由于今日中国的企业界是在中共绝对统治下再生的,而且始终被中共掐住了命门,用软硬两手来加以对付,听话者给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不听话者给你查账要你关门。这样,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必须把它看成体制内一部分。与此同时,客观上企业界又早已独立运作,加上企业的本性就是独立自主,因此它自有其和体制格格不入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家很长期时间以来根本无法表达独立意识。但是,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去年曹天宣布自掏腰包亿元参选郑州市长,接着是地产大亨任志强起来发话,更有象征意味的是小企业家刘远东走向街头参加直接抗争,这虽是几个零星个案,却已经深刻的反映出今日中国企业界人士的民主豪情正在蓄势待发!
    
    更令人惊异的是专政机器之内,已经很有一些自发反抗者和觉悟者出现。当然,人的德行和理念是不能用职业划分的,只能是个人的自觉选择,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专政机器内内的人甘冒坐牢杀头风险站出来维护真理正义,远的不说,比如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人吕耿松既是原警察学校的高级工作人员。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更加不同,官民冲突已经白热化,因此而发生的事件更有阵前倒戈的意味。比如,去年东北就发生过一个班长带着三个士兵带枪逃跑准备去为被强拆的班长家报仇(半路被击毙三人抓捕一人)的事,而今年广州又发生在职警察王登朝为民主事业公开出面准备上街(却被以颠覆罪抓捕,然后以刑事罪判刑)的事。这类情况,似乎已经不能再以孤立事件视之,而更像意味着从前铁板一块的体制其边缘已经在风化。
    
    当然,我们更要正视,无论怎么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从今天来说,体制仍然高度坚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以上体制在瓦解分化的实例其实对它来说还是皮毛之痛,根本不具有摧毁性作用,总之,这些现象的直接意义极为有限。
    
    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强大的专制帝国,当其“气数已尽”之时,无论怎么看起来固若金汤,崩溃的发生总是戏剧性的事件,当年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都是人所共真的例子,近来苏东波、中东波尤其如此。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指望来自体制内的力量成为启动变革的发动机已经基本无望,如前所述他们的算盘都打的太精明了,但是,只要来自社会上的力量对专制体制给与了足够大的冲击,使这个已经被潜规则蛀蚀一空的体制摇摇欲坠,那么,体制内的多种政治力量倏然开始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体制内的多种政治力量分化,当然也有个从底层向上层、从边缘向中心扩散的问题,其开头则是从歌功颂德向讲真话转变。
    
    时至今日,中共在道义上早已是多重破产,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由世界上最有钱的官僚权贵组成,埋葬资产阶级的人成了资产阶级,这样,“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成了路人皆知的谎言,可是,只因为全面掌控着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中共当局也就仍然不惜天天重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自相矛盾的虚伪教条。
    
    如此冥顽不灵,不顾现实的抱残守缺,一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统治政党岂能不穷途末路万劫不复?
    
    与此同时,所有仍在吃皇粮也就是在体制内的个人和团体、集团、板块,却并不会因为中共的覆亡而顿然涣散,因为政治毕竟是极其现实的事情,僵死的政党及其体制躯壳到时候必然会被他们抛弃,而他们也必然会在利益基础上迅速分化组合。这一点,今日俄罗斯的政治局面既是最好的说明,虽然苏联垮台了苏共亡党了,但是,由苏共分化出来的势力还是牢牢控制着俄罗斯的政治。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自由化时代一到来,决定政治格局的和政治影响的主要不是软实力,而是群众基础、经济基础、组织基础、人才基础,而由共产党解体后结成的新政党在这些方面恰恰就有着最大的优势。
    
    《孙子兵法》早已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可以说,只要把未来的各种政治力量拥有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一合计,就可以知道它们未来在自由中国的政治版图各有多大,谁会更有机会控制政局——在全民普选中执政。
    
    所以,我们决不能低估中国自由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俄罗斯后尘的可能性,因为如前所述,今日中国的绝大部分硬性资源都垄断在中共和体制内,这样,尽管中国和苏联也有很大区别,在自由化进程中他们运用硬实力和政权的力量一举囊括大部分民主时代初期的中国政治版图,是完全可能的。
    
    下面,我们首先看看,在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多元化局面的时候,体制内先后会有哪些力量逐步析出。
    
    大体说来,首先是被中国捆绑了半个多世纪的所谓各民主党派必然会首先自立门户,重新高扬起民国时代的建党宗旨。这其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则肯定会成为国民党在大陆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并且最终和大陆今日正在活跃的民间国民党势力以及台湾国民党全面整合,而它们的合力可以带来的后劲,可以说注定了国民党将会成为民主中国政治版图的有力割据者。此外,那些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重新分化组合,最后可能因为历史的渊源而整合成一到几个新的政党。
    
    其次,自由化到了可以组党的那一天,如今仍然被中共羁縻的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必定会全力整合,推出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像曹天、任志强、宋祖德这些从政欲望极强的甚至推完全可能直接参政,由于他们有着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紧密的横向联系,有着出色的管理经验和能力,有着从经济出发形成的极其坚定的治国理念,因此,他们的政党毋庸置疑具有极其坚实的基础。
    
    第三,中共党内,目前就清晰地呈现出主要是政治分野造成的三大派:极左派,当权派,民主右派。
    
    尽管极左派从长远来说必然会消失,但是十年内外中国走向多元化的话它还是有登台表现余地的。
    
    民主右派很显然会转化为中国的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虽然主张宪政,理论上和社会上的民主力量没有区别,一旦自由化时代到来,他们首先要根据利益考尽量行事,这样,打出社会民主党的旗号对他们无疑是最有利的,不幸的是,和欧洲不一样,社会民主党在亚洲不会有前途,民主右派其实也是一个必然消失的政治力量——融化到其他民主力量中去。。
    
    至于目前的当权派,也就是利用统治权攫取绝大部分合法和非法利益的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是个最没有政治原则的群体,因此,自由化的结果绝不是他们为中共的历史罪行承担责任——那只会是极少数人的事情,他们将和今天俄罗斯的普京系“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一样,利用强大的硬性资源来组成官僚、名流、富豪三位一体的超级政治俱乐部,很可能继续占据民主时代初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中心。
    
    第四,中共里面必然还会有一些地方、阶层、集团早已经被“异己分子”控制,一些能力卓绝又野心勃勃的强力人物早就不甘寂寞,一心要打造自己的政治团队,又苦于中共的严密控制无法发挥作用,这样,也就只好采取寄生方略——钻到中共体制内部去把自己做大做强,另一些人则属于本来胸无大志,但他们作为投机家非常善于观风使舵,一看中共大树将倒,自立时机到来,立刻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某个独立政团的举旗人。
    
    5,多元化阶段的不变性情况和可变性情况
    
    多元化阶段的不变性情况有以下几点:
    
    1,自由化阶段的中后期,各种政治力量会先后产生,这是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的情况。
    
    2,最先产生独立政治团体必然是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的政治力量,因为这时代价大,风险大,不是没有坛坛罐罐不怕打破的人,是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的。
    
    3,民间政治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冲决结社组党限制。
    
    4,但是,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尤其是自由化后的多元化时代,没有人再能仅仅凭借勇气而在政治上成名,也无法仅凭软实力取胜。因此,在讲实惠的中国,一旦民间力量争得组党结社自由,掌握着绝大部分硬实力的最后出来组党的今日中共的当权派,会轻而易举的瓜分很大一部分政治版图,这也是中共能够被迫放弃一党专政的重要原因。
    
    至于多元化阶段的可变性情况,从今天来说,则是可以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的,是可以取决于历史创造者的,进一步说,是可以取决于民间民主力量的。但是,它要看参与者的志气、勇气、献身精神和道德感召力,要看当事人的知识、能力、胆识、眼光,所以具有更多的或然性。
    
    目前,中国正处于冲决一党专制高压——具体说是言禁、报禁(广义)、党禁——的关键时期,政治上的道义制高点很低很低,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有勇气出面抗争,或者拿到一点话语权时敢说几句真话,立刻就会获得大量的拥戴。
    
    这样,体制外的民众只要敢于出面和当局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恶行公开抗争,就很快可以成名。体制内的人哪怕地位很低,只要抓住机会说出民众心里的话,立刻就会获得大量道义资源,其地位也会迅速上升。
    
    但是,在自由化末期,言路越来越广,言论自由度越来越大,自由言论的振聋发聩效应在言论自由了以后也就迅速消失,“振臂一呼响应云集”的现象会迅速成为历史。
    
    在报禁大崩溃、党禁大冲决、自由大回归局面形成之后,有勇气上街、敢讲真话都没有资源意义了,这些软性资源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很快就失去价值。因为一旦争得自由,那么人人都可以上街游行集会示威抗议,而且,人人都可以讲真话,讲真话也就不再是强大的道义资源,不讲真话尚且必然被全民唾弃。
    
    在一个自由社会,更不要说民主社会,讲真话不仅不是资源,而且是从事政治的起码要求,任何政治家说一句假话就会被穷追猛打,弄得声名狼藉,多讲几句假话则必然会自毁基业,失去任何政治市场。
    
    声名也同样如此,甚至拥有很大声名都无足轻重。虽然不会没有价值,人们当然都乐于看名人的表演,但是不会盲目跟从,其影响力会越来越小,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社会政治归属来行事,这样,不和民众的利益和政治团体的需要相结合的声名也就会成为没有政治市场的滞销货,无法再实现政治价值。
    
    那么,在一个自由的时代到来时,真正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呢?
    
    非常现实,那就是硬性资源。
    
    第一是群众基础,就是看有多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发动多少人马,能稳定的获得多少人的支持。
    
    第二是物质基础,就是看你掌握了多大财力,有多少基础设施,
    
    第三是组织基础,就是看你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布局组织结构如何,
    
    第四是人才基础,就是看你有多少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有多少高级行政管理人才,如此等等。
    
    可以列举的方面还有一些,但这四个方面无疑是最重要的。
    
    一旦当局的全面专制被冲决,放开了言论集会结社组党游行示威自由,中国政治版图的跑马圈地时代就会到来,一方面举国上下会政党如林,二方面激烈竞争也很快会使那些缺乏硬性资源的团体和个人被消化被吞并被边缘化。此时除了政治风云带来的变数以外,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上述四大基础——群众基础、物质基础、组织基础、人才基础。
    
    回头把这四个因素和民间崛起的和体制内分化的政治实体的现状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
    
    一方面,总体上看,就今天和可见的将来而论,民间力量充其量在群众基础上可能得分较多,在物质基础上几乎一穷二白,在组织基础上几乎是要从零起步,在人才基础上也乏善可陈。
    
    另一方面,体制内分化的政治实体不仅有极其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都有强大的组织基础,其治国管理人才也“强将如云”,就是群众基础,综合起来看也绝不弱于民间力量多少。
    
    这里,关于群众基础的问题有必要多说一下。
    
    有人认为,只要放开组党,大部分民众会参加民主政党,只要自由选举,民间民主派必然获得大部分公民的支持,显然,这种想法过于简单。须知,即使在有充分的选择权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也会根据直接利益和思维定势选择政党而不管道义问题,根据直接利益把选票投给利益相关对象,而不是道义所在。
    
    与此同时,民间民主派因为来自社会,横向联系为主,因而高度分散,出现小党林立因而整体无力的情况几乎是无法逃脱的定数;相反,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治实体则会长期存留一元化统治时期的垂直组织特征,这使他们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很强的整体运作能力,加上雄厚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人才基础,因此,他们完全可能以几个强大的政党和政党联盟的形式主导多元化局面。
    
    由上可知,就像民间的政治活动家在自由化以后绝大部分不可避免会迅速边缘化一样,民间崛起的政治力量在多元化以后也很可能会为人作嫁,只能起到为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治力量瓜分中国政治版图开辟道路的作用——当然,我们可以用“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来自豪。
    
    不过,我们还要指出,从目前来说还事在人为,毕竟,民间政治力量在群众基础上和体制内分裂出来的力量还有一争,而且,既然我们认识到了民间力量的大整合是改变这种悲观局面的关键所在,那么,如果民间政治家能有充分的危机感和历史使命感,不去争个人得失,而去致力民间力量大团结,那么上述局面向有利于民间力量方面转变也不是不可能的。
    
    6,中国民主化之初的多元化格局臆想
    
    这里要指出一个历史进步的道义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以民间民主力量为本位讨论问题,这并不仅仅因为是本人就是民间政治活动家,强调这一点的更重要的理由是——只有横向联系的民间民主力量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才是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
    
    顺便指出,俄罗斯今天之所以会成为普京以民主玩专制的舞台,问题就在于俄罗斯迄今为止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没有建立在横向联合基础上的强大政党,能够拿到百分之六十选票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能够拿到百分之十几选票的俄罗斯共产党则都还是苏共的余孽,也都在由上至下的控制之中,因此,俄罗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从形式上说它已经是个民主国家。
    
    当然,从中国来说,事情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
    
    那即是,第一,中国先搞了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社会资本发育比俄罗斯好,中国的市民社会比俄罗斯稍微成熟一些,这样,在民主化道路上比俄罗斯走得更快的条件是具备的。
    
    第二,中国还有国民党和“民主党派”因素,一旦民主化了,国民党卷土从来事有必至理有必然,而从前的花瓶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也绝不小于继续和共产党的蜕变党合作。
    
    这样,中国在多元化以后民间民主力量的崛起水平固然叫人忧心,很可能不足以和中共蜕变者抗衡,但是,由于有国民党这个强大的势力东山再起,以及“民主党派”急于和中共蜕变者划清界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站到这边来,这样,中国进入民主化时代初期的局面也就恐怕不会糟糕到俄罗斯那种程度。
    
    换句话说,无论从体制内分裂出来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中国在民主化之初绝不会再重演俄罗斯苏共借尸还魂、普京以民主方式实行专制的故事,民间民主力量必定会和东山再起的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加强协作,共同制约由中共蜕变出来的政党。
    
    综上所述,今日中国的民主进程即将通过自由化走向多元化,从多元化的前景看,民间力量虽然能促成多元化格局形成,但是,在民主化时代却很难成为决定性力量。这绝不是未上战场先怯阵,恰巧相反,只有充分认识到民间民主力量的前程艰险,才有可能时刻保持危机感并且以大局为重,努力克服先天不足,摒弃门户之见,尽可能地全面凝聚,庶几乎创造千里走单骑直捣黄龙的奇迹。
    
    须知,官渡之战曹操大战袁绍,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和荀彧的谋略有很大关系,荀彧就告诉曹操不看单项兵力,而要看综合实力,所以,“诚有其能,虽弱必强”。本已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如果民间民主力量的综合实力能够在未来越战越强,有较大的本质进步提升,并且能进行有效整合,那么一跃而为中国民主时代的主要政治力量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在从多元化走向民主化的时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能使民主化初期的格局健康化的希望,却更主要是来自于中共解体后的蜕变政党之外的各种力量的大联合,虽然“列国纷争”在所难免,在一元化规则下的合纵连横中,拥有道义优势的民间民主力量,把所有中共解体后的蜕变政党之外的各种力量整合起来,才是尽快消解这一历史遗留势力的不二法门,并以此为民主中国走向新时代开辟道路——当然,这既是“和平转型”的理想愿景,也是一个老民主人权活动家的异想天开。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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