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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是两会最大的诚意/罗天昊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22日 来稿)
    
    作者:罗天昊
    

    人在广东,欣闻大雪中的北京,不日将彻底告别寒冷。春天来临,人间无限希望。
    
    两会已经落幕,几大班子都对民众做出了种种承诺,朝野之间均大受鼓舞。为今之计,中国最需要达成上下共识,提振万民士气,构建全民对话,为此,罗天昊特提议大赦天下,尤其是首先赦免因言获罪的仁人志士。
    
    近来,关于实行大赦的论调,风行天下,张维迎,茅于轼,吴思等谋国之士,以及何家弘等体制内人士,甚至一些法官,均提议中央政府实行大赦,甚至一些人将其上升到一个高度,称“大赦是改革必由之路”。
    
    大赦确实是未来改革的一大重点,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重点,是新的政治气象的重要方向标。
    
    但是,当下流行的“大赦”论调,却五行中跑偏了。引起了全社会的思想混乱。
    
    世人的眼光,关注的如何大赦官员,以换取官员队伍的稳定,以及对于未来改革的默认。这种作法,不仅无法遏制腐败,更忽视了广大民众。
    
    大赦到底赦谁?
    
    大赦不是官员免责的挡箭牌,而应是大众免于恐惧的保护神器。大赦不能搞歪了。
    
    当务之急,大赦的方向,应该是赦民,而非赦官。就现实而言,有四种人需要首先得到赦免。
    
    首当其冲的是,因言获罪的国士。包括从邓小平时代累积起来的,时间已久,人事全非,国家应有此宏伟气度,习近平亦说,共产党要容得下批评。二是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士,民间呼声日高的废除劳教,确实可行。三是减免部分人士刑期。我个人提议特赦牟其中,黄光裕,兰世立等人,将他们提前释放,令其改过自新之后,更多贡献社会。四,国共内战时期流落海外的公民,尤其是金三角遗民。
    
    为什么要将引言获罪者排在第一?
    
    是否容纳异见人士,是考验一个国家大国气度的最重要指标,亦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之路。如果像有人说的那样,“大赦是改革必由之路“,也就从大赦异见人士开始。
    
    在微寒的山巅,透出春的气息。
    
    缅甸社会和解与现代改革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因言获罪的昂山素季获得大赦,前军政府老大丹瑞亦平安着陆,安度晚年,双方均得善终,社会稳定,化解冲突域仇恨,此万民之福。
    
    1962年以来,缅甸都是由军人执政。1988年7月,因经济形势恶化,缅甸全国爆发了反抗军政府的风潮,持续数月,在此骇浪惊涛中,昂山素季乘势崛起,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
    
    1989年,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罪软禁昂山素季。昂山素季拒绝了以出境换自由的条件。此后21年间,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寓所中15年。直到2010年11月13日才获释。漫长的囚禁生涯,使昂山素季成长为“缅甸的曼德拉”,成为缅甸民主的一面旗帜。
    
    作为缅甸反对派的领袖,昂山素季不是一个人的对手,而是好几代领导人的对手。1988年,执政的尼温将军在全国的示威浪潮中下台,既起的苏貌接管全国大权,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由此,缅甸国内反对声此起彼伏,昂山素季赫然成为苏貌的心腹之患。也正是在苏貌当政时期,昂山素季身陷囹圄。其后,1993年苏貌因病退位,继起的丹瑞大将,仍然坚持军政府路线,由此,昂山素季亦成为丹瑞时代的主要反对势力,1996年,由于被指煽动学生示威,昂山素季再度被软禁。2000年9月, 因违反军方禁令,欲前往北部城市曼德勒,昂山素季三次被软禁。而此时,正是丹瑞主政时期。
    
    昂山素季结束囚禁生涯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2010年11月7日,缅甸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选结束,在计票结果公布前夕,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此种有深意。对于缅甸走向现代化,其实就是当时主政的军政府最高领袖丹瑞,亦洞察历史走向,也愿意作出改变,以顺应时势。但是,又必须对于自己的政治和历史遗产,作出正面的回应。如此,等大局已定,自己退隐,新人上台之后,再放出昂山素季,既彻底放下历史包袱,亦给各派一个公平的机会。
    
    在全球历史上,政治家得势后对竞争对手的清算,往往比较残酷,丹瑞的忧虑从惯例上来说其实亦合乎情理。尽管他曾警告过昂山素季,不要挑战选举的结果,但是,他肯在双方都在世的时候交出权力,亦是个人对国民的巨大交代。而事实上,昂山素季在解除软禁后的首次全民演讲中,亦强调她“不会憎恨任何人”。
    
    新上任的总统吴登盛是缅甸的新式人物,其军政生涯既稳健有为,深得丹瑞等老牌人物的赏识,同时,他亦更务实灵活,这也是丹瑞对其放心交权的原因。既可保护既得利益,又堪托付未来,带领缅甸走向新时代。
    
    与丹瑞不同,作为新一代的领袖,吴登盛与昂山素季并无直接对手关系,由此,他们之间更方便对话与和解。吴登盛当选总统之后,曾派遣联邦部长四次与昂山素季对话,而且吴登盛还在2011年的8月19日亲自在总统府单独会晤昂山素季,同时,对于昂山素季未来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吴登盛大开绿灯,推动修改《政党注册法》,取消了对政治人物从政的限制条款,近日昂山素季与民盟的在体制内合法崛起,即由此奠定。不仅如此,吴登盛还发布大赦令,提前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某种意义上说,吴登盛和昂山素季一起,启动了缅甸现代化的大门。正如当时的非国大主席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样。
     
    这种模式,对于三方政治势力,都是一种解放。
    
    事实上,有些时候,一些强权政治人物,并非看不到历史大势,亦并非不能洞察民心向背,但是,是否顺应民意,放权让位,却存在诸多顾虑。丹瑞在位时,曾大规模处决和劳教异见人士, 甚至一度到了镇压僧侣的地步,但是,近十年以来的缅甸社会进步,没有丹瑞的首肯与推力,亦难以奏效。2003年,丹瑞即主导推进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2008年,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推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等。2010年缅甸总统大选之后,丹瑞虽保留一定特权,但是在公开场合,已经几乎不在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了。
    
    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强力人物的选择,往往影响未来历史的走向,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就在一念之间。能否给予强力人物适当的生存空间,又不至于让其巨大的身影遮蔽未来时代的阳光,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
    
    同样,强力人物在预期自己不会被清算的情况下,亦会对于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更加宽容与开放,虽然新旧交替时代的到来,往往以老一代领袖的退出为标志,但是,在退出之前,开启未来之门,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而非骂名,其实也是老一代领袖的更理性和选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当世的权力,唯有后世的名望与美誉,能够让他们驻足。
    
    在此情况下,一个脱胎于旧的权力体系,同候又具备革新思维,能够为各方势力所接受的新兴实力派,将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团结纽带。他具有旧派势力所赋予的程序性实权,在权力领域具有“正统”性,由此不担心内外部权力挑战,而由于与异见人士没有直接的冲突,没有历史包袱,亦容易为广泛接受。从目前的效果看,吴登盛尚不负众望。
    
    在这种格局中,由于传统强力人物已退出,需意见领袖失去了直接的抗争对象,而随着新兴实力派的相对开明,局势变得不一定非要通过剧烈对立乃使用暴力,由此,反对派领袖亦可以实现个人命运的“软着陆”,昂山素季的获释,可谓是缅甸国势转变的标志。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模式,可以暂称之为“隔代宽恕”,强权人物在位时,预留了双方的空间,而等待新起者上台后,再启动大赦程序,获得双方的妥协与和解,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努力,获得个人命运的软着路,以及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识。
    
    日照四方,唯亚洲部分地方尚处于威权政治的阴影下,暴力革命的血腥,使很多有意萌生退意的领袖和利益集团存在诸多顾虑,而在代际传承中实现,亦完成恩怨与政见的消弭与和解,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实际上,不仅是缅甸,这种“隔代宽恕”的模式,对于众多亚洲平稳地完成国家的转型,意义重大。
    
    回望中国,春色满园,大地充满生机。
    
    近年来,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逐步解禁,如,肯定国名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寻找远征军健在老兵,建立腾冲,衡山抗日烈士陵园,乃至为台儿庄无名烈士抬棺安葬。甚至充满了溢美之词的关于蒋介石的各种官方传记,亦在大陆开始流行,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求真和勇气。
    
    在内部政争问题上,国内也逐步开放了禁忌。张国焘和林彪两大最有争议的人物,近年都获得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而四人帮中几大领头人,除江青自杀外,其他人也获得了类似特赦一样的待遇,甚至陈伯达的传纪都已经出版。
    
    建国以来,中国实际是分为两个时期,即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前者已经彻底终结,而后者尚在进行中。毛泽东时期距今三十余年,且经历了三四代的代际传承,恩怨是非与当世之人相隔遥远,故政治宽恕亦相对容易。除文革未被官方系统性反思外,大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都已经盖棺论定。
    
    由此,隔代宽恕的迫切性,更体现在后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是亦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无论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纷争,无论对待这种不同的利益与主张的分歧,考验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气度。
    
    自邓公已后,中国已经经历了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时期,以及胡温的第四代时期,很多政治事件,已经于当事人的切身关系越来越远了,启动“隔代宽恕”,时机逐步成熟。作为大国,中国政治家的气度,更应该值得期待。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中国的昂山素季”,但是,我们绝对需要一个“中国的吴登盛”。
    
    习近平在去年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和党的军委主席,今年两会上获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自此,中国领导人,算上过渡人物华国锋,基本已历五代,进入第六代。实行隔代宽恕,时机成熟,未来习近平可放下包袱,广开胸襟,实现天下大赦。此为万民所期待。大局已定,应有更多自信。
    
    而在政治领域隔代宽恕的现实策略,可以分两步,第一步大赦党内异见人士和政争失足者。包括部分即将服刑满的官员。张国焘,林彪已经不是禁区,改革时期的赵紫阳也应该不是禁区。其他虾兵蟹将,就更不在话下。第二步是关键一步,即大赦党外异见人士,主要是上任领导整肃的党外人士。此领域的关键,是废止因言获罪的作法,释放因言获罪的人士。
    
    在完成“隔代特赦“之后,再扩大范围,定期审查自己任期内的因言获罪个案,逐步纠正过烈的作法,放民于山海遨游。
    
    相对政治领域特赦的艰难。其他三种特赦,则比较容易操作。
    
    如特赦对象的第二种,即轻微违法犯罪分子。国外有普遍的先例。如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之后,就大赦了280万犯轻微罪的人士,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废除劳教,已成全民共识,如轻罪可赦,则劳教更无存在的根基,可连根拔起。
    
    特赦的第三种人士,即已经部分服刑的,个人建议主要针对一些有贡献的人士。此方面国外亦有先例。如韩国总统新总统上任,常大赦商人。李明博就曾一次大赦70多位商人。
    
    当下,中国亦可借鉴此道。尤其是一些当初有争议的商人,可考虑赦免,如黄光裕,牟其中,兰世立等。
    
    第四类人士,亦好操作,金三角的海外遗民,多为内战所结之果,无论他们曾为生存做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无数人的墓碑,都是朝北而立,希望国家有朝一日可以重新想起他们,体谅他们,新的时代,新的希望,未可遗忘此一可怜的族群。未来,当特赦其生前一切所行,其过失由国家承担,提议未来的国家主席和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起,去金三角祭拜先人,同时通电全国,给予已故的蒋公等人处分,并且自请降薪处分,数十年前国家动荡,致国民海外受苦,需要反思。大国需有气度与担当。
    
    最后一个关头,才是大赦官员。但是,大赦官员,绝对不能以时间为节点,在某一个时间内特赦,后来者不特赦,这样既不公平。也无底线。特赦将会无限循环,贪腐不被惩罚,部分官员将更多心存侥幸,贪腐更烈。官员大赦,需建立前提条件,即交出其贪污所得,同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处罚,比如降职撤职。不能再犯。此外,应设立一个数字底线,比如贪污数量,超过此数量,则虽坦白亦不可赦。
    
    习总书记在中纪委的讲话令人振奋。但是意犹未尽。
    
    将权力关进笼子,将民众放出笼子。
    
    既然容得下批评,当然送得起大赦。
    
    当下有些人担心,法治国家,大赦是否随意?其实,多数法治国家,都有大赦。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对战犯实行过大赦,当下大赦,并非无效法之先例。
    
    如行大赦,则先赦民,后赦官,尤其是赦免因言获罪的公民,还其自由,这才是正道。若如当下一些人所提倡的只赦贪官,则恐误入歧途。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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