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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良性治理”与“中国梦”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13日 转载)
      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顾问。曾任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成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大家都能罗列出一系列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我们往往忽视的、尤其是各级管理者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如学校、医院、消费品市场的监管系统)所忽视的,是这些越来越多的问题底下的深层动力原因。

    
    
      从“四不怕”向“四怕”转变
    
    
      为什么在一个不断开放和发展的社会里,政府的管理治理看起来却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四个不怕”向“四个怕”转化。
    
    
      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四个不怕”。第一是“不怕苦”,当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么不怕苦呢,因为日子太苦了,绝大多数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艰难之中,所以当然不怕苦了。
    
    
      第二是“不怕死”,一方面是当时的宣传让你不怕死,另一方面,老百姓活着的日子也不怎么样。诗人北岛说过,“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从上面两个“不怕”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想象让老百姓干的那种活、承担的那些负重、付出的那类代价,在早些年的中国很容易就做到了。比如以前立电线杆时,没有先进的起重设备,就让农民用肩膀扛着电线杆,从半悬崖峭壁上爬过去,经常会有人摔伤摔死。那时摔死一个人的赔偿不超过1000块钱,但第二天照样有人来干。下小煤窑等等都是这样。
    
    
      第三是“不怕毒”,在197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处在既不温也不饱的状态,只要能够将肚子填饱,老百姓才不管它是什么东西。1979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回到家乡皖南向乡亲告别。一个亲戚带着我去拔萝卜青菜,在田里看到一只死鸟,是吃农药毒死的。他高兴得不得了,说马上有荤的吃了!煮了一锅汤,十几个人围坐,吃得满面幸福的样子。为什么不怕毒?因为平常很难吃到荤东西。
    
    
      第四是“不怕蒙”。以前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就更加少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听到的都是统一的宣传,甚至基层干部连官方的报纸都不让老百姓看,生怕看了之后知道中央的政策不是这样,底下的干部就不好当了。
    
    
      到如今,中国社会慢慢从那个时代的“四个不怕”走出来,走到了目前的“四个怕”状态。
    
    
      首先是人们越来越“怕苦”。我们现在的日子已经不是那么苦了,所以那些非常苦的工作、非常苦的地方、非常苦的行业,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人做了。怕苦的人、怕苦的状况、怕苦的心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普遍。
    
    
      第二是“怕死”。因为日子好过了,命值钱了,再让人做危险的事都不愿做了。现在如果出了矿难,除了少数矿主胆子大收买黑帮摆平或跑掉,大部分都是要花大钱,地方政府也要花很多钱。这就是人命越来越值钱,也就是说怕死的越来越多。现在扛电线杆爬山,第一天摔死了人,第二天肯定就招不到人了。
    
    
      第三,现在中国社会“怕毒”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最近香港开始实行极其严格的奶粉管制,每个旅客带的奶粉超过1.8公斤就是犯罪,要被检控。内地的人越来越怕孩子吃的东西有毒,很多广东居民,周末跑到香港买酱油、米、醋,问为什么你们连这些东西都跑到香港买,他说内地很多东西吃得不放心,怕有毒。环境污染把各种有害物质渗透进人的身体,这样的担忧害怕更是各地大众的每日话题。
    
    
      第四,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怕蒙”,这跟教育的普及有关系,初中基本不收学费了,高中和大学也更普及。除了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老百姓的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官方宣传的东西,讲的是不是符合事实,现在的人不会像以前那样,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政府说我们这里空气非常干净,老百姓就说我家里买了设备,一测就测出来了,中国人有了替代的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是IT技术的普及,现在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有5亿多了,手机的功能非常丰富,可以读报看视屏。中国懂外语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公民出境出国旅游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12年全年国内居民出境旅游的人次超过了8300万,相当于一个德国的人口。出境出国旅游不仅仅是玩,其他国家、地区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交通、教育、宗教、艺术,统统都可以感受到。除此之外,现在炒股、做买卖都越来越追求信息的快速和真实,因为信息不快不真就会导致做出严重损害自己利益的选择和决定,所以“怕蒙”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发生的五个“化”
    
    
      国人从“四不怕”向“四怕”的转变,这是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来总结。如果用比较学术性的话来总结,那就是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中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五化”,而且速度相当快。
    
    
      第一是工业化,197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活动中70%以上是跟农业有关,现在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农业。
    
    
      第二是城镇化,因为经济活动中直接务农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村进城打工谋生,还带着家庭进城接受教育。当然中国有个户籍制度,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已经很早就城镇化了,只是还没解决身份问题。中国城镇化的比例是35%左右,实际上城镇居住人口超过了51%。
    
    
      第三是中产化,从社会科学分析,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越来越多的人从中产的下层向中层迈进。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提过这样的观点:一个社会要稳定繁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社会里大部分人是有财产的,不是非常赤贫的,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建立比较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中产化是非常综合性的指标。
    
    
      第四是信息化。过去这些年来信息的产生、提供、传播、使用越来越快、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主动收集和鉴别信息的能力和手段,越来越有能力对各类信息做出广泛的运用。
    
    
      第五是全球化,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最早的全球化是贸易出口带动、吸收外资,这个过程启动之后就牵涉到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信息、法律、观念、生活方式、管理方法,甚至是政府的作为、对官员的期待等等。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在全球的视野里判断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环境、生活品质、人权等,越来越在全球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和价值判断。
    
    
      刚才我所说的“五化”是宏观的,如果落实到个人身上,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无意识地在遇到一件事时进行两种比较。一种是纵向比较,拿你自己家这一代和自己家前两三代比,拿这个国家的现在与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比。而更重要的是第二种比较,也就是横向比较,将中国内地和境外国外比较,横比的成分越来越明显。香港警察在路上巡逻时,有的还带着红十字药箱,一看有人晕倒马上就过来实行急救,但是一看内地有些地方,有事警察不来,罚款警察就来了。内地老百姓就在作这种比较。
    
    
      在中国内地里,越来越多人对本国本地区的权力机构、官员、银行、学校等等进行横向比较。也正因此,中国的官员在过去这些年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整改进,在国内可能大家感觉还没有这么明显,我老是国内外两边跑,对中国官员在横比下做出的重要改变还是难以忘掉的。比如,现在中国官员至少在公开场合,跟民众和媒体直接接触时,谨言慎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滥用越来越担心被揭露、被上网、被人肉搜索。“表哥”杨达才在车祸现场满脸微笑,导致他的手表、眼镜等等遭网民人肉搜索,最终落马。掌握权力的人有所畏惧才不至于蛮干胡来。
    
    
      转型的社会“难上加难”
    
    
      最近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火起来了,这是一本值得反复看的书,而且看的每一遍感受都不一样。我读博士时从1985年秋季开始读英文经典版,读过几遍了。这本书最核心的观念是:对政府、对政权来说,一个社会在最坏的时候并不是最难管理的时候;一个社会已经非常先进、非常繁荣的时候,也不是最难管理的时候。最难管理的时候,是从最坏已经走出来,在越来越改正以前的坏、越来越在进步的过程中,那样的社会是最难管理的。托克维尔总结为“民众期待的革命”,因为民众有越来越高的期待、越来越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的改革和进步的目标,这时的社会是最难管理、最容易出事的。
    
    
      如果把我和大家交流的以上的内容,结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观点,可以做一个小的综合性概括,就是一句话:“管理封闭落后的社会难,管理开放进步的社会更难。”这种“难”一小部分是全球中产阶级社会的“共同之难”即发展的共性,一大部分是我们这样体制转型的社会的“难上加难”即深层改革的特性。
    
    
      李克强等领导人几次讲话中都特别讲到未来十多年,到2020-2025年时中国应该在信息化、城镇化等方面迈出更快的步伐。这就意味着我刚才描述的“四怕”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可能还会再多加几“怕”。这就意味着中国各级政府管理者都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大趋势,现在遇到的那些管理上、治理上的挑战、压力和批评等,实际上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进步的趋势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将工作做好。有人试图扭转这个趋势,想把中国至少是把普通老百姓,再从“四怕”的状况往回推,后果则是很可怕的。
    
    
      不管是政府里的管理者,还是公司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学校管理者、机构管理者,只要是处于管理者的位置,都要有这样的意识———要让被管理者越来越从被动的状态进入主动的状态。虽然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都不能完全实现,但这是基本的大方向,要不断地创造条件让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过程的主动参与者。这就是我所说的未来中国十年二十年最重要的社会总体目标。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创造社会条件、文化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
    
    
      在过去30多年来,我们虽然也犯过错误,甚至有过短暂的、局部的倒退,但是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取得了开放性的进步。1978年中国至少有2.5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所谓的绝对贫困线就是说家里各种各样的收入放在一起,都不足以使一家人免除饥饿的恐惧;一年365天至少一大半时间营养不良,家里更没有像样的耐用品,那是很可怕的。现在中国处于比较贫困的人口还有1亿(按照国际上的指标),我们绝对不要低估这个进步,虽然不要满足于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大的进步,是我们又慢慢地回到了国际主流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介入国际文明社会,我们越来越跟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够处于利益分享的地步,虽然还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国家越是国际文明主流的参与者,就越是有利于全体国民的长远利益的保障和推进。
    
    
      现在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上述两个进步的体现。20世纪将梦变成伟大民众运动的就是马丁·路德·金,我每次重听他的演讲《I 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想)都很感动。梦只是一个比喻,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梦就像地平线,只可以一步步地逼近,但是到不了。因为梦是不断延伸、不断升华的。这样永远有更好的梦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更有希望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梦要成为现实,这个过程永远不会有止境,未来的人还会提出更好的梦,都是中国梦的延伸。中国所有的公民,不管民族、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是什么,也不管财富有多少,都应该能够分享有中国梦的基本要素,越来越达成普遍共识。为了使这个梦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在漫长的过程中,要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从“被”的状态中释放出来,不应该有太多的“被满意、被幸福、被自豪、被代表”。满意必须让公民自己讲,幸福必须是人民自己讲,自豪必须让每一个中国公民走到国际上都能够很真诚地表达出来。更重要的,不能老是“被代表”,要让民众一步步地选择自己的代表。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才能够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具体的贡献。
    
    来源: 南方都市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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